“這一次請伍署長過來是爲了能夠在全國的衛生事業上面做一點事情。”陸裕光一說完就直盯盯的看着伍連德，他雖然通過一些資料對伍連德有一些瞭解，但是畢竟還不瞭解這個人，而且和歷史上有名的那些人不同，伍連德的名氣並不是很大，所以陸裕光纔會這樣看着伍連德。
“元首客氣了，作爲衛生署署長，我有責任去處理這個疫病問題，不過就是不知道說的具體是什麼？”伍連德已經實現知道對方說的是什麼了，畢竟衛生事業現在的中國除了疫病之外在沒有其他的了，因此他纔會這樣說。
“這件事情不急還非你不可，我在西南建了好幾個‘藥’廠，這幾個‘藥’廠現在都在生產各種‘藥’物，這一次打算讓你去西南檢查一些‘藥’品的生產情況，另外對幾種防疫‘藥’物要重視起來，最後一點就是我在西南有一批很重要的‘藥’物，你將這些‘藥’物和防疫的‘藥’物一起運到京城，不過千萬別讓人知道這批‘藥’物，只在明面上說是防疫的‘藥’物就行了。”陸裕光囑咐道，他通過這件事情來試探一下伍連德，因爲他現在要知道這個伍連德能不能爲他所用，人品如何，雖然他知道他的一些事蹟，但到底是親身經歷的才能夠去信任，當然這批‘藥’物雖然需要有一定的隱秘‘性’，不過讓人知道了也沒有什麼事情，畢竟他現在已經在管過範圍內當政了。
“好，我一定完成任務，另外我還想要開辦幾家醫學學校。您知道，現在我們國家嫉妒缺乏醫生，和其他的國家比起來我們這裡的衛生事業是很差勁的，所以我希望能夠開辦幾家不要學費的醫學學院，這樣我們可以自己培養出一大批的醫生，當然我說的是西醫，至於中醫現在的情況來看，中醫雖然治本，但是需要的時間太長，而且成本很高，不適合普通人看病，所以我纔想要開辦幾家學校。”伍連德說道。
聽到伍連德的話，陸裕光的眼前突然一亮，因爲他猛然想到了自己竟然忽視了這個問題，想在被提起來真是太好了，雖然伍連德的意思是要錢，但是陸裕光並沒有想要反駁他，因爲他知道這對於中國的衛生事業來說是一件大事，他記得在前世常聽人們說衛生教育事業，看來這衛生還排在教育的前面，只不過陸裕光一直以來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他雖然讓西南的‘藥’廠生產了一批專‘門’用於槍傷的‘藥’品，但是他一直以來都認爲醫生只要從民間招就可以了，但是現在想想還是自己想事情想的有些淺薄了。
“嗯，回頭我給你撥上三百萬，你先開幾所學校，如果效果好，那麼以後接着，如果效果不好，那就算了。”陸裕光估計說道，他這是爲了刺‘激’伍連德，讓她更好的完成這個任務。
“好，我絕對不負衆望。”伍連德對於這筆錢有些吃驚，原本他以爲陸裕光能夠給他一百萬就算不錯了，但是現在看來陸裕光要比袁世凱更加重視衛生事業。
他們之所以來找陸裕光要錢，是因爲他們知道現在國家的國庫裡基本上沒有錢了，所有的錢都是陸裕光個人的，因此現在雖然有一些對陸裕光說一些風涼話，但是他們並沒有真的想要將陸裕光趕走，畢竟現在除了西南沒有別的勢力能夠支持這個國家的運轉了，至於孫中山，他更不會踩這個雷了，畢竟他當初之所以那麼痛快的讓出臨時大總統的位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沒有錢了。
自從陸裕光的還是降世之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凡是和西南有關的勢力，都開始住一個南寧了，要知道有子嗣和無子嗣是有着很大的區別的，在一些老一輩人的眼中，子嗣的意義很重大，以前的時候休妻可是有一條就是三年無嗣。
所以在得知陸裕光有了後代之後，那些老一輩的人們開始對陸裕光的政權比較信服了，畢竟這代表陸裕光的兒子如果能夠養大，那麼這個政權倒塌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雖然現在已經是民國時代了，但是在大多數人們的印象中，子繼父業是很正常的，而且和袁世凱不同的是陸裕光的兒子出生的時間是陸裕光問鼎全國之後纔有的，也就是說相當於陸裕光當上了皇帝然後纔有的孩子，和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不同，陸裕光如果能夠活很長一段時間，那麼基本上這個天下就是陸家的了，畢竟陸裕光也是從他的父親陸榮廷的手中接過來的權利。
山西平遙
“怎麼樣，我們究竟聽不聽這個新任元首的話？他這一次會不會是一場鴻‘門’宴？”一位老者坐在椅子上對其他幾個人說道，他們都是山西平遙、太谷、祁縣三地的大商人，也是晉商的領頭人物。
晉商文化，山西晉中地區歷史上以物阜天成、人傑地靈而著稱，在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上，馳騁華夏的晉商令國人矚目，以平遙、太谷、祁縣爲代表的商貿金融前驅，舉商貿大業，奪金融之聲，票號匯天下，稱雄數百年，創造了亙古未有的世紀‘性’繁榮。晉商是中國最早的商人，其歷史可遠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明清兩代是晉商的鼎盛時期，晉商成爲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晉商之家族不同於一般官紳家族，它是具有商業烙印特徵的中國傳統文化家族。不過這些年晉商已經慢慢的開始不行了。
晉商最活躍的時候是明代末期和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阪、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當時中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
舊時曾有人說：“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們的足跡遍佈大江南北，他們在商界以羣體的形式活躍五個多世紀，經營範圍十分廣泛，上至綢緞，下至蔥蒜，他們在清初即創建中國最早的銀行———錢莊，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
清朝雍正五年清政fǔ和俄國政fǔ確定把庫倫附近之恰克圖作爲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爲大宗，其業務皆爲晉幫商人所壟斷。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可以說這個時候晉商已經是鼎盛時期了。
