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安部法醫中心那位“可以和屍體交談”“能夠讓死人開口”的專家勘查了三天屍體，只在報告上寫了四個字“器官移植”算是作爲結論，然後就匆匆飛回北京。這件事讓廣東省公安廳領導頗爲頭痛，最後大家就解嘲地說，專家都這麼一副莫測高深的德行。
樑科長在接下來的幾星期，到了廣州地區所有可以移植器官的醫院瞭解情況，但毫無結果。最後他由於還要經辦其他案件，就把楊文峰拉進來接着調查。沒有想到，楊文峰接手後，一頭扎進去，轉眼已經八個月。這八個月，他幾乎掌握了所有中國器官移植的資料。可以不誇張地說，現在的楊文峰完全可以作爲全國性的器官移植諮詢專家。他收集的資料堆放在小桌子上像小山似的。
只是當樑科長多次提醒他不要忘記當初爲什麼調查器官移植時，楊文峰才發現，自己對器官移植的調查研究早和這個殘肢案件脫離干係。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已經樂在其中。
公安局刑警隊法醫部的解剖結果顯示，十八具屍體年紀都在17到32歲之間，十二具男屍，六具女屍，生前身體都極其健康。雖然屍體被破壞，但軀體和四肢都不缺少。發現時所有屍體的肚子都呈破裂狀，身體器官不全。但由於屍體暴露在荒野好幾天，當時法醫鑑定不排除器官被野狗或者動物咬走。北京刑偵專家留下“器官移植”四個字的結論後，廣東地方法醫再次檢驗，結果發現屍體肚子的破裂口明顯爲刀子割破；同時發現身體內多個丟失的器官連接處留有外科手術的刀痕。這兩個發現證實了北京專家的結論。
楊文峰看到這個結論後，又仔細研究了樑科長到廣東各大器官移植醫院的有關調查材料。很失望，幾乎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樑科長的記錄中大多是他提出問題，醫院有關領導和專家簡單回答。楊文峰覺得不妥，認爲這些醫院專家和領導的答案几乎都簡單地以“是”和“不是”來敷衍。這是一個陌生的領域，應該多聽聽專家的意見，而不是僅僅讓他們回答問題。但他想到樑科長一個月至少處理六件兇殺案的日程，就理解了。於是他決定自己按照新聞記者的採訪方式再詳細調查一遍。
然而一開始就遇到了困難。楊文峰連跑了廣東省一醫院、中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和廣州內科醫院等六家主要進行器官移植的大醫院，人家一聽他是記者，搖搖頭二話不說地拒絕了。楊文峰只好找到樑科長，樑科長聽後笑笑，解釋道：1994年有一名美籍華人吳弘達夥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女記者假扮夫妻潛入中國境內，以要求移植器官爲名欺騙四川成都華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泌尿科。醫院當時信任他們，允許他們進入手術室觀看胸外科體外循環心內直視二尖瓣膜換手術。沒有想到這個姓吳的夥同外國假老婆偷拍了全部手術過程，而且回到美國後竟然改頭換面，說他們偷拍的是中國政府正在“移植死刑犯腎臟”的鏡頭。結果在國際上造成極大影響。從那以後，中央國務院衛生部給所有移植器官的醫院下達命令，任何記者未經允許不得采訪報道器官移植，如果需要報道相關事件，必須得到上級主管部門或者公安部門的特殊批准。
楊文峰傻了眼，問樑科長是否可以通融。樑科長搖搖頭，不可能。隨後樑科長又笑笑說，你怎麼不找王媛媛，她也許有辦法。
楊文峰把想法告訴了王媛媛，王媛媛給省裡的某位領導打了個電話。不久，王媛媛接到省衛生廳廳長的電話。王媛媛記下了名字和電話，然後交給楊文峰：“你打電話找這位衛生廳的處長，她會帶你去了解有關情況。”
女處長姓戚，五十多歲。楊文峰和她見面後客氣了一番，謊稱報社瞭解全省器官移植是省領導的部署，目的是向社會大衆宣傳捐贈器官的必要性和意義。戚處長一聽就高興得不得了，當場表示自己是一定要配合的。
