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讀書記二
總體上說，多麗絲·萊辛算是一個溫情的作家，正是這種溫情，使她部分寫作顯得單純而清晰。英國女作家有單純的傳統，比如曼斯菲爾德——應該是二十年前讀過，一個個短篇具體的情節已經淡忘了，但那氤氳的溫情與惆悵卻彷彿成都冬天的霧靄，隨時都可以降臨身邊。英國女作家更有複雜的傳統，比如伍爾芙，但這個複雜並不是歷史、政治或當下世相的複雜交織，而是女性主義寫作所喚醒的，更有弗洛伊德以來的現代心理學對這種自我分析或者說自我深究所提供的方法。萊辛作爲一個英國的女性作家，自然也不能自外於這個傳統——或者說“潮流”興許更爲恰切一些。
準確地說，多麗絲·萊辛有時候明晰簡單，有時也複雜糾纏。
作爲女性作家，當她用女性主義的方式寫作，潛入主人公內心進行開掘時，她是複雜的，甚至是夾纏不清的。
可是當她的視野與筆觸轉向外部世界，特別是轉向她度過了青少年時代的前英國殖民地南羅得西亞——今天的獨立國家津巴布韋時，處理這種想來應該更加複雜的題材時，她倒變得清晰簡單了。
我個人喜歡這個簡單明晰的萊辛。
從對她作品的閱讀，我相信文本的簡單不一定是作家才華或風格所致，而是出於信念的原因——堅定的信念使複雜的世相在其眼中和筆下變得簡單。
當年，多麗絲·萊辛離開因民族獨立運動而動盪不已的南部非洲，帶着書寫英屬非洲殖民地的長篇小說《野草在歌唱》回到英國時，就因爲清新、同情與明晰受到了廣泛歡迎。我在十幾年前讀過這部作品。但是，清新的作家，明晰的作家，信念堅定的作家，不一定就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不一定就能引爆潛在寫作者強烈的創造力，所以，我們已經將這個人淡忘了。
多麗絲·萊辛是英國人，在大英帝國殖民地遍佈全球的時代出生於伊朗，後來，又隨全家移民到非洲的南羅得西亞。生長於土地肥沃的白人農場。成人以後，作爲殖民主義的既得利益者，她卻同情當地黑人的獨立運動和對土地的要求，離開了白人種族主義者統治下的國家。她離開的是自己視爲故鄉的國家，回到了英國，她父親的故鄉，她文化上的母國。
這樣一種看起來足夠複雜的經歷，不由得給人一種期盼，期盼出現一種對反殖民主義浪潮下複雜世相與人性的動盪書寫。但《野草在歌唱》並沒有充分滿足我這種期望。看這本書，某種程度上像是看一個文字版的《走出非洲》，且還沒有電影那麼深致的低迴與纏綿。那時候，我們多麼喜歡複雜甚至夾纏的文體啊！——福克納式、喬伊斯式、王爾德式、艾略特式、“新小說派”式、杜拉斯式，雖然有些時候，一些看似單純天真的方式卻又在不經意間就牢牢地抓住了我們，但我們還是將這個人慢慢淡忘了。直到2007年，她才以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的身份再一次回到中國讀者視野中間。
這時，我依然沒有讀她。
因爲所有媒體和隨着大流讀書的人們轟轟然傳說一本書（說她，當然是以說比較夾纏的《金色筆記》爲多）的時候，我甚至有些刻意地去迴避，而讀着一些被流行閱讀冷落的文字。直到生病住院時，有朋友送了幾百塊錢購書券來，輸完液就去醫院近處的人民南路書店。先買了幾本海外學者研究中國的書，之後是奈保爾的一本新書《自由國度》。再在書架間巡行下去，就遇到萊辛了。通常介紹她的創作成就時都沒有提到過的書，而且還跟非洲有關，就買了下來——《非洲的笑聲》和《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準備手術時，就把她和奈保爾定爲術前與術後要讀的書了。《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是一個短篇小說集，並有一個副標題叫“非洲故事一集”。爲此又跑了一趟書店，怕自己遺漏了二集或更多集。讀了作者曾於1964年和1973年兩次再版時的自序，知道這本書原來是兩個小說集的合集，也隱約知道，以後並沒有再寫下去。於是，就讀她的短篇。第一篇是白人農場主家一個天真少女和一個非洲土著酋長的故事《木施朗加老酋長》。
