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確義利觀的理論內涵
中國夢是與各國人民和平友好的世界夢相融相通的。因此，爲實現與世界各國人民和平相處、合作共贏，中國外交新理念中突出的思想爲——正確義利觀及親、誠、惠、容外交理念。
中國外交新理念大力弘揚正確義利觀，即在國際交往中，特別是在同發展國家交往中，堅持義利並舉，義重於利。習近平主席訪問非洲時提出對非合作要講“真、實、親、誠”四字箴言，強調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贏性質，表示中國將不折不扣落實承諾，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重在幫助非洲國家把資源優勢轉化爲發展優勢，實現多元自主可持續發展；提出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規劃和構想，是實現與發展中國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具體體現。
2014年訪問韓國時，習近平主席7月4日在首爾國立大學的演講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倡導合作發展理念，在國際關係中踐行正確義利觀。“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在國際合作中，我們要注重利，更要注重義。中華民族歷來主張“君子義以爲質”，強調“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國際關係中，要妥善處理義和利的關係。政治上，要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原則，秉持公道正義，堅持平等相待。經濟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長遠，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既要讓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不同國家和地區結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這就決定了我們在處理國際關係時必須摒棄過時的零和思維，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損人利己。只有義利兼顧才能義利兼得，只有義利平衡才能義利共贏。這些關於“義”和“利”相互關係的思想，具有強烈的中國道義觀，是弘揚中國傳統文化，運用於當前新時代下關於國際關係的新理念，是處理不同國家間相互關係的正能量。
國務委員楊潔篪認爲，正確處理“義”和“利”的關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精髓，也是中華民族傳承至今的道德準則，不僅是指導個人爲人處世的重要原則，也是指導國家處理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則。習近平同志秉承中華文化和新中國外交優良傳統，針對我國與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關係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強調在同這些國家發展關係時要樹立正確義利觀，政治上堅持正義、秉持公道、道義爲先，經濟上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對那些對我國長期友好而自身發展任務艱鉅的周邊和發展中國家，要更多地考慮到對方利益，不要損人利己，以鄰爲壑。
2014年1月10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與塞內加爾外長恩迪亞耶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時指出，正確義利觀是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面旗幟。義是指道義。中國在同非洲國家交往時應道義爲先，堅持與非洲兄弟平等相待，真誠友好，重諾守信，更要爲維護非洲的正當權利和合理訴求仗義執言。利是指互利。中國在與非洲國家交往時決不走殖民者的掠奪老路，決不效仿資本家的唯利是圖作法，也不會像有的國家只是爲實現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是願與非洲兄弟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在此過程中，中方會更多考慮非洲國家的合理需求，力爭通過合作讓非洲早得利、多得利。在需要的時候，我們還要重義讓利，甚至舍利取義。當年的坦贊鐵路是正確義利觀的一個典範，今
天屹立在亞的斯亞貝巴的非盟會議中心是另一個例證。王毅指出，正確義利觀承繼了中國外交的優良傳統，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的理念，已經成爲中國與非洲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交往的重要指南，必將對中國與非洲、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發展發揮積極作用，產生深遠影響。
二、正確義利觀理念新在哪裡
正確的義利觀，新在哪裡？與我們原來倡導的國際主義比較有什麼不同嗎？201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受國內外記者聯合採訪時強調：“中國人是講愛國主義的，同時我們也是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胸懷的。”習近平主席提倡的在國際關係中貫徹正確的義利觀，不是對我們原來提倡的國際主義的否定，而是針對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背景下，提出的我國的國家利益觀，以及在國際關係領域裡倡導的處理國家間相互關係的新理念。它是國際主義內核在新時代下的完美再現。2013年3月23日，習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高度讚揚了1939年來華援助抗戰的蘇聯國際主義戰士格里戈裡·庫裡申科。2013年3月25日，在坦桑尼亞進行國事訪問時，習主席專程來到援坦中國專家公墓，緬懷爲中坦、中非友好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烈士們，並稱贊這些援坦中國專家“用生命詮釋了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
國際主義是完全的無私奉獻，有時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它是不計報酬的物質援助，以及國際主義的聲援，還包括精神上的支持。這與當時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支援亞非拉被壓迫人民的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歷史時代背景密切相聯，與我們需要團結亞非拉人民一道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密切相關。在當時，以毛澤東爲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積極踐行國際主義，無私援助亞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隨着時代的變遷，國際形勢的變化，時代主題的改變，我們的國家利益觀也發生了變化和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正確的義利觀就是應運而生的，它是針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有益補充，以及對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的行爲的反對和鞭撻，它提倡義利兼顧、以義讓利、互利共贏。
