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月刊》在《人間詞話》精才絕豔的開篇後，引起不小的轟動，許多學人聞風響應，以爲幸事。大家摩拳擦掌，鋪紙揮毫，準備與同行們切磋一番。與此同時，張斯工作也正式開始，徹底爲月刊立穩腳步。
一部著作，悄然登載。 最先是引論，文字簡短，語義明晰，並不十分費解，卻掀起不小的風潮。專家與學生，誦之再三，擊節讚賞。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曆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爲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前世曾流傳過一句話，許多讀者知曉：有井水處有金庸，有村鎮處有高陽。
這兩人能否並列，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此處不作分析。高陽是臺灣一位著名的歷史小說作家，存有幾千萬的文字，在華人界名聲極大。單看他與金庸並提，便知小說的流傳廣度，確實有過人處。
高陽先生被問及何以寫歷史小說時，曾言是要“喚起民衆對歷史的溫情”，這樣“民族纔有辦法”，可以一直走下去。
“溫情”的說法，大概就源於上面引論。
《明朝那些事兒》原作者當年明月，提及自己的“史學偶像”，作過比較，說自己“差距很大，他是着重於歷史本質的東西，雖然我的書裡也有這樣的內容，但跟他還是相差很遠……我希望我的書能流傳很久，但是我認爲可能性不大。
我的書賣得很好，但是我一直認爲錢穆的書雖然可能一年賣不到一百本，但是一百年以後，他的書還是有它的價值和意義，還是會被翻出來重新出版。”
引論的作者，正是史學大家錢穆！而這部著作，則是那部大名鼎鼎的《史學大綱》。甫一出現，果然震驚天下，學界譁然。激動之餘，也引起了絕大議論，衆說紛紜，一時之間，難辨清是什麼聲音。
而那對歷史“溫情與敬意”的說法，已在各大高校流傳開，更成爲歷史系師生談論的重點。彷彿爲大家推開一扇新門，走進一看，豁然開朗，難以自己。
作品繼續登載，內容緩緩展開，衆人不禁爲它的娓娓道來所吸引，也爲那許多神奇的發現感到驚訝莫名。這樣一部著作，支持的人極多，反對的人也不在少數。學界的反響最爲熱烈，紛飛的文章，第一時間見諸報端。
“此書首重政治制度, 次爲學術思想, 又次爲社會經濟。
社會經濟爲最下層的基礎, 政治制度爲其最上層的結構, 而學術思想則爲其中層的幹柱。在具體闡述時, 並不是刻板、機械地、作教條主義的圖解，而是在客觀中求實證，抓住各個歷史時期突出的變化，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
張斯似乎創建一種新的體例，在華夏史學著作中尚屬首次。單是以此而言，也是一份不小的貢獻。至於其中內容，更是引人入勝，讀之忘時。初次見那引論，不禁被激的心潮澎湃，熱血涌起。
國人著史，讀史，所謂何來？
以往的時節，民衆誤會叢生，最易評判華夏曆史。這在翻書之前，已帶了有色眼鏡，很難得出真正的好處。既是華夏的國民，確實要有相當的‘溫情與敬意’，如此才能體會古人的種種，得出發展的軌跡……”
“這又是一部傑作，難能可貴。
張先生講史出身，對於史學有了解，這是世人皆知的事。但有這般功底，卻出人意料。無論《品三國》，或是《明朝》，都是演義成份居多，實際說來，並無多少學術價值。《大綱》則一改風格，筆力厚重，令人心折。
於古代政治制度，思想變革，下了極細膩的功夫，論證其起源流結局。諸多創建性的說法，令人耳目一新，對錯暫且不論，卻實實在在爲大家提供了另一種思路。這樣成熟連貫的著作，在近來是絕無僅有的……”
“有這樣的作品，張斯已邁入史學大家的行列。
建國以來，華夏的通史，倒是出了幾部。也是洋洋灑灑，結構恢弘，取得過一定的成就。但受教條的限制，思想硬化，頗多粗陋錯誤的觀點。民衆受其影響，也產生同樣的想法，實在是件可痛恨的事。
《大綱》走的是另一種路，全不受套路束縛，寫的極爲自由客觀。這大概便是‘野狐禪’的好處吧，不必接受那些莫名其妙的教條。在我看來，《大綱》是華夏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通史，應該作教科書使用……”
