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霸權主義與新帝國主義
以美國爲代表的新霸權主義與新帝國主義是對建設和諧世界最大的挑戰。美國一直想保持霸權地位，老布什的“世界新秩序論”，主張美國主導世界，實際上就是要建立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1994年美國提出的《接觸與擴大國家安全戰略》和1999年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將保持美國的世界領導權作爲21世紀安全戰略的基礎，規定了美國建立霸權體系的目標。美國學界及智囊也積極鼓吹“霸權穩定論”，作爲理論基礎。它最早是由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而後代表人物有羅伯特·吉爾平、羅伯特 ·基歐漢等。
他們的研究中也暴露了霸權的本質。基歐漢認爲：“霸權指一國具有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並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爲體的行爲，並操縱國際體系的運作。在經濟領域，霸權意味着對物質資源的控制。”美國學者約翰·伊肯伯裡在其主編的《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一書中認爲，霸權國家擁有“維護有利於自己的機制”的能力。
在今天全球化時代，當代新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徵是，力求經濟控制而非領土佔領，即企圖成爲控制全球政治、經濟秩序的全球帝國而非單一的殖民帝國；策略重心從領土佔領轉變爲以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控制全球的某個地區，並在此基礎上，注重控制全球範圍內的資本積累，即新的經濟侵略方式——新經濟殖民主義，企圖實現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霸權秩序。美國學者麥克爾·哈特在《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新的全球主權形式——帝國。他們認爲，全球化已經造成資本主義的改變，民族國家疆界消失，主權已經擁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國家和超國家的機體構成，這些機體在統治的單一邏輯下整合，“帝國正作爲一種中心出現於世界，它支撐起生產全球化之網”“全球的邊境正轉變爲帝國主權下的開放空間”。
美國積極謀求建立單極霸權秩序，用來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構建以美國的價值觀念、利益爲核心的戰後國際體系，並賦予該體系以合法性。美國學者羅伯特·阿特在其《美國大戰略》中認爲，“美國風格的霸權政策將是一種帝國戰略，它的設計目的不僅是爲美國攫取權力和利潤，而且還讓美國能夠對世界發號施令。……霸權戰略將是一種侵略性的、干涉主義的、單邊主義的改造性戰略”。它同時認爲，“美國從來沒有實施過完整意義上的霸權政策，但自1945年以來，類似的政策出現過4次：冷戰爆發的時候、冷戰即將結束的時候、冷戰剛剛結束的時候，以及邁入21世紀的時候”。
美國的霸權，以及能源安全、世界氣候、環境問題和極端恐怖主義等問題是建設和諧世界的障礙，對和諧世界建設將長期存在着挑戰。這裡只概括說一下美國的霸權對和諧世界建設的挑戰或說阻礙。
（一）干涉他國內政
一是，雙重的人權標準干涉他國人權。美國曆年的“世界人權報告”妄加指責他國，尤其是指責伊朗、阿富汗和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通過《美國的人權紀錄》揭露美國不僅國內人權紀錄十分糟糕，而且是世界許多人權災難的主要根源，指出“長期以來，美國將自己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充當‘世界人權警察’，無視自身存在的嚴重的人權問題，年復一年地發表國別人權報告對別國進行指責，將人權作爲干涉別國內政、醜化別國形象和謀取自己戰略利益的政治工具，暴露了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特別是在全世界人民正遭受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嚴重人權災難的時候，美國政府仍不正視自身存在的嚴重人權問題，而熱衷於譴責別國。我們奉勸美國政府汲取歷史教訓，擺正自己的位置，着力改善自身人權狀況，改正在人權領域的所作所爲”。
二是，在伊朗、朝核問題上。一直想靠施壓、制裁的方式解決伊朗、朝鮮的核問題，反倒使問題搞得更糟糕，並幾度陷於僵局，使國際局勢動盪不安。時任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指出，中方一直主張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維護有關地區的和平穩定，我們主張通過磋商、談判來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併爲此做出了積極努力。
