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按原定計劃蕭宸本是準備去拜訪葉松柏的，不過意外的是葉松柏今天晚上正巧要參加軍委的一個會議，兩人便乾脆哪都沒去，就在家裡說說話、聊聊天。到晚上11點，蕭宸準時出門，回到中央黨校的四層老樓裡睡覺。
第二天上午，按例學習世界貿易組織的一些條文，下課之前得了一個通知，下午分組討論華夏加入WTO的利弊及應對，模式照例是中央黨校最常見的自由討論。
外界普遍覺得，似中央黨校這種“專業官學”，肯定是對政治要求格外嚴格，對學員的言論有着嚴格控制的。其實這是個極大的誤解，甚至來過這裡的上課的幹部們都知道：即便不能說華夏言論最自由的大學就是中央黨校，那它也是其中之一。尤其是中央黨校的學員在討論很多問題的時候，都被當做“組織內部討論”，所以很多敏感話題反而能夠放開了說，因爲在這裡說話，按例是享受着“政治豁免權”的，當然，沒有成文規定。
昨天缺了一下午，今天蕭宸不好再上看了一下自己的市委書記信箱，打電話聯繫了幾個有關單位，下午便準備去參加討論會了。說到他的市委書記信箱，當時面世的時候，幾乎大部分的舉報人和投訴人都把他們的信件發到了這個信箱，很多根本不必要他來解決的事情也都上來了，蕭宸累死累活地處理了兩天，終於覺得這法子有問題，需要改善。因爲他發現給他來信投訴的問題太五花八門了，比如他家的下水管道堵塞，跟物業協調不到位，雙方爲了10元錢，一個不肯出錢，一個不拿錢不修，結果居然投訴到了市委書記信箱……蕭宸倒不是不願意爲他們協調處理，他也確實親自打電話過問了這件事，但問題是這一類的事情不應該由他來處理呀，下邊的主管部門幹嘛去了？連通個下水道都要市委書記處理，那他這書記還有時間幹別的事麼？
於是市委書記信箱和市政府主要領導信箱很快改版，按照明確分工來要求市民把信件求助到相對應的信箱中。而市委辦也多了一名信訪專員，用來回復一些不必蕭宸親自過問就能妥善處理的常規問題，另外也負責將一些“不對口”的信件轉到對口負責的領導信箱去的事宜。
蕭宸到了討論小組現場的時候才知道，今天的討論算是比較大的討論了，一個班分兩組，每組的人數自然不少，想想估計也跟從前一樣，有部分學員可能不會發言。其實這並不奇怪，華夏人歷來有藏拙的傳統，來學習的幹部又是各種崗位上的都有，有些時候討論的方面不是他所擅長，不說話自然是最好的。
蕭宸隨意找個位置坐下，跟幾位認識的幹部聊了幾句，沒幾分鐘，便有一位老師進來。中央黨校的老師在學員面前有時候比學員還緊張一點，即便不緊張的，課堂氣氛也比較輕鬆。不過這一批都是省部級幹部了，倒也都知道收斂，比縣處級班的學員對老師反而客氣一些，那老師五十來歲，蕭宸並不認識，他一進來就笑着道：“各位學員，我叫胡弼，是今天小組討論會的主持，現在我們就開始了。”
他微笑着說：“今天，我很高興也很榮幸能與諸位一起進行這麼一次有意義的研討會，大家知道，我們已經加入WTO了，這是我們爭取了多年的結果，去年我們國家喜事重重，又爭取到了奧運會主辦權，又成功地開過了APEC會議，現在更是成功地加入了WTO，這是我們國內的一件大事，也是喜事。參加WTO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要把國際競爭引向國內，我們將來在國內競爭的對手不光是國內的企業，而且要國外的大企業，跨國公司，這既是嚴重挑戰，也是機遇。這個挑戰不僅是對我們企業是嚴峻的挑戰，更大的意義是對政府的職能，政府的行爲，政府的作用也是嚴峻的挑戰，必須根據新的形勢進行調整。所以說對我們來講，改革的路很緊迫，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各位在一起共同交流，是很有意義的，也是很緊迫的。對於我們中央黨校的定義，各位都很清楚，所以我希望各位在今天的研討會上自由發言，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他說到這裡，笑了一笑：“那位同學先來？”
