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在蘇聯一年多的父親回國。他後來敘述：因爲“工會工作在先……很重要……工會工作只有我做，他們不會做。”新成立的職工部是中共中央最優先的首席部門，劉少奇任部長。此時，國內絕大多數同志尊崇迷信共產國際。然而，劉見識過“國際”的脫離實際，更反感中共“國際派”的教條。他反覆講，既然是“低潮”就應當防衛，要提出普遍能夠接受的口號和任務，合法吸收會員，現在我們赤色工會的人只佔全國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極狹小的秘密範圍”，應迅速擴大組織。
中共臨時中央承認革命處於“低潮”，說正因此才應努力掀“**”，“要反攻，現在就進攻、再進攻”，“一切不合作、一切鬥爭到底”！比李立三的“**論”和職工國際的“反黃色工會”還要“左”！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要保護和發展工會，先得在黨內鬥爭，過“中央”這個關口！回國任職僅一兩個月，臨時中央就多次約談父親，做“總的批評”。
幾乎同時，在江西瑞金的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宣佈成立臨時中央**，劉少奇被選爲執行委員會委員，毛**爲**和執委會主席。
這三年，父親幾乎一直挨批堅持抗爭，一直檢討堅持主見，一直拼命堅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屢任要職，與同期在紅區的毛**，經歷頗爲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軍侵犯上海，國民黨十九路軍奮起抵抗。臨時中央堅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蘇聯的序幕”，要求上海發動“大規模的總同盟武裝暴動”，學蘇聯搞“中國的二月革命”（蘇俄十月革命前有個“二月革命”），高喊“武裝保衛蘇聯”口號，並宣稱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爲反革命。劉少奇持異議：此時此刻“把挽救中國民族危亡的口號放到第二位”，卻要保衛蘇聯，怎能“走到廣大羣衆中去”，而在抗日官兵背後拆臺，無疑是幫了日軍，並提出主要在日本企業抗議罷工，組織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責劉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嚴令總罷工、總暴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高喊口號下令之人，卻不懂不會組織罷工，更不敢不會領導暴動。
長飆風中自往來，父親領導發動工人上戰場陣地，成爲支持十九路軍的主力，又組織起“上海義勇軍”、抵制日貨，搞得有聲有色，各方聲援。爲救濟日本企業罷工的工人和家屬，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團結羣衆，擴大影響，宋慶齡首捐2000銀圓帶動各界支持。臨時中央卻譴責宋慶齡、何香凝等，“硬要在羣衆中宣佈他們是企圖收買工人”，嚴厲斥責“米袋子主義”、太沒有工人階級骨氣，命令撤攤退款，決不能吃嗟來之食。劉少奇憤然頂住，坦蕩處之，以“經典”回敬“教條”：“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不瞭解羣衆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聯繫”，並舉馬克思名言“羣衆的經濟鬥爭同時就是政治鬥爭”。
顯然，這本爲十四年抗戰早期國難當頭時，我黨對民族、對國家的重大貢獻，更是“低潮”中，我黨肩負起責任，發動起社會各界參與救亡，並發展了自己的空前大運動。例如，與父親同齡又同鄉的田漢和年輕14歲的聶耳，就於此時投身上海義勇軍，田漢即加入中共，次年發展聶耳入黨。1936年，偉大的《義勇軍進行曲》，在“一二·九”運動中唱遍天下。追溯今之國歌，從源頭（“一·二八”義勇軍）到最初的唱響傳世（“一二·九”運動），竟都是在父親直接領導的抗日運動中。
馬克思高呼的千真萬確：“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
然而，3月14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趙溶（康生）、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卻認爲“中央職工部、全總（全國總工會）黨團在領導職工運動中，不能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的路線，存在着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方式”。會議轉達共產國際指示，“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職務”，就此撤了劉少奇的職工部長，並號召全黨“堅決無情的打潰……有害的機會主義路線”。父親被迫檢討，不停抗爭。因無人會搞工運，中央也“不敢開除”劉，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職工部”，併入全國總工會。
