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老人一家六七口安頓在報社附近的一家小招待所裡。這樣解決不了什麼問題，但熱湯熱水至少可以緩解溫暖一下他們寒冷的心。
一小時後，她第三次前往第二看守所採訪，見到程貴陽時她首先告訴了他這件事。
前市委書記秘書似乎早已料到，並不十分吃驚。
他並不爲女記者關心老軍人一家的行爲所動，也不追問他們現在的情況如何。只是看上去心情異常糟糕，遠不是前兩次那樣願意接受採訪。
閒談了幾句，女記者問他怎麼了，身體不舒服麼？程貴陽搖頭。爲了掩飾，他說自己就是這樣的人，別說別人不理解，就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
“好，我這裡還有個故事，不妨你先聽聽如何？”看到柳雅緻耐心等待，他強打精神，開口道：“貓和老鼠的事你採訪過？”
見柳雅緻一時不知所云，沒明白他的意思，他說，“就是書記火燒小販的慘劇。”
見女記者明白他意思了，他這次狠狠地吸了一口煙，繼續道：“在強大的社會精神壓力下，任何個人要保持肉體的歡愉和健康，就必須在精神上也保持歡愉和健康，否則就是行屍走肉，即使那些無神論者也必須有精神上的支撐點……
我喜歡的人，是那些常常覺得自己被良心所折磨的人。我覺得這樣的人，還有希望，還值得活下去，可是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情形之中，有幾個人能這樣呢？”
“可以說，我在當縣委秘書、市委秘書的十二年中，最難忘的事情不是如何爲領導服務，不是享受了哪些東西，而是常常在燈下展開文稿，一字一字校對那些**信的時候，我就會被那些樸素的語言與悲苦的遭遇所震動，一種揪心的痛隱隱發作，像是上了癮一樣，每個月我都期待着，期待這一份大仁愛和大感動能夠被羅書記發現。
當我忍不住的時候就想給羅書記彙報或寫信，可是，我不敢這樣做，如果因此影響了他思考大事，我會不安，心裡不知會感到何等的罪過。
其實，像我這樣懷着期待的幹部並不少。一位同事說，讀現實生活這部大書似乎是一場比賽，是平民百姓的耐心和當權者的能量在較量，一場一場地比下去。
一方面，隨着頭腦中多年的革命價值觀的解體，‘發財致富’成了社會上下普遍通行的主流價值觀，人們對金錢的渴望在暴富階層行爲的激勵示範之下加倍膨脹；
另一方面，致富的機會絕大多數被權貴集團所掌握與壟斷，尤其是自90年代以來，許多普通人連維持生計都十分艱難。
正是這種普遍受到激勵的‘渴望’和現行體制只爲權貴集團提供致富機會的現實，產生了理論工作者所說的‘社會結構的緊張’，由此擠壓或誘發出一系列反社會行爲，也許——”
程貴陽停頓一下，望着柳雅緻的目光有些異常的含義，“也許我這次的舉動就是其中的典型現象。這是社會底層成員無法通過正常渠道進入中上層社會後所選擇的另一種反常的自絕之道。”
“可你不在下層啊？”
“說得對，可我也不在上層。包括爲領導服務的十二年。”
“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還是緣起一件往事：有人被書記砸爛了鍋碗瓢盆桌子凳子和攤子，還掀了油鍋燙了人，傷心欲絕地告到法院，說太不人道也太不公平。
法醫給出的鑑定結論爲‘iii度燒傷’。兩個月後，受傷小販家屬向市中院提起刑事附帶行政訴訟，但已經過了20天，法院並未按照規定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裁定。
之後，在律師陪同下，家屬向政法機關提交了申訴書，得到二三百後來迅速發展到六七百‘非法小販’的集體抗議和聲援，法院領導爲了顯示他們能聽取羣衆意見，決定在‘院長接待日’拿出專門時間，讓小販代表面對面地輪流反映情況。
“副院長主持了與苦主們的第一次對話會，他先說了一大堆城市的宏偉規劃與遠大前途之後，然後告訴小販們不予立案是有法律依據的，要求大家體諒政府和書記部門的困難，要從大局出發，服從和支持‘建設文明整潔的衛生城市’。
這並不奇怪，過去的經驗告訴人們，爲生計奔忙的老百姓本來就沒有什麼權利，不能要求公平的待遇，找法院、公安局和檢察院辦什麼事最好是乞求他們恩賜；但把虐待也當作恩賜，暗示他們要‘謝主龍恩’，這倒是頭一回。