但學員們似乎都沒有先開口的意思，不過這卻難不倒這位名叫胡弼的老師，省部級官員講話發言都比較穩健，要讓他們開口，自己得先開個頭，於是不等冷場，就笑了笑，說道：“我們知道，華夏入世問題，已經成了當前經濟界意見分歧較大的問題。加上當前整個國際形勢錯綜複雜，更使華夏的入世撲朔迷離。再加上我們現在已經入世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討論會還有沒有意義和必要？我認爲不但必要，反而在新形勢下更有意義。華夏的改革開放面臨考驗，世界經濟一體化面臨考驗，整個國際規則和秩序建立都在調整中。在當前這個重要時刻，任何以偏概全的做法都不可取，入世問題更成了當前議論的中心議題。
但遺憾的是，由於信息不透明，人們至今對入世的談判內容所知甚少。因此，大家有點象瞎子摸象，根據一孔之見，各執一詞。盲目樂觀贊成派有之，大聲疾呼者有之，堅決反對者有之，憂心忡忡者有之，迷茫不知所措者有之。其實，加入世貿將對華夏帶來什麼影響？我認爲主要看入世的條件，而這些條款又非常具體，一般官員學者不清楚，更非企業家和平民百姓知曉。這就使我們的談論變得比較困難。人們關心入世無非是入世將會對自己帶來什麼。但這一問題又非常複雜，因爲華夏既有走上市場的競爭性企業，又有仍然處在國家保護下的壟斷企業；既有做好準備的行業和企業，也有沒做好準備的行業與企業；既有受戶籍保護的城市人，也有被戶籍分割的農村人。入世對華夏各種人的影響是肯定不一樣的，這導致人們對入世的態度迥異。但在這些人的表現中，我們可以把握住一些基本線索：什麼人反對入世？傳統的國家保護行業和壟斷行業，以及一些思想方法和心理習慣仍然停留在傳統中的人們。什麼人最擁護入世？那些已經具有了國際市場競爭力的企業，那些最早走入市場、已經完全適應價格競爭的華夏優秀企業，以及一些在思想方法上傾向於按國際規則辦事的人們。
因此，對入世條款的制定、衡量入世的利弊得失，要有一個總量和總體利益的把握，而這一總體利益不能僅僅表現在一時的經濟利益得失上，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失上，它將關係到華夏社會長期的發展、穩定和進步。這就要對入世進行全方位的審視，經濟地、政治地、文化地、歷史地、法律地、整體和局部地看問題。事情的解決最終並不取決於華夏，只能靠各個國家利益和力量的平衡，靠人類的寬容、理性和妥協。只有這種方法才能避免我們決策上的失誤，也只有按這種方法辦事才能給華夏以及所有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帶來福祉。”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的一位專家型幹部舉了舉手，儒雅地笑着說：“我來拋塊磚吧。”
大家都善意地笑了笑，他看了看手裡的提綱，便開口說道：“當初洪總理去美國訪問是國家行爲，是中央一致的行爲。關於WTO問題，我一直覺得我們的報紙、雜誌和電臺不要過多的炒作。當時很多記者採訪我，我後來感到這個問題有一個不好的地方。是什麼呢？很多人認爲參加WTO已經十拿九穩了，就希望我們講一講參加WTO的好處，有的想讓我講講參加WTO的風險，我們是不是能夠應付。我覺得，這兩方面過多地在報紙上公開地談，對我們國家沒有好處。因爲過多地談，美國國會裡面的人，就要說你瞧他做了這麼大的讓步還說有好處，可見我們的要價還不夠高，再提價。
華夏現在又處在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時刻，我們也有很多社會問題，比如說有下崗問題，有企業倒閉問題，不良資產問題。過多地說了我們現在參加的風險和弊端，會造成這一部分人疑惑，反感，甚至會出現社會動亂。儘管我認爲既有好處也有風險，但聽的人不一定全面地看問題。西方的議會政治家，就光看你說的好處，而國內承受力較低的企業，就光看風險。
我記得前年美國襲擊了我國大使館，他們也並不想讓步。當年的洛杉磯時報5月12日講，京城一直在宣傳加入WTO的重要性，但是不願意交入場費。其實我們已經做了很大的讓步，已經交了入場費，但是他們嫌交得不夠。所以，對WTO我認爲應該採取一個不卑不亢態度，不要過於急，好象我們真得到了什麼好處。