據戚處長介紹，廣東省器官移植水平在全國僅次於北京和上海，和武漢等地區同水平。目前僅僅在廣東省，就有十八家醫院可以做複雜的器官移植手術，包括肝臟移植、脾臟移植和心臟移植等高難度高技術的移植手術。戚處長補充說，器官移植的技術進步異常之快，相比於其他醫學領域，幾乎是遙遙領先。她說：大概是因爲器官移植比較前衛，每個國家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資金，所以纔會有目前日新月異的景象。要不然，人類直到今天還無法治療感冒，卻可以把一個人的心臟割下來，放進另外一個人的胸脯，照樣撲通撲通跳動！
楊文峰連連點頭，小心地問：“從哪裡獲得移植的器官？”
戚處長猶豫了一下，考慮好從何處回答這個問題後，說：從器官摘除的角度分，器官移植可以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從活人身上移植器官，這主要是指人體有兩個器官或者不致命的器官，例如腎臟，捐獻人可以捐出後照樣正常生活，嚴格說，骨髓捐獻也屬於這種器官捐獻；但另外一種則只能從死人處獲得，例如心臟等，每個人只有一個這樣的器官，缺少了就無法生存。
“腎臟和脾臟從哪裡來？”楊文峰問。
戚處長說，主要靠捐獻，很多人從親戚朋友處獲得，也有的通過報紙媒體呼籲社會上好心人士伸出援手的。這類手術相對來說簡單一些，因爲醫學上已經有超過六十年的歷史。只要找到相同血型和身體組織細胞不互相排斥的器官捐獻者，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廣東地區每年都至少做上千起這類器官移植手術……
楊文峰不覺驚歎了一聲，接下來問：“這上千起都是靠捐獻？”
戚處長停了一下，嘆了口氣，聲音輕鬆起來：算了，你不是外人，我也不說官話，只是你不要報道我說的，報道起來，還是要講究政策的。這樣告訴你吧，我們國家不允許人體器官買賣，這是鐵的政策，任何情況下不得違反。所以像這類肝臟器官移植只能通過“捐獻”，但好好的人怎麼願意缺肝少腎的呢？特別是在以後的日子裡，你剩下的那個腎臟有可能出問題，到時就大件事了。於是這樣的器官移植基本上都是在私下買賣的，只是在醫院進行手術前，雙方籤具申明，證明雙方是本着捐獻的原則。由於捲入金錢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一般都在合同上寫爲受捐者對捐獻者的營養補助。
“廣東目前市面上多少錢一個腎臟？”楊文峰問。
戚處長笑了笑：這得根據各方面的情況而定，現在不是實行市場經濟嗎？再說，如果你自己找，可能根本找不到，又或者被騙都說不定，聽說一個專門幫人找捐獻者的行業應運而生，說得難聽點就是人體器官販子。但是隻要他們是建立在自願捐獻的基礎上，政府也沒有辦法干涉，因爲政府在政策的限制下，無法自己設立類似的機構，當然得允許人家在私下搞。不然每年一千多個需要換腎的垂死病人到哪裡求救？
楊文峰對戚處長的通情達理表示讚賞，戚處長也很高興，談興漸漸轉濃，接着說。
我也是聽醫院的朋友經常談起，以前廣東市面上一個腎臟的價錢基本上維持在15萬元人民幣左右。這對於一般捐獻腎臟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有些無法養家活口的父母爲了子女捐獻腎臟的情況很普遍，有些吸毒者沒有錢了也走極端，但是這些人捐獻的腎臟，無論是疲倦的父母還是已經被污染的吸毒者，都不那麼受歡迎。後來聽說跌價了。有一段時間，也就是大學剛剛改制的時候，很多大學生無法交學費，於是有大學生開始招貼廣告願意出賣年輕的“聰明的”腎臟。你還別說，雖然腎臟和人的智力沒有任何關係，大家還都喜歡在校大學生們捐獻的腎臟。有段時間價錢都上升到20萬元人民幣。你想，與其像以前上海復旦大學等大學的學生因無法交學費而自殺的話，不如賣一個腎臟賺得20萬，不但可以讀完大學四年，還有剩下的錢安排大學畢業後的生活。
