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瓦窯堡後，在公開報紙上看到北平（北京）發生“一二·九”學運的報道。白區還有愛國學生運動？我們一直掛在口頭上說，王明“左”傾路線造成“紅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損失百分之百。紅區紅一、二、四方面軍（包括紅二十五軍）出征前的總人數到最後（包括紅十五軍團）就剩約百分之十。白區與黨中央的聯繫，長征前已中斷，到陝北時竟一個人都聯繫不上，隱約知道有三人在工作，只聽說反帝工作有開展，確實叫“損失百分之百”。此時，居然發現白區還有學生運動，是不是共產***的？不知道。
中央立即決定趕緊聯繫。誰當此任？又落在父親身上。他對白區最熟悉，主持過順直省委、當過滿洲省委書記；他對領導白區有極深刻的認識和最豐富的經驗，有整套想法和工作思路。毫無疑問，他最合適。簡單徵求劉少奇的意見——這是“重返虎穴”啊！他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12月29日*****會決定，派他作爲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
父親化名胡服，他自解是胡服騎射、抗擊外敵之意。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他趕赴平（京）津，孤膽獨身蹚地獄。對劉少奇來說，“長征”繼續前行，肩負新的重任，走上通天的漫漫征程。
此時，父親與謝飛（1913—2013）媽媽結婚。謝是海南文昌人，原名瓊香。1927年到廣東第六師範學校（海南），參加革命組織入團，7月轉黨，後受中共派遣到**、新加坡等地工作。謝聽說過，農民運動領袖是彭湃、毛**，工人運動領袖是李立三、劉少奇。1932年回國在福州、廈門地下黨，1934年在中央蘇區政治保衛局當秘書，同志們都親暱稱她“阿香”。長征中與劉認識，互相留下深刻印象，後由黨內老大姐“做媒”成婚。因白區工作需要夫妻互助，既便於工作佈置有幫手，又利於安全保衛相掩護，與父親同行。
“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打探、聯絡、疾行、智對……當年的河北省委秘書長王林晚年時回憶：到天津北洋飯店，見一位學者，手持當天的《中央日報》爲接頭暗號，無言相跟、示意對坐，在茶几的玻璃板上，慢慢手寫“劉少奇”三個字……消息傳回北方局——老家來了熟悉長輩——那份激動啊！此時，父親才知道北方局仍駐天津，僅剩一個河北省委（北方局兼），限於平津地區，僅有黨員三十多名，全國各地均無聯繫。
“一二·九”時的北平市委書記林楓，剛調任天津書記。父親詢問了解各方面情況後，調林楓兼劉少奇的聯絡員，後專任中共中央代表秘書，朝鮮國際主義革命家李鐵夫接任天津市委書記。不久，父親派李大釗之子李葆華接任北平市委書記。北平女一中學生、地下黨隱藏的“一二·九”學聯執行主席郭明秋，與林楓假扮夫妻，實際是當譯電員，與父親和謝飛媽媽密切合作，北方局轉移北平後，更是同吃同住，既當代理人、聯絡員，又當警衛、哨兵。
父親廢寢忘食，與北方局領導晝夜深談，立即任命“老順直”彭真爲北方局駐冀東代表。在劉少奇領導下，彭真、林楓、李鐵夫、李葆華、郭明秋是將“一二·九”運動成功推向全國的關鍵人物。
滿眼肅殺的白色恐怖中，千頭萬緒的工作忙碌展開：恢復各級組織，聯絡全國各地省委；傳達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大政方針；秘密派出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與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到南京，聯繫國民黨最高當局，約見宋子文、陳立夫談判“聯合抗日”。這是我黨最早與國民黨開始的正式秘密談判。最主要的任務，是廣泛宣傳主張，大力開展羣衆運動，導正學運。