第二，進一步開放市場以後，外國的商品和資本會大舉進入。比如說汽車，據美國公佈的華夏承諾，我們答應到20042005年把汽車關稅從80100%降到25％，要讓出一部分市場，但同時也要看到，別的國家也要對我們降低壁壘，我們的東西出去也比過去容易了。關鍵就是看我們的企業有沒有競爭力，在質量、價格、交貨期絡方面，如果你是一個強勢企業是不會害怕的。那些經營得不太好的企業面臨着兩種選擇，一是被淘汰，二是好好改革，奮起直追。
齊東的黃海海爾變頻空調是世界領先的，去年已經把專利轉讓給西班牙一個公司，在西班牙合作生產空調，然後賣到歐盟的15個國家去，這樣是沒有關稅的。海爾就是用他的技術繞過了關稅壁壘，關稅對他沒有關係。所以抽象的靜態的來看我們加入WTO民族工業是會受到什麼衝擊，我覺得是不太合適的。另外關鍵還要看內功如何。
我們現在確實處在一個嚴峻的時刻，因爲我們三分之一的國營企業是賺錢的，三分之一是賠錢的，還有三分之一是不賠不賺。我們過去是靠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我們的民族工業，問題就在於被保護的民族工業是不是爭氣。如果你只習慣於躺在國家的各種保護上，然後你一點不改，這個保護一撤是要完蛋的，確實有相當多的這樣的企業。但我們的官員和我們的學者裡面，有一些人對這點重視不夠。一談到降低保護，馬上反映是保護民族工業。問題是保護了幾十年，最後相當多的企業不是賠就是不賠不賺。
就拿汽車工業來說，我們1956年起步生產解放牌卡車。韓國的汽車起步是1973年，比我們晚17年，但是他很快超過了我們，現在我國產量160萬輛，韓國是二三百萬輛，在世界範圍內銷售。他恰恰是不要保護，是把孩子放到大風大浪裡去，倒是成了。80年代華夏的家用電器和彩電市場幾乎百分之百是日本貨的天下，但現在我們已奪回了四分之三的市場，質量和價格都是有競爭力的。
但是要看到，大多數企業面對國際競爭還有點弱。比如說，美國的花旗銀行總資產七千多億美元，我們的四大銀行工、農、中、建加起來還沒花旗一家的多。另外，花旗銀行的不良資產只佔0.6％，資產運營非常好，放出去債可以收回來，只有不到1％收不回來。我們的銀行無論從什麼角度計算，都是他的30倍、20％以上。放出去一百塊錢，有20塊收不回來，壞帳很厲害。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和他競爭？人家壞帳少，說明他會選擇貸款對象，借出的錢能收回來。我們是憑關係，憑條子，憑吃喝，請我吃喝一頓花一萬塊錢，我批給他幾千萬甚至幾億。這種情況表明，關鍵不在於我們政府保護不保護，而是我們自己的紀律、法律和中央的決策，企業貫徹了沒有。在這種意義上講，入貿對遏制社會的是有巨大作用的。
從規模上我再說一個數字，1997年華夏四大彩電公司長虹、康佳、TCL、海信全部的營銷額只等於日本索尼和松下兩家公司的科技投入。這個差距有多大！科技投入在日本是營銷額的68％，我們是23％。我們現在的模擬式彩電和日本不相上下，甚至比他還強，但人家已經在搞高清晰度彩電。
迎接洋貨挑戰，不是慷慨激昂地遊行、挑戰就可以了，而是要拿出錢、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來。這要練功不是喊口號。有人很慷慨激昂，那是不行的。因此，我認爲，抵抗外國貨的入侵，主要靠我們的內功，要靠大企業，全靠小企業不行。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要有自己的戰略，不能一會兒寶島模式，一會兒韓國模式，這是沒主見。德國是一箇中小企業大量的國家，但奔馳公司就非常大。現在奔馳要和克萊斯勒合併，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合併金額就900億美元。”
這位學者型幹部的發言自然贏得了大家的掌聲，接下來又有兩位幹部對農業開放和金融改革發表了看法，胡弼老師也都一一做了簡單的點評，接下來站起來的，是一位皮膚有點黑的中年幹部，蕭宸感覺他身上的官味不是很濃，果然他一介紹自己就證明了蕭宸的眼光，他是外經貿部的一位副部長，負責非洲貿易，據蕭宸身邊的一位幹部說，他特別看好喀麥隆。
