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 長城抗戰與抗日大暴動片段
薊縣城裡的老百姓，不像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的市民那樣瞭解國家大事。過去大城市有許多家報紙，還有廣播電臺。市民們即使不識字，不看報紙，自家沒有“話匣子”（舊式電子管的收音機）或者“耳機子”（廉價的礦石收音機，對接收到的音頻信號無放大功能，不耗電），道聽途說也容易知道媒體報道的重大新聞。薊縣老城是個小縣城，過去沒有廣播和報紙，城裡的老百姓中文化人更少，只能靠道聽途說或者親身經歷來了解國家大事。他們不清楚“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只知道宣統皇帝退位成立中華民國。他們知道大總統有孫中山和袁世凱，因爲大洋錢上有孫袁二人的頭像。可是對後來的大總統黎元洪、徐世昌、曹錕和馮國璋，卻知道的不多。對於孫中山在廣東領導的“二次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他們知道的更少。可他們知道奉軍打敗了北洋軍，張作霖控制了北京；知道張學良易旗，接受蔣委員長的領導；也知道“九一八事變”和東三省成立了“滿洲國”。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不清楚自己的家鄉爲什麼稀裡糊塗的就被日本人控制了。
日僞時期，薊縣城裡屬於日僞軍佔領的“淪陷區”。這階段，薊縣城裡的老百姓過着“亡國奴”的生活，與這之前的民國時期有了很大的變化，根據老一輩人的介紹，分別講幾個小故事。
一、有關“長城抗戰”的情況：
據史料記載，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東三省。1932年3月，東三省成立了日本人的傀儡政權——“滿洲國”，宣統皇帝溥儀又成了“滿洲國”的皇帝。1933年元旦，日軍炮擊山海關，開始了侵犯華北的新戰鬥。駐守山海關的東北軍何柱國的57軍，不顧蔣委員長的不抵抗政策，奮起反抗。1月1日至3日，經過激烈戰鬥，山海關失守了。然後日軍就進攻長城之外的熱河省，於3月4日攻佔了熱河省會承德市。之後，日軍又開始進犯長城的各關口，中國守軍在各處英勇抵抗。3月11日至12日，日軍攻佔了古北口。中國軍隊退至南天門繼續抵抗。3月9日至19日的10天內，宋哲元的29軍與日軍在喜峰口至羅文峪一帶展開激戰。迫使日軍後退五公里，取得戰場勝利。但是4月11日，日軍攻破長城關隘冷口，隨即攻佔遷安。使把守喜峰口的29軍腹背受敵，不得不向西撤退。這幾場戰鬥，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長城抗戰”，其中29軍在喜峰口的勝利是“長城抗戰”中唯一的勝利。
“長城抗戰”發生在1933年，當時薊縣城裡的老百姓不知道公元年號，只知道是中華民國22年。對於中日雙方在古北口和冷口的交戰情況，薊縣城裡的老百姓知道的不多。對宋哲元的29軍和日本軍隊在喜峰口的戰鬥情況，還是有所瞭解的。因爲當時29軍的參謀長是薊縣人，下面的官兵中也有薊縣人。山海關失守後，1月20日29軍奉命東調，駐紮在通州、三河、薊縣、玉田等地。29軍紀律嚴明，官兵抗戰心切，受到駐地老百姓的熱烈歡迎。薊縣反帝同盟組織積極發動羣衆慰問29軍官兵，並組成了洗衣組、送信組、宣傳組等服務團體，還組織婦女日夜忙碌，爲部隊趕製冬裝。3月初29軍進軍喜峰口，以及後來從喜峰口撤回都是從薊縣經過的。所以，薊縣城裡的老百姓對29軍印象很深，按照城裡老百姓的說法是，喜峰口戰鬥是宋哲元的29軍和日本侵略軍打的第一仗，而且把日軍打退了。因爲蔣委員長要和日本人講和，不派中央軍支援29軍，還命令他們撤退。如果不服從中央的命令，就要斷絕29軍的糧餉。所以，29軍纔不得不撤退回北京一帶。當然，作爲普通老百姓，他們對這場戰鬥的起始緣由和戰鬥情況，不可能知道的太多。當時29軍有多少人蔘戰，他們說不清，日本軍隊有多少人蔘戰他們也說不清。在日軍攻破冷口進入遷安縣城對29軍形成包抄之勢後，中央軍有無能力支援29軍打敗日軍，他們更不知道。當時流傳的這個說法，大概是29軍官兵在打了勝仗卻要撤退回來時，對沿途老百姓的解釋。