據新華社電，美國《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2010年1月31日分別發自華盛頓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兩則報道同時披露，奧巴馬政府正加速在海灣地區的軍事部署，增加對海灣地區的軍售規模，同時協助提升海灣盟國重要石油設施的防護水平。一系列動作，目標直指伊朗，美國媒體稱之爲美國對伊朗戰略的“緊急轉折點”。據不願公開姓名的美軍官員透露，至少已有4個海灣地區國家已同意美國在其境內部署或升級導彈防禦系統，這四個國家分別爲卡塔爾、阿聯酋、巴林及科威特。伊朗核計劃談判僵持數月無果，奧巴馬政府招數頻頻不靈。《紐約時報》指出，美軍官員對媒體的披露實際是“戰術”，是對伊朗施加壓力的手法。
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烏斯先前提及，美國在海灣國家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內容包括，在每一個接受這一反導系統的國家部署8支“愛國者”導彈編隊，主要防禦短程導彈襲擊。在海灣，美軍“宙斯盾”級驅逐艦已開始全天候巡邏，主要防禦中程導彈襲擊。儘管這兩層防護對遠程導彈無效，但美軍方研究認爲，伊朗要給“流星3”型遠程導彈安裝核彈頭還需花費數年時間。
在朝鮮核問題上，美國一直是以制裁爲主，前些年還把朝鮮劃爲邪惡國家。雖然其中有中國積極主張和斡旋的六方會談，對緩解朝核危機、維護半島的和平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朝鮮核試驗和美國的制裁時常交惡，六方會談中斷。朝鮮半島的局勢時常不穩定，影響了我國的安全利益以及東北亞的安全局勢。尤其近來，由朝中社2016年2月7日提供的照片顯示，朝鮮當天利用運載火箭成功發射“光明星4號”地球觀測衛星。之後，美國宣佈要對朝鮮進行更加嚴厲的制裁。據新華網2016年2月13日電，外交部部長王毅12日在德國慕尼黑接受路透社專訪。在回答關於中國對於朝鮮半島局勢的政策時，王毅表示，作爲半島的近鄰和對半島穩定負有重要責任的國家，中方有幾點必須要堅持。
第一，不管什麼情況下，半島都不能有核，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無論是自己製造，還是引進部署。第二，不能用武力解決問題，那將使半島生戰、生亂，中國不會允許。第三，中國自身的正當國家安全利益必須得到有效維護和保障。
王毅說，我們將繼續與國際社會合作，堅定不移推進半島無核化進程。半島核問題的焦點在美朝雙方。我們願敦促美朝雙方坐下來，談起來，解決彼此合理關切，最終實現大家都希望的目標。在回答美有可能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問題時，王毅表示，我們對美國有可能在韓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動向表示嚴重關切。“薩德”反導系統覆蓋範圍，特別是其X波段雷達監測範圍遠遠超出半島防衛需求，深入亞洲大陸腹地，不僅將直接損害中國的戰略安全利益，也將損害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中國有兩句古話：一句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還有一句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借用半島核問題侵害中國的正當權益。
此外，對古巴進行了半個世紀的經濟封鎖和軍事打擊。雖然2015年7月美國與古巴恢復外交關係，但是，美國還沒有完全解除對古巴的經濟封鎖。
三是，對臺軍售、西藏等問題上。美國對臺灣銷售武器，一直成爲中美關係的陰影，近年來又因美國總統布什、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干涉中國內政，觸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這嚴重違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中美聯合聲明》確定的原則，違背美國政府多次重申的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獨立”的承諾。
（二）製造“中國威脅論”
