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讀書記三
一直想談談奈保爾，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我不是因爲這個而談他。那麼，是作爲一個優秀的作家來談他？如果是這樣，不是還有更多的被談論過很多的優秀的作家嗎？被談過的作家總是更好談一些，甚至連作品都不必看，就可以根據那些談論來談。而拉什迪被翻譯得夠多，但至少在漢語當中，對他的談論是很少很少的。想必是因爲根據我們慣常的路數，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是很難進行討論的。但我想談這個人已經很久了，只是總在猶疑，不能確定到底從何入手。這跟很多批評家不一樣，甚至跟在網文後跟帖發表評論的一些網友不一樣。他們都太肯定，太不是此就是彼。但我發現，當你認真思索，真想解決自己內心的問題，而不是簡單表示立場與態度的時候，可能就會不斷對自己提出疑問。
讀過奈保爾很久了。
先是讀他的短篇小說集《米格爾大街》。
繼而讀到臺灣繁體字版的《大河灣》。後來譯林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簡體字版，除譯文有些區別外，書名也少了一個字，譯成《河灣》。
再後來，相繼讀他的“印度三部曲”。
那時就想談他了，但一直沒有談，沒有找到頭緒。
年初病中，又重新把上述這些作品都集中起來，重讀了一遍。而且，還增加了三種：《奈保爾家書》、小說集《自由國度》、《作家看人》，準確地說是奈保爾這個人怎麼看一些作家。
這更堅定了我的看法：這個人是有着獨特的前所未有的認知價值的，他和諸如拉什迪這樣的作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文學經驗，但這個價值到底是什麼，我並不確切地知道。也就是說，在腦海中搜索已經儲存起來的現成的文學經驗與理論，都不能對這種價值進行命名或歸納。
直到今天，在重慶開一個文學方面的會議，在這樣的講壇上，差不多全部關於文學的討論都是基於現成的文學經驗與理論。聽到不太想聽的話題時，我就藉故短暫離開一下會場。其間某次，我打算去外面呼吸幾口新鮮空氣。撳下按鈕，電梯降下來，降下來，一聲“叮咚”的提示音響起，光滑的金屬門無聲洞開的那一瞬間，腦子裡猛然一亮堂，做了這篇文章標題的那句話清晰地出現在腦海：“不是解構，不是背離，是新的可能！”
我知道，終於可以談論他了。
我們如今的文學理論，先自把所有作家分成了兩類。最大多數那一類，在祖國、母族文化、母語中間處之泰然。比較少的一類，或不在祖國，或不在母族文化，或不在母語中安身立命，竟或者幾處同時不在，處境自然就微妙敏感。我屬於後一類。三不在中就佔了兩處，常惹來無端的同情或指責。就在博客中，就有匿名的大概是身在母族文化又自以爲母語水準高超者，潛隱而來，留言，提醒，教訓。我的態度呢，不感動，也不驚詫。人家同情我流離失所，在外面的世界有種種精神風險。我呢，作爲一個至少敢在不同世界裡闖蕩的人，對依然生活於某種精神繭子中而毫不自覺的人反而有深刻同情。這是閒話，打住。雖然如此，文章之道還在於多少要講些閒話，但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吧。
不想說前一類作家，關於他們已經談得太多太多了。文學史以他們來建構，文學理論以他們來形成，當我們評述今天日益複雜的文學現狀，所援引的尺度也全由他們的經驗來標識。後一類作家是少數，但他們的數量在不斷增加。不因爲其他，只是因爲時勢的變化。全球性的交流不斷增加，這個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脫離原先的環境（祖國、母族文化和母語），起初，這樣的離開多是出於被動，比如非洲的黑種人來到美洲，比如二戰前後的猶太人逃離納粹的迫害，以及冷戰時期昆德拉們的流亡。但這種情形漸漸有了變化。這種離開漸漸成爲人們主動的選擇。他們主動去到一個陌生的世界——寄託了更多理想與希望的世界，重新生根，長葉。如果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寫作，還會時時回首故國，但這種回首，與其說是一種文化懷鄉，還不如說成是對生命之流的回溯。