不過晉商的衰弱，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fǔ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fǔ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門’g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的通商權。同治元年，俄國政fǔ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俄國政fǔ又強迫清政fǔ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徵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咸豐十一年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着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後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洲，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於清政fǔ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並且要付數倍於俄商的厘金稅收，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fǔ，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闢張家口爲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fǔ擔心被俄國闢爲商埠和設領事後，危及京都安全和對‘門’g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闢張家口爲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fǔ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爲‘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藉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佔上風，說明晉商確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商界勁旅。如果不是清政fǔ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同治十一二年，晉商爲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fǔ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這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氣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光緒三十一年，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爲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爲了打開銷路，又採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後，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餘兩。晉商爲了挽回損失，呈清清政fǔ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fǔ，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俄國政fǔ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徵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傑設立晉豐公司，誰備開採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後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fǔ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英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採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佔山開礦，查禁民窯，霸佔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鬥爭中，晉商積極參與，並舉行了罷市活動。光緒三十二年，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鬥爭，把爭回礦權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面對山西人民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採煤礦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爲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爲‘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後以訛詐贖礦銀??275萬兩爲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於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餘，爲了不失信於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藉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託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晉商渠本翹爲了確保利權，又於光緒三十三年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並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採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800萬兩，實際集股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爲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資本銀，挪還票號。