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國語》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國別史。關於它的作者，歷史上多有爭議。唐宋以前，人們都認爲是與孔子同時代的左丘明所著。如西漢時的司馬遷、東漢的班固、吳國的韋昭、唐朝的劉知幾等都持此說。按照他們的說法，我們可以得知《國語》的成書經過爲：孔子作《春秋》後，左丘明爲之作傳，即《春秋左氏傳》。後來，左丘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盡”，根據傳注《春秋》時所剩材料，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編著了一本《國語》。故《國語》又被稱爲《春秋外傳》，《春秋左氏傳》被稱爲《春秋內傳》。然而，唐宋以後很多學者對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一事提出異議，現代學者中也有人認爲《國語》是在戰國初年編輯而成，作者有待進一步考證。
《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都記載《國語》爲21卷，與今本相同。其體例是分國記載，有《周語》3卷、《魯語》2卷、《齊語》1卷、《晉書》9卷、《鄭語》1卷、《楚語》2卷、《吳語》1卷、《越語》2卷。
《國語》記載史實的時間，上起西周周穆王徵犬戎(約公元前976年)，下至韓、趙、魏滅智伯，共約500年間的歷史，但《國語》不是編年體，它是以國分類。《國語》中《周語》排在最前面，內容也很豐富，它又和魯、齊、晉、鄭、楚、吳、越並列，所以又不像嚴格意義上的分國史體例。《國語》記載晉國史事最多，內容最豐富，其卷數佔整書的近一半，相比之下，其他國的記載就很簡略了，如《鄭語》，僅記載了桓公與史伯的對話。因此，有人將《國語》稱之爲《晉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國語》與《左傳》之間的關係，有繼承，又有發展。《國語》記事與《左傳》相同者有60餘事，而史實中的細節，又有8事與《左傳》不同，可見所依據的材料並不完全相同。
《左傳》記周王室事蹟很簡略，《國語》則記有穆、恭、厲、幽、宣、襄、定、靈、景、敬10王的大事，爲後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寶貴資料。《左傳》對齊桓公成霸業的歷史記載簡略，《國語》的《齊語》則專記管仲相齊的業績，對後人詳細瞭解齊桓公霸業形成之經過大有裨益。《左傳》對越滅吳的記載略而不詳，《國語》的《越語》則用很大的篇幅，生動詳細地記載了越王勾踐如何忍辱負重，發憤圖強，最終滅吳的歷史。《左傳》記事，偏重於事件之原委，而《國語》則很注重各國貴族的言論。二者可相互參證，相互補充。總之，《國語》作爲《春秋外傳》，確實可補《春秋內傳》——《左傳》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所以，司馬遷修《史記》時，將《國語》列爲重要的參考書目。
《國語》開創了以國分類的國別史體例，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壽的《三國志》、常璩的《華陽國志》、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都是《國語》體例的發展。
《國語》的寫作風格以記實爲主，注重客觀描寫，它不像《左傳》、《史記》那樣，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場之類的評語，而是通過客觀具體的描述，讓讀者自己去細細品味，揣摩作者的寫作意圖。《國語》的原始資料來源不同，所以其文風也不很統一，通過文風我們可以感覺到多姿多采的各地民風：“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楚多恣放。”(崔述《洙泗考信錄·餘錄》)
《國語》以記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各國貴族言論爲主，通過各有風格、各有特色的語言來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運，記載波瀾壯闊的歷史大事。用語言記史，生動、精練，爲歷代所稱道。《吳語》、《越語》記載吳越兩國鬥爭始末，從吳敗越，越王勾踐卑事吳王夫差，最後終於滅吳，如此大事，包括兩國最高層的謀略，大臣的勸諫，兩國外交、內政、戰爭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過對話來表現的。除表現重大歷史事件外，作者還善於選取一些精彩的言論，用以反映重大社會問題。如《周語》“召公諫弭謗”一節，提出了統治者如何對待民間輿論的問題，對那些霸道，妄圖用高壓手段壓制來自人民的批評的統治者提出了嚴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一著名論斷也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中開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國語》中的《魯語》，記載孔子的言論，含有儒家的思想；《齊語》記管仲談霸術，含有法家思想；《越語》記范蠡尚陰柔，功成身退，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國語》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資料來源。
《國語》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以其縝密、生動、精練、真切的筆法，在歷史散文中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現存最早的《國語》注本，是三國時吳國韋昭的《國語解》，有天聖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聖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國語補音》本，因宋庠字公序，故稱)。另有清代洪亮吉《國語韋昭註疏》、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董增齡《國語正義》及近人徐元誥《國語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國語》點校本，廣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註釋簡明，易於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