首要的，就是堅決剷除根深蒂固的“左”傾頑疾。劉少奇響亮地喊出：“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揭發與批評過去的惡劣傳統，否定過去的錯誤原則”，“徹底轉變今後的黨與羣衆工作”。
爲了安全可靠又保證高效，每項工作必須單線聯繫、單獨面談、分別佈置、反覆安排。父親是通宵達旦、夜以繼日，一刻也沒耽誤，把黨在白區各地各級組織凝聚到抗日上來，迅速扭轉北方局工作，帶動人民大衆，掀起救亡熱潮，發展黨的組織。
這些工作看起來似是遠離硝煙，但說到底不就是爲了國防、軍事嗎？所謂的“白區正確路線”，就是要衛黃保華，爲民保國呀！
“一二·九”運動初，學生喊出的口號是保衛華北、收復東北。劉少奇完全肯定，因勢利導，就勢提升，將其推廣至全國。在羣衆運動中，他禁絕冒險激進做法，儘量避免犧牲，養護有生力量。他發表文章尖銳直斥：過去，紀念節幾乎成了我黨冒險主義教徒的“禮拜日”，照例發宣言，上馬路、喊口號、撒傳單、打石頭……眼看着要受到敵人嚴重的打擊不可停止……不管天陰落雨要做禮拜，“結果過去在這種紀念節的損失，是難以計算的”。
同時，父親又堅決克服“關門”問題，團結最大多數的羣衆，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公開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等進步團體，人家想入，敞開大門，共產黨從中選優，秘密吸收大量新黨員。劉少奇認爲，共產黨必須有公開的活動，不能全是秘密的，要進行區分。“我們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開的可能來廣泛地聯繫與組織”羣衆，才能提升黨在羣衆中的號召力，不然共產黨就喪失存在的意義了。我們的旗幟就是抗日，必須團結、拉動儘量多的黨派和羣衆團體。
父親領導組織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又到上海召集全國各救國團體，成立聯合會。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等爲理事。當時，共產黨的組織是高度秘密的，而羣衆民運，“特別是學生文化界的救國活動，多少衝破了一些統治者的嚴格限制，使黨的秘密工作與羣衆的公開半公開活動……重新配合……使黨的組織隱蔽在廣大羣衆中……發展了黨的組織”。
父親的這一套思路和做法，早在順直省委、滿洲省委和上海“一·二八”時期，就提出併成功實踐過。遺憾的是，卻遭遇黨內自己人的“無情打擊”。此時，一系列的指導思想和策略的“徹底轉變”，迅速廓清扶正了工作路數，顯現出驚人奇效。令人拍案叫絕的，硬是讓秀才去見兵，講清道理。
本來，“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高喊打倒漢奸宋哲元，打倒賣國賊。宋哲元是冀察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長，他下令彈壓，九門禁閉、開槍示警。父親即令停止過去的那種“飛行集會”和“擡棺遊行”，要求黨的各級組織，主動領導師生，將“打倒賣國”的口號轉變爲“一致抗日”。先在天津“五二八”萬人大遊行成功，宋哲元在報上發表談話，說“不便取締”。
1936年6月13日，北平萬名學生上街。時任北平西郊區委書記的劉傑叔叔敘述，宋哲元路過，眯眼細看從車窗塞進的傳單，赫然大字“擁護宋委員長抗日”“擁護二十九軍抗日”，側耳細聽學生們高喊的也是。這下宋興奮起來，派北平市長秦德純召集遊行學生以示支持，“在景山集合時，數萬羣衆唱出了同一的救國歌聲”。宋自己也接見師生代表即席演講：同學們，你們不知道，我是在喜峰口抗過日噠！老子打日本出過血啊！幾句慷慨激言，歡呼聲起，他自己也感動流淚。瞬間，整個二十九軍、華北**全轉過來，抗日運動由非法變合法了！警察憲兵維持交通秩序，社會各界聲援支持。
