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下來，三個人這樣聚在餐廳包廂互通有關殘肢案件的最新發現已經不下十次。自從楊文峰和王媛媛之間的距離從零進一步到負距離，那天晚上終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後，雖然兩人在外人面前裝得若無其事，但公安局刑警隊的精英樑科長還是強烈地感覺到了。楊文峰是從三人在一起時，樑科長表露出的強烈嫉妒和玩世不恭看出這點的。所以三人在一起時，他儘量和媛媛保持距離。有時媛媛在點菜叫酒時會考慮到楊文峰的健康，這時楊文峰都會不好意思的對樑科長笑笑。
海南漁村是廣州上檔次的海鮮餐廳，小包廂最低消費是550元，來過一次後，三個人幾乎不約而同地喜歡上這裡人來人往的噪雜和小包廂可以關門密談的寧靜。在每人點了一兩樣喜歡吃的海鮮和小菜後，王媛媛放下菜單轉向楊文峰問：“來瓶白酒還是紅酒？”
楊文峰看了看樑科長，樑科長聳了聳肩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楊文峰於是轉向服務員。服務員小姐笑吟吟地推薦道：“一般客人如果點了海鮮，就要白酒；如果喜歡吃豬羊牛肉的，還是配紅酒更加有味道。”
“那就來瓶紅酒吧。”王媛媛知道海鮮始終填不飽楊文峰的湖北肚子，所以他們每次不管在什麼海鮮海味館吃飯，她都替楊文峰點些雞鴨魚肉或者山珍最後送飯。
“紅酒還是壯陽的。”樑科長沖服務員不陰不陽地笑着嘀咕道。
酒上來後，三人一邊慢慢喝一邊開始扯到正題上。按照以前早定好的分工，樑科長負責公安局刑警隊的取證偵查，這本來就是由他的頂頭上司趙處長負責的，所以並不困難。但是由於案子的複雜程度以及公安局的人力財力限制，很多偵查工作最後都落得虎頭蛇尾，有時證據和線索如果繞得太遠的話，刑警隊也不得不將案子暫緩甚至最終放棄。在這種情況下，樑科長就把一些有用的線索交到王媛媛和楊文峰手裡，作爲記者的王媛媛和楊文峰對於很多工作是比公安局更加容易做到的。
由於三處發現屍體的地點都在廣州郊區，而且刑警隊在初步勘查現場後就確定三起棄屍案屬同類型，所以這十八具屍體就引起廣東省政府高度重視。然而，雖然和深圳前幾年的謀財害命案件類似，偵查起來卻困難重重。首先屍體是赤身**，不但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文件，就是衣服飾物也沒有一件。這使得刑警隊無法確定死者的身份；二是屍體殘缺不全，卻無掙扎打鬥的痕跡，雖然有兩處在拋屍後不到兩天就被發現，可是仍然無法確定死因。另外給偵查帶來困難的就是上級主管部門要求絕對保密，不能引起社會不安，結果偵查取證工作就得躲躲閃閃地進行。這種需要廣大羣衆提供蛛絲馬跡的無頭案件，對公衆保密就意味着偵查工作必須閉門造車。
樑科長隨着刑警隊趙處長參與了全部案件取證和偵查工作，雖然證據少得可憐，但有兩點卻引起了公安刑警隊的重視，並決定作爲突破點。
在番禺和新市兩個現場，同時發現了一道小轎車寬輪胎印痕。拋屍地點雖然比較偏僻，但還是有車輛經過的，不過經過的車輛大多爲國產小貨車和經濟耐用型的家庭車，所以當在現場取證的同志發現有一行比較特殊的輪胎車印時，就當場打了模型。等兩個現場出現這同一種輪胎印後，經驗老到的趙處長就基本斷定壓出這種輪胎印的就是作案的工具車。
廣州到處都是柏油馬路，按說車輪很難留下印痕，但拋屍地點一般都是荒郊野林或者工地施工現場，所以依靠輪胎印這個線索是刑警隊一開始就想到的。樑科長把輪胎印痕傳真到北京公安部證據資料庫，很快就得到了答覆。原來這種寬輪胎是豪華轎車原廠配備的高級輪胎，是奔馳轎車S型專用輪胎，雖然另外幾款高級轎車也可以使用，但那幾款高級轎車包括勞斯萊斯和寶時捷，他們原廠本來也配備有專用輪胎。得到答覆的樑科長就高興地把查證工作集中在廣州市區的S型號奔馳車上。由於從輪胎壓痕的新舊以及從屍體的腐爛程度這兩個因素可以準確推測出拋屍的時間，那麼只要把這款奔馳車車主一一找出，讓他們提供當時拋屍的不在場證明的話，找到破案的突破口指日可待。樑科長把想法彙報給趙處長，趙處長開始聽的時候也像樑科長一樣高興，但樑科長講完後，發現趙處長臉上沒有了笑容。