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國家對外政策的基本動因，任何國家的對外關係與對外戰略都首先從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因此，我們認爲國家利益包涵三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國家利益的內涵。我國學者閻學通在1996年《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中把國家利益分爲四個方面或說國家利益主要是由安全、經濟、政治和文化主要構成的。2008年他指出，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利益的排序不是固定不變的，此時期安全利益是中國的首要國家利益。安全利益的內容不再侷限於軍事相關的傳統安全問題，而是增加了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等非傳統安全內容。其中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又是與軍事能力相關的，如恐怖主義和海盜威脅。2009年他指出，“增強國家能力是我國的核心利益”。
第二，對國家利益實現途徑的認識。中國的國家利益觀是和平建設自己的家園，在平等、互利原則基礎上開展對外貿易及合作，在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基礎上努力維護世界和平，及維護各國人民共同利益。因此，我國國家利益的獲得是通過維護自己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
交往中，通過互利互惠的貿易來獲得。“中國的崛起方式一開始即強調共贏，完全不同於美國式的霸權方式。合作共贏不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而強調互補式的相對獲益，共同致富。中國一直主張一個國家的繁榮不可能建立於別國的貧困基礎上。”而霸權國家是通過霸權的絕對利益來獲取。特別是歷史上的西方殖民者，是通過侵略戰爭，逼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來攫取自己的國家利益。
第三，國家利益與國際主義、全人類利益的關係。毛澤東時代，更多的體現追求國家利益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相結合，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鬥爭。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國際主義在中國主要體現的是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高度結合。當然，毛澤東關於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關係的思想也是在不斷髮展變化的。根據國際形勢時而有側重。“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都較爲實際地從某一個區域性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角度來對待馬克思主義，強調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國情的結合，注重獨立自主和國家主權在我黨和我國政府對外政策中的基本地位；與鄧小平等80年代以後的我黨領導人相比，毛澤東較多地從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角度制訂與推行中國的外交路線，不時地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我們認爲，毛澤東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是民族化了的國際主義，是與愛國主義高度結合的國際主義。”
隨着冷戰的結束，在國際關係領域各國都把國家利益又重新置於外交首位，以意識形態劃線的思想被打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繼續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提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兩大主題，把主要工作重點轉移到發展經濟建設上來。進入21世紀，中國強調追求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把中國的發展與世界更緊密的聯繫起來，提出建設一個和諧世界，以及人類是命運共同體意識。胡錦濤在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G20峰會以及聯合國等重要場合多次講話都提出了保護人類環境以及關於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主張及建議。習近平主席提出在國際關係中堅持正確的義利觀，義利兼顧、以義讓利、互利共贏。習主席在國際的多種場合，多次強調人類是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有學者認爲從鄧小平的“國際政治新秩序”到江澤民的“國際關係民主化”，再到胡錦濤提出的“和諧世界”，都反映了中國對於理想世界秩序的道德訴求，也表示了中國外交之國際義務的努力方向，無不體現了超出國家關懷之上的人類關懷，這是“新國際主義”的表現。“我們堅信，新時期我國外交應該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高度結合，在繼續反對狹隘的、極端民族主義和霸權主義，繼續遵循‘不當頭’的戰略方針的同時，不斷開拓進取與制度創新，在維護至高無上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同時，努力積極履行成長中的大國的合理和適當的國際責任。”“這種國際責任不是以世界革命主旨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延伸，而是以共同管理國際危機和建設全球社會爲主旨的新型國際主義。時代主題變化了，國際主義的形式與內涵也變化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外交政策也突出地體現了這種“新國際主義”，積極提出國際關係新理念，積極參與全球的治理，爲世界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歡迎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