這位老兄估摸着跟外國人打交道多了，喜歡直來直往，開口就說：“我的發言題目是‘強國富民的偉大發展戰略’。今天我首先要講的是，華夏民族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大家知道，近百年的歷史，我們受屈辱，受剝削。百年以前，戊戌變法就提出了五個問題。第一是人口過剩問題，在乾隆年間就提出過這個問題，有學者認爲太平天國時期就有人口過剩問題。第二個是農業落後問題，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不能抵禦大風浪。第三是教育落後。高等教育本來應當培養批判人才和創新人才，但我們培養的全是些填鴨式的灌輸型人才。第四個是社會不平等問題，大家都不服氣，心理不平衡。第五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我相信怎麼也富強不了。
歷史證明，封閉系統不能增值，只有開放才增值。華夏的市場和資源是有限的，如果華夏企業華夏政府只盯住華夏的市場，財富只能分配再分配，分割再分配，不會增值。我們只有出去，我們纔會增值。我從89年就進行全世界經濟調查，我去了很多國家，我認爲能夠出擊的只能是非洲或南美，因爲其他國家都比我們發達。我們跟美國日本或法國較量不行。我們的企業在英國美國都賠錢。
在這種情況下，我對非洲國家進行了一個調查，非洲國家除了南非和埃及以外都很落後，他們工業品辦公用品都靠進口，而且進口沒有限制，只要交關稅就允許進口。第二，這些國家對華夏人非常尊重，由於過去我們的援助，華夏的形象在非洲非常好。還有一個物價差價的問題。我們非洲馬達加斯加有企業，在喀麥隆有企業。比如華夏瓷磚在國內賣二三十塊錢，在喀麥隆二三百塊錢一噸。五毫米厚的玻璃，在京城十七塊錢一平方米，在喀麥隆在非洲能賣一百五十塊一平方米。捲紙在京城也就是八毛錢一卷，在喀麥隆能賣三四塊錢。我跟一個水泥廠說，年產十萬噸的水泥，把熟料拉過去，水泥是先開採石灰石，煅燒，變成熟料，然後磨一磨，才變成水泥，我們把石磨拉過去，建立一個廠子需要一千萬元，年產十萬噸，如果是三十美金一噸，一年是三百萬美金，而我們的廠子是用一千萬人人民幣建起來的，多高的回報率？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前年12月份，就決定以非洲作爲一個開發點，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帶料加工。企業如果到非洲去，在那兒生產原料，把企業的設備拉過去，國家給貸款，而且有退稅，把錢給你，五年之內不用還本，還息，讓你擴大資本金。
我想，華夏最後一塊機遇是非洲。非洲一些國家的工業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領導都接見過我，他們說歡迎你們來。其實我國也是歡迎大家出去的。在國內的產品賣不動，爲什麼不出去？如果大家願意去，我給大家搞簽證，辦公司，註冊企業，這些事情我幫大家辦。去年5月15號，中央號召要組織一批企業到境外投資辦廠，通過合作帶動相關企業的發展，去年10月18日號又說要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管理。我們要改變思想，拿出漢武帝、秦始皇、鄭和的勇氣來。當然，出去後，我希望大家素質高一些。
我們要明白自己在國際上的地位，華夏的鋼鐵工業、水泥工業、玻璃工業、瓷磚工業、自行車工業、紡織工業、服裝行業絕對是產量第一，質量也過得了關。而且，我們正好乾這些發達國家已經不幹的活。因爲這些行業浪費能源，污染環境，人家國外的自來水管是不鏽鋼的，我們是鑄鐵的。非洲人使不起不鏽鋼，只能是鑄鐵管。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競爭對手是誰？
這次我到中原省去，中原省兩個省長，一個秘書長，省經貿委，外事辦出面，組織企業派出去。我希望大家利用政府管經濟的優勢，組織集團軍來進軍非洲。非洲56個國家，八億人口，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絕對是一個大市場。
我第一個選擇了喀麥隆，爲什麼選擇喀麥隆，第一他獨立以後，一直沒有戰爭，政局很穩定，第二，喀麥隆是法郎區的成員，48年是法國的託管地，組成了法郎區，他的法郎和法國法郎是橫比兌換關係，比如都是1：100，是100個喀麥隆法郎換一個法郎，什麼時候都是，沒有兌換率的問題，喀麥隆的銀行還是法國人控制的。