這樣的作家已經越來越多，其中許多已經具有世界性的影響，比如奈保爾。而且，這還只是一個開始，這樣的作家將會更好更多。而我們對這一類作家的意義認識不僅不夠，甚至有方向性的錯誤。這種錯誤就在於，我們始終認爲，一個人，一個個體，天然地而且將不可更改地要屬於偶然產生於（至少從生物學的意義上）其間的那個國家、種族、母語和文化，否則，終其一生，都將是一個悲苦的被放逐者，一個遊魂，時刻等待被召回。在這樣一種思維定式下，無論命運使人到達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如果要書寫，鄉愁就將是一個永恆的題目。但我時常懷疑在這樣的表達中，至少在某些書寫者身上，是一種虛僞的、爲寫作而寫作的無病**。我不相信提着公文包不斷做洲際穿梭旅行、皓髮紅顏精力充沛的四處作文化演說的人有那麼深刻真實的鄉愁。真有那麼深重的去國流離的悲苦，那麼回來就是嘛。要麼，就像帕斯捷爾納克，就是外面給了諾貝爾獎也怕再不能回到祖國而選擇放棄。我不是道德家，不會對人提這樣的要求，也反感對人提這樣的要求。我只是把不同的人兩相對照後，生出些懷疑。無時不在文字中思念故國者去國悠遊，偶爾回來說點不着四六的愛國話就被待如上賓，反倒是那些對母國現實與母族文化保留着熱愛同時保持着自己批評權利者瘐死故鄉。20世紀的西藏，就出過這麼一位叫更敦羣培的。本來從西藏南部去了異國，在那裡接觸到封閉的經院之外的語言，並從那異族的語言中感到思想的衝擊，回頭來自然對經院哲學中的僵死保守的東西有所批判，而且，還要回到西藏，在那個封閉的世界裡去實行繼續的批判，結果遭受牢獄之災，毀壞了身體，繼而以佯狂放浪的方式，半是聲討，半是自保，結果身體更加不堪。西藏近代史上一位稀有的思想者，正當思想者的壯年，卻因以身試法，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了這個他欲加以改造、希望有所變化的世界。
奈保爾則溢出了這樣的軌道。
他的父輩就帶着全家離開了印度。他出生時，和他家庭一樣的印度裔的人，已經在那個名叫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國家，在那個國家的首都西班牙港形成了自己的社區。他的表達精妙的小說集《米格爾大街》就是他多年後身居英國而回望自己的成長歲月時對那個社區生活與人物的敘寫。這本小說是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筆調活潑幽默，描寫簡練傳神，有豁達的命運感嘆。但沒有通常我們以爲一個離開母國的作家筆下氾濫的鄉愁，也沒有作爲一個弱勢族羣作家常常要表演給別人的特別的風習與文化元素。因此之故，我就愛上了他。
他在《作家看人》中品評一個印度作家的時候，寫道：“在自傳性的寫作中，個人偏見會讓人讀來有趣。”這有趣是他頗爲幽默的說法。而他真實的想法是“我感覺他困於網中”。爲什麼呢？“在關於加爾各答生活的近乎民族誌學研究的那一章中，喬杜裡利用這點取得了極佳的寫作效果”。我沒有讀過喬杜裡的作品，這麼引用並不是贊同奈保爾對這個作家的評判，因爲我個人的寫作，有時也有這種民族誌的眼光。但這種引證可以證明一點，《米格爾大街》中迴避文化與故國之思，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後來，讀到他回憶寫作這本書的文字，更印證了我的看法。
他說：“那本書寫的是那條街的‘平面’景象。在我所寫的內容中，我跟那條街湊得很近，跟我小時候一樣，摒棄了外界。”
諾貝爾獎以這樣的理由授予他：
“其著作將極具洞察力的敘述與不爲世俗左右的探索融爲一體，是驅策我們從扭曲的歷史中探尋真實的動力。”
到他的長篇小說《河灣》和小說集《自由國度》，他的眼光已經轉向了更廣闊的世界。《河灣》起初還寫了一點印度裔的人，在白人和數量衆多的黑膚色非洲人之間的那種飄零感（因爲小說的背景是非洲），但很快，小說的重點就轉入了對後殖民時代非洲動盪局面的觀察與剖析。這是一種新的超越種族的世界性眼光，而不是基於一種流民的心態。這種方式在《自由國度》中表現得更加自由舒展。作爲小說集重心的故事，就是一對男女駕車穿行一個馬上就要爆發動亂的非洲國度的過程與心態。如果小說中有所傾向，那也是人類共同的關於自由與民主的渴求的理念。在我們習見的經典文學表述中，作家都是基於國家民族和文化而有一個明確的立場。