“小樑，你談談對車子的看法吧。”趙處長問。
樑科長剛加入公安隊伍時幹過交通警察，對各種車輛並不陌生。他當即說：奔馳S型是奔馳車的頂級型號，從S320到S600，價錢從八十萬人民幣到一百八十萬人民幣，堪稱車中之王。由於這款車昂貴豪華，所以擁有人應該不是很多，當然這得查過車輛登記才知道。但無論多少，肯定是最好找的，如果是什麼廣州本田，上海大衆這類普通車，廣州市區就有成千上萬，查起來幾乎不可能。樑科長最後還強調，這類豪華車，一般都有司機駕駛，當然也有本人自己駕駛的。無論誰駕駛，這類車和擁有這類車的主人的行程應該都是清清楚楚的，有的還有秘書記錄日程，萬一有必要，可以覈對當時他們用手提電話的時間和地點。
趙處長當時聽罷，只是沉吟地點點頭。最後也沒有表態，等樑科長離開時，他只是淡淡地說，先去車管所查清楚所有奔馳S型車子的車主登記。樑科長走出門了，趙處長又趕出來小聲交代：採取任何進一步調查前，必須先向他親自彙報請示。
車管所得來的資料讓樑科長大吃一驚，僅僅在廣州地區登記的奔馳S型號的車就達八百輛。我的乖乖，樑科長頭上都冒出了汗，這可不是一個小數字。他看着一張張登記表，不過也感到了一些安慰，發現這些車的登記人中除了少數外商、港澳臺商和當地富翁的名字外，其他大多是陌生的名字。直覺讓樑科長感覺到放心，他隨即想到黨政軍早在中央三令五申下放棄了豪華進口轎車，明查暗訪這些奔馳車主的當晚行蹤應該不會遇到太大的阻力。
樑科長彙報完後，趙處長把車主名單拿過去，然後放進夾子裡，說過兩天再說。一個星期後，樑科長等得不耐煩了，就找趙處長。趙處長說，我們還是從其他的線索入手。
樑科長說，沒有其他線索了。趙處長生氣地說，沒有其他線索也不能順着這條線索查。樑科長不服氣也沒有辦法。過了一會，氣氛緩和了一下後，趙處長說，從那些屍體入手吧。
這件案子的第二條線索就是屍體本身，然而這次找到的十八具屍體卻沒有提供什麼有用的線索。爲此廣東省公安廳經過會議決定，向北京公安部發出了請求支援信函。北京公安部當月就派了公安部最權威的法醫南下，這位被譽爲“可以和屍體交談”的老法醫經過三天的工作，得出了結論。結論只有四個字：器官移植！
樑科長主動承擔了追查這條線索的工作，由於一開始就發現工作量比想象的大很多，所以楊文峰暗中也加入到他的偵查中。兩人已經順着“器官移植”這條線索摸索了好幾個月，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楊文峰，作爲新聞記者，他這幾個月獲得了其他記者一輩子都得不到的大量第一手有關器官移植的資料，他對那些資料都特別感興趣，所以每天他都很起勁。然而和他一起的樑科長卻越來越消沉，最後他不得不提醒楊文峰，這些所謂第一手資料和案件毫無關係，並諷刺道，現在大家是在破案，不是在收集寫作素材。然而楊文峰總覺得等他把器官移植的所有資料收集到手後，破案就有可能一天之間完成從量到質的轉變。樑科長無可奈何地搖搖頭。
樑科長已經對從屍體到器官移植的線索不抱希望，而他心裡卻始終沒有放下奔馳輪胎印這條線索。他把有關資料複印出來，交到王媛媛手裡。王媛媛由於害怕屍體和器官移植，一直和他們兩人的偵查保持距離，當時手裡得到這份和案件密切相關的奔馳車資料後，就抽時間加入到偵查的行動中。
今天大家聚會就是主要聽王媛媛的調查進度，不過樑科長從王媛媛眉頭不展的樣子判斷出不會有什麼好消息。服務員開始上菜，第一道菜就是蔥爆大蝦。以前楊文峰最喜歡吃廣東的拼盤，特別是有豬內臟的拼盤，還每次都必點蔥爆腰花。不過在偵查器官移植的過程中，他漸漸改變了口味。王媛媛有些擔心，她擔心總有一天，楊文峰會開始吃素的。