同大部分白人農場一樣，父親的農場也只散佈着幾小塊耕地，大塊兒的地都閒置着。
故事中的少女就是這個父親的女兒。從她出生以來一切就是這樣，所以一切都天經地義：肥沃的土地，野生動物出沒其間的荒野，衆多的黑人僕役……農場上的黑人也和那些樹木岩石一樣，讓人無法親近。他們像一羣蝌蚪，黑黑的一團，不斷變換着形狀，聚攏，散開，又結成團，他們沒名沒姓，活着就是幫人幹活，說着“是，老闆”，拿工錢，走人。
荒野是這個少女學習狩獵的地方。不上學的很多日子裡，這個少女不是像電影《飄》裡的那些農場姑娘在有很多鏡子的房間裡整理各種蕾絲花邊，而是這樣子行動着：“臂彎裡託着一支槍，帶兩條狗做伴”，“一天逛出去好幾英里”。這是殖民者尚武傳統的一種自然流露。
荒野對一個有着敏感情懷的少女來說，就是奇花異木的國度，對一個身體中流淌着征服者血液的少女來說，森林是一個狩獵的場所，更是家庭農場中衆多僕役所來自的地方。
少女攜槍帶狗在森林中穿行，如果遇到黑人，他們會悄無聲息把路讓開，儘管這個黑人不是他們家的僕役，但一樣會露出對主子的順從表情。但是，某一天，她遇到了一個不肯主動讓路的黑人。她因此知道，除了在白人家充當僕役，在農場用勞動力換取一點微薄工錢的低賤的黑人，在她所不知道的更廣闊的荒野裡，還有着擁有自己的完整社會，有着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尊嚴的黑人。現在，她所遇到的三個黑人中就有一個是這片荒野的真正首腦——一個酋長。少女家由白人**劃給的廣大土地，過去曾屬於酋長的部落。
這次相遇，在少女眼前打開了另一扇世界之門。
那年她14歲。“這是個萬籟俱寂的時刻，側耳傾聽的時刻”，“我看到有三個非洲人正繞過一個大蟻丘朝這邊走來。我吹了聲口哨，把我的狗喚到裙邊，晃盪着手裡的槍朝前走，想着他們會讓到路旁，等我先過。”
他們沒有給白人小姑娘讓路。老黑人的兩個隨從告訴她路遇的是木施朗加酋長。
姑娘被黑人的自尊所震動，受震動之後，回到家裡看書了。她看到了初到此地的白人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我們的目的地是木施朗加酋長國，它位於大河北邊。我們希望能夠獲得他的允許，在他的領地上勘察金礦。”於是，“這句話……在我心中慢慢發酵。”於是，“我閱讀了更多關於非洲這個部分開發時代的書。”誰的開發時代？顯然是白人來到這塊土地探礦的時代，從歐洲來到這裡定居，在原先酋長的領地上建起一個個農場的時代。
“那一年，在農場那塊土著南來北往經常穿越的地方，我碰上他（酋長）好幾次。”“或許，我之所以常去那條路上游蕩，就是希望遇上他。他回答我的招呼，我們互相以禮相待，這都似乎在回答那些困擾我的問題。”
小姑娘有什麼問題呢？一句話，這土地到底是誰的？很顯然，白人農場的土地本來是酋長們的。但在她出生長大以前，這土地就已經屬於自己家了。對她來說，這個現實無從改變。但讓她難解的是，爲什麼反倒是後來者高人一等，土地原先的主人反倒要過着窮困而且沒有尊嚴的生活。小說中寫道，木施朗加酋長的兒子，也就是土著部落未來的酋長就在白人農場主家裡充當僕役（廚子）。
她不想也不能改變眼下的現實，但這並不妨礙內心中對失去土地同時還失去尊嚴的黑人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小姑娘當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人很好地解決過這個問題。但因爲是問題盤旋在心頭，她獨自上路了，要去看看酋長殘留的未被白人勢力深入的國度。後來她勇敢地去到了那裡，“那是林間空地上搭建的一帶茅草棚屋羣落”。在那裡，她見到了被族人擁戴的酋長。但她想對酋長表示友好的話都沒有說出來。剛剛抵達，她就對歡迎她的酋長說了再見。酋長自然也沒有挽留。
