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王若飛
爲謀解放頭可斷，留得清白在人間。
——王若飛
王若飛（1896~1946），原名廕生，貴州安順人。1922年6月，於巴黎發起併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隨後轉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回國，擔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1931年，在包頭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7年出獄，在延安任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秘書長等職。1946年4月8日，所乘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難。
磨難打造出堅韌
“甥生貴州之安順，八歲不識字，餘往攜至貴陽入小學，狀類白癡，不得入正額，留意着再，讀自若。”這是黃齊生對外甥生王若飛幼年時的描述。誰曾想，睿智果敢的政治家王若飛，童年竟是這般模樣。
王若飛原本出身富貴，從小好學懂事，備受家人寵愛。曾祖父去世後，家業逐漸衰敗。父親嗜賭如命，被趕出家門，終潦倒不堪，死於街頭。年幼的王若飛和母親、妹妹留在家中，待遇卻一落千丈。母親終日在廚房幹活，或是在磨房推磨；小小年紀的王若飛和妹妹若芬，常常遭到庶祖母和伯父們的毒打。
有一天，叔叔讓王若飛送來一碗麪條，燙手的瓷碗在手裡一滑，整碗麪條都扣在了地上。叔叔見狀破口大罵，之後還罰王若飛跪下。王若飛執意不跪，叔叔便大發雷霆，一巴掌把他扇倒在地，致使右耳失聰。從此以後，王若飛變得反應遲緩，智力下降。直到八歲時，他的舅父才把他和母親、妹妹從水深火熱的困境裡救出，轉至貴陽居住。
在貴陽，王若飛進入達德學校學習。由於之前的遭遇，他學習知識很吃力，考試不及格，成爲了“留級生”。然而，王若飛沒有氣餒，他用了一年的時間發奮讀書，刻苦學習，終於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從“留級生”變成了“最優等生”。逃出了封建牢籠的王若飛，渴望新知。在愛國志士黃齊生等人的影響下，他接觸到了進步思想，並開始閱讀一些進步書刊，如鄒容的《革命軍》、《新民叢報》、《民報》等。
武昌起義爆發後，貴州宣佈獨立，成立了軍政府。對於王若飛來說，這一切好似撥雲見日。他毅然剪掉自己的辮子，立誓要革命，要解放。1918年，王若飛留學日本，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希望可以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1919年5月7日，袁世凱簽訂了喪權辱國條約。王若飛憤然回國，在討伐運動中，幾次險象環生，表現出色。不久，王若飛決定到法國勤工儉學。在那裡，他邊學習，邊打工，同時還利用業餘時間拜會當地的愛國志士，爲革命鬥爭積累經驗，爭取力量。
1922年6月，法國巴黎召開了中國少年共產黨成立大會，王若飛被選爲少年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委員。在巴黎期間，王若飛廣泛閱讀革命書籍，深入研究馬列主義著作，並編印《少年》雜誌，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同年8月，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王若飛經阮愛國（胡志明）介紹，加入法國共產黨，不久，轉入中國共產黨。
童年的悲慘經歷沒有消磨王若飛的意志，求學的艱辛沒有令王若飛在尋求革命之路上退縮，成爲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王若飛邁着更加堅定的步伐，向着解放的道路前進。
豫陝區革命領頭人
1923年3月18日，王若飛等人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在那裡，王若飛更加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對其政治經濟學、哲學等進行了深入研究。通過閱讀《國際通訊》、《經濟與政治》、《共產國際》等刊物，王若飛對如何進行中國革命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認識。課餘時間，他會把自己掌握的知識結合中國現狀進行具體分析，並且積極與同學們進行討論。王若飛的同學肖三感慨地說，王若飛對中國問題鑽研得深，力求融會貫通。對共產主義事業堅定不移，對國家民族忠心不改，以及分析事理之細，記憶之清，都令自己終生難忘。