這使他們遭受了很大的損失。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光緒二十九年，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鹿鍾霖爲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並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玉’試。但山西票號爲**制，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於逐漸沒落的山西商人來說，這一次陸裕光的邀請讓他們有一些‘迷’‘惑’了，爲了能夠加快速度建設這個國家，陸裕光向各地的大商號都發出了通知，而他們晉商在得到這個消息之後，也都放下了以前的仇怨，開始在這個地方平遙商議事情了。
“各位東家，我覺得這一次應該不是什麼陷阱，這陸裕光的名聲雖然不是很大，但是但是他的部隊來到我們祁縣、太谷、平遙可沒有像閻錫山那樣勒索，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是一個奇蹟，要知道這個陸裕光可是有很大的野心的，我們晉商之前之所以屢屢失敗還不是因爲國家比別人的弱，而後我們的實力有不足嗎，這一次我們只要能夠說不定可以憑藉着陸裕光的銳氣，來達到我們的目的。”作爲山西祁縣喬家掌‘門’人的喬映霞說道，他對於新政比較擁護，他奉信天主，仰慕西方文明。民國以後，對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更是擁護，並加入了同盟會。他在祁縣積極倡導興辦教育，破除‘迷’信，剪辮子、放足，且身體力行，親自領人在喬家堡村改廟宇做學堂。民國二年農曆五月十三日城內趕廟會，他拉着狼狗，見人就剪辮子。九汲村的段步洋、趙富貴、範有元三人進城趕會，在城內碰上成義子，嚇得躲進字號家，鑽在欄櫃底，還被拉出剪了辮子。因此他屬於山西商人當中新派的代表。
“我們在這裡議事又有什麼用呢，我相信你們也看到了西南軍隊的強大，現在他們沒有‘逼’迫我們是給我們面子，如果我們不要這個面子，那到時候迎接我們的就是槍炮了，要知道一個小小的閻錫山就能讓我們吃了一個大虧，更何況現在的陸裕光的呢，他現在佔據整個國家，邀請的也不僅僅是我們晉商，我們又發什麼愁呢，記好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十大商幫之首了。”這裡邊資格最老的祁縣商人渠本翹說道，晉商從頂峰倒衰落他是一路走過來的，而且他還是官、商、紳三種關係的結合，所以他在山西商人中的威望很高。
如此同時接到陸裕光的邀請函想要振興的還有徽商，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極爲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爲豐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年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爲商人在產鹽地區納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爲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不禁止官僚家屬。“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託鉅款，代爲營運，分得潤餘。”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幾年之間，不僅使過去虧欠商人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爲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爲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儘管曹振鏞這樣說，但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清咸豐三年，戶部佔‘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爲要想鈔法行得通，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弈許採用，反以爲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後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厘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爲能的徽商，賺錢也不像過去那樣容易了。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品，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衝擊。同時，隨着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爲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爲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
徽商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紅頂商人胡雪巖，徽商由於同政治聯繫比較緊密，所以他們在對外上面卻沒有晉商團結。對於他們來說振興徽商並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能夠讓自己發財纔是真諦，這也是爲什麼山西商人經常互相搭臺，而徽商卻相互拆臺的原因。
歙縣汪家
“各位，這一次請大家過來的原因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吧？”汪家族長對這周圍的幾個人問道，他邀請的這幾個都是徽商的大家族，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是比較緊密的。
“我們吳家這一次也收到了他們發過來的邀請函，不過這一次我總覺得心裡沒底，雖然我對這個年輕人比較好奇，但是我卻知道這個人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這一次接收倪嗣沖的部隊，聽說光是殺掉鬧事的降兵就有好幾千人，我希望各位還是謹慎一點。”吳氏家族的族長說道，他和倪嗣沖的部隊聯繫比較多，所以對這個情況也比較瞭解。
