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火車站。”
左腳剛跨入計程車開了四分之一的門，右腳還沒來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溼泥，我便丟下這一句。
“回孃家嗎？”
司機隨口問了一句，然後笑了起來。
我也笑了起來。
雖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卻是單身一人，只有簡單的揹包。
還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變我的髮型，而不是性別。
我不是高橋留美子筆下的亂馬，所以不會因爲淋到冷水而變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溼了吧？車後有面紙，請用。”
“謝謝。”
“趕着坐火車？”
“嗯。”
“回家嗎？”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臺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來我雖然在這個城市工作了半年，卻從來沒有認真生活過。
不知道爲什麼，我就是無法融入這城市的血液。
臺北的脈動也許左右着我的喜怒哀樂，卻始終得不到我的靈魂。
我像是吳宮中的西施，身體陪伴着夫差，但心裡還是想着范蠡。
隔着車窗，行人像一尾尾遊過的魚，只有動作，沒有聲音。
好安靜啊，彷彿所有的聲音都被困在黑洞裡。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質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聲音能從黑洞裡逃脫嗎？高中時有同學問過物理老師這個問題。
“聲音？你聽過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嗎？”
老師說完後陶醉於自己的幽默感中，放聲大笑。
也許我現在的腦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聲音，這些聲音到處流竄。
包括我的，荃的，還有明菁的。
“165元，新年快樂。”
“哦？謝謝。新年快樂。”
回過神，付了車錢。
抓起揹包，關上車門，像神風特攻隊衝向航空母艦般，我衝進車站。
排隊買票的人羣，把時空帶到1949年的上海碼頭，我在電影上看過。
那是國民黨要撤退到臺灣時的景象。
我不想浪費時間，到自動售票機買了張月臺票，擠進月臺。
我沒有明確的目標，只有方向。
往南。
當這些字都成灰燼，我便在你胸口了
月臺上的人當然比車站大廳的人少，不過因爲空間小，所以更顯擁擠。
車站大廳的人通常焦急，月臺上的人則只是等待。
而我呢？
我是焦急地等待。
愛因斯坦說的沒錯，時間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等待的時間總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樣，無助而漫長。
而該死的火車竟跟臺北市的公車一樣，你愈急着等待，車子愈晚來。
“下雨時，不要只注意我臉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變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經講過的話，我的心情頓時輕鬆不少。
那天下着大雨，她沒帶雨具跑來找我，地說了這句話。
“幫個忙，我會擔心你的。”
“沒。我只是忘了帶傘，不是故意的。”
“你吃飯時會忘了拿筷子嗎？”
“那不一樣的。”荃想了一下，撥了撥溼透的頭髮，“筷子是爲了吃飯而存在，但雨傘卻不是爲了見你一面而存在。”
荃是這樣的，她總是令我擔心，我卻無法說服她不令我擔心。
相對於明菁，荃顯得天真，但是她們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則是相對於我而言。
“爲什麼你總是走在我左手邊呢？”
“左邊靠近馬路，比較危險。”
明菁停下腳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說：
“你知道嗎？你真的是個善良的人。”
“會嗎？還好吧。”
“雖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們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訴明菁，被一個善良的人稱讚善良是件尷尬的事。
就像顏回被孔子稱讚博學般的尷尬。
我慢慢將腦袋裡的聲音釋放出來，這樣我才能思考。
這並不容易，所有的聲音不僅零散而雜亂，而且好像被打碎後再融合。
我得試着在爆炸後的現場，拼湊出每具完整的屍體。
然後我開始意識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瘋狂的事。
是瘋狂吧，我想。
從今天早上打開香菸盒想拿煙出來抽時就開始了。
搞不好從突然想抽菸這件事開始，就已經算是瘋狂。