父親立即指示地下黨因勢利導，發動師生民衆前去軍營擁軍。姚依林、**叔叔向筆者回憶，二十九軍歡迎，請學生野營騎馬，給大家操演大刀，《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等一系列抗日文藝作品蓬勃傳世。地下黨精心組織學生們到北平憲兵隊等東北軍，慰問演出《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一曲《松花江上》——慟哭淚雨滿軍營！
此時，父親大力倡導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彭真直接領導總隊部）也迅速發展，在全國甚至在巴黎、東京等地都建立了支部。疾風烈火般的抗日民運、兵運席捲全國，盛況空前，《義勇軍進行曲》風靡神州！青年朋友們請牢記：當年中國最危險的時候，千百萬青年撲向抗日戰場，唱響的正是我們今天的國歌——聲震寰宇！
宋哲元衝動，拿一個師到天安門示威。地下黨迅速組織羣衆和學生們夾道歡迎。本想是繞天安門轉這麼一圈兒就行了，但軍隊順着站滿百姓的街道下不來，如此熱烈場面真是從沒見過，沿街歡呼、披紅掛花。幾百騎兵真是好拉風，被歡送到長城纔算完。軍民樂翻天！延安派出張經武爲聯絡代表，秘密常駐二十九軍，做統戰工作，推動抗日。之後，由北方局張友漁陪同，張經武速見綏遠省主席傅作義；聯絡閻錫山達成“三條協議”；聯繫山東韓復榘、四川劉湘等地方實力派，聯合抗日。
被毛**稱爲“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有經驗的”實幹家劉少奇，還被黨內譽爲理論家。這時期，父親創作發表了大量文章。比如，1936年4月13日的《關於共產黨人的一封信》，1936年5、6月的《關於人民陣線問題的兩封信》，1936年9月25日的《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1936年11月20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1936年12月26日的《論蔣介石的恢復自由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1937年1月1日的《西安事變的意義及其以後的形勢》。1937年2月26日，在北方局《火線》雜誌上，內部發表了《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等文章。爲統一思想、協調步驟，父親的理論不復雜：力求知己知彼，順勢轉變策略，力促上下同欲，必定事業有成。
不到半年時光，隨着鬥爭方式的轉變，整個革命形勢爲之驟變，路線的正確與否，很快由實踐檢驗出來：民衆的抗日熱情和救亡意識，與軍隊共鳴、拉**轉向，轉眼大變天。爲什麼我們黨過去不多做這樣的工作，而非要做一些羣衆不理解、與各界相牴觸，甚至是嚴重對立、極其危險的工作呢？既然我們的主張是正確的，爲什麼得不到羣衆支持呢？顯然是我們的策略、方法、口號不對頭，甚至做反了、做錯了。共產黨做工作，就是要凝聚人心，得到大家擁護。
當羣衆發動起來、統一戰線形成後，“中心的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劉少奇寫道，“無產階級必須自己確實地、不動搖地獨立起來，然後才能與別人進行平等的聯合。”否則，“就不能聯合別人，只能供別人利用。”
今天看來如此明瞭的道理，卻讓我們黨付出多少鮮血和生命，經歷千辛萬苦才真正懂得。不少好同志，因提出或堅持正確主張，甚至被自己人搞掉了腦袋。當時黨內也有強烈的反對聲，柯慶施多發牢騷散佈，說這個“老右”太右了。父親反問，保國家救民族怎麼不正確？我們黨的主要工作，就是動員和領導全體人民，抗日救國！毫不遲疑，劉少奇果斷撤換柯慶施，夏末，任命彭真爲北方局組織部部長。興亡關頭，黨的領導：知惡能善，擇優去劣。父親盡本分用英才，推進實現了歷史性的“徹底轉變”！