“不過那樣的藉口實在太惡劣，而且被驅趕打砸的‘非法小販’大部分都是下崗的4050人員，爲了餬口不得不充當城市衛生的‘破壞分子’，不像法官們那樣衣食無憂，辦公還一人一間寬敞明亮的大房子，因此大家拒絕調節，堅決要求立案，給個說法。
“看到瘦骨嶙峋的‘非法小販’被暴打、燒傷，攤子被粗暴地砸爛、掀翻，窮人的活路被堵死，以及幾年來的怪現狀，那些圍觀和沉默的人們會聯想到什麼呢？
“事情越鬧越大，要進京了，後來才由政法委書記出面立了案。
“一條蟲很羨慕蛇的威嚴與有力，但不敢輕易誇耀自己身上的肌肉，因爲這很冒失，還可能被同類所貽笑：蛇不動聲色，足以讓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條立志要成爲蛇的蟲就不簡單了。
“徐三腳就是這樣一條立志要成爲蛇的‘蟲’。
“這個人的大名在案卷上亮堂堂地寫着‘徐福勝’三個字，但在法官老解眼裡，當初怎麼看怎麼也沒有看出這條蟲心裡的貨，福在哪裡，勝又在何處？直到後來栽在這個又瘦又小的蟲手裡，纔算是悔青了腸子。
“被書記砸爛了鍋碗瓢盆桌子凳子和攤子，還掀了油鍋燙了人，滿腦袋纏着白花花黑糊糊藥布被衆手傷心欲絕地擡到法院，大呼冤枉，帶頭‘鬧事’案中最大的苦主就是這個徐三腳。
他雖不是下崗人員，但實實在在是個走投無路的三無人員。幾年前書記執法時就拿他首先開刀，市委書記羅守道、市政府要求三至四年內達到‘國家級衛生城市’標準，隨後濱江市容環境衛生監督管理局對城區35條主街道的創衛戰役作出具體部署：創出28條‘衛生嚴管街’；每一至兩個月要再創出一條‘衛生示範街’。
“活該徐三腳倒黴，隨着創衛工作緊鑼密鼓地推進，街邊小販與書記執法者之間也從‘暗戰遊擊’進入正面衝突。
“那一日，城管支隊大批隊員在市容環境衛生監督管理局對轄區馬路街道進行創衛驗收前，向街邊小販發起了最後也是史上最瘋狂的進攻。
徐三腳伕婦對此提出質疑，可憐他話沒說完，身邊的攤子早已被掀翻，隨後一鍋滾沸的炸油便上了身和臉，同時對‘沒有行動的’攤點進行沒收工具搗毀爐竈處理。
“事後一小時，全身80％的皮膚被油灰，傷情爲最嚴重的3度燒傷躺進重症監護室的徐三腳，昏厥中咬着牙叫着‘告、告、告法院去……’此舉引燃了全市甚至全國有關‘是小販素質低下還是書記執法粗暴簡單’的大討論。……”
故事就是這麼個故事，但結局遠沒有就此結束。
程貴陽說，這個事發生時他正在申請辭職，準備回家一心一意寫作。
他認爲那樣也能吃一碗飯，既然自己覺得不適合繼續作市委書記秘書工作，最好的選擇就是儘早離開。眼不見心不煩。許多事情，比如創建衛生城之類，不是不可以做，問題在於怎麼做？
劣的東西在被髮揚光大，優的東西卻在隱退和消逝。一聲命令下來，不管三七二十一，這非常值得今人思考。
現在的天朝當然跟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但不幸的是，黑暗的十年造成了天朝理論工作者的斷層，導致天朝思想高級人才的缺乏，更不幸的是，天朝的理論界還在不斷墮落中。
多少人都心知肚明，問題是無人有勇氣挺身而出罷了。
就象《皇帝的新衣》裡面，其實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沒穿衣服，但誰敢說出來？一說出來可能要全家殺頭的。童話的結局沒有說明那個說出真相的小孩下場如何，我估計應該是某天夜裡他們全家就失蹤了。
好了，終於有個人敢說真話，這個人秉性執着坦率，童言無忌把話都說出來了。可惜他無權無勢，不能象鄧小平一樣扭轉乾坤，只能靠事實證據說話。因此，他的挨批捱罵捱打，到法庭上沒人管，都是無法避免的。
“這就是生活所賜的豐富性。官場與平民，本來就是人間書寫不盡的兩大類苦難，或是人禍，或是天災。
前者的悲劇，因爲具有傳奇因素，突出了政治的力量，苦難意味往往能在英雄的光芒下有所淡化；而後者的悲劇，由於摒棄了任何英雄傳奇的內容，也沒有英雄的生長土壤，苦難更讓人生出無助及無奈之感。
那種痛苦是透徹肺腑的。當時，我也想公開簽名支持這個可憐的徐三腳，住在醫院裡，沒錢治，燒他的人也不管，但看到許多部門都指證作假，再看到中院都說怎樣怎樣……
我不由得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爲領導服務這麼多年，還要在這個城市混，還想某天回市委辦事，還想要過正常的日子。
