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北，林子軒在奉天轉車，前往蘇俄。
進入東北的地界，他發覺時常能看到日本人，此時日本已經開始在東北實施大規模的移民計劃了，這是日本入侵中國的開端。
和上海租界不同，前往上海的日本人大多是商人，以建廠經商爲主。
在東北的日本人更多的是軍人和普通百姓，日本想把東北三省作爲軍事基地，爲此支持張座霖使東北三省獨立。
一旦發現張座霖不聽話，就在鐵路上放炸藥把張座霖炸死。
這就是作爲棋子的悲哀。
林子軒想到以後東北的局勢，心情沉重，等到進入蒙古境內，纔算好一些。
他覺得自己不能老是帶着歷史的眼光看待這個時代，那樣會陷入無休止的苦悶之中，還是要活在當下，積極的去做改變。
當火車駛進蒙古的時候，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一個院子裡，幾名女學生正在談話。
她們相約明天要穿厚一點的衣服，可能會捱打，穿厚了可以頂槍棍，水龍頭澆。
這幾名女學生都是學生會的骨幹，其中就有許廣評。
第二日，許廣評沒有直接參與遊行，而是把手頭抄完的《小說舊聞鈔》送到魯訊的住處。
她放下手稿，準備前去和同學集合，魯訊攔住不讓她去請願，而是留下來抄寫稿子。
到了十點多的時候，有人來報訊，說鐵獅子衚衕執政府命令軍警關起兩扇鐵門拿機關槍向羣衆掃射，死傷多少還不知道。
許廣評跑回學校，發現她的同學被槍打死了。
這就是三月十八日，也是魯訊所說的“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這次政府對於學生的屠殺引起輿論的強烈譴責，魯訊更是寫了文章抨擊政府的暴行。
大多數人都在譴責段祺睿政府，也有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那些鼓動學生遊行示威的師長或者前輩們是不是也要負有責任。
這人叫做陳原，他在3月27日的《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閒話》。
在文章裡提出希望在法庭上通過法律手段來獲得公正。
“這次慘案的主謀是誰，下令的是誰，行兇的是誰，他們都負有殺人的罪，一個都不能輕輕放過。我們希望即日成立特別法庭，徹底調查案情，嚴正地執行各罪犯應得的懲罰。”
這本來沒有什麼，但他在文章的最後提到了誰該爲學生的死負責的問題。
段祺睿政府自然有罪，那麼鼓動者呢？
他舉例說女師大有位叫做楊得羣的女士，來自湖南，家境不好。
楊女士在師範學校畢業後，教了六七年書，節衣減食，省下了一千多塊錢，到北平求學。
三月十八日，她的學校出了一張佈告，停課一日，叫學生都去請願。
楊女士還是不大願意去，半路又迴轉，一個教職員勉強她去，她不得已去了。
政府的衛隊一放槍，楊女士跟了大衆就跑，忽見友人某女士受傷，不能行動，她回身去救護，也中彈而死。
一個好好來北平求學的女子就這樣死掉了，誰該負責呢？
於是，陳原認爲這樣激烈的請願抗議活動就不應該讓女人和孩子參加，那些鼓動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樣的言論在全國一致聲討段祺睿政府的聲浪中顯得獨特而刺耳。
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猛烈的批評，這些人大多是那些鼓動者，認爲陳原污衊學生的正義行徑，是幫段祺睿政府脫罪，是軍閥政府的幫兇。
魯訊同樣是一位鼓動者，他曾鼓動青年走掀翻桌子、廚房放把火的決絕道路。
但是出於私情，也不想見到熟人因此吃虧。
1925年4月，他在給許廣評的信中這樣寫到。
“我有時也能辣手評文，也嘗煽動青年冒險，但有相識的人，我就不能評他的文章，怕見他冒險，明知道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麼事情來的死症，然而終於無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吧。”
由此引發了魯訊和陳原之間一系列的筆戰。
在這種全國輿論譴責段祺睿政府的大背景下，陳原自然在論戰中敗北，成爲被人口誅筆伐的對象，還被扣上了反動的帽子。
後來只能離開北平，遠走武漢，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這一時期，不少作家都寫文章參與討伐北洋政府的暴行。
周作仁在《新中國的女子》中對犧牲的學生給予極高評價，並稱“‘五四’是解放運動的開頭”，“‘三一八’乃是壓迫反動的開始”。
朱自青當日就在現場，他寫了《執政府大屠殺記》，詳細記下了三月十八日的情景。
他說：“這在北京是第一殺！”
北平的《京報》出版《首都大流血寫真》特刊，全面詳盡地報道慘案真相，印刷三十萬份，以“喚醒各黨各派，一致起而討賊”，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與此同時，林子軒離開北平時發表的文章被人翻了出來。
當時還沒有人相信政府會犯下如此暴行，現在看來卻不由得讓人心驚。
林子軒叮囑過平禁亞，無論發生什麼事情，萬象書局要站在學生這邊，所以萬象書局的報紙和雜誌刊登的都是抗議北洋政府的文章。
正是三一八慘案，導致段祺睿政府倒臺。
1926年4月9日，鹿中麟率國民軍以段祺睿暗通奉系爲罪名包圍******。
段祺睿逃入東交民巷法國使館，執政府倒臺。
4月17日奉軍佔領北平，奉軍進京後查封《京報》館和一批進步報刊。
《京報》創始人邵飄平於4月26日清晨被奉軍秘密處決。
張學樑派奉軍闖進北大、女師大、中俄大學等，大肆查禁書刊，搜捕反對人士。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他們剛剛打倒了段祺睿，還沒來得及歡呼，卻來了一個更狠的角色。
張座霖比段祺睿的手段更爲殘暴，北平處在極爲恐怖的氛圍之中，包括魯訊在內的不少社會名流都上了通緝的黑名單。
魯訊不得不輾轉山本醫院，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等處避難，到五月才返回寓所。
正因爲如此，魯訊在不久之後便離開了他生活了十年時光的北平，南下謀生。
和魯訊有同樣選擇的人不在少數。
隨着這批文人的南下，中國新文學的陣地從北平逐漸轉移到了上海，從此揭開了中國新文學全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