再後來，故事就到了尾聲，因爲老酋長控制的村莊，被代表**的警察宣佈爲非法的存在，一年以後，“我又去了那個村莊一次，那裡什麼都沒有了”，“聽說木施朗加酋長和他的族人被勒令向東移二百英里，搬到一個法定的土著保留地去了。那塊**所有土地不久將被開發，供白人定居”。
據作家在自序中說，小說集是她的第二本書。寫於20世紀50年代。那是個什麼年代呢？作家說，在那個年代，種族問題對身處南部非洲現實中的人來說是熟視無睹，但在這個小世界之外的大世界之中，對種族隔離制度的憤慨也還沒有成爲進步人士的共識——“進步人士良心的常規構成”——但她已經在小說中涉入這樣的現實了。作家也無非是這樣，關注到某種被大多數人有意無意視而不見的現實，表示出自己的情感（在萊辛就是一種深深的同情）。如果公衆、媒體與社會對此保持沉默，那麼，對一個作家來說，也就僅僅是寫下了這麼一些文字。用我們語境裡的話說，叫“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高蹈的批評家經常號召作家干預生活，與社會保持一種“緊張的關係”，卻沒有深究過身邊到底有沒有這樣的作品出現而自己和讀者與媒體一起陷入了曖昧的沉默；並且進而研究一下，在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心態下，大家未曾預約卻像預約好的一樣陷入了這種沉默。作家寫作如果有什麼目的，我深信，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喚醒人們基本的道德感。批評家應該多研究一點這種喚醒機制和喚不醒的原因，倒比自己爬到道德的制高點宣讀空洞的判詞要對這個世界有用許多。用道德評判來代替文學批評是批評家給自己營造的一個萬全的堡壘，又安全，還可以不斷往外放槍。唯一的缺點，裡面空氣不太好。因爲道德這個東西也需要小心對待，一不小心，自身就腐爛了，使空氣污染。
在我看來，道德感在作家的故事中潛伏着，比在批評家的判詞中直接出現要好很多。就像在多麗絲·萊辛的非洲故事裡所起的作用一樣。
手術後第四天，舉得起硬麪精裝、五百多頁的書了，就開始讀了《非洲的笑聲》。這本書當然讓人看到了南部非洲的某種現實，更讓我看到了一個有良心、有道德的作家在這個複雜世界上的尷尬處境。
前面說過，多麗絲·萊辛離開了白人統治的黑非洲國家南羅得西亞。
這個國家歷史很短，“1900年，南羅得西亞成爲國家，舉國上下一片明豔的粉紅色”。
在此之前，遠征那裡的白人遇到了世居的黑人，“對英國人來說，必須把他們看成一無所知的野蠻人，惟其如此，才能把他們的一切歸於他們的征服者”。由於這個原因，“從50年代開始，抵抗運動開始形成”。後來，戰爭爆發。“像許多戰爭一樣，南羅得西亞獨立戰爭本不必爆發。這裡的白人至多也就25萬，我相信他們大多數會願意妥協，同黑人分享權力”，但這種理想的情形沒有發生，黑人反抗了，戰爭爆發了，“戰前，白人遠非團結一心，可戰爭的激情讓他們聯成一體”。我想，黑人陣營也未嘗不是如此。而像多麗絲·萊辛這樣意識到戰爭是一個錯誤的少數人，則要面對自己人的仇恨、誣衊甚至迫害。
而在另一邊，“年輕男女只要夠了歲數就逃離村莊，加入游擊隊”。“整整一代黑人青年，其中相當一部分都在游擊隊接受了教育，有時他們也學幾句馬克思主義口號，可真正把他們聯繫在一起的始終是對白人的仇恨”。1980年，黑人反殖民主義的解放戰爭取得勝利，一個新的國家津巴布韋誕生了。
多麗絲·萊辛在被白人統治的南羅得西亞禁止入境許多年後，於1982年立即動身前往這個換了主人也換了名字的新國家，並用非虛構的形式記錄自己的見聞。她一定對這個新的國家懷有美好的想象。雖然很多此前就已獨立的黑非洲國家的殘酷現實對她肯定有一種警示的作用，但是情感壓倒了一切。人們總是希望有例外，總是希望自己的故鄉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是一個溫柔的例外。如果上帝是一個常常疏於管理的農夫，自己所在的這一國度應該是他精心佑護的示範田。當然，更重要的是，對人類最基本的道德感來說，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與自由的人們從不義的白人手中奪回對這塊土地的支配權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雖然說道德有些時候被道德家們弄得很複雜，但歸結到每一個人內心道德感的生髮，卻總是依從於人類生活初始時就產生出來的那種最簡單、也最天經地義的邏輯。