因極其危險又總犯錯挨批，臨時中央常委盧福坦說什麼也不幹全總委員長了。多年後父親回憶：“奇怪的是撤了我職工部長的職，卻讓我作（總）工會委員長。當時他們決定由陳雲幹，陳雲不幹讓我幹，他們也只好批准”。
從1928年初到此時，劉少奇幾乎動輒得咎。他後來尖銳地激辯：“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是一定要把”我們黨的組織“弄到塌臺的”，不把“羣衆和其他派別的同盟者完全驅逐出去……是不止的”。
無獨有偶，幾乎同一時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蘇區召開寧都會議，“集中批評毛**主觀武斷，抗上壓下，不尊重蘇聯顧問等錯誤”，也免了毛**在黨和紅軍的職務，“回家養病”（毛**語）。
情與貌、略相似，獨自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可見，“白區”與“紅區”的路線分歧，都直接與國防、軍事和軍隊緊密相連。
由於顧順章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主管保衛和情報工作）、向忠發（被共產國際譽爲“真正無產階級領袖”，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盧福坦（臨時中央*****，主管工運）相繼被捕叛變，組織遭到巨損，血雨腥風撲面。還有個致命的大難很少被提及，就是經費斷絕：此時，中央的經費主要來自紅區蘇維埃，多次輸送錢款遭土匪“白狗子”打劫，生命的極度危險加經濟的極度拮据，迫使臨時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所有人員陸續分散轉移蘇區。1932年底中共中央基本疏散，1933年1月17日博古、廖程雲（陳雲）最後撤離，對“白區”的領導幾乎全斷了。連續五年的“左”傾路線，最終鬧到全國白區黨組織癱瘓殆盡。
嗚呼！“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1932年底，全國總工會原委員長盧福坦被捕叛變，與其接觸頻密的父親，緊急撤離上海。
何葆貞媽媽，1925年在湖南、1929年在滿洲，曾兩次成功營救了父親，又無數次救出我黨的重要領導、大量黨員和革命羣衆，有卓越顯績不揚，有經驗人脈常用。此時，作爲營救部長（公開身份爲全國互濟總會副會長）肩負重任的“小大姐”（隨安源習慣，中**內尊稱），正值最忙當口，自帶兩歲多的兒子毅然留下。成功營救出廖承志之時，被敵人盯住，臨被捕前，將我二哥劉允若加一把錢塞給鄰居工人家。母子倆與父親，生死兩茫茫。
敵人酷刑嚴審，沒拷問出底細，知專事營救，亦欽佩幾分。關押至1934年秋，身份暴露，年僅32歲的何媽媽，堅貞不屈，凜然就義於南京雨花臺，被贊爲“英勇堅決，爲女黨員之傑出者”。亡身於外、火紅映天，永葆貞女常在；無懈於內、英魂不滅，大情大功大愛！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第一次南下故地，帶我母親王光美，專程憑弔追思英勇剛烈、功勳卓著的“大姐”——何寶珍烈士。
回到1933年初，父親進入中央蘇區，到了被稱爲“小上海”的長汀。蘇區的瑞金好比首都，長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幾省交會之處，商業和工業都比較發達，相當繁榮，工人也多。
汀州無浪換人間，楚客常思繪新天。作爲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局總工會）委員長的劉少奇，展開全新的工作。陳雲是臨時中央常委、總工會書記，他們就在長汀和瑞金進行調查研究，保護工人利益、鼓勵蘇區工商業發展。例如，確定廠長負責制。蘇維埃的廠長和工人是什麼關係？勞資矛盾怎麼解決？私企勞資關係如何正確處理？這些問題並非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提出，陳雲、劉少奇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實驗。當時，什麼都學蘇聯，根據中華蘇維埃法律，工人福利過高，沒有企業能辦得下去。劉少奇說完全照搬蘇聯的肯定不行，就報毛**、張聞天（人民執委會主席）批准，改了法律。這一段，爲多年後的根據地、解放區，爲新中國的建設和經濟恢復積累了最初的、可貴的經驗。
孫子曰：兵“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當時，地方蘇維埃和工會的工作，爲紅軍的建設、發展、作戰和勤務提供物質基礎，直接關乎共產黨和軍隊的存亡。
父親提出：“‘一切服從於戰爭’，即是一切服從於工人階級全體的長久的利益。”經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擴大紅軍運動形成熱潮，僅一年左右，就動員了十萬多人上前線。今日緬懷當年的老工農紅軍，絕不能忘掉這麼多的工人是主體之首啊！
劉少奇在瑞金、長汀努力組建工農武裝。2月17日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店員手藝工人師（兼軍械修造）；2月27日建立苦力運輸工人師（兼軍交水陸運輸）。1933年8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工人師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衛師，12800多人全是工人。劉少奇不僅是通過發動工運兵運，組織擴紅，爲人民武裝輸送力量，他還親手組建軍隊——工人師。