但在《自由國度》中，主人公在這種習見的基點上，與黑非洲並無關聯，因此，我們習以爲會毀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與那些概念的疏離反倒提供了更多樣觀察的角度與更豐富的感受。套用蘇珊·桑塔格的話，是新的時代造成了新的人，這些新的生存狀況的人帶來了新的感受方式。桑塔格把這叫做“新感受力”。當然，桑塔格所命名的這種“新感受力”指的不是我說的這種東西，但借用一下這個說辭也是基於表達的方便，也更說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時移勢遷，“新感受力”的出現也是多種多樣，而不止是她在紐約所指的當代藝術方式嬗變的那一個方面。
而在不大願意承認這種“新感受力”出現的地方，這樣的作家就會變得難以言說。還是借用桑塔格的說法，如果你要用舊方式去評說他，他就會“拒絕闡釋”。
這個人的父親離開了一次故國，他又從所謂第二故鄉再次離開，卻爲什麼沒有那麼多鄉愁呢？如果我們希望他有，或者責難他沒有，是他的錯，還是我們過於“鄉愿”的錯？爲什麼我們不能對奈保爾們在自己處境中創造出來的新東西有“同情之理解”？爲什麼我們一定以爲去國之後就一定更加愛國懷鄉？爲什麼一定以爲離開母族與母語之人一定悲苦無依？奈保爾在英國用英語寫作，其實，很多身在印度的印度作家一樣用英語寫作，至少在泰戈爾的時代，情形就是如此了。
更離譜的是，這個人數次回到印度，用遊記的體裁寫了三本關於母國的書“印度三部曲”。大多數的時候，他的語調都暗含譏諷，而且批評遠遠多於表彰和頌揚，絕望的情緒多於希望。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們要憤怒了。聽聽這個人是怎麼說的吧：
“獨立的印度，是個早已被挫敗的國家。純粹的印度歷史在很早前就結束了。”
“印度於我是一個難以表述的國家。它不是我的家也不可能成爲我的家。”
“印度，這個我1962年第一次訪問的國度，對我來說是一塊十分陌生的土地。一百年的時間足以洗淨我許多印度式的宗教的態度。……同時，也明白了，像我這樣一個來自微小而遙遠的新世界社區的人，其‘印度式’的態度，與那些仍然認爲印度是一個整體的人的態度會有多麼大的差異。”
這是他到達印度時候說的話。離開的時候他這麼寫道：“一個衰敗中的文明的危機，其唯一的希望就在於更迅速的衰敗。”
在人類文明史上，這樣的人，這樣的言行無數次被判決過了：背叛！賣國者！大刑伺候！用大批判肅清流毒！對這一切，任何人都可以預見，所以他事先就發出了疑問：“一個人如果從嬰兒時期就習慣於集體安全，習慣於一種生活被細緻規範化了的安全，他怎麼有可能成爲一個個體、一個有着自我的人？”
是的，我們非常習慣於那種道德的安全，而且時時刻刻躲在這個掩體後面窺測世界，甚至攻擊別人。與此同時，在那個看上去龐大堅固的掩體後面，很多人正在以加強這種安全性的名義來不斷解構。不是一些藝術家所聲稱的小打小鬧的解構，而是以熱愛的名義、堅守立場的名義，使人們對國族與文化的理解更僵死，更民粹，更保守，更膚淺，更少迴旋餘地，因此也更容易集體性地歇斯底里。相較而言，奈保爾們的工作倒有些全新的意義，顯示了一種新的有超越性的文化知識的成長。
就在兩天前，我作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前一屆得主陪新得主蘇童去某大學演講，規定的題目就叫“個人史與民族史”。我就結合奈保爾的介紹談到個人史在現今社會有時會溢出民族史，這時就有年輕人起來詰問，那些挾帶着一個個有力問號的句式，一聽就知道其自以爲佔着某種道德的優越感。我不忍用同樣的語氣回駁一個求學時期的年輕人，耐心回答的同時，在心裡暗想，他從教材裡學到的是多麼正確而又漸漸遠離了現實的東西啊！
奈保爾還說過這樣的話：“我這一輩子，時時不得不考慮各種觀察方式，以及這些方式如何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我們得承認，這個世界真的出現了一些新的“格局”。在這些新格局之下，不用解構什麼，也不用背離什麼，自然而然，就會生長出新的人。新的人多了，以他們爲土壤，就生長出了新的文化，或者，有了成長出新的文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