這次戰鬥29軍是做了充分準備的，在進軍駐守喜峰口時，不僅部署了守衛長城的作戰部隊，還安排了後勤供應。同時也從薊縣、遵化一帶抽調民工，組織了擔架隊和收屍隊，還用大馬車裝着從附近買的一些棺材。我二爺孟憲增（1914——1973）就是民工之一，跟大車拉死屍，每天一塊大洋錢（當時一塊大洋可買一袋白麪，40斤一袋）。
據孟憲增他們介紹，中日雙方在喜峰口打仗，不是一次定勝負，而是打了好多場，戰場有好多處，打了十來天，有時日軍進攻，29軍防守；也有時29軍進攻，日軍防守。總的看是29軍逐步向前推，日軍逐漸向後退。每天交戰的時間都不太長。戰鬥中經常短兵相接，日本兵用步槍上刺刀扎，29軍官兵用大片刀砍，經常拼殺混戰，受傷的很多，不受傷的很少，遍地都是屍體。輕傷員在戰鬥間隙中自己包紮一下，還繼續戰鬥。有的重傷員在戰鬥中就隨時撤下來，交給擔架隊送往戰地醫院。戰鬥停止後，雙方軍隊佔據兩側的山頭，擔架隊和收屍隊打着紅十字的白旗，到戰場上搶救沒撤下來的重傷員，收自己這一方犧牲官兵的屍體。主要看軍裝識別，只管自己一方的，不管對方的。對方的收屍隊也打着紅十字的白旗，到中間的戰場上收屍。兩邊穿白大褂的衛生隊員和民夫，都沒有武器，見面也不爭不吵，各幹各的。中國的收屍隊用大車裝滿屍體，運到後方掩埋，當官的屍體裝進棺材，單獨埋葬，還用木牌寫上姓名職務。當兵的屍體太多，沒有那麼多棺材，就挖大坑掩埋，據說是一個大坑埋三、四十具屍體。因爲大家都在堅守陣地，在掩埋屍體時，也顧不上舉行什麼追悼儀式了。據他們估計，這次喜峰口戰役中，29軍戰死六七百人，受傷的就更不計其數了。同時，日本人戰死的比29軍也少不了多少。
後來29軍撤回北京了，給沿途老百姓的印象是，29軍很勇敢，很能打，只因沒有中央軍政府的支持才撤退的。
二、有關“何梅協定”與“抗日大暴動”的情況：
據史料記載，1933年5月31日，中日兩國簽訂了《塘沽協議》以後，平谷、薊縣、遵化等冀東地區，脫離了中國軍隊的控制，開始處於日軍的監視和控制之下。1935年夏季，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秘密簽署了“何梅協定”，同年11月25日，冀東地區成立了日本人的傀儡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使河北省東部從撫寧、盧龍到密雲、昌平一線22個縣脫離了中國政府的管轄。各縣的國民黨縣黨部都撤銷了，同時在各縣設立了日本顧問，操控了全縣的生殺予奪大權。薊縣也是22個防共自治縣之一，所以，薊縣的國民黨縣黨部也撤走了，縣政府也來一個日本顧問，他的住處就在西南隅塔前衚衕，有一箇中國的翻譯官和勤務員伺候他。有了日本顧問後，縣長遇到事要和日本顧問商量，要聽日本顧問的話，日本顧問說了算。不過對城裡的老百姓來說，他們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多大的變化。因爲有沒有日本顧問，縣長當家還是日本顧問當家，與老百姓的生產生活並沒有直接關係。至於“塘沽協定”與“何梅協定”，“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是個什麼貨色，一般老百姓既不清楚，也不關心。因爲，從中華民國以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換的領導人太多了，老百姓對這些“國家大事”和“本縣大事”已經麻木了。