1934年春夏，第五次反“圍剿”進入極端困境。危難之際，父親被任命爲福建省委書記。正史記載7月任命，長汀記載是4月已到。劉少奇曾任職領導的地方很多：順直、滿洲、江蘇省委書記，以至後來的北方局、中原局、華中局、華北局書記。1932年底，臨時中央任命劉少奇爲江西省委書記，由於交通通信極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後，蘇區中央局未免原省委書記（李富春）。劉少奇一看這情況，遂主動放棄。之後，他就留在長汀搞調查，與陳雲一道在全國總工會工作。此前，劉在蘇聯被任命爲白區江蘇省委書記，沒能到任；這次，又被任命爲紅區江西省委書記，到沒能任——實爲逆旅顛沛奇遇。進入中央領導集體前，很少人像劉少奇一樣，在那麼多地方打開局面，獨當一面——傳爲建功立業佳話。
父親向我敘述，因“一·二八”抗日與十九路軍並肩戰鬥，有拼死相助情誼，中央派他到福建省委工作，以掩護秘密任務：聯絡在福建“圍剿”紅軍的蔣光鼐、蔡廷鍇，共同抗日、聯合反蔣。中央猶豫反覆不定，省委書記又空缺，作爲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他就領導省委工作。數月後，秘密任務撤銷，才正式任命劉少奇爲省委書記。
在福建省委數月，開始的主要工作是擴紅、籌糧、運輸，給軍隊輸送兵員、運送補給，組織羣衆的生產生活，怎麼減租查田、分配土地，怎麼解決勞資糾紛等一系列問題，還特別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衛大隊長吳烈剿滅苦竹山頑劣團匪。
其間，父親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卻意義不可小覷的事：劃小區域黨政組織機構，建立地方武裝，普遍成立獨立團、營，精兵簡政，爲適應游擊戰爭、爲接下來的敵後堅守，做出預置。
當時，最緊要的是支援前線，組織擴紅。福建老百姓參加紅軍的人確實特別多，開始出征的時候，好幾萬閩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犧牲了！離斷腸、人未歸，今我念英烈，隔世長相思——福建人民爲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和犧牲之巨大，毫不遜於江西人民。
中央紅軍長征前由福建省委組織指揮的汀州保衛戰英勇卓絕，卻湮沒於戰事頻仍，少見於史著經傳。具有標誌性的叫松毛嶺戰役。
松毛嶺在長汀附近，是中央蘇區的東大門，也是最後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至9月3日，在朱德總司令支持下，林彪、聶榮臻不顧“三人團”短促突擊和堡壘戰術，誘敵深入二十里，由紅一軍團的一師、二師和臨時配屬紅九軍團的二十四師在山前的溫坊夜襲，第二天又伏擊敵援兵，共殲敵四千餘，是第五次反“圍剿”中少見的大勝仗。之後，紅一軍團奉命轉移瑞金（興國）。有不少專家將此戰算作松毛嶺戰役前段。
20天后，紅九軍團在山嶺間又打阻擊戰，也多有專稱此爲松毛嶺戰役。無論分段還是專稱，這是中央蘇區的最後一場大戰，戰役目的就是掩護中央紅軍戰略轉移。蔣介石怒殺溫坊戰敗的旅長，嚴處有關將校，國民黨軍重兵決死力奪。9月23日，松毛嶺主戰役開始，戰況極爲慘烈，死亡枕藉、屍遍山野，戰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糧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屍，全打紅了，沒法兒喝。此役激戰七天七夜，是紅軍長征前空前壯烈的一仗，犧牲了近萬人，“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最後阻擊的紅二十四師，基本打沒了才撤下來。9月30日，紅九軍團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啓程長征——淚如雨下！爲掩護主力轉移，福建省委組織的汀州保衛戰（包括松毛嶺戰役），由紅二十四師一部同地方武裝，仍頑強堅守至11月。國民黨軍隊蜂擁而入——血流成河！
無論在山前的溫坊，還是在山間的松毛嶺，作爲省委書記，劉少奇不僅組織運糧、補給彈藥，還親自調遣組織了近萬地方武裝（赤衛隊）配屬紅一、紅九軍團作戰。臨戰時，父親受命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直接領導、參與戰役指揮。
硝煙散去，部隊打沒了，時任領導，如今走光了，萬千烈士屍骨散落漫山遍野，當地村民幾代口口傳頌。據國家民政部門統計，中國共產黨鬧革命犧牲的2000萬英烈，留下姓名的約700萬，絕大多數無名。爲了前仆後繼的先輩，爲了念念不忘的百姓，我們後代軍人，能否下力考證，在正史上哪怕多記幾筆呀！於今和平美好的生活中，永遠牢記無名的英烈們！
現在，反映紅軍長征的文史資料和文藝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艱險、其困苦、其英勇、其慘烈仍遠遠沒有表現出來。幸得2016年的《絕命後衛師》《湘江戰役》總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腸決戰的英雄豪氣，而其巨大損失和教訓怎麼盡現？特別是松毛嶺戰役、湘江戰役、西路軍浴血河西，這樣的硬仗、惡戰如何再現？確需思考創新，僅知古人云：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