1925年3月下旬，王若飛學成歸來，躊躇滿志，一心想要報效祖國。途中，他奮筆疾書，寫下了關於國內軍事鬥爭的提綱。斯大林說過：“德國革命，客觀條件已經成熟，然而屢次厥起不能成功者，就因缺少一個有列寧主義理論所鍛鍊的堅固的多數黨作爲鬥爭的指導。”王若飛恰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爲：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亦是早已成熟，卻缺少一個有力的黨，立刻把革命系統實現起來。爲此，王若飛提出了“堅固地發展工人運動”、“擴大國民革命之宣傳”等觀點。
回國後不久，王若飛被派往河南鄭州，負責籌建豫陝區黨委工作。同時期，著名的“五卅運動”爆發，王若飛在鄭州全力聲援。任職期間，王若飛的領導李大釗到鄭州視察之際，兩人對豫陝區的發展方向和工作展開進行了秘密討論，並制定了以工人運動爲中心，同時發展軍事、農運等方面的工作方針。
王若飛的到來，彷彿爲豫陝區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工作方針制定好後，他根據指示，協助當地國民二軍辦好軍校。爲了讓學員受到良好的軍事訓練，王若飛特意聘請蘇聯顧問，並制定了“以學兵營爲基礎，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爲榜樣”的治學方針。同時，他還強調要在兵營中注重政治教育，建立黨組織。
青年是國家的棟樑，加強青年的思想教育被王若飛視爲重中之重。在他的提議下，共青團利用寒暑假，組織青年學習革命理論。在講習會上，王若飛深入淺出地爲學生們講解了“帝國主義與唯物史觀”。在他的帶領下，開封地區先後成立了共青團、青年社和河南省學生聯合會等多個進步青年組織。王若飛在中共豫陝區委的機關刊物《中州評論》上刊登了很多教育類的文章，明確提出反對“八種錯誤”，提倡“十種教育”的理論，爲青年們指引了前進的方向。
王若飛將革命思想付諸行動，他高喊“我們要搗碎奴隸的鐵鏈”的口號，積極組織並發動農民運動。在軍事和農運發展得如火如荼之際，王若飛並沒有忽略婦女勞動者。他認爲，婦女運動是革命運動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有些時候，做事謹慎、周到的婦女往往在關鍵時刻能夠做出不小的貢獻。爲此，王若飛曾多次向李大釗請示派專人來領導婦女運動。
反奉鬥爭開始後，王若飛在《中州評論》中率先發表了題爲《勝利的國民軍將怎樣做》的文章。文章中，王若飛以事實爲依據，詳盡地爲國民軍分析了當前形勢，表明了豫陝區委的態度，同時也代表了革命羣衆的心聲。然而，愚昧的國民軍並沒有採納王若飛的意見，仍舊一意孤行，最終導致被敵所困。
形勢急轉直下，王若飛作爲豫陝革命區的領頭人，審時度勢，英明果斷，提前安排了豫陝區委的撤退工作。即將離開豫陝區，王若飛始終不忘領頭人的職責，最後一次召開了豫陝區委工作會議，主張以黨的骨幹力量爲核心，把工作重點轉移至農村。會上，他語重心長
地說：“我雖然被調到上海工作，但是大家一定要繼續發揚革命精神，堅持革命鬥爭！”
錚錚鐵骨
“死裡逃生唯鬥爭，鐵窗難鎖鋼鐵心！”這是王若飛在獄中的箴言。在內蒙古地區開展革命工作期間，王若飛遭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入獄，經歷了牢籠之苦。然而，錚錚鐵骨難屈服，他在獄中憑藉堅定的革命信念，頑強抗爭，最終無罪釋放。
1931年7月底，內蒙古德勝旗農牧民自發開展鬥爭，受到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關注。爲此，王若飛、田德秀和潘恩溥被派往內蒙古成立西北工委，組織領導包括陝（西）、甘（肅）、寧（夏）、晉（山西）、綏（內蒙古西北地區）、新（新疆）等地的農民解放鬥爭，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啓程後，一行人兵分兩路：王若飛和田德秀一路，潘恩溥帶領與兩名蒙古族同志一路，經不同地區，前往內蒙古包頭。
10月，王若飛和田德秀率先到達包頭。隨後，田德秀臨時接到任務，前往陝北協助劉志丹建立寧夏據點。王若飛則在當地同志烏蘭夫的配合下，投入到革命鬥爭之中。王若飛根據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指示，制定了內蒙古地區的工作計劃，並深入羣衆，瞭解鬥爭情況。
