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聖從春秋閣出來，一道金光直接飛到須彌山，準提接過金光一看，哈哈大笑：“大事已成。”
接引道：“呵呵，儒門以我佛門聖人本體菩提木爲鎮門之寶，欠我佛門一大因果，以後方便我佛門東傳。”
準提一刷七寶妙樹，七寶妙樹越發青翠，根根枝葉猶如碧玉雕琢，微泛神華，諸佛在片片常青枝葉上顯化的一個個微型世界裡駐紮，紛紛祈福禱告，讚歎準提大德和無量神功。
準提從七寶妙樹上下一樹葉，樹葉化爲一儒生。這儒生相貌儒雅，文質彬彬，朝準提一拱手，化爲一道金光飛入洪荒大漢國廣川郡董家。轉世取名董仲舒，自幼聰慧，博學多才，精通諸子百家，尤好儒學。
“博士”作爲官職，初見於戰國，秦繼之，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學識淵博。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儒墨名法，甚至方技術士，都濫竽其間。
等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博士逃難隱居，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阿諛奉承之徒。
陳涉起義，許多儒生揹着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去尋找出路。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爲陳涉博士，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成爲歷史上爲理想而獻身的名人志士。
漢興，儒生又投奔了漢朝，漢亦設博士之官，以安撫之。
漢高祖曾起用叔孫通制定朝儀，初嘗儒雅的美味，由於忙於剿滅“殘匪”，干戈未解，未暇大興儒教。
孝惠帝、高後之時，“公卿皆武力功臣”，不容書生分羹。
文景之時，名士碩儒頗有爲博士者，如《詩》有博士轅固生、韓嬰，《書》有博士張生、歐陽，《春秋》則有胡毋生、董仲舒。《孟子》、《爾雅》、《孝經》亦有博士。
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沒一個受到重用。
再加之“竇太后又好黃老”，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竇太后曾問《詩》博士轅固生《老子》之書，轅固生說《老子》是淺俗的“家人之言”，竇太后憤而罵五經爲‘司空城旦書’（意思是：猶言刑徒之書。司空，掌建宮室及築城。始皇焚書，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黥爲城旦。），並令固生徒鬥野豬，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才免於橫死。
衆博士看在眼裡，懼在心上，哪裡有暇宏揚儒業，經世先王有的竟紛紛找藉口辭掉博士之職，逃之夭夭。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韓嬰出任常山太傅，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爲由，告老歸家，居教鄉里。
而其中一人，名曰：董仲舒，乃漢初廣川郡人，是漢景帝時期的博士，但是因爲種種原因，儒學不受重視，因此董仲舒也是韜光養晦，沒有進入政權中樞。
《春秋》本是孔子依據魯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
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n理觀念。爲了避免政治-迫害，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其微言大義，只口授給弟子，並不筆之於書。
孔子死後，弟子各以所聞’輾轉傳授，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春秋》師說。
漢代流行有五家：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鄒氏、夾氏等。
其中鄒氏無師傳，夾氏未有書，左氏藏於秘府，只有公羊、穀梁二傳，文美義富，最先流行開來，而公羊傳的大宏於世，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母生的倡。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年齡比董仲舒稍長。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也是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
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但各自的貢獻不同。
胡毋生筆錄《公羊傳》，並總結公羊例義，使其更加系統。董仲舒則在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明獨多。
統言之，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但是細分起來，胡毋生限於說經，是學問家，是經師；董仲舒則長於論事，搞實用經學，是鴻儒。
胡董二人對《春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都卓有貢獻，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爲漢廷博士。
這一日，董仲舒正在頂禮膜拜孔子聖像，突然，畫卷之上毫光大作，董仲舒見之大驚，急忙伏倒道：“聖人在上，弟子董仲舒拜見先賢，弟子有幸得見聖人顯靈，不知道聖人今日感應生靈，有何吩咐？”
話音剛落，牆壁上懸掛的孔子畫像中飛落一道白虹，隨後毫光散去，歸於平靜。
董仲舒見此，三跪九叩之後，拿起案桌上一彩光閃爍的物拾，拿起來一看，卻是一卷書，上面有《春秋》全篇解釋，而且還有一段密旨，董仲舒先是驚詫，而後就是狂喜。
看完之後，書卷頓時羽化，化爲飛絮狀羽毛氣體，緩緩散逸開來。
第二日，董仲舒開始遍開門戶，廣收弟子，講授儒學，特別是《春秋》，弟子數百人，傑出者比比皆是，其中褚大爲樑相，嬴公爲諫大夫，呂步舒爲丞相長史，吾丘壽王（稍後）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
同時，還身爲太子的劉彘也收到一卷諭旨，卻是盧聖傳來，劉彘亦是看完之後若有所思，心中慢慢思量，靜待時機。
景帝是繼文帝之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爲、與民休息之治，從而實現“文景之治”的君王。史稱景帝時期，倉稟豐實，府庫饒財，移風易俗，黎民淳厚，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朝廷的無爲放任，諸侯驕恣，豪強坐大，商業地主侵漁細民，割據勢力業已形成；再加之四夷侵臨，匈奴寇邊。
正是：漢興六十餘載，海內義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西漢社會實已潛藏着嚴重的危機。急需有爲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制禍患於未，防斯民於土崩；更進而結束無爲之治，乘倉實財饒之運，大興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礎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
可是，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無爲之治”，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自食其力。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文景君臣就無能爲力了。
漢景帝在位十六年之後駕崩，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
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爲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
這次應舉者百餘人，莊助爲舉；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爲博士；轅固生亦以賢良應徵。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秦、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
但是當時竇太后仍然健在。
竇太后是文帝皇后，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爲太皇太后，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擡頭便遭到竇太后的嚴勵摧折。
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
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制(冥神王座全文閱讀)。似乎儒運當興。
趙綰一時得意，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后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污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
竇嬰田蚡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爲由，旋歸故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
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扎。
直到竇太后亡故之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甦的春天。
建元六年五月，竇太后駕崩，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
六月，武安侯田蚡復出爲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
當時：及竇太后崩，武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
元光元年，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策賢良，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漢武帝連問三策，董仲舒亦連答三章，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係問題，史稱《天人三策》（或《賢良對策》）。
董仲舒以其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論準備，藉助於可以自由闡的春秋公羊學，投武帝之所好，公開援道入儒，終於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資料充實、揮儒家義理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個讓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綱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陰陽、四時，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爲又有道家的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的無爲的嶄新的儒學思想體系。
從此，儒學正式成爲神教，開始神化，真正佔據中國官方哲學，儒學大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