一是，製造“中國威脅論”。這是冷戰思維在作怪，企圖用遏制中國的發展來阻礙社會主義的發展，這又是以意識形態來劃線的思維在作怪。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認爲，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鼓吹“中國威脅論”，體現了當前美國等西方對華政策的總體思路，既有對華政策的連續性，也有其他方面的現實原因。從連續性方面看，最初的“中國威脅論”來源於美國的“遏制”政策，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出於意識形態上的考慮以各種手段遏制中國的發展，威脅中國的安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面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和國力的增強，美國國內某些反華勢力又開始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各種新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紛紛出現在西方媒體。諸如“中國能源威脅論”“中國商品威脅論”“中國科技威脅論”“中國文化威脅論”“中國軍事威脅論”以及“中國環境威脅論”等，“中國威脅論”的範圍不斷擴大，“遏制”中國的論調不絕於耳。
21世紀隨着中國經濟的不斷髮展，美國對中國強大了是否會挑戰國際體系、取代它成爲世界領導者的地位感到擔憂，其國內的一些反對派的“中國威脅論”的老調重彈，其中也有一些著名學者擔心中國強大了會威脅美國的國家利益。如，全球化理論的著名學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就持此種觀點，“中國真正的長期戰略是趕超歐美國家，並且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30年的歷史將見證中國經歷“中國銷售”——“中國製造”——“中國設計”——“中國夢想”的整個過程。
近來，對中國提倡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有積極呼應的一面，也有消極觀望、等待的一面。2015年10月14日，紐約考夫曼音樂中心座無虛席，美國辯論節目“智慧廣場”（Intelligence Squared U.S.）在這裡舉辦了以“中美是長期敵人嗎”爲題展開的辯論會。雙方論戰激烈，正方認爲中國強大了就會稱霸，就會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因此，中美是長期敵人。這一觀點以美國著名的國際關係理論家米爾斯·海默爲代表，他是美國現實主義的代表，認爲國際體系，第一是個自助系統，第二所有國家都有一定的
攻擊能力。第三與意圖有關，因此各國都極力爭奪權力。他的結論是美國不會容忍競爭對手的出現；反方認爲從長遠來看中美會成爲友好國家，雙方經濟互相依賴，中國發展起來對美國有利，對世界有利。反方代表是澳大利亞第26任總理、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院主席陸克文，他在辯論中說“長期敵人”意味着“雙方無法擺脫敵對身份”，這是極端的語言。在陸克文看來，“中美是長期敵人”這一命題無法涵蓋中美關係的複雜現實。他認爲，中美兩國數任領導人發揮的作用，的確改變了中美關係的未來。因此，陸克文強調：“我的選擇是建設性現實主義，而非進攻性現實主義。承認中美之間存在的現實區別，承認兩國在東海、南海、臺灣、網絡、太空、人權等議題上的分歧，同時也承認兩國在許多領域存在建設性接觸，如朝鮮核問題、反恐問題、全球經濟增長問題等等。雙方假以時日能夠構建政治資本，並有助於應對兩國關係未來中的根本問題。”經過激烈辯論最後認爲“中美不是長期敵人”的一方獲得56%的觀衆和64%的網民支持，這或許表達了美國民衆的心聲。
二是，打壓中國的經濟發展。布哈林通過對帝國主義的研究得出，帝國主義是同現代資本主義緊密結合的，剝削其統治下的居民的世界體系。他認爲世界經濟是通過交換把單個經濟連結起來而形成的，全世界範圍的生產關係和與之相適應的交換關係的體系。國際經濟聯繫的發展，促成了世界範圍的生產關係的體系的發展。他考察到：從1903年到1911年的八年中，國際貿易增長了50%，說明經濟的國際化過程日愈廣闊和深入，各國經濟上相互依賴關係已經形成。“世界資本主義，即世界性的生產體系，現在呈現如下面貌：一方面是少數幾個組織強固的經濟體（‘文明的強國’），另一方面是外圍的半農業或農業體制的不發達國家。”可見，布哈林認爲，當時的世界體系就是由處於中心地位的資本主義強國與處於外圍的半農業或農業國組成。中心生產力水平較高，主要生產附加值高的工業品，外圍生產力水平偏低，主要出口原材料和生產農產品。工業品和農產品的貿易使剩餘價值從邊緣的農業國轉移到中心的工業國，造成兩極的日益分化。這與列寧創立的帝國主義理論中提出的“帝國主義是壟斷資本主義進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體系的理論”中心是同樣的。他們都分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貿易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列寧認爲，金融資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世界經濟各個部分在發展上的差異：“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頭佔統治地位，意味着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於和其餘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