所以，複雜的我們總是一面嘲笑簡單，同時感動我們的又總是那些沒有太複雜動機的人與事。
多麗絲·萊辛也是這樣感動我的。
作爲一個始終對無償地強力地佔有黑人土地懷着負疚感的白人，當那個黑人國家一旦獲得獨立，她就奔向了那裡。在書中她沒有告訴我們她是否做好了面對失望的準備。但是那裡的現實顯然讓她失望。或者說，那裡的現實肯定要讓她失望。
我們親愛的女作家回到了這個新國家，卻走不進黑人的世界，就像早年，那個少女去到木施郎加酋長的村莊，卻無從交流，只寒暄幾句就踏上歸程。除了不顧別人的警告，偶爾讓徒步的黑人搭搭順風車，去書店買幾本當地黑人作家的書來讀，她依然和早年熟悉的那些經營着農場的白人們待在一起，回憶過去，或者和他們因爲新社會，對新國家、對新領導、對黑人的不同看法而爭論不休。
她看到，不是所有黑人都成了主人，沒有掌握政權的當年的不同派系的游擊隊成了****，在劫持人質，以達到經濟或政治上的種種要求。
她看到，“報紙上也不會說實話”。舊日鄰居請她往倫敦打電話，是想知道在自己的國家剛剛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看到，“野生動物幾乎消失了，森林鴉雀無聲”。
她看到，物資匱乏。
她看到，那些這片土地的解放者成爲大小官僚，辦事效率低下。這些大小官僚儼然是這個國家的新主人，而大多數黑人，仍然生活在原來的位置上。所不同的是，原來他們還可以將貧苦無助歸咎於罪惡的白人，現在，他們卻找不到理由反抗和自己同樣膚色的新主子，而是眼睜睜看着“出現了一個被平民百姓稱爲‘頭兒’的新階層”。
更重要的是，新政權並沒有致力於民族和解。白人失去了政權，於是白人的世界對黑人封閉起來。黑人則在同一國度構築別一個世界。不同族羣的人，在精神與文化上完全分開，在同一平面上構成互不交叉的平行世界。
她離開的時候一定是非常失望的吧。作家沒有寫出她的情緒，而是繼續懷着溫情寫她離開的時候，又怎麼停下車，打開門，捎上兩個黑人婦女，半道上又搭上了一個黑人青年。這是她在機場登機前做的最後一件事。這是她在不到兩百頁的篇幅中好幾次寫自己不顧別的白人警告而讓黑人搭車的事了。她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與不同的黑人接觸來管窺與揣測這個新國家中黑人的狀況。
流動的轎車是她觀察一個國家、觀察另一種膚色的族羣生存狀態的取樣點。
有良心的人總是善解人意，總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問題，而掌握大權者行爲乖張的程度總是超過人們最壞的想象。即便到了2007年，在諾貝爾獎的獲獎演說中，她還在說着有些天真的充滿理解的話：“我站在門口望着滿天滾滾的沙塵暴，我被告知說，那裡依然有沒有被砍伐的原始森林。……1956年，那裡有着我所看到的最美的原始森林，如今全被毀滅。”但她迅速找到了原諒這種狀況、對這種狀況表示理解的理由：“人們得吃飯呀，要有燃料呀。”
我自己也出生在原始森林曾經密佈的地區，以我的經驗，敢保證森林的消失絕不是因爲當地土著吃飯取暖那點有限的採伐。但有農場生活經驗的她是這麼說的。
六年之後，她又一次回來了。