一次會中，柯慶施對北方局書記高文咕嚕：你賣了唯一的兒子作黨費，不就是爲了殺地主、資本家，爲犧牲的工農報仇嗎？老機（機會主義）一貫右，還是見死難同志太少啊！父親在隔壁交代另一急務，一貫無言斟水的謝飛卻忍不住：“**（劉少奇）可是老白區啊，妻子被殺害，丟了仨子女！血海深仇比你們少？長征渡湘江、爬雪山、過草地，他見的死人比誰都多！”衆皆語塞。我想，也許正因爲父親“見的死人比誰都多”，才練就臨危不懼、處亂不驚、理智持真的功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蔣介石，提出“一致抗日”。全國沸騰，革命羣衆激奮歡呼！與蔣介石殺成血海深仇的中共內部，更是興奮不已，一片喊殺！此時，日夜被圍着要求發聲的劉少奇，僅一句話：等待中央通報指示。而行動卻很迅速，派林楓在天津，彭真到北平了解各界態度。14日，中央來電“響應張（學良）楊（虎城）等抗日主張”。當天，父親以“北方共產黨發言人”名義昭示各界：只要“徹底改正蔣委員長以往……的錯誤政策和行動”，對內實行民主，對外即行抗日，“此事則解決甚易。”設身處地，如此表態，使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多少感到意外。北方局領導層一時躁動，“我們可以主動向中央請示建議、提出要求！”父親搖頭。
萬分焦灼中，中央來電。已深思熟慮的父親，連續發出指示傳向全國各地。剛剛重建或恢復聯繫的各地黨委，與延安多無通信，都緊盯北方局。20天裡，劉向各省市頻發通電，又公開發表兩篇很有說服力的文章，統一進步思想，扭轉輿論導向。重大歷史關頭，劉少奇爲我黨贏得主動，團結抗日，作出公認的貢獻。
再三強調，父親是戴着“老右”帽子，“萬方多難此登臨”。基礎，比早年在順直、滿洲省委時更弱；內裡，力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利箭惡風；外間，隱蔽於嗜血屠刀下，不分晝夜拼搏。殺戮險象環生，保存實屬不易，況求發展，更是難上加難。
無論紅區白區，正是在這種“兩條路線兩重天”的比較中，我們黨纔開始萌生並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全國的抗日熱情迅猛高漲，救亡運動成燎原之勢。原先由幾所學校進步青年發起的小範圍行動，還遭到強力彈壓。此時的“一二·九”卻已迅猛擴展成全國性、全民性的重大運動。你說這算不算國防？這是時代所決定的，時代無法離開這個主題；這是劉少奇們的事業所決定的，革命離不開軍事。北方局搞兵運，動員起二十九軍於“七七事變”在盧溝橋跟日軍交火作戰，將抗日戰爭推上驚天動地的新發端！這不算軍隊之事？當然算！
這裡有必要強調：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暴行，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抗。在自己祖國的領土上，劉少奇號召武力抗擊日軍侵略，絕對是國際公認的正義之舉：1927年，日本水兵登陸武漢槍殺市民，製造了著名的“四三慘案”，日軍開第一槍，父親指揮工人糾察隊還擊，發起“收回日租界”運動；1928年，日本駐屯軍在濟南槍殺我幾千軍民，製造了驚世的“五三慘案”，父親立即動員抗日暴動；1929年，父親在哈爾濱發起“一一·九反日遊行示威”，以文抗武，得到軍政官民一致的同情支持。“九一八”抗日戰爭剛開始，1932年“一·二八”，日本海軍炮轟登陸上海，父親支持十九路軍抗戰、創建上海義勇軍，英勇抵抗帝國主義武力入侵，得到中國社會和世界各國的廣泛同情支持。究竟是誰在東北、華北、華東、華中，真的打響了“第一槍”？鐵證如山，歷史不容虛無！又是誰在捍衛祖國同胞？爲父親，我感到無比自豪！
多年後，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道：“一二·九運動的成功，證明了白區工作中這些策略原則的正確性。”某人某事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性，並不僅僅是簡單隨意的一個評價，而是由領導人民大衆掀起波瀾壯闊的潮流、創出排山倒海的偉業所決定，由歷史檢驗定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