雖然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以美國爲首的金融資本受到嚴重削弱，國際經濟格局呈現多元化趨勢，但在世界貿易體系上，在國際經濟秩序中，對西方資本主義有利的國際體制、國際機制並沒有完全改變，世界貿易中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的狀況依然嚴重。
三是，美國攪入南海問題。近年來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問題上與我們有許多爭議，侵佔我國南海許多島嶼，日本對南海問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美國又以捍衛南海航行自由爲由來插手南海問題，干涉我國對西沙羣島和南沙羣島的開發利用及主權，尤其最近一段時間干涉我國島礁建設。更有甚的是於2015年10月27日，美國海軍“拉森”號驅逐艦未經中國政府允許，非法進入我南沙羣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12海里以內，嚴重侵犯了我國主權。中國外交部向美國提出嚴重抗議。我海軍艦艇和航空兵依法對美艦進行了必要的、合法的、專業的跟蹤、監視和警告。CNN報道引述美國國防官員說，行動獲得了總統奧巴馬的批准，但沒有通知中方。還說，這樣的行動是爲了捍衛航行自由，將定期舉行。既有總統批准，也有國防部長卡特非常明確的表態。對於美派軍艦進入中國島礁臨近海域，包括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在內的菲律賓官員公然叫好，甚至表達出加入美行動的意願。美國軍艦相關行爲威脅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危及島礁人員及設施安全，中方密切關注美國的動態，中國有決心也有能力保衛國家主權和安全。
（三）美國衆多的海外軍事基地，龐大的軍費開支
二戰後，美國的軍事存在幾乎遍及全球，它在世界各地建立的軍事基地曾達5000多個（其中近半數在海外）。冷戰結束後，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美國軍事戰略的調整以及駐在國人民的反對，美軍事基地的數量大大減少。目前美海外軍事基地374個，分佈在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駐軍30萬人；本土基地871個，其中海軍基地242個，空軍基地384個。美軍事基地佈局的主要特點是；以本土基地爲核心，以海外基地爲前沿，點線結合。既重視前沿基地，又重視戰略運輸線上的中間基地以及後方基地。“前沿少量存在，本土重兵機動”。控制戰略要點，扼守海上咽喉。美軍目前控制的海上咽喉包括：阿拉斯加灣、朝鮮海峽、印尼望加錫海峽、巽他海峽、馬六甲海峽、紅海南端曼德海峽、北端蘇伊士運河、地中海與大西洋間的直布羅陀海峽、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古巴以北的佛羅里達海峽、從非洲南端到北美的航道、格陵蘭——冰島——英國航道。從戰略的角度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分佈可劃分爲3個戰略區、14個基地羣。三個戰略區域即歐洲、中東和北非區；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區；南北美洲區。並且，美國北約東擴，在獨聯體國家建導彈防禦體系，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對中國的“C形包圍”，正如空軍上校、中國著名軍事專家戴旭在其力作中描述的那樣。
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15年4月13日發佈的一則統計報告，顯示了2014年世界主要國家的軍費開支情況。根據數據顯示，2014年全球軍費總開支達1.8萬億美元。其中，美國軍費開支爲6100億美元，佔全球軍費總開支的34%。軍費開支前三位的依次是美國、中國和俄羅斯。而軍費開支佔各國GDP百分比最高的前三國家依次是美國、俄羅斯、韓國。
美國在宣佈從伊拉克撤兵後，就以反恐名義向阿富汗大量增兵。阿富汗動盪的局勢並沒有好轉，武裝鬥爭不斷。2010年時任外交部部長楊潔篪在兩會期間答記者問時說到：“中國政府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上合組織關於阿富汗問題的國際會議。我本人先後參加了在土耳其和倫敦舉行的關於阿富汗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會議期間，我有幸與卡爾扎伊總統和阿富汗外長、安全顧問進行了交談，他們都對中國方面所持的立場，給予阿富汗的援助給予高度的評價。與會的各國代表很多都認爲，軍事手段不是解決阿富汗問題的根本出路。”