一段日子裡，王若飛的工作計劃進展順利，並在人民羣衆的呼聲中發動了轟動包頭的“抗鍋釐”運動，徹底廢除了不合理稅收——鍋釐稅（按戶鍋竈徵收）。鬥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時，王若飛卻被叛徒潘恩溥出賣。原來，從另一個方向出發的潘恩溥，在途經定遠哨口的時候，被敵人扣押審訊。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之下，潘恩溥沒能守口如瓶，透露了王若飛的行蹤和所在地。
於是，敵人根據潘恩溥的口供，迅速找到了王若飛在包頭的暫住地——泰安客棧。11月21日晚，國民黨憲兵隊和當地警察突然闖進泰安客棧，聲稱要把王若飛抓回去審問。隨身攜帶黨內機密文件的王若飛不顧自身安危，首先想到保護文件。他趁場面慌亂之際，把文件塞進嘴裡，準備銷燬證據。不料，這一舉動被敵人發現，扼住了王若飛的喉嚨。王若飛拼命掙脫，用力吞嚥成團的紙張。敵人下手非常恨，幾個人衝上來按住王若飛，使勁撬開他的嘴，摳出了溼軟的殘損文件。
狡猾的敵人拿到文件後，確認了王若飛共產黨員的身份。接連幾個晝夜的審問，都沒能從王若飛口中得到任何情報，敵人一怒之下，決定採取假槍斃的計謀，妄圖讓“死到臨頭”的王若飛說出實情。那些立場不堅定，最後做了叛徒的人往往都是中了敵人的這場奸計。臨上刑場，王若飛面不改色，懷着一顆報國之心，視死如歸。面對大義凜然的王若飛，敵人的奸計未果，只好將其重新押回警察局。在新一輪的審問中，王若飛以壓倒一切的氣勢對警察局局長說：“你們永遠都別想從我的口中得到任何消息。更何況，被審判的人不應該是我，而是你們！”
永不屈服的共產黨員形象在王若飛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包頭地區的國民黨反動派無計可施，便把王若飛押解至綏遠市“第一模範監獄”。進入監獄當天，王若飛被安排在寫有“改”字的重案牢房。路過其他牢房時，他高唱着國際歌，昂首挺胸地朝前走去。
王若飛入獄後，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曾到監獄去遊說。得知王若飛此前遭遇假行刑時的表現，傅作義不免欽佩：“軍人上戰場，臉也得白一白，他在刑場上竟面不改色，態度自若，人才都在共產黨內。”在與王若飛的長談中，傅作義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他的欣賞，並且提出只要王若飛肯爲國民黨做事，可以立即獲釋。在王若飛看來，頭可斷，血可流，也絕不能當叛徒。他不但斷然拒絕了傅作義的要求，還明確地提出發動羣衆，反蔣抗日的主張。
獄中的生活暗無天日，王若飛卻沒有放棄生的希望。他利用放風的機會，在烈日下暴曬。冬天時，王若飛還堅持用冷水擦身。這樣幾近“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的方式，爲的是強身健體，王若飛常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有了強壯的身體，才能和敵人鬥爭到底。”
1934年4月23日，綏遠高等法院判處王若飛15年徒刑。宣判結果意味着王若飛即將在獄中度過15個春秋，他卻不顯擔憂，還饒有興致地在自己的帽子上用紅線繡了一個醒目的“出”字。對於王若飛的這一做法，很多獄友都表示不解，問他爲何要繡個“出”字。王若飛回答：“‘出’表示着出獄。宣判15年是出自敵人之口，而我是一定要走出這間牢房的。因爲我堅信，用不了15年，中國革命就會成功！”
山西抗日救亡運動開始後，王若飛被押解至太原陸軍監獄。在那裡，王若飛結識了與自己有着共同目標的友人喬明甫、李安心等人，並且在獄中成立了學習小組，秘密組織黨員活動和對敵鬥爭。
一天，獄友們發現稀粥裡竟然有兩隻被煮爛的老鼠，卻敢怒不敢言。王若飛對大家說：“被關押在這裡活得還不如牲口，我們應該團結起來，爭取我們的人權。”在王若飛的帶動下，獄友們向監獄提出抗議，要求改善伙食。監獄的看守卻毫不講理，指責王若飛等人是“犯人”，只能吃殘羹餿飯。這樣一來，獄友們羣情激憤，決定以絕食的方式與敵人鬥爭。
王若飛鼓勵獄友們：“絕食鬥爭是獄中合法鬥爭的最高形式，必須作充分的思想準備，一定要團結一致，不論出現什麼情況絕不動搖，堅持到底，才能勝利；要嚴防敵人鑽空子，尋機破壞。”就這樣，長達五天五夜的絕食鬥爭開始了。大家都抱着“餓死也不屈服”的決心挺過了一天又一天。期間，所有人都曾因爲飢餓而昏厥，醒來後依然堅持鬥爭，沒有吃敵人送來的飯。
絕食鬥爭到第五天，監獄當局感到事態嚴重，便派人找到王若飛，希望他能夠勸說“政治犯”們進食。王若飛抓住這次機會，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腳鐐和閱讀書報的三項要求。見到共產黨員的鬥爭如此堅決，監獄方面只好點頭答應了所有要求。至此，以王若飛爲首的絕食鬥爭宣告了勝利。