她看到了什麼？看到了所有壞的東西往更壞處去。她儘量在這個國家四處行走，想發現可以使人感到鼓舞的新東西。但她沒有發現。新的國度上演的政治戲劇其實從來都很古老。所以，她發了感慨：“愛上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政權，實在是一樁危險的事，你的心幾乎肯定會因愛而破碎，甚至會丟了性命。”她說得很好，問題是從來就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國家。國家從來都是由一個政權來代表的。
她看到，“狀況很危險，是革命之後的典型”，“大批青年得到許諾，將擁有一切。爲了那些許諾，他們作出犧牲，可到頭來卻是一場空”。
她看到，或者是人們不斷告訴她，這個“國家腐敗成風”，但她還在辯解，說：“穆加貝也在努力。”
這次，她到了黑人的農村。她看到了童年時代的白人農場模式以外的農業。白人農場是具有規模效應的、技術含量很高的方式。而在黑人農村，穆加貝同志部分兌現了承諾的地方，白人農場的地被搶過來，劃成一小塊一小塊分給了黑人。這樣的農業運作方式，或許可以使耕作者溫飽，但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南羅得西亞時代的農業是成功的。但是，津巴布韋的當政者沒有借鑑這種成功的經驗。
更重要的是，這種現實不會被真實呈現出來，因爲在這個國家流行着兩套語言：“一種是官方場合公開使用的語言，是一種自我保護；另一種是活生生的語言，承認第一種語言的虛假。”“要是你能私下接觸某位部長，你就會發現他們對實際局勢都很瞭解。可當他和別的部長們出席內閣會議時，或者出任某個委員會時，他不敢把自己的真實想法說出來。”另一個英國移民作家的話可能更精闢，薩爾曼·拉什迪說：“有兩個國家，真實的和虛構的，佔據着同一個空間。”
離開這個國家前，她回到了自己長大的“老農場”。“我被帶到這裡，從五歲起生活在這裡，直到十三年後永遠離開它。”
1988年，她再次離開，依然沒有告訴我們離開時的心情。但是，1989年，她又回來了。是怕自己看錯了什麼嗎？
這個在非洲算是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最好的國家，“從東到西，人們到處在談論腐敗”。
艾滋病開始流行了。“人人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它只是一個人們私下裡的話題，“它懸浮在談話的邊緣，剛冒個頭，又自行沉了下去，它讓人感到不舒服，彷彿談起它就是在散佈謠言，害怕爲此而受到懲戒”。同時，在左派政治神話中說，“艾滋病毒是CIA製造出來的，目的是削弱第三世界國家”。
1992年，她第四次回來。
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回來時筆墨最多，然後，越來越簡短。這一次，她回來，在五百頁的書中只寫了二十頁。因爲現狀依舊，只是程度加深，更加匱乏，擁有特權者更加高高在上，更加腐敗……書寫這些現實，不過是讓人更加絕望。多麗絲·萊辛在這本書中從不直接講出自己的心情，這一次，她引用了別人給她的信中的話：“每當我想到獨立時那些夢想，我就想爲津巴布韋放聲大哭。”也許，這也是她想說的話吧。
這次，她結束得很匆忙，確實也不必寫得太多了。她終於在最後一個小節裡談到了農業（是想探討一下穆加貝的革命事業失敗的原因嗎？），許多國家的立國之本。她談到農場和農場主的存在本是津巴布韋農業成功的主要原因，但是革命者們總是如此——尤其是游擊戰出身的革命者更是如此，不願意依憑前人成功的經驗，特別是當這種經驗是來自自己的革命對象。正是這樣的思路導致了津巴布韋農業的失敗。須知這是一個未曾工業化的農業國，農業的失敗就是這個國家全面的失敗。
於是，“貨幣貶值了，現在津巴布韋元只值過去的四分之一，這讓業已貧困交加的人更加走投無路”。那是1992年，到了2009年，“津巴布韋中央銀行已發行單張面額1000億津元的鈔票，以對付失控的通貨膨脹。目前，津巴布韋官方公佈的年通貨膨脹率高達2200000%。但獨立的經濟學家認爲實際數字更高”。