因此，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與反對霸權息息相關。這一方面要美國放棄“霸權穩定論”的思想，放棄冷戰思維，多做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之事，不做損害他國核心利益，破壞世界和平之事；另一方面就要靠世界的多極化，均勢力量來抵制霸權行徑，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建立國際合作世界新秩序。
二、新干涉主義
近年來，新干涉主義表現爲通過顏色革命扶植親西方的政權，干涉他國內政。進而操縱其價值觀，表現的實質就是顏色革命與文化霸權。
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亞、中東北非以及獨聯體國家接連發生了旨在推翻現政權的“顏色革命”。如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2005年的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伊拉克的紫色革命、黎巴嫩的“香柏”革命；2011年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其所引發的“阿拉伯之春”；2014年烏克蘭的“二次顏色革命”；等等。這些公衆抗議都採用了一種顏色或花朵，作爲一種標識來辨認他們的支持者並代表運動的特徵，故稱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的運動有一個共同點，即都試圖引進 “來自底層的民主”以實現他們所倡導的社會政治轉型。儘管在內容上有所不同，但它們擁有共同的戰略，即在憲法框架內進行大規模的抗議來拓展公衆的政權參與形式：它們被合法化爲“更大的民主”運動。它們的目標都是推翻現任的政治領導人。抗議者通常關注選舉程序。與傳統的政治示威相比，一個新的特點是通過利用現代傳媒技術——移動電話、互聯網和來自本地及外國的媒體幫助，各種事件都得到精心安排。那些支持所謂的民主捍衛者的示威活動，一旦開始，就伴隨着程度不一的大衆性文化活動：搖滾樂和流行音樂，這些活動有助於動員、團結並娛樂普通民衆。
因此，顏色革命表面上推翻的是專制政權，代之以所謂民主政權，實際上是推翻了不聽西方指揮，不受西方看好和支持的政權，建立起的大多是親西方政權。這是以表面上踐行自由、民主、人權，而實際上干涉他國內政的方式來欺騙世界人民，這與西方的文化霸權密切相關，是西方文化霸權的突出表現形式，也是文化霸權作用的結果，具體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顏色革命與外部勢力的干預
這些國家發生“顏色革命”都有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輸出民主戰略。顏色革命得到了外部勢力的干預和支持，通過媒體、互聯網對要發生顏色革命或已經發生顏色革命國家的反對派，以及反對派同盟、受鼓動的民衆以宣傳、聲援和資金的援助。美國從事非暴力抗爭研究的學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從獨裁到民主》宣揚非暴力理論。該書描述了西方給予了顏色革命的國家以道義和資金的支持。《從獨裁到民主》是夏普的代表作，誕生於1993年，被翻譯成了30多種語言，面世不久就被一些追隨者奉爲“顏色革命聖經”。在書中，夏普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的方法，這在顏色革命中發揮了一定作用，有許多種方法被顏色革命的國家所採用。如烏克蘭2004年爆發橙色革命，就採用了《非暴力行動198招》中的招數：旗幟的展示及象徵性的顏色。
“顏色革命”也被稱爲“非暴力革命”。但“顏色革命”並非是一個和平變革，而是通過“非暴力”手段顛覆國
家政權和根本制度，並實現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戰略利益。因此，外部勢力的滲透常常成爲“顏色革命”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
據觀察者網站2015年3月報道，阿卜杜勒哈基姆·貝勒哈吉曾在利比亞領導過一個與基地組織有密切聯繫的武裝組織。由於在2011年推翻卡扎菲的行動中立下過汗馬功勞，貝勒哈吉一度被當成美國的“朋友”。如今，有外媒報道稱，他已經宣佈向伊斯蘭國效忠，其所領導的武裝組織也相應地成爲伊斯蘭國在利比亞的分支。據俄羅斯衛星網消息，在推翻卡扎菲的行動中，他獲得了美國和北約的支持。可嘆的是美國短視扶植和支持一個伊斯蘭組織頭目推翻了卡扎菲，卻得到了其投入了美國以及全人類共同的敵人——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結果。
（二）顏色革命與意識形態主導權的操縱