第三個問題，不管怎麼說，歐共體、日本、美國有錢，還要賺他們的錢。我們有洛美協定，凡是簽訂了協定的，就可以免稅進入歐共體。我們可以把非洲作爲跳板跳到歐共體。比如歐盟對華夏的家電徵收40％的關稅，如果把閒置的設備放到非洲去，可以直接打進歐共體。而且，有一千多種產品是可以通過歐共體進入美國。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條件呢？
華夏民族需要搶市場搶資源。人均佔有資源量是世界倒數第三位，空氣污染很厲害，水短缺，必須把華夏人打出去，把資本打出去，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他的話說完，有很多幹部，尤其是地方上的幹部就開始思索起來，出口型企業，自然是大家都願意扶植的，而且這位外經貿的幹部還幾乎打包票說其他事情他來辦，只要企業願意去就行，這個倒的確值得考慮。
蕭宸也這麼想了，不過想歸想，他卻感覺這位幹部對本職工作太在乎了，剛纔說的這些東西好是好，卻跟加入WTO沒什麼直接的或者說必然的關係。
那位胡弼老師笑着點點頭：“聽了韓同學的講話之後，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們應該尊重華夏人民的求生慾望，尊重華夏企業家的意見和觀點。人民的求生慾望是什麼？那就是海外開拓的冒險精神。我想起華夏一百多年前大量華夏移民到美國舊金山、南非、澳大利亞開拓的歷史，只是後來受到美國排華法的限制，華夏的勞工潮纔不得不收縮。但在那個時代，華夏的確涌出去了非常多的勞工，這說明華夏人民是能夠自發向海外出擊的，求生和開拓慾望是非常強烈的。但爲什麼我們近代落後了，就是因爲滿清政府的盲目自大，閉關自守，導致華夏在近代史的一場大開發中失去了大好機會，地球剩餘的資源和空間大都被西方人佔去了，導致華夏今天資源如此可憐和稀少，生存空間如此侷促。今天華夏人應該轉變思路了，華夏人不要盲目攀比發達國家，其實能有非洲國家那樣的資源條件就很好了。譬如南非，5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僅有5000萬人口，人均空間有多大！因此，韓同學認爲非洲是最後的新邊疆是非常正確的。”
蕭宸身邊不遠處一位國家科委的副主任笑着道：“那我也說兩句吧。過去講概念或大理論我也經常講，現在是研究具體問題，或者是更注重科技成果的轉化，把我國科學技術成果怎麼樣能夠更好的變成市場上的東西，提高競爭力。過去列強瓜分華夏領土，現在是發達國家佔領華夏的市場。我去過兩次日本，美國去過兩次，美國的波音公司，朗訊公司，貝爾實驗室，海軍實驗室，硅谷都去看過。方纔聽了幾位發言，感到大家下海游泳的水平已經非常高了，而我還在海邊看。過去我們在科大有過接觸，因爲科大早期兩位領導我都認識，我本身也是一個學物理的。他的思維比較活潑，今天講得很好。我總覺得，世界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華夏要在下個世紀和大國地位相匹配就得把在世界上的競爭力搞好，包括經濟安全的競爭力。
關於搞高科技成果轉化，到底現在我們國家產業中有多少技術的源泉真正在我們手裡。計算機芯片的利潤是25—35％，美國在做。芯片做成主件利潤是15—25％，日本、新加坡和寶島在做。用這個東西組裝成整機利潤是8—10％，我們現在各個大公司都在做。
今年有兩件事情值得我們深思，一個休斯公司要賣給華夏衛星美國政府不同意，但幾個大計算公司要進入華夏市場，政府非常支持，看起來是矛盾，但並不矛盾，因爲他叫你在技術上面和他永遠保持一定的差距，這樣市場控制源泉部分就在他手裡。
一個國家如果有幾個企業很有競爭力，決定這個國家很有競爭能力。如果這個國家沒有幾個企業很有競爭力，大概不會有太大的競爭力。西方國家都是主動出擊型的企業，我們的企業是被動適應型的企業。所以我覺得，剛纔韓先生講得確實是這樣，應該主動出擊。