這是一部中國通史，因用大學教科書體例寫成，不得不力求簡要，僅舉大納，刪其瑣節。內容於學術思想，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國際形勢，兼有顧及，惟但求其通爲一體，明其治亂盛衰之所由，聞其一貫相承之爲統，以指陳華夏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翻閱起來，倒不是如何困難，卻也受了不少指摘。
“近來有許多人推崇《國史大綱》，令人不解。
在我看來，這並非一部精深的著作，現今隨便一個歷史的博士生，都可以寫出來。論述過於散漫，偏於個人化的色彩。尤其用語，依然是張斯慣用的淺白文言，到了現今的年代，卻不寫正規的語言，實在奇怪。
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其中情緒化的痕跡很濃，可以很清晰看出作者的傾向。
寫歷史貴在客觀理性，豈能將個人的情感夾在內？單以此點論，張斯就不是一個合格的歷史作者。可能是以前講史的壞毛病，帶到了學術上來，總顯得隨意。我不支持大家看這樣一部著作，很容易搞混是非……”
倒是說到了幾分實情，錢賓四先生寫作《國史大綱》時，正值抗戰，民族危亡，懸在一線。錢先生輾轉各地，親歷戰火，將對國家深切的感情，與抗戰的勇氣，化進了書中。所以其中情緒明顯，很易感受到。
有人不同意這樣的指摘，發文反駁：
“能見到《國史大綱》，就我自己而言，還是十分慶幸的。這樣的著作，並不多見，至少建國以來，確實沒有。
至於它是否‘精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大好論述。通史的特點，在於宏大連貫，確實與這個詞沒多少相干。但若說‘隨便一個博士生’都能寫出，就令人難以置信了，我便是教歷史的教授，不敢說自己說平如何差，但確實寫不出這樣的著作。
說《大綱》的文筆，就更難令人接受了。用文言或是白話，這是各人的愛好，不必強求。在我看來，張斯的文筆，向來出衆，這部也不例外。與那些枯燥的文字比起來，讀來簡直是一種享受。總不該因爲自己寫的不好看，便責怪別人的沒有學術價值吧？況且，文言的歷史，遠比白話長的多，我實在不明白什麼是‘正規的語言’。
《大綱》的情緒，確實能感受到。
但這沒什麼不好，《史記》就是一部情感濃烈，感人至深的作品。它的成就，是其它史學著作無法比擬的，所以情緒並不影響價值……”
由於是堪堪出現，大家儘管談論激烈，卻並不能得出準確的結論。持着自己的觀點，相互辯駁，扯出了許多其它問題，順帶着解決了一些。而大家於《國史大綱》的真正價值，仍未能參透，這還需經過時間的磨練，才能看清。
一位後世的學者，在文章中是如此寫的：
“因寫作《國史綱目》之需，最近研究宋代社會治理秩序，閱讀李濤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二十大本，讀來十分有趣。
至於今人著作，閱讀了一些日本人的研究，不斷地翻張斯先生的著作。
再一次感受到《國史大綱》之高明。二十世紀早中期，華夏曆史研究是學術界的大熱門，出了很多通史著作。然而，大浪淘沙，當年紅極一時的著作，現在沒有絲毫價值。
事實上，他們只具有負面價值，極大地扭曲了國人對於華夏曆史的認知。
當下華夏知識羣體幾乎已成本能的對華夏文化的負面認知，很大程度上是由這些歷史敘事造成的。他們的普遍特徵是，站在華夏文明之外，站在歷史的終點上，用一個個所謂的普世的尺度，隨意判斷、裁剪中國歷史。
張斯先生的《國史大綱》則拔乎流俗，摒棄一切外在理論，以中國知識人之自主意識，深入中國文明內部，歷述中國文明演進之內在理路。
在張先生筆下，華夏文明是活生生的，不斷生長的，其間經歷了曲折，有過黑暗，但同時，也始終在調整，在突破，而又不失其顯著的文明特質。每次閱讀這本書，我總有欲罷不能的感覺，因爲，讀這本書彷彿就是回首自身的文化生命之成長史。張先生敘述的華夏曆史其實就是每個活在當下的國人的歷史。
只有這樣的華夏曆史，才值得讀者以溫情與敬意閱讀、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