顏色革命與所在國的意識形態主導權被美國爲首的西方意識形態所操縱，新上臺的政權的外交政策大都轉向了親西方政權。顏色革命並沒有帶來這些國家的真正民主化，而只是一個反對黨派的勢力取代另一個黨派的政治勢力。如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是以要實現民主化爲口號，通過顏色革命上臺的，但執掌政權後實行了更加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常常因爲迫害反對派、遏制媒體自由而遭到批評。2008年，薩卡什維利政權進攻鬧獨立的南奧塞梯的行動失敗，反對派領導人組織了大約2萬人的示威活動，要求 “總統和議會選舉、選舉法改革、媒體自由並釋放政治犯”，格魯吉亞政局再現動盪。
顏色革命的發生使我們看到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通過非軍事手段對獨聯體、中亞國家進行革命輸出的現實。顏色革命是美國對全球實行“民主改造”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如果說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滲透” 使用的是“暴力打壓”的方式，那麼在獨聯體、中亞地區則採取了“和平滲透”的方式。在獨聯體、中亞地區顏色革命的過程中，西方意識形態的輸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再次被作爲改造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武器被運用在了現代國際關係領域。
另外，中亞各國的文化事業，因爲國家投入的急劇減少，在總體上呈現萎縮狀態。不少科研機構陷入癱瘓，一些文化館和博物館等因資金缺乏被迫關閉。文化事業的衰退，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危機和道德危機。中亞各國普遍倡導意識形態多元化，哈薩克斯坦憲法宣佈“承認意識形態和政治多元化”；烏茲別克斯坦憲法宣佈“承認意識形態和輿論多元化”。中亞各國對意識形態的放鬆，直接危害了國家的文化安全。爲美國爲首的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和侵襲以可乘之機。
“顏色革命”之前，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從未停止對獨聯體、中亞和中東北非等國家和地區的意識形態的滲透和侵襲，他們有計劃、有目的地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冷戰結束後，美國和西方加大了這種宣傳攻勢，趁機向這些國家“推銷民主”。美國爲首的西方對外意識形態滲透和操縱往往通過以下幾種途徑：一是把現政權妖魔化，蒐羅“罪症”、誇大弊端，直指其獨裁、專制，煽動羣衆對集權的不滿；二是利用有的國家確實由於官員的貪污腐化、中飽私囊，政治腐敗、對國家治理的不作爲，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羣衆對此的不滿和痛恨情緒；三是通過輿論的宣傳，灌輸所謂普識價值觀，美化美國式的民主，讓普通大衆潛移默化地認同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並嚮往之。美國干涉行動的重點用美國國務卿賴斯的話來說，就是“支持公民社會集團的發展，培訓獨立的新聞媒介和獨立的政治與公民社會的力量”。美國往往由名目繁多的基金與非政府組織出面培植親西方政黨、組織，設立電視臺和電臺，發行報刊，掌握輿論導向。如美國在土耳其設立了“獨立解放電臺”，在“美國之音”中專門增設了對中亞地區的廣播（這其中也包括通過增設廣播，用“美國之音”，對我國新疆、西藏地區的價值觀滲透和侵襲，這也是我們需要認真反擊和防範的）。
（三）顏色革命與價值觀的滲透和侵襲
顏色革命與所在國的價值觀被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即所謂普世價值滲透和侵襲。反對派或被鼓動的民衆以自由、民主、人權爲旗號舉行大規模的反抗示威遊行等抗議活動。
W·布什在2005年的就職演說中說得很清楚：“美國的政策是爭取支持每個國家和每種文化中民主運動和制度的發展。”民主輸出政策是新保守主義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要創造一個與美國 （及其盟友）的行爲價值息息相關的國際秩序。支持專制國家的顏色革命，爭取所謂欺騙性的選舉之勝利，就是“軟實力”的形式。由於西方價值觀的滲透和侵襲，顏色革命發生的國家大都打着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的旗號，鼓動民衆舉行示威遊行，對現政權造成大兵壓境之勢，逼迫其交出政權。不同的政治派別和勢力爲此展開了政治鬥爭，而站在不同勢力的羣衆互相攻擊，甚至發生衝突，許多無辜羣衆在混亂中受傷甚至死亡。社會秩序混亂，國家處於動盪之中，民主、自由、人權早已成爲虛幻的名詞。
顏色革命往往假民主之名以行，以給人民更多自由相許，但革命結果卻是人民希望得到的幸福生活並沒有實現，民主自由也成爲泡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法國大革命時期，羅蘭夫人臨刑前留下的這句名言，對於顏色革命的結果來說是非常形象的。