1937年春，在黨組織的營救下，被關押5年零7個月的王若飛獲准無條件釋放。走出監獄，王若飛重新見到了那一縷朝陽，面朝東方，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急着出來爲黨工作”。同年8月，王若飛到達延安。
傳播革命星火
王若飛是一名革命星火的傳播者，他用生命的每一刻在完成着這個重要的使命。在延安，王若飛用汗水和心血宣傳紅色革命，弘揚革命精神，爲革命事業鞠躬盡瘁。
1937年夏，中共中央的安排下，王若飛從太原回到延安，很快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這讓王若飛感覺自己真的回到“家”了。在那裡，他擔任了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宣傳部長、統戰部長，負責推動文化教育、聯繫上層民主人士。在宣傳上，他重點強調全民抗戰，並總結了黨中央洛川會議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黨的全面抗戰方針的關鍵點。
爲了鞏固和擴大宣傳力
度，王若飛創辦了陝甘寧邊區黨委理論刊物——《團結》。身爲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王若飛對待工作廢寢忘食，經常寫稿至深夜。文章內容也正如刊物的名字一樣，表達了王若飛渴望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抵抗外敵的決心。
文化教育是傳遞革命信念的主要“陣地”，那些意氣風發的學生正是國家未來的希望。在陝北期間，王若飛同時兼任陝北公學教授。1937年11月，王若飛在陝北公學校刊上發表了題爲《歡迎全國革命青年學生到延安來學習抗戰知識》的文章，他指出“目前我們爭取民族生存的，向全國青年學生提出一個重大的任務，要求他們跑到民衆中間去做喚起民衆、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來參加抗戰的工作。”同時要求“每個來學的青年，必須百倍緊張地學習，必須在短短的幾個月內，獲取一切必要的抗戰知識，就迅速到民衆中去，到前線去。”
在鼓勵青年學生在抗戰中發揮自身能力方面，王若飛可謂是身體力行。他經常和同學們一起探討問題，深入瞭解學生們的思想動態，並且把自己的看法通過作報告的形式爲學生們演講，透徹地分析當前抗戰形勢、性質以及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正確主張，倡導學習抗戰理論，讓學生們意識到抗戰知識在救國救民的道路上同樣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
王若飛負責的宣傳工作之所以能夠卓有成效，正是源於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法。在保衛邊區的鬥爭中，他曾多次親自走訪沿河城鎮，深入羣衆，瞭解保衛邊區的動員工作。王若飛常說：“只有到當地去，到百姓中間去，才能聽到人民的心聲，發現工作中的問題。”每次走訪結束後，王若飛都會針對出現的問題做出總結。他提出：“一切抗戰動員工作之能否完成，全繫於我們政治宣傳工作是否深入。要在鼓動中把每個邊區人民，無論男女老少都動員起來，積極參加保衛邊區的鬥爭，把他們的一切能力，一切物力都貢獻於抗戰。”王若飛帶着革命的火種，毫不保留地播撒向人民，在他眼中，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是傳遞革命星火的使者。
在延安這塊政治陣地上，王若飛像一盞啓明燈，不斷地發光發熱。1938年秋，他被任命爲中共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後兼任八路軍副參謀長。謙遜的王若飛對於副參謀長的職務有些信心不足，他找到毛澤東坦誠相告：“我沒有在軍隊工作的經驗，如今勝任副參謀長一職，實在不敢當。”毛澤東拍拍他的肩膀說：“最初我沒有搞過軍事，現在不也是搞起來了嗎？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得到了毛澤東的鼓勵，王若飛更加堅定了傳遞革命的信心，並且開始涉及軍事方面的研究和宣傳。
1940年起，日寇開始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王若飛潛心研究反“掃蕩”。他總結道：“敵人使用燒光、殺光、搶光的政策，簡直是慘絕人寰。‘三大政策’爲的是把根據地變成無人區。面對這樣的情形，軍隊和人民都應該隨機應變，縮小目標，靈活作戰，以保存我們的有生力量。”王若飛的這一理論，正是“精兵簡政”政策的最初雛形，對發展精銳部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後來，“精兵簡政”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一致認可，成爲了根據地十大政策之一。
