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總統，我們陸軍軍費現在越來越少，如果這樣下去，那麼我們的士兵說不準就會鬧兵變。”在袁世凱的書房，一身戎裝的段祺瑞向袁世凱稟告道，他已經從湖北迴來了，準確的說是袁世凱將他從湖北給調了回來，一方面是爲了不過分刺‘激’西南的陸家，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限制段祺瑞的權利。
依靠軍隊起家的袁世凱可是比誰都重視軍隊，因爲軍隊是他的統治之本，如果軍隊不穩，那麼自己的統治力量也就不行了，當然在這情況下西南的事情最爲明顯。
自從袁克定回來之後，陝西的張雲山就開始鬧了起來，張雲山對於陸建章進入陝西的行爲很不滿，但是之前他的實力弱小，所以也只能夠吃啞巴虧，但是現在他竟然敢直接反對自己，這說明他背後有勢力支持，能夠支持張雲山的無非就是兩種勢力，第一就是國民黨，雖然國民黨敗了，但是國民黨在全國的勢力還是很強大的，第二就是西南陸家，西南陸家自從南北戰爭之後實力就急劇膨脹，自己現在只是穩住了他，但是說不準什麼時候他們就冒了出來。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現在財政部也沒有什麼錢，你也是知道的我們的底子本來就薄，再加上每年還要給清室的錢，我們現在處於經濟困頓期呀。”袁世凱說道，他現在是真的缺錢，前一次借款因爲國民黨的原因並沒有成功，但是現在的事情是不借不行了。
“大總統，我聽說西南建設銀行現在很有錢，而且還在我們北京、上海、青島、南京、廣州等地都建立了分行，我們是不是讓他們向中央解繳一部分稅銀呀？”段祺瑞問道，其實他的意思就是想要問問袁世凱是不是從陸家那裡拿點錢，畢竟現在國庫空虛。更重要的是段祺瑞想要西南和袁世凱因爲這個問題‘交’惡，這樣袁世凱就必須更加依靠自己這羣北洋元老了，對於這一段時間袁世凱的疏遠，段祺瑞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纔會這樣說。
“不行，這樣會把西南‘逼’急的，看來我們還是要大借款了，上一次進行的善後大借款並沒有成功，但是這一次我們必須要借錢了，看來還是要和列強的銀行團進行合作呀。”袁世凱感嘆道。
這個大借款可是又來已久了，當初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fǔ時，曾向日本方面接洽借款，經過英國向日本‘交’涉，這筆借款就被打消了。當然，列強也沒有借錢給清政fǔ，南方和北方大家都沒有錢，也就別打仗了，和平妥協也就順理成章。
南北和談成功後，清帝退位，但民國政fǔ仍然沒有錢。由於不僅需要給付滿清舊室錢，成立新政fǔ也需要錢，所以就必須向銀行團接洽借款。
前清的時候，英、法、德、美四國組有四國銀行團，以壟斷對華貸款。列強爲了在華的共同利益，四國正在和俄、日兩國接洽，組成六國銀行團。俄國外‘交’當局認爲，爲了國家利益，俄國的銀行不應該爲了銀行的利益損害國家利益，不贊成俄國銀行與四國銀行團競爭對華借款。英國外‘交’當局認爲，要運用金融手段幫助中國克服“無政fǔ”狀態，而對中國局勢施加影響的方法，就是控制中國的國庫。中國還欠着列強一大筆錢，先別說借不借錢給中國，要不要中國還債，主動權也在列強手裡。中國政fǔ只有借錢，才能還債。
這是當時中國財政的破產狀況。列強正在商量組成六國銀行團，把對華貸款的決定權控制在六國公使手裡。貸款的‘性’質完全是政治‘性’的。以英國爲首的列強，一方面希望中國政局趨於平穩，一方面又不願意看到中國強大起來。因此，借款的動機只是幫助袁世凱穩定政局，決不讓中國政fǔ借錢來發展經濟，俄國人更不願意看到中國政fǔ把借來的錢用在對付俄國在外‘門’g的擴張活動。
最早負責借款事宜的唐紹儀在革命意識高漲的形勢下，力圖貫徹與前清不同的政策，謀求國家的富強。新政權總該有新意識、新氣象。他在和西方銀行家接洽時，就按照國際慣例，利用外國銀行之間的競爭，來爭取條件優惠的借款，誰的條件優惠，我就向誰借錢，希望打破四國銀行團對華借款的壟斷地位。他一方面與華比銀行談判1000萬英鎊借款，一方面又與四國銀行團秘密商談。清政fǔ向四國銀行團借有一筆1000萬英鎊的幣制實業借款，革命後停止支付，他希望銀行團繼續支付。但考慮到1000萬英鎊難以滿足中國方面財政善後的需要，因此，希望有一筆鉅額的60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這筆借款數量很大，折成銀元大約是6億元，如以今天的1銀元約合人民幣70元計算，就是420億。當時中國是個貧困的農業國，前清中央政fǔ一年的財政收入也不到2億銀元，一筆借款就相當於三四年的財政收入。