埃及，推翻了穆巴拉克專制政權，卻代之以軍人統治，並沒有實現民主政權對國家的治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經濟沒有得到發展，國家處於動盪之中。而貧困依舊，社會動盪不安，古老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的埃及，怎樣從五千年文明中探尋發展的源泉，吸收和借鑑世界文明，併發揮自身文化的作用，重現光明、再鑄輝煌這一問題至今沒有答案。
也門，革命當年，其GDP增長率下降到了有史以來最低值，經濟停滯、物價飛漲，失業的人們一次次走上街頭。權力一次次更迭，也沒有改變經濟停滯、物價飛漲的局面。
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的發源地。2011年突尼斯的GDP增長率同樣滑落到最低谷。短短兩年中，權力更迭頻繁，通貨膨脹率持續上升。
利比亞，在美國的作用下推翻了卡扎菲政權，但是政權在各類集團手中更換，人民失去了穩定的家園，動亂、暴力不斷。2015年2月26日人民網訊，利比亞外長穆罕默德稱，國內局勢極爲嚴重，目前實際存在兩個敵對政府，如果不能政治解決危機，利比亞將陷入內戰火海。目前，利各派正在聯合國主持下進行政治對話，部分派別於2015年7月簽署了《利比亞政治協議》，但利比亞的前途仍令人堪憂。利比亞長期實行單一國營經濟，依靠豐富的石油資源，曾一度非常富足，2010年人均GDP達14100美元。但自從2011年內戰及美國聯合北約等多國對其轟炸，並動用聯合國等權力對其實施經濟制裁、操縱石油價格等措施以來，利比亞經濟遭到了重創，日產石油由正常的150萬桶下降到20萬桶。國民收入隨之減少。2014年人均GDP增長率-24%。
敘利亞，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隨着革命一同崩潰，戰爭摧毀着這片土地，而希望則遙遙無期，由此引發了多年的難民問題。大量涌入歐洲的移民潮，使難民問題再次成爲歐洲面臨的棘手問題和挑戰。敘利亞危機以來，敘利亞難民先是逃往最近的黎巴嫩，由於愈演愈烈的難民潮不僅讓黎巴嫩政府不堪重負，也讓前來尋求庇護的敘利亞難民生活舉步維艱，因此，難民繼續選擇向歐洲尋求生路。據聯合國難民署統計，自2011年3月危機爆發以來，逃至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達120萬。2015年上半年，僅偷渡至希臘的難民人數就達13萬人，其中三分之一爲敘利亞人。據歐盟委員會報告稱，2014年在歐盟申請庇護的人數增至62.6萬人，同比增長一倍多。土耳其也成爲大量敘利亞難民的目的地和中轉地。據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介紹，土耳其境內現已接納約220萬來自敘利亞的難民以及約30萬來自伊拉克的難民。2015年10月5日埃爾多安到訪歐盟，與多名歐盟機構領導人會晤，商談合作解決歐洲難民危機、入境歐盟簽證便利化等問題。
由此可見，顏色革命與西方的文化霸權給中亞、獨聯體、中東北非等地區帶來的不是自由、民主和人權，而是戰亂、動盪和暴力頻發。對於難民的輸出國而言，能偷渡成功的也大都是能交得起蛇頭稅的中產階級，以及逃得動的年輕人，這無疑對輸出國來說也是人才的損失和逐漸的空心化，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恐慌心理和社會的動盪不安；而對於接收國，也帶來了財政、政治、經濟和安全的問題。出逃的難民層次不一、民族宗教信仰不同，極端民族主義者夾雜其中，容易引發衝突。恐怖分子可能混在其中，給接收國的安全也帶來嚴重挑戰。可見，“民主制度不能移植”。
三、局部地區的動盪不安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發動了伊拉克戰爭、轟炸南聯盟、打擊利比亞，局部戰爭不斷。伊拉克戰爭以薩達姆政權存有大規模的殺傷武器爲由，推翻了薩達姆的專制政權，但是並沒有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社會穩定和幸福，社會動亂持續多年、恐怖主義滋生漫延；以幾乎同樣的理由推翻了卡扎菲，利比亞局勢同樣動盪不安；通過顏色革命使一些地區政權更迭、動盪不安，即掀起所謂的民主化浪潮。巴以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巴以衝突不斷。2015年10月22日，爲解決巴以近一個月來暴力衝突，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緊急赴中東，分別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會談，他呼籲以巴重新談判，他表示，“我們必須，爲了孩子們的未來，從這個危險的深淵回身，捍衛兩國方案，帶領人們重返邁向和平之路”。這是巴以暴力衝突螺旋升級後國際社會最高調的介入。但是，就在潘基文到訪的當天，約旦河西岸城市希伯倫附近還發生3起襲擊以色列人事件，1名以色列人死亡，3人受傷，2名巴勒斯坦襲擊者被打死。如今敘利亞危機還在上演，大量難民涌入歐洲，難民問題成爲當今世界面臨的棘手問題之一，給世界帶來不穩定和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