“這酒不錯！”王媛媛用兩根手指捏着高腳酒杯輕輕盪來盪去，然後停下來觀察杯子中的酒順着杯子內沿慢慢地流下來，“只有高質量的紅酒纔在搖盪後粘附在杯子沿上，慢慢滑下來。”
楊文峰和樑科長也試着搖晃杯子，然後看着紅酒從杯子內沿慢慢流下來。樑科長放下杯子，問：“事情進展得怎麼樣？”
王媛媛搖搖頭，嘆了口氣。“不怎麼樣，我總算知道你們處長放棄這條奔馳線索的原因了。”
王媛媛停了下，接下來講：“八百輛奔馳S型豪華轎車，其中除了250輛爲知名港臺商人和廣東私人企業老闆之外，另外的倒都是沒有聽說過的普通人的名字。我想只是這250輛名人的車需要花點時間和周折，另外的應該很容易搞定。於是就從另外的550輛轎車登記人開始。可是沒有想到——”
楊文峰和樑科長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沒有想到，我前幾個電話打過去，就被人家一頓教訓，而且有的一聽到我問那天誰在開車，當時在哪裡等問題就開口大罵，弄得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楊文峰和樑科長停止了嘴嚼。
王媛媛順手從手提包裡掏出幾張摺疊的紙張，打開來攤在桌子上，無奈地說：“那些豪華轎車登記的名字我雖然都沒有聽過，可是，你們自己看吧！這些名字你們該都知道吧！”
兩人就伸頭過來看，樑科長看得膽戰心驚，楊文峰卻看着一個個似曾相識的名字一頭霧水。看着楊文峰的樣子，王媛媛解釋道：五百五十輛過百萬元的豪華奔馳中，只有三十部是真正首先富起來的廣州市個體戶的。其它幾乎都是廣州市黨政軍的親戚子女擁有。當然有幾十部好像是電影演員和電視臺播音員的名字，可是廣州市全市都知道，她們都是公認的廣州政府高級領導人的情婦。
“真沒想到！”樑科長頭上都滲出了冷汗，因爲他在名單最下面看到廣州公安局兩位領導的名字，有兩部車是他們兒子的名字，不覺心情低沉表情嚴肅起來。他知道處長爲什麼不敢查下去了。
王媛媛苦笑着說：“我們順着這條線索追查的目的是要找出當時這些車的車主在幹什麼，如果我們把這八百部車都一一查出來，那麼我們就會發現，這些車不是在高級餐廳、五星級酒店，就是情婦的豪華別墅，或者……如果公佈出來或者被不小心泄漏出來的話，廣州市黨政軍三套班子就會陷入癱瘓。”
三人想想這事，都各想心事，每個人心情都很沉重。大家默默吃起來，楊文峰夾了一塊日本牛肉放進嘴裡，細細品味着。
王媛媛獨自喝了會酒，擡起頭說：“現在只有你們那個線索了！”
“你是說我們那堆缺胳膊少腿的屍體！”樑科長帶着嘲笑地說，楊文峰聽到這話，差一點把嘴裡的牛肉噴在桌子上。
“你這人怎麼這樣。”楊文峰不滿地說。
王媛媛關心地伸手過來給楊文峰拍背，樑科長用眼角瞥見，沒好氣地頂道：“我怎麼啦，你不會那麼嬌貴吧，不就是十八具殘肢斷臂的屍體嗎？！”
楊文峰突然站起來，怒目盯着樑科長。王媛媛一看氣氛不對，馬上站起來按住楊文峰坐下，安慰道：“大家都不好過，不然我們就放棄這個案子？”
楊文峰憤憤地說：“那些屍體都是有名有姓的人，我最看不慣你這樣議論屍體的樣子。其實這個案子有最好的突破口，你們如果把那些屍體當人看，只要找到那些屍體姓甚名誰的話，再順藤摸瓜，就可以破案了。可是你們堂堂的公安局竟然一年多都找不出人家是誰，你們幹什麼的！？”
其實楊文峰一早就提出過這點，公安局當然也不糊塗，只是一年下來卻在最重要的破案關鍵上毫無頭緒，至今連受害人是誰都不清楚。樑科長低着頭喝酒，自言自語地說：“我說楊文峰，我們生活在不同世界裡。你覺得天經地義的玩意，我們卻無法辦到。這就是這個世界。”
“什麼不同的世界，這個世界只有一個！”楊文峰氣不打一處來。