我覺得經濟地圖、科技地圖是和行政區化地圖不一樣，當你市場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主權的內容就可能會有影響和有變化。歐洲共同體就是這樣，連貨幣都統一了。我們去歐洲的國家，拿護照這國到那國都很方便，驗都不驗，坐車就跑。所以我第三次去德國，法蘭克福研究院說，我們德國研究了，我們現在不太需要華夏的什麼技術，我們最需要華夏的市場，上帝給你們那麼大市場太恩賜了，我們德國就缺乏這個。我們可以看到，科爾到華夏來帶的人都是誰，人家帶的都是企業家。”
胡弼老師認真地點點頭：“我覺得我們研討的問題非常重要，但我看了今天來參加討論的人數不是很多，大概缺席了十幾位同學，是不是話題太高了大家覺得我們談了也是白談？其實我認爲入貿不能僅從經濟角度看問題，不光是量化和測算的問題，還有法律、思想觀念和政治架構的問題，所以大家接下來也可以就這些方面展開一下。”
這次一個主動發言的幹部蕭宸卻是認得了，是國家發計委產業研究所所長施清奇，據說他跟大伯的關係挺不錯的，大伯挺看好他。施清奇舉了舉手，也沒拿什麼提綱，就先自我介紹了一下，然後說：“我現在做兩件事，一是給十六屆一中全會起草一些文件，準備資料，比如華夏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問題。我覺得政府職能必須轉變，要走向市場，就要多聽更廣泛的意見。
另外現在國家科委也要求我們作一個綜合工作，就是要把華夏工業領域的重大科技問題重大技術問題、把部門和專題研究的彙總起來，作爲國家工業領域做科技規劃。很湊巧，上個星期經貿委投資司又給了任務，要把工業發展綱要由我來牽頭彙總寫出來，也是工業領域的發展規劃，經貿管理的十個部門加上黃金、醫藥、電力、信息。我們也想提一些建議，就是怎麼納入整個國家計劃的一部分，佈置下去給那些專業局，同時也要組織社科院、政務院發展中心和社會上一些研究力量進行一些綜合的研究。在來黨校學習之前，我就請了一些專家開始議論這些框架。事實上，華夏加入WTO這個問題，我研究得不深不透，只是粗淺地知道一些對哪些產業有影響，對哪些有利，哪些不利。真正的測算，沒有測算過，所以我現在要組織力量趕快測算，但一測算就需要把世界貿易的基本數據、框架都得拿來。買這個東西我買不起，所以，其實我很希望在座的諸位同學有辦法的，能給我們提供一些好的思路，到時候我請大家吃飯。”
他說到這裡，在場的幹部們就都笑了，副部級的幹部了，吃飯早不算什麼事，但跟發計委的產業研究所所長搞好關係，大家恐怕都不會有意見。
施清奇就繼續笑着說：“我感覺目前華夏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我們的技術水平、適應國際全球一體化、科技經濟一體化的水平都不夠，保護好國內市場和開闢國外市場也很不夠。現在人家五百強裡三百多家都進來了，我們怎麼採取應對措施也不太清楚。
的確，我現在也把題列上了，現在國際競爭國內化了，這個問題我們怎麼應對？要了解大公司，摩托羅拉我也去過，要真正瞭解人家內部的事，他不告訴你，就是作一些分析。希望大家也能夠給出點主意。在這種新的形勢下，怎麼做好下一個五年計劃，我感覺壓力很大，而且我們所的一些人說，老施，你不要接這樣的課題，這樣的課題太難做，而且涉及到國家前途命運，你要是弄不好，將來責任太重大，一不小心就是民族罪人了。但是我自己覺得沒有怕過什麼東西，只要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認真收集一些原始資料，我想是可以做好的。
逼到這兒，讓誰能說出華夏工業發展綱要是什麼樣？所以我說，大家羣策羣力，一定要聽取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的意見。我總講企業是主體，說得連計委（發計委，內部的老人還是習慣稱自己計委）的人都說哪象國家計委的研究所所長。前幾年我們到美國去，也探索過我們能不能到美國辦企業，有一些企業也去了，但由於各式各樣的原因失敗了，當然也有的原因。到底怎麼辦，這個事情我們正在研究，我的主要觀點是，企業要在風雨中摔打，不過我們黨政高層幹部內部要清楚一件事，就是它們捱打可以，但不能被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