到作家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時，那裡的情形就更糟糕了。看到一則訪問，津巴布韋出租車司機希卡姆巴無奈地說：“是的，我是一個百萬富翁，一個什麼也買不起的百萬富翁。津巴布韋現在遍地都是百萬富翁。我們是一個盛產百萬富翁的國家，但是同時我們也一無所有。”但她在獲獎演說中沒有再議論那個國家所有方面的情況，也許是不忍心，也許是真的感到議論對那裡情況的改變毫無作用。一般而言，知識分子的議論對改善某些方面的情況會產生一些作用時，這個社會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社會。但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當國家政權被某些利益集團所把持時，議論是無足輕重的，也無助於情形改善。歷史上曾經存在的極權政體與她所關心的那個國家的現實情形，都會讓她明瞭這一點。在這種情形下，還有些行動自由的人會選擇做一點在局部會產生些積極作用的事情。所以，作家在獲獎演說中反倒只談她正在參與做着的事情，“我屬於一個組織，它起始於把書籍送到非洲村莊裡去的想法”，“我自費去津巴布韋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發現津巴布韋人想要讀書”。她只說了這麼一句委婉地表達不滿的話，她說：“人們擁護值得擁護的**，但是我不認爲這符合津巴布韋的情況。”
讀多麗絲·萊辛的那些日子，我整天躺在病牀上，腦子裡被激活的問題有足夠的時間久久盤桓。在許多批評家那裡，作家介入社會生活好像始終是單向的，彷彿那是一個巫師的禱神儀式，只需完成，而不需迴應。但在我看來，一個正常的社會中，且不說文學介入的途徑與形式的多樣，作家介入社會生活更依賴於來自社會與公衆的反響。即便是拉什迪那樣被某個國家所通緝，在奈保爾看來，也是“最極端的文學批評形式”。但是，如果一個社會對這樣的作品就像根本不曾出現一樣不作出任何反應呢？就多麗絲·萊辛這個例子來說，我想她前一部作品肯定是在當時的社會中有所反應的，所以她纔有熱情去寫《非洲的笑聲》。但我想，非洲真的發出了笑聲，用沉默——如果沉默也可以理解爲一種譏諷的無動於衷的狂笑的話。我想，一個作家寫下一部關於南部非洲某個國家的書，並不是爲了給遠在萬里之外的我這樣的讀者提供一個關於遠方的讀本——客觀上它當然有這樣的作用。更進一步說，當作家表達了一種現實，即便其中充滿了遺憾與抗議，也是希望這種現狀得到改善。但作家無法親自去改善這些現實，只是訴諸人們的良知，喚醒人們昏睡中的正常的情感，以期某些惡化的症候得到舒緩，病變的部分被關注，被清除。文學是讓人正常，然後讓正常的人去建設一個正常的社會。
她獲獎的一半理由是“用懷疑、熱情、構想的力量來審視一個分裂的文明”，而面對絕望的現實，始終保持着一份熱情去關注、去審視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儘管她關於非洲的文字，關於種族問題，關於新生國家治理的文字都顯得簡單，但直到登上諾貝爾獎的領獎臺，她的獲獎演說，一直喋喋不休的還是那個國家的人與事。所以，我想，簡單明晰的作家也可以是一個偉大的作家，換句話說，成爲偉大的作家不一定要非常複雜。更直接一點說，小說的文體與文字，其實不必因現實夾纏而夾纏，因現實醜惡而醜惡，而中國的許多小說就是這樣。因爲美好，因爲善本來就是極其單純的，當有人要把一件事或者一些事弄得過於複雜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懷疑其動機了。
複雜，還是簡單？這對作家來說是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很多人未曾動筆就先被問住了，而多麗絲·萊辛用作品作了很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