爲了抗日救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市內爆發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在此影響下，平津高等學校讀書的一些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以薊縣爲中心，以教書、行醫爲掩護，到鄉下農民中進行抗日救亡宣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聯合抗日，薊縣的反帝大同盟組織加大了抗日救亡宣傳。由於薊縣城裡是日本人傀儡政權所在地，當然不允許共產黨和國民黨宣傳、組織抗日活動。所以城裡的老百姓和共產黨及國民黨都接觸不到，談不上搞抗日活動，雖然也聽說了西安事變的消息，也沒有人敢站出來宣傳抗日的主張。
1937年7月7日，日軍首先炮擊宛平縣城和盧溝橋，宋哲元的29軍奮起反抗，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大量增兵華北，並佔領了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等大城市。同時，共產黨也在冀東地區開展宣傳鼓動，號召民衆組織起來，開展全面的抗日民族戰爭。薊縣城裡雖然沒有共產黨和抗日組織，但是人們也聽說了“盧溝橋事件”，老年人都知道“宋哲元大刀兵，盧溝橋上打衝鋒，殺死鬼子河裡扔，河水染成紅。”
1938年6月，時值“中原會戰”，一些駐冀東的侵華日軍和僞軍南調，冀東地區日僞軍兵力空虛，八路軍第四縱隊挺進到冀東山區。於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華北人民抗日自衛會”就乘機發動了十多萬冀東人民參加的“抗日大暴動”，組建了“冀東抗日聯軍”。中共薊縣縣委和薊縣抗日救國會也領導了薊縣的抗日骨幹，分別在薊縣東部、西部南部舉行了有幾千人參加的“抗日大暴動”，建立了抗日聯軍第五總隊、第六總隊、第十六總隊和第十八總隊。並且集中兵力，進軍薊縣城。
那時薊縣城裡只有幾十名警察，沒有軍隊，日本顧問和僞縣長一得到鄉下舉行了抗日大暴動，繳了下邊警察所的槍，自知寡不敵衆，嚇得都跑到北京去了，抗聯隊伍沒用武力就進了薊縣城。
薊縣城裡的老百姓也不清楚進城的抗日聯軍的部隊番號，因爲這支隊伍沒有軍裝，都穿着普通服裝，就稱他們爲“便衣隊”。據說進城的便衣隊有兩千多人，領頭的官銜是“總隊長”，隊員們大多來自當時鄉下的“民兵組織”——連莊會。“便衣隊”的武器很雜亂，當官的帶短槍，有“六轉子”、“盒子炮”（駁殼槍），戰士的步槍有“老套皮”、“漢陽造”“獨子撅”，還有打兔子用的火槍和大刀長矛。這些槍支彈藥有的是從警察所繳獲的，有的是連莊會自有的，也有的是從鄉下的地主富農家收來的。過去爲防衛土匪襲擊，政府要求鄉下農戶按土地畝數攤錢購買槍支彈藥，所以民間有些零散槍支。暴動的隊伍動員這些有槍的富戶“獻槍”抗日，同時也有不少愛國士紳帶頭參加了抗聯隊伍。總的看“便衣隊”的武器是很差的。
“冀東大暴動”驚動了日軍指揮部，必然要增兵冀東鎮壓抗日聯軍。“便衣隊”進城不幾天，從東北開過來一支“滿洲隊”，也就是僞滿洲國的軍隊，要奪回薊縣城。這支“滿洲隊”有五六百人，武器精良，士兵們用“三八大蓋”步槍，還有機關槍和迫擊炮。城裡的“便衣隊”見敵人來了，就緊閉城門，到城牆上防守。“滿洲隊”大概知道“便衣隊”人多武器少，並不急於從城門攻進城來與“便衣隊”短兵相接，而是在城東部署陣地，從比較遠的地方攻城。他們用迫擊炮和機關槍，轟擊城牆上的“便衣隊”，把城牆上的垛口給炸壞了多處，“便衣隊”的官兵也有不少人受了傷。“便衣隊”在城牆上還擊，既沒有機槍也沒有小炮，自己這方的手槍步槍打不了那麼遠，對敵人沒有殺傷力，火槍和大刀長矛更用不上。所以，“便衣隊”人多勢衆的優勢發揮不出來，只能被動的捱打挨炸，這樣的仗還怎麼打呀？結果，等到夜裡乘“滿洲隊”休息的空子，便衣隊就全部從薊縣城裡撤走了。就這樣，薊縣城又落到日僞軍手中。
