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6月，天津陸軍軍醫學校到四川招生，錄取了6名考生。
在四川省官立高等學校讀書的郭開貞（郭沫偌的原名）是其中之一。
爲什麼要報考這所學校呢？
他當時只覺得這是一個離開四川的機會，家裡人則覺得有了一個可靠的飯碗。
同年9月，郭沫偌等6名考生齊聚重慶，然後乘船沿長江東下。
這是郭沫偌第一次離開故鄉。
當輪船行駛在三峽中的時候，郭沫偌充滿激情地想着要乘風破浪了。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
天津陸軍軍醫學校環境不好，教學質量不高，沒有一個外國老師，也沒有有名氣的中國教員，這讓郭沫偌非常失望。
他原本對學醫就沒什麼興趣，便離開天津，來到北平，找他的大哥郭開聞。
他給同學的回信是“偏津之拓都，難容區區之麼匿”。
不過，他大哥的情況不是很好，處在失業的狀態，這讓他不知所措。
幸好得到一個消息，當時日本有四所學校接受官費留學生，每年的3月和7月兩次招考。
對於人生還沒有方向的郭沫偌來說，這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就這樣，1913年12月26日傍晚，郭沫偌離開北平，前往日本。
初到日本的那幾年，由於在異國流浪生活中所遭受的民族歧視、國內黑暗的社會現實以及他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讀書時因過於用功而患上的“極度的神經衰弱症”，使郭沫偌陷於消沉、苦悶之中。
他那時忽而想自殺，忽而想出家當和尚，精神瀕於崩潰。
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了詩歌創作。
1920年3月30日，郭沫偌寫給宗百華的信很能說明問題：“我們在日本留學，讀的是西洋書，受的是東洋罪。”
“我真背時，真倒黴！我近來很想奮飛，很想逃到西洋去，可惜我沒錢，我不自由，唉！”
宗百華當時是《學燈》副刊的主編，郭沫偌是文壇新人。
郭沫偌寫新詩始於1919年下半年，因系新人，加之詩寫得並不出色，故而詩作經常被國內的刊物退稿。
原本就自命不凡的他，難免因此憤憤不平。
後來得到宗白華賞識，纔有了一個比較固定的發表園地。
當宗百華離開《學燈》後，《學燈》的主編換成了李時岑，李時岑和郭沫偌沒有特殊的關係，對他的作品自然不會給予特殊對待。
“李君對我每每加以冷遇。”郭沫偌如此說道。
這裡的李君便是李時岑。
從1921年4月份開始，郭沫偌從日本九州帝國大學休學半年，往返於日本和上海之間，和上海泰東圖書局接洽承印文學刊物事宜。
因爲種種原因，雙方商定先出叢書。
將郭沫偌、鬱達浮等在《學燈》上發表過的作品和未及發表的作品，編爲詩集《女神》、小說集《沉淪》等，定名爲《創造社叢書》，交泰東圖書局出版。
《創造社叢書》第一種就是《女神》。
這是創造社的第一炮，一定要打響，郭沫偌對自己的詩集很有信心。
事實證明，的確如此。
《女神》橫空出世，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一些詩壇前輩也對其讚譽有加，這讓郭沫偌信心大漲。
然而，他發現在衆多評論中，總是把他和一個叫做林子軒的詩人進行比較。
甚至有人認爲林子軒是新詩的奠基人。
他大部分時間在日本，對於國內文壇的現狀瞭解不多，而林子軒也是剛剛纔聲名鵲起。
郭沫偌把林子軒的詩作找來看了看，心中大爲不服。
林子軒至今爲止只發表了十六首新詩，大多是愛情詩和哲理詩，之所以能夠得到如此讚譽，想必是魯訊和周作仁在背後力捧。
這讓他更爲惱火，他早已不是文壇新人，不過和周氏兄弟在文壇的地位相比還大有不如。
郭沫偌自然不願意忍氣吞聲，在這場新詩的較量中處於下風。
這可是創造社的第一場戰鬥。
在新詩的領域，目前有三個人被屢屢提及，胡拾、林子軒和他郭沫偌。
胡拾在文壇的資歷比較老，不好對付，《嘗試集》的確開啓了新詩的先河，這個爭不過。
可林子軒也只是剛剛冒出頭的新人，不過是攀上了周氏兄弟才一舉成名，論資歷，還不如他郭沫偌。
於是，本着教訓新人的目的，郭沫偌在《學燈》上發表了《對新詩的幾點看法》。
也就是林子軒看到的那篇文章，文章以詩壇前輩的身份對林子軒進行了指點和勸說，讓林子軒不要走錯路。
兩日後，林子軒的反擊來了。
不僅在《學燈》刊登了四首新詩，還寫了評論，勸解郭沫偌管好自己，不要當“詩霸”。
郭沫偌氣憤不已。
他看了林子軒寫的四首詩，《死水》和《尋李白》完全是針對他的批評而寫。
《死水》看似一潭死水，卻暗含着驚天動地的怒吼，而《尋李白》的大氣磅礴更是讓人動容，更難得的是，林子軒的詩歌更爲注重美感。
至於《澳門之歌》和《有的人》雖然也算佳作，就沒有那麼重要了。
林子軒的反擊給新詩的爭論澆了一桶油，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一些文化名人站了出來。
魯訊和周作仁紛紛發表文章，支持林子軒。
魯訊對《死水》尤爲看重，他喜歡那種蘊含在死水背後的力量，而周作仁更喜歡《尋李白》，由此可以看出，兩兄弟在文學上不同的追求。
一直忙於“整理國故”的胡拾也發表文章，支持林子軒。
認爲林子軒提出新詩應該百花齊放的觀點很正確，寫新詩各種風格都可以嘗試，不能有侷限，也不能聽某個人的指揮。
胡拾之所以出言支持林子軒，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也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
在1915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和林子軒是校友。
在民國時期的文壇，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大抵分爲從歐美留學回來的文人和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文人。
其中有不少都是校友，這又分成很多小團體。
比如林子軒和胡拾都是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那麼就會有親近感，一般情況下不會去得罪對方，還會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相互幫助。
連新詩的開創者都發話了，郭沫偌陷入了被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