王若飛始終堅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延安的日子裡，他傾注心血，讓點點革命星火呈現燎原之勢。無論工作在什麼崗位，王若飛始終不忘使命，讓革命精神傳遍延安。
爲謀解放頭可斷
抗戰勝利前後，王若飛作爲中國共產黨代表之一，多次參加同國民黨的談判。
1944年5月起，國民黨軍隊作戰頻頻失利，乃至盡失豫湘桂等正面戰場，這樣大面積的潰敗惹得全體國人一片譁然，強烈譴責國民黨的專政統治，同時呼籲建立民主聯合政權。在這種情形下，中國共產黨決定採取談判的方式與國民黨方面和商解決。當時，王若飛以林伯渠助手的身份陪同趕赴西安、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
然而，談判成員到達重慶後，很快發覺國民黨方面說一套做一套，毫無和談之誠意。於是，王若飛迅速將此情況彙報給黨中央，說明國共之間談判的時機尚未成熟。此後，根據中央指示，王若飛繼續留在南方局，協助董必武主持上層統戰工作。11月起，王若飛任中共南方局工委書記，負責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廣泛團結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爲中央委員。
抗戰勝利後，全國上下一片歡騰。然而，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仍舊沒有化解。國民黨統帥蔣介石接連三次致電共產黨方面，希望能夠再次舉行談判。爲了和平民主的大業，毛澤東接受了邀請，並決定親自掛帥。王若飛作爲中共代表，隨同毛澤東、周恩來離開延安，於1945年8月28日抵達重慶，參加國共兩黨和平談判。國共談判從9月4日正式開始至10月10日，共舉行了多達十次的談判會議。期間，王若飛日夜操勞、嘔心瀝血，協助毛澤東、周恩來工作。
在國共雙方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後，10月11日，王若飛送毛澤東乘機返回延安，協同周恩來一起，繼續爲下次的國共談判積極做着準備。
1946年1月10日，王若飛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在會上，他按照黨中央要求，既堅持原則，又掌握靈活的鬥爭策略，在改組政府和國民大會等重大問題上，與國民黨的談判代表王世傑展開了一番激烈的脣槍舌劍。才華橫溢且能言善辯的王若飛在辯論過程中表現得從容不迫，博學的文采，精妙的辯詞，使臺下的國民黨代表聽得瞠目結舌，甚至心生敬佩，同時也給很多愛國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曾高度評價王若飛，說他“分析事理之強，記憶頭腦之清楚，對人懇摯，一片真誠，毫無間然，尤其是每次會談或是會議，哪一種人性的辯爭，衆口紛紜屹然不動，雖有責難弗避，真不愧爲民主戰士的先導”。
王若飛在談判會上的精彩表現令在場人員讚歎不已。同時，他團結各民主黨派，同國民黨的獨裁政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最終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使中國共產黨在民主問題上佔據了主動，爲“第二條民主戰線”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6年4月8日，受周恩來委託，王若飛攜帶着中共代表團就憲法、國民政府組成等問題同國民黨談判的最後方案，同秦邦憲、葉挺、鄧發和黃齊生等，乘飛機離開重慶返回延安，準備向中共中央請示彙報。因天氣原因，能見度很低，飛機中途迷失方向，不幸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上撞山墜毀，同機13人全部遇難，王若飛時年50歲。
毛澤東爲“四八”烈士題詞：“爲人民而死，雖死猶榮”。周恩來得知王若飛遇難後，悲痛地說：“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種力量，失掉一種鼓勵，失掉了一個幫手。”
王若飛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他“一切要爲人民打算”的諾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