“便衣隊”撤出縣城後，奉命向北京西部的抗日根據地撤退，由於許多參加暴動的“連莊會”員不願離開家鄉，多數人都在途中潰散跑回家，剩下少數抗日骨幹加入了八路軍和游擊隊繼續抗日。
1938年12月原駐唐山天津一代的日軍從武漢前線返回冀東，對“抗日大暴動”後留在冀東的抗日武裝力量進行“掃蕩”和“清剿”，並進一步強化殖民統治，恢復僞政權和保甲連坐制度，建立戶口、門牌和“良民證”制度，使冀東地區正式進入日僞統治時期。
通過長城抗戰和冀東抗日大暴動，使薊縣的老百姓認識和了解了中國共產黨。
在“冀東抗日大暴動”之前，薊縣人對共產黨知之甚少，因爲1926年以前，薊縣沒有共產黨的組織。
1926年7月，薊縣人李子光在綏遠《實業日報》社加入共產黨，成爲薊縣第一個共產黨員。1927年春，中共玉田縣委委員張洪到薊縣別山、上倉一帶，組織舉辦“農民夜校”，建立農民協會，發展上倉河西鎮幾個小學教師和青年農民入黨，成立了全縣第一個黨支部。當年9月，張洪在薊縣組織發展了300多名農民協會會員，20多名黨員，建立了幾個黨支部，接受玉田縣中心縣委（領導玉田、豐潤、遵化、薊縣的支部）的領導。1926年11月，玉田縣農民暴動失敗，中心縣委被破壞，薊縣的共產黨組織與上級失去聯繫。1929年底，李子光受上級派遣，回到薊縣秘密發展共產黨組織，直到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全縣纔有黨員130多人。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至1938年冀東抗日大暴動之前，薊縣的老百姓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妥協退讓的不抵抗政策，並不清楚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知道外地還有共產黨和紅軍佔領的紅色革命根據地。薊縣的老百姓只知道“九一八”事變後，撤退到關內的東北軍廣大將士，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滿意；“長城抗戰”後，29軍的將士們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也不滿意。“何梅協定”簽署後，冀東22個縣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國民黨縣黨部撤銷了，縣政府裡來了日本顧問，這就等於國民黨把這些地盤拱手讓給了日本人。冀東抗日大暴動以後，薊縣的老百姓知道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纔是真正抗日的，這纔對共產黨有了認識。
在抗日戰爭時期，薊縣的老百姓知道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遭到日本軍隊的清剿、討伐，損失很大。1943年以後，八路軍的地盤越來越大，薊縣境內的日本兵越來越少了，到1945年，幾乎只剩下僞軍，沒有日軍的主力部隊了。薊縣老百姓不知道外地的國民黨軍隊與日軍如何打仗，也不知道中國還有去東南亞的遠征軍，他們並不清楚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大量耗費了日本國的戰力，就以爲是八路軍打敗了日本兵。所以，大家對共產黨是打心眼裡佩服和擁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