原來，在唐紹儀的計劃中，這筆借款不僅用於還清以前的借款和政fǔ財政需要，而且還要包括新政fǔ經濟建設的費用。畢竟民國纔剛剛成立，南京和北京雙方都信任自己，所以自己要做點令人振奮的事情。但是，大借款談判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中國政fǔ的財政需要迫在眉睫。於是，銀行團同意在陽曆3月份內先提供700萬兩銀子的墊款，主要是供給南京臨時政fǔ遣散軍隊和償還債務之用。但墊款是袁世凱接洽的，由袁世凱於2月27日通知南京臨時政fǔ財政總長在上海向四國銀行提用。第二天就‘交’付了200萬兩。北京發生兵變後，銀行團藉口局勢不穩，沒有繼續支付，同時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要袁世凱保證除了銀行團以外，不接洽任何重要借款。唐紹儀本來就對四國銀行團的壟斷深感厭惡，現在又背信不繼續付款，就向銀行團聲明：“中國此後借款，皆自有選擇之權。”
西方國家在彼此之間有一套市場經濟規則，但對付中國卻是搞壟斷和政治控制。當然陸裕光的借款並不在這個範圍之內，他是通過地方武裝或者說個人的名義向德國政fǔ借的錢，而不是從銀行借的錢，當然即使是從德國銀行借的錢，那麼別人也沒有辦法，因爲西南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區。不過袁世凱爲了獲得經費，於3月9日以信函方式，接受了銀行團的要求，信中說：“鑑於四國銀行團在目前緊急關頭所給予中國的援助，及其在外國市場上支持中國信用的貢獻，中國政fǔ向四國銀行團保證，如條件與其他方面的條件同樣有利，銀行團有承辦大規模的善後借款的選擇權。”當天，銀行團向北京政fǔ‘交’付了110萬兩。儘管有此函約，中國政fǔ仍然與華比銀行於3月14日達成一筆100萬英鎊的借款合同，這筆借款經南北兩總統覈准，南京參議院通過。但是這個情況也引來了更大的麻煩。
華比銀行借款的成立，打破了四國銀行團的壟斷，影響到列強對華政策。3月25日，四國公使晉見袁世凱，對華比借款提出抗議。袁世凱把責任推到了唐紹儀身上，扮演起調停人的角‘色’。列強向唐紹儀施加了強大的壓力，迫使負責借款的唐紹儀回京後向四國公使道歉，並且被迫取消了續後的華比借款。四國公使一方面口頭上同意向中國政fǔ貸款，一方面提出了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在革命後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下，唐紹儀在和銀行團談判時斷然拒絕了監督中國財政的無理要求，談判陷入僵局。
唐紹儀和袁世凱的借款方針發生了分歧，同時，銀行團也揚言如果不換唐紹儀，就不向中國政fǔ貸款。這時候財政總長熊希齡於5月3日到達北京上任，爲了打破僵局，北洋政fǔ向銀行團聲明，以後談判不再通過借款特使，而是由財政總長負責。5月7日起，熊希齡就接手與銀行團談判。
在北洋政fǔ與美、英、德、法四國銀行團商議善後大借款後，四國銀行團又添入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和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於是六國銀行團正式成立，並以六國銀行團名義向中國提出善後大借款必須以監督中國財政爲必要條件；??次日，財政總長熊希齡等人表示六國借款條件太苛刻拒絕接受；最後熊希齡向政fǔ辭職，而袁世凱批准熊希齡等人辭職；善後大借款談判中止；當新任財政總長周學熙重與六國銀行團商議借款條件後，南北戰爭爆發。
其實這種真正也爲北京政fǔ減去了很大的壓力，因爲當初借款的一個大目的就是爲了將南京的軍隊解散，畢竟那些軍隊基本上都是流民，常年這樣聚集在南京是很危險的，但是當南北戰爭一爆發，那麼這些東西全都不存在了，於是北京政fǔ的壓力也就大大的減輕了，而大借款也就不再那麼迫切了，而且現在的國際局勢日益緊張，借錢的問題也就慢慢的停了下來。
不過停止並不是結束，在解決了南北真正問題之後，這些問題就緊接着出來了，由於沒有得到多少借款，所以這些問題的出現，又再次讓袁世凱陷入了焦急之中。