“自從胡公和外國人商戰失敗之後，我們徽商就再也沒有起來過，現在安徽的生意多數都是英國人給壟斷起來了，這對於我們可是不利呀，在這樣下去用不了幾年我們就要默默地消散了，而且現在據說江浙一帶開始出現了一批新式商人，他們的攻擊‘性’太強了，我怕最後我們會頂不住。”江氏家族的族長說道，他對這個情況很頭疼，對於振興徽商，他敢肯定這裡面沒有幾個是真心的，但是對於把外國人擠出去，他還是很有興趣的。
“你能確定這個陸裕光敢打英國人的主意？”朱氏家族的族長問道。
“我和西南的商人做過生意，他們那裡基本上除了德國人在沒有其他國家的人了，而且他們那裡最難得的是德國人的生意基本上都需要找中國的代理公司，或者是當地的政fǔ直接按照合理的價格購買了，然後再通過政fǔ給賣出去，這樣就避免了中國商人和德國商人的矛盾。我看說不定到時候他在安徽也來這麼一招，這樣我們就你不用發愁了。”鮑氏家族的人說道，其實他不知道，陸裕光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壓低價格。
“那好，我們就去見見這個人吧。”
除了即將沒落的商幫，這一次陸裕光還邀請了正紅火的‘洞’庭商幫，‘洞’庭山人的從商活動，早在北宋元豐年間就已開始，但真正成爲一個商人集團，是到明中葉以後東山大商人王惟貞，是王彥祥第三子。其一脈後來出了一個歷明憲、孝、武三朝，官至內閣大學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這個山中宰相的祖輩，深諳積著之術，善於理財，從而打下了王氏家業的基礎。翁篷，字文夫，號少山。世居東山。明代時，翁籩客於“百貨之湊，河濟海岱間一都會”的清源，招徠四方商賈，南北轉轂，四處販運。數年經營，名聲漸響，以至“聞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一個販布的商人，名聲大到不是他的布，人們就不買來做衣做被的地步，足可見他商業上的成功。這樣的朝廷名宦權臣竟爲他這個商人作傳，由此亦可見他當時的名聲與影響了。與“翁百萬”同時的還有一個許氏許衝宇，也是一個善於治產居積的大商人。當時東山有“言富者，必首稱翁、許”之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昔日的翁百萬，謝世以後，家產雲散水流。後代人最後竟把他的墓上之物都‘弄’下來賣了。東山那座建於近代的雕刻大樓，在它的‘花’園大‘門’邊牆上，鑲嵌着一塊圓形的磚雕。磚雕上雕刻着一條造型頗爲生動的雲中之龍.一副祥瑞的樣子。這塊叫做“停雲隴”的磚雕，乃是翁百萬的墓上之物。昔日負責造雕刻樓的的東山富戶金植之，有人欺他家是個沒什麼根基的暴發戶，於是將這塊墓上之物買來送他，本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金氏孤陋寡聞，將不該用於宅院的墳墓之物，嵌於‘花’園邊牆，在這名冠江南的雕‘花’樓旁貽人之一笑柄矣!然而，翁氏後裔衰落潦倒到將乃祖墓塋之物取下出售的地步，卻也使人感慨良多。翁許貲雄，席氏繼興。明代的席氏左右源爲後世打下經商基業，到了清代康熙南巡、巡幸東山時，席氏家族的席啓寓已是以地方紳士代表的身份迎駕，充分地去沐浴皇恩了。不僅如此，更使席家感到皇恩浩‘蕩’、光宗耀祖的是，皇上駕臨東山竟是駐蹕於他們席家的東園呢!??19世紀後半葉太平天國攻佔南京、蘇州等地，江南震‘蕩’，東西山人頓失經濟的地盤和依託，於是羣趨滬江。由於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國內的其它商幫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幫卻在上海灘上實現了它的近代轉型—紛紛佔據外國洋行和銀行買辦的職位。
席氏鼎盛時期的代表就是席正甫，1838年出生於蘇州‘洞’庭東山的一戶大戶人家。其父席品方去世後，家境衰落，1857年太平軍戰事發生後，席正甫從蘇州來到上海，在同鄉所設小錢莊當學徒。1860年他自開了一家錢莊，1866年當上了英商匯豐銀行的跑街。1874年,席正甫代表匯豐銀行買辦王槐山與清政fǔ商談福建臺灣海防借款事宜，最後，匯豐銀行以比當時高得多的利息，借給清政fǔ200萬兩10年期借款。這筆貸款的成功，開創了匯豐銀行政治貸款的先例，將該行從財務窘境中解脫了出來，也使席正甫從此得勢，既當上了匯豐銀行買辦，又受到清朝大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等的賞識。爲了獲得鉅額貸款，他們爭相拉攏席正甫，李鴻章還特意上書朝廷，替他保薦官職，席正甫接受了二品銜紅頂‘花’翎，又捐了道臺一職。但他做官僅僅是爲了擡高身價，並未赴京就任實職，他借與清廷的關係和匯豐銀行買辦的身份，左右逢源，得到了極大的好處。從1874~1890年，清政fǔ向匯豐銀行借款17筆，絕大多數是由席正甫一手經辦，他由此得到了大量佣金，而匯豐銀行通過席正甫的上下溝通，業務也蒸蒸日上，爲此對他優渥有加。19世紀80年代，匯豐銀行某大班在買辦擔保一事上與席正甫發生衝突，席正甫一氣之下辭職，匯豐銀行總行堅決不允，不僅專‘門’來信挽留，還撤換了該名大班，使席正甫穩坐買辦‘交’椅長達30年之久。席正甫在長達數十年的買辦生涯中聚集了大量財產，除投資經營金融業外，還在浦東、南京路、鳳陽路一帶購置了衆多的房產。當時上海錢莊爲了獲得流動資金，常常向外商銀行借款，再用這部分錢放高利貸，貸給大大小小的商號以獲取利潤，由於席正甫掌管了匯豐銀行借款的簽字蓋章權，成爲當時銀錢業炙手可熱的大紅人，幾乎所有的錢莊都要求他加入股本，或聘用他介紹的人當助手。同時，席正甫廣泛投資和銀行業務有聯繫的錢業、銀樓、典當、金號。1887年，席正甫與嚴蘭卿合資開設了協升錢莊，他還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介紹親友、熟人進入衆多的外商銀行，他的一些親屬還擔任了洋行買辦，致使席氏家族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上海灘成爲風雲一時的買辦世家。當時外商在上海開設的大小銀行34家，其中17家由席氏家族擔任買辦，佔據了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位置，這在近代中國獨一無二。
雖然現在席正甫去世了，但是現在掌管席家的是他的兒子席立功，他們在接到消息之後的反應和之前的那幾個商幫完全不同，他在接到消息之後和山上幫的幾個大家族裡面的人一匯合，然後就決定啓程去京城，畢竟他們這些經常接觸外面事物的人要比其他人更加的敏感一些，因此他們能夠判斷出，陸裕光這一次邀請他們應該是一個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