因爲我戒菸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問我這輩子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麼？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鑰匙忘了帶所以從十樓陽臺翻進窗戶開門的事。
“這叫找死，不是瘋狂。”
“熬了兩天兩夜準備期末考，考完後馬上去捐血。算嗎？”
“仍然是找死。”
“騎腳踏車時放開雙手，然後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動作呢？”
“那還是叫找死！”
後來我常用同樣的問題問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們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當然也有一面跑馬拉松一面抽菸這種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訴我，“總統大選”時投票給是最瘋狂的事。
他是公司裡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師，20年忠貞的國民黨員。
他的思想偏右，立場偏右，據說連穿四角內褲時也是把命根子擺右邊。
“那爲什麼你要投給呢？”
“如果當你年老時，發現自己從沒做過瘋狂的事，你不會覺得遺憾嗎？”
我也許還不算老，但我已經開始覺得遺憾了。
記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爛，他說：
“你沒有過去，因爲你的過去根本不曾發生；你也沒有未來，因爲你的未來已經過去了。
你不可能變老，因爲你從未年輕過；你也不可能年輕，因爲你已經老了。”
他說得沒錯，在某種意義上，我的確就是這麼活着。
“你不會死亡，因爲你沒有生活過。”
那麼我究竟是什麼？柏森並沒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經這麼形容我。
終於有火車進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號。
我往車尾走去，那是乘客較少的地方。
而且如果火車在平交道發生車禍，車頭前幾節車廂通常會有事。
因爲沒看到火車經過，纔會闖平交道，於是很容易跟火車頭親密接觸。
更不用說拋錨在鐵軌上的車輛被火車迎頭撞上的事故了。
只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節車廂都是。
我不忍心跟一羣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婦女搶着上車。
嘆了口氣，背上揹包，退開三步，安靜等待。
火車汽笛聲響起，我成了最後一節車廂最後上車的乘客。
我站在車門最下面的階梯，雙手抓住車門內的鐵桿，很像滑雪姿勢。
砰的一聲巨響，火車起動了。
我回過頭看一下月臺，還有一些上不了車的人和送行的人。
這很容易區別，送行的人會揮舞着右手告別；上不了車的人動作比較簡單，只是豎起右手中指。
念小學時每次坐車出去玩，老師都會叮嚀：“不要將頭和手伸出窗外。”
我還記得有個頑皮的同學就問：“爲什麼呢？”
老師說：“這樣路旁的電線杆會斷掉好幾根啊！”
說完後自己大笑好幾聲，好像動物園中突然發情的臺灣獼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麼高明的老師。
我那時就開始擔心長大後的個性，會不會因爲被這種老師教導而扭曲。
火車開始左右搖晃，於是我跟着前後擺動。
如果頭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麼腳呢？
我突然有股衝動，於是將左腳舉起，伸出車外，然後放開左手。
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
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這樣可以算瘋狂嗎？
再把右手放開如何？柏森一定又會說那叫找死。
所謂的瘋狂，是不是就是比衝動多一點，比找死少一點呢？
收回左腳，改換右腳。交換了幾次，開始覺得無聊。
而且一個五六歲拉着媽媽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着我。
我可不想做他的壞榜樣。
荃常說我有時看起來壞壞的，她會有點怕。
明菁也說我不夠沉穩，要試着看起來莊重一點。
她們都希望不要因爲我的外在形象，而讓別人對我產生誤解。
我總覺得揹負着某些東西在過日子，那些東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種叫做期望的東西。通常是別人給的。
然後是道德。
不過在學校時，道德很重，出社會後，道德就變輕了。
它們總是壓着我的肩，控制我的心，堵住我的口。
於是我把揹包從肩上卸下，用雙腳夾在地上。
因爲我不希望這時身上再有任何負擔。
我從外套左邊的口袋掏出煙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菸。
站在禁菸標誌下方的婦人帶點驚慌的眼神看着我。
我朝她搖了搖頭。
把這根菸湊近眼前，讀着上面的字：
“當這些字都成灰燼，我便在你胸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