於是袁世凱無奈，只能夠再次借款，對此袁世凱派特使徐世昌、外‘交’總長陸徵祥、財政總長周學熙爲全權代表，在北京匯豐銀行大樓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作最後的談判，簽署了2500萬英鎊的《中國政fǔ善後借款合同》。合同21款，另有7個附件，2個附表。規定：借款總額爲2500萬英鎊，年息5釐，期限47年；債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淨收入2100萬英鎊。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償還到期的庚子賠款和各種外債、遣散各省軍隊、抵充政fǔ行政費外，僅餘760萬英鎊，而到期歸還本息竟達6789萬英鎊。借款以中國鹽稅、海關稅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fǔ稅項爲擔保。特別條件是：今後未經銀行團允許，不得向他國借債；由外國人蔘加鹽稅徵收，在審計處設華、洋稽覈員，凡關於借款款項之領款單須有華、洋稽覈員會同審覈，簽押後方可提款；中國政fǔ在北京設立鹽務署，由中國總辦1員、洋人會辦1員主管；各產鹽區設稽覈分所，設中國經理、洋人協理各一員，共同擔負徵收存儲鹽務收入之責任：人員的任免，由華洋總辦、會辦會同定奪；鹽區之鹽納稅後，須經華洋經理、協理會同簽字後方可放行；鹽務進款存於指定銀行，非有總辦、會辦會同簽字的憑證不得提用。
借款總額爲2500萬英鎊，年息5釐，期限47年；債券9折出售，八四實收，扣除6％的佣金，淨收入2100萬英鎊。借款指定用途，扣除償還到期的庚子賠款和各種外債、遣散各省軍隊、抵充政fǔ行政費外，僅餘760萬英鎊，而到期歸還本息竟達6789萬英鎊。借款以中國鹽稅、海關稅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fǔ稅項爲擔保。
對於這次的大借款，最滿意的不是袁世凱而是列強，他們又一次通過財政控制了中國，以英、法、德、俄、美、日六國爲代表的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擁有巨大的政治、經濟勢力，在相當程度上主宰着中國的命運。隨着中國內部局勢趨於明朗，列強之間也在調整立場，爲鞏固既得侵略權益，他們通過大量的資金從而控制中國的對外政策和內部的問題。
英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列強中，居於主導地位。在中國的總投資爲225，566萬美元，其中英國爲66，459萬美元，佔29.4％。英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即長江中下游流域，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爲發達的地區。巨大的經濟利益決定了英國的對華政策是儘可能避免使中國陷於動‘亂’局面，而維持相對的穩定，這樣纔有助於鞏固英國的既得利益。英國老牌侵華分子濮蘭德說：“英國在中國有兩種利益——國民的利益，它依賴於保護並擴張我國的商業；帝國的利益，它依賴於維持現狀並保衛我們作爲亞洲強國的地位。爲了促進這兩種利益，必須在北京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集權政fǔ。”這段話可以說是對英國政策出發點的高度總結。另一個在英國對華政策中不能不考慮的重要因素是歐洲局勢。1911—1913年間，先後爆發了摩洛哥危機、意土戰爭、兩次巴爾幹戰爭，歐洲局勢日漸緊張，兩大對峙着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戰爭迫在眉睫，此時英國無力過多顧及東方問題，維持中國的相對穩定局面也就是必須的了。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在中國扶持能夠控制局面的代理人，而袁世凱則適逢其選。英國把袁世凱視爲能夠穩定中國局勢，進而維護大英帝國利益的唯一代表。英國在國際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又使它的對華政策不能不影響到其它國家的態度。可以說讓袁世凱借到這筆錢，英國是最高興的，因爲他們可以通過袁世凱在中國獲得更大的利益。
“他們這次借了款之後，估計就要大肆的擴軍了，通知下去我們最近要低調一點，偷偷的擴軍，擴軍之後的事情估計就是要收拾我們這些不聽話的人了。”陸裕光自言自語道，而他身邊的人則急匆匆的走了出去。
陸裕光又放下了手中的報紙繼續聽起了音樂，而他的思想也慢慢的進入了北京，開始思考這個事情對京城引來的變化。
“報告總司令，四川急電。”一名副官模樣的人夾着文件走了進來。
“念”陸裕光說道。
“是，電報內容：一年辛苦，石油出土。”副官說道。
“好，真是太好了。”陸裕光聽到這個消息高興的叫了起來，至於剛纔看到的那些大借款的事情已經被他忘於腦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