“世界也許只有一個，可是我們卻生活在不同角落裡，不同層次裡，我們看到的世界也自然不是同一層的。你看的和我看的就是不一樣。”樑科長聲音中有了些認真，楊文峰也安靜下來，思索着樑科長的話。“如果是廣州市城市人口失蹤了，早有人報案，我們也可以對照屍體找到線索。可是，這十八具屍體顯然都是外地來廣州打工的農村人，他們背井離鄉來到廣州，大多數人不使用身份證租房子，只是十幾、幾十人擁擠在一起，我們根本沒有他們的任何資料。這樣的人廣州市往少裡說至少就有兩三百萬。每天幾乎都有人因意外或者疾病死亡，這還不算每天至少有十起失蹤案件。可是就算他們報到公安局，我們又能夠怎麼樣？這些民工，只要不鬧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他們就算死了殘了，誰又可以幫他們呢？這些打工者的家人又多在千里迢迢的內地農村，一般也就是逢年過節收到他們從城市郵寄回去的錢，才知道親人在外鄉怎麼樣、是否還活着。就拿我們這個案子中的十八具屍體來說，這些年輕的受害人的父母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子女早成爲白骨了，我們到哪裡去找他們？你楊文峰說起來容易，倒好像我們不關心受害人和其家屬，你哪裡知道我們的難處！”
楊文峰不再言語。大家吃完後也就分頭離開了。
一個人回到住處樓下，他打開信箱，裡面只有一封李昌威的來信。李昌威保持每個月至少給舅舅寫一封信，楊文峰也無意識地每個月盼望他的來信。不像兩人在一起時的木訥少言的昌威，在信中他總是很“有條有理”的滔滔不絕。雖然昌威的這些“條理”並不符合楊文峰的邏輯，有些還讓他覺得難以接受，可他每次都把外甥的來信翻來覆去地看好幾遍。漸漸的，昌威這孩子給了他兩種截然不同的印象，一種是這孩子太簡單，使用了簡單的方式思考複雜的社會問題，使用了街邊盲流的單純和簡單的眼光掃視神秘莫測的大千世界；另外一種印象則正好相反，他從昌威的信中隱隱感覺到這孩子“真不簡單”，不簡單得讓這個有學問的舅舅都覺得深不見底似的。
上次他給姐姐打了電話，勸說姐姐同意昌威外出打工，他沒有告訴姐姐他真實的想法，他其實是想讓讀了很多書的外甥能用自己的眼睛多瞭解外面的世界。回到家，他打開昌威的信。
舅舅：
我又自由啦，你給媽媽打電話還真管用，她同意我外出打工，我現在正和同鄉們一起坐在到上海的火車上給你寫信。
本來不想坐火車，有點貴，可是這段時間湖北境內到處是下崗工人堵截公路，還有農村一些喊冤的人擡屍體堵路，結果從家鄉到武漢的長途車多走了八個小時纔到。到武漢後，我們就決定改坐火車。
工人下崗後聽說還有幾百塊錢，當然有的只有一百塊，可是這也比我們八九億農民要好得多呀，我們什麼也沒有，不是嗎？有時我就不明白，他們爲什麼鬧，何不像我們一樣揹着包袱到處打工去？是誰規定城市的人就一定可以當工人拿工資，農村戶口的人就只能揹着包到處流浪？這公平嗎？農民擡屍體堵路我就有些同情，農民有冤無處伸，有屈無處訴，只有擡着自己被屈死的親人的屍體才能夠引起當局的重視。
改革開放讓你們城市居民先富起來啦，其中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紛紛移民西方民主國家成爲先民主起來的一部分，哈哈，我看呀，我們這些農民打工仔打工女，離開土地也就先自由起來。這就是我們有人先富起來，有人先民主起來，有人先自由起來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雖然現在心裡充滿彷徨和迷茫，但總覺得有希望。雖然我知道自由是有限度的，但自由的感覺真好。在武漢火車站，我們一起買好火車票，可是卻不許進入候車室，我們這些民工被安排在廣場上的民工候車處。我上廁所時，看到他們裡面的候車室很好，還有椅子，那裡有軍人候車室，有學生候車室，也有普通的人的候車室，不過我們民工就是不能進去。舅舅，我在書上看到，在美國四十年前有一個黑人婦女勇敢地進入白人的公共汽車，爭取和白人同坐一車，我想，你說如果我硬是進入只有你們城市人或者大學生專用的候車室，那會怎麼樣？你會爲我寫一篇報道嗎？我知道公安會把我趕出來，甩出來的。