於是心裡就怕了，個人無權無勢沒有什麼成就也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很容易隨時就被人封殺了。不怕一萬還怕萬一，還是當個沉默的大多數算了。於是沉默，還是沉默。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指出：自從天朝的經濟改革開啓了‘權貴私有化’這條化公共財爲私有財的通道以來，官場的‘保護主義’關係網絡不僅服務於‘紅色貴族’利益集團成員之間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包括具有黑社會背景的商界人士）和其他社會羣體（包括黑社會組織）之中，成爲‘紅色貴族’通過官商勾結（包括“官黑”勾結）致富的關鍵紐帶。
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這種‘保護主義政治’沿着兩個方向伸展，其一是保護主義政治關係幾乎全面覆蓋了黨政部門，其二是官商關係日益‘保護主義’化。聯想到濱江市的一些事，可不就是這樣麼？
“不知怎麼回事，我那時一下子就十分憎恨起我曾經爲之服務了十幾年的這個羅守道書記來。真的，說不清爲什麼。就是恨。
“由於他這個‘一把手’掌握了濱江市的一切國家資源，包括土地、礦產、金融、重要戰略物質、投資某些行業的審批權，具體掌管這些權力的官員們便成了國家資源的施捨者。
於是，在代表國家管理這些資源的政府部門和需要使用這些資源的新執法者、商界之間，就出現了一種受制度保障的特殊供需關係。
擁有分配資源權力的官員不僅是資源的‘供方’，還掌握着分配資源和爲這些資源定價（制定政策）的權力。可以隨時隨地打着各種各樣的旗號對自己管轄下的權力機關下令執行，‘需方’和‘供方’之間的尋租活動就形成了官員與下屬‘施惠－受惠’的利益關係網絡。
如果給下崗工人一個能放心擺攤兒的地方，誰願意像現在這樣四處躲藏，像老鼠躲貓一樣天天躲着書記？交點錢也願意！
一些**代表和政協委員對濱江市的經濟建設和城市管理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議，但又有幾條被點頭認可和付諸實施呢？
“如此這般……等等等等。
“我這麼說，是不是有點兒憤世嫉俗？或者說……反動？不，其實我只是痛恨個別手握重權的人沒有正確行使這些權力，很少從老百姓的角度考慮問題和行使職權而已。
你說這不可恨麼？
也許，我的思想根源，我的犯罪動機，與此有關？審訊時，專案組的人一直在追問這些，我也糊塗，現在我也在回想和思考，我到底是爲什麼要這樣做的呢？爲什麼從一個正派的人物，一下子就墜落到了這樣可惡的地步？”
程貴陽突然強烈地咳嗽起來，眼睛發紅，他把頭壓得很低很低，從女記者坐的位置只能看到他的頭髮已經垂到兩腿之間去了，一聲接一聲地咳嗽，足有兩三分鐘。
停止狠咳後，他不再抽菸，斷斷續續地說道：
“不是麼？我在濱江市呆了十多年，一直就在羅守道書記身邊。雖說我並沒有發現他跟一些惡勢力有直接來往，可是黑社會手法在官場蔓延，你怎麼能夠知道？
作案那天，當我看到光他的特大號雙人牀裡隨便放在那裡的一大堆人民幣，我就明白了。
一個市委書記，如果幹淨的話，哪來那麼多錢？誰給他送的？是一次性送的麼？難怪他抽的煙永遠是中華，他的一包香菸就頂上那個徐三腳一個月的辛苦，他的工資總額加起來夠麼？所以我認爲，他最黑，他應該對濱江市的一切不公平事件負責。
“再聯想到其他地方的一些事情，其最典型的表現是藉助黑社會勢力介入權力之爭，近年來頻頻發生的“官殺官”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比較有名的案件（這些資料在我的《犯罪日記》一起都有）：山東省水產局黨組書記、局長張程震於20xx年10月21日僱兇殺害王家斌夫婦（案情真相到20xx年才暴露）；山西省洪洞縣原城建局局長薛文勳買兇殺死其繼任者朱其林（2xxx年）；xxxx年江西安義縣長陳錦雲買兇殺該縣縣委書記胡次幹、副書記萬先勇——xxxx年3月廣東省陽春市委書記嚴文耀、副市長楊啓周、財辦副主任林啓菊等密謀殺害原陽春市長等人；xxxx年6月28日河南省原舞鋼市委書記李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