舅舅不用緊張，我只是開玩笑。我們這些真正的民工是不會給任何人制造麻煩的。我們自由了，這已經很不錯了，還爭個什麼？我們從來不爲政府爲城市人添亂。記得上次你在廣州多次告訴我的湖北老鄉孫志剛在廣州被公安人員活活打死的事件，現在再次成爲盲流，我就對這事有了新看法。
嚴格的說，孫志剛不是盲流，他是大學畢業生，是去廣州找工作的。我們盲流中最高的學歷也就是高中啦，很少大學生。孫志剛之所以被公安幹警活活打死，不能全怪人家公安。孫志剛也有責任，是書本害了他，也是老師和學校多年灌輸給他的世界觀害死了他。因爲我自己也遇到類似的問題。在我們學校灌輸的世界觀裡，這個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無論你是工人農民解放軍，無論你是城市人還是農村人，你都是國家的主人，人人平等，享有憲法賦予的平等的崇高的權利。可是如果你真有了這樣的世界觀，而去當盲流的話，你就是不死，也會天天被人家毒打的。我們出去流浪，離開家鄉出去找工作，首先我們就必須知道我們是低人一等或者好幾等的農村人，我們沒有辦法和城裡人比，我們不能妨礙任何人……，忘記憲法，忘記人民的主人這些屁話，沒有尊嚴最好，如果萬一有那麼一點尊嚴也最好收起來，總之忘記學校老師教你的世界觀。這樣我們就安全了！孫志剛卻因爲是大學生，因爲讀了一些書就忘記了做農民的本色，還以爲自己是個人，他在城市人、在公安同志的眼睛裡，和盲流無異。你沒有什麼權利，如果人家要趕你離開，你最好蜷縮在那裡，像豬一樣被運走，千萬不要抗爭，更不要反抗。記住，阿Q這樣的人一般不會被打死，魯迅先生寫得太極端，大家都喜歡阿Q，統治者也一樣，哪裡捨得打死他？可是如果你抗爭甚至反抗，那很可能會像孫志剛那樣被活活打死。
退一步說，一個地方不要我們，我們還可以到處流浪，找新地方去。我們畢竟還擁有寶貴的自由！
再說，舅舅，一個人出來闖，也總得學會一些保護自己的絕招。我們沒有家，也不和家人在一起，到處流浪，很多時候會和城市人發生衝突，如果是那樣的話，千萬不要和人家講道理，道理不是講出來的，道理是權力和武力打出來的！我們出來的時候，都有前幾年出去的老盲流專門交代我們，如果遇到人家城市人、人民的公安打我們，我們只要學會幾個姿勢，保護住自己的脾臟，肝臟、眼睛和雞巴就可以了，人家一般拳打腳踢一陣子，發泄完了，也就收手啦。這些我都學會了。
舅舅，我講這些是讓你放心，你上次交代我的注意事項我都記下來了。我不會因爲讀了很多書就忘記自己是一個盲流，你不要爲我擔心，再說，我只有一條手臂，有良心的人都不會來欺負殘疾人。
前天，媽媽一直把我送到村子口，最後離開的時候，我都不敢回頭，我受不了媽媽止不住眼淚的樣子。舅舅，你今後可以每個月給媽媽打次電話嗎？我寫信告訴你我的情況，你再告訴媽媽，讓她別擔心。
我有離開家鄉和媽媽的經歷，所以這次我不會哭了。可是和我一起出來的幾位男女同鄉，他們中學剛剛畢業就離開，結果還沒有出村子，眼淚就嘩嘩亂流。有些到了武漢眼圈還紅紅的。不過，我知道，這不算什麼問題，只要在外面流浪幾年，你不但忘記了如何去流淚，而且甚至會想不起爲什麼哭以及如何去哭了。
你說寫東西要從自己熟悉的着手，我就寫一些小詩郵寄你看，你修改後暫時留在你那裡，我怕自己東走西奔，把那些稿子弄丟了。
眼淚之歌：
白天我們不哭，
因爲沒有人會停下來看，
晚上我們也不流淚，
因爲沒有人會幫我們擦乾。
你哭是想人家同情，
你流淚是想人家愛憐，
所以無論白天和夜晚，
我們不哭，也不流淚。
可是夜深人靜當我們進入睡眠，
眼角的眼淚總是無法抹乾，
因爲一閉上疲憊的眼睛，
夢中總有愛我們的人出現。
舅舅，等我到上海找到工作，再給你寫信。上海有多大？那不是你當年讀大學的地方嗎？家鄉回來的人都說那地方每個人都穿西裝，就是盲流也一定需要穿得整齊纔可以進去，是這樣嗎？我有些興奮，不知道自己穿上西裝是什麼樣子的。
外甥：昌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