楊文峰說，這倒也是的。其實國家不應該允許黑市交易，應該本着治病救人，救死扶傷以及雷鋒精神等等，從實際出發，設立國家級的器官捐贈（補償）機構，統一安排，宏觀調控。說到這裡楊文峰突然想到，中國每年因貧窮走投無路而導致的青年人自殺事件多達20萬起，如果告訴他們可以出賣器官一夜致富，那不就可以把自殺率降下來，而且同時還可以拯救很多垂危的器官需求者。楊文峰覺得這樣的想法不妥，就把心思收回來。
這種事情國家無法做的，戚處長認真地說，我們國家正在各方面和國際接軌，這樣的事情國家是不能做的。除非國際上有先例。再說，國家一管就死。就拿這器官移植黑市買賣來說，看似混亂無序，其實卻是嚴格受到市場這隻無形的手操控的。我剛剛說到大學生的腎臟賣到20萬，那其實只是曇花一現。中國人幹什麼都是一窩蜂，哪裡賺錢都向哪裡涌。結果……
“結果怎麼樣？”楊文峰急忙問。
戚處長喝了口礦泉水接着講：結果現在聽說五萬人民幣就可以買到一隻鮮活的腎臟。
“怎麼會這麼便宜？”楊文峰不解地問。
原因是多方面的。戚處長解釋道，而主要的原因是人體器官販子找到了新血。你想想，看你這記者腦袋是否可以想出來。
楊文峰想了一會，搖了搖頭。
“好，我告訴你，就是農村進城打工的民工！也叫盲流！”戚處長揭示了謎底。
楊文峰倒吸一口涼氣，突然想到自己瞭解人體器官移植的本來目的。民工人數衆多，大多年輕力壯，身體良好。而且五萬元對於他們不是小數字。
戚處長又解釋道：盲流加入器官“捐獻”的行列後，腎臟等可以捐獻的器官的價錢就一路直線下跌。據我瞭解，目前龐大的盲流隊伍基本上把其他捐獻團體和個人擠出了競爭隊伍，也就是說，盲流壟斷了捐獻器官這一行。而且……
看到戚處長欲言又止，楊文峰知道事情還沒有完，就盯着她。戚處長停了一下，想了好一會，才接下來說。
而且，由於盲流內部競爭激烈，以及器官販子蓄意壓低價錢，使得器官“捐獻”的補償價錢還有下降的趨勢。這不但損害了捐獻人，也造成市場的混亂。例如外國人特別是港臺同胞來做器官移植手術，也開始討價還價……
“外國人！還有港臺同胞？”楊文峰吃了一驚。
當然有，戚處長不解地看了眼楊文峰，我們國家的這方面手術水平相當高，而且在擁有同類型手術水平中的國家裡，中國是唯一可以輕易找到器官捐獻人的國家！港臺一直缺少待移植的器官，從上個世紀九十年開始，每年都有上千名港臺病人在大陸喜獲內臟呢。到了新的千禧年，他們開始組織“器官移植”旅行團，聽說報名很踊躍——這也爲我們國家賺取了外匯！
“我明白了，”楊文峰說，“可以談談另外一類器官捐獻嗎？就是那種死人捐獻的。”
戚處長說，這類器官捐獻就比較複雜了，首先捐獻者必須是死人，因爲捐獻任何這類器官如心臟等之後就是不死也不可能活下去。國外這類捐獻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鑑，特別是美國。他們主要依靠交通事故中身亡的人的自願捐獻。在美國你申請駕駛執照時，他們就會讓你選擇，如果出現交通事故當場死亡的情況下，你是否願意捐獻你的器官，以及你願意捐獻哪幾種器官等等，然後把你的答案輸入全國性的資料庫裡。所以每次美國出現交通事故，警察首先檢查是否有人死亡，一旦確定死亡，就馬上檢查死者的駕駛執照，如果發現死者是器官捐贈自願者，那麼警察最先通知的就是醫院的直升飛機。直升機上的醫護人員會在第一時間把死者的器官摘下來，緊急送往醫院。因爲美國全國的醫院都住滿了等待着器官捐贈的垂死病人。那些人躺在醫院裡算着自己的死期，可憐巴巴地盯着電視屏幕，巴不得新聞廣播一些嚴重交通事故這類對他們來講是喜訊的消息。當然美國也出現過醫護人員急於獲得器官而在事故人還沒有完全死亡時就把人家器官割下來帶走的。
“我們國家死於交通事故和其他意外事故中死亡的人數每年都有幾十萬，如果可以學習美國，那不就解決了器官移植的這個大問題？”楊文峰說。
事情不這麼簡單。戚處長解釋說，器官移植最主要的是及時性這個問題，一般來講，像心臟等重要器官的移植，最好的方式就是從一個軀體裡取出後儘快移植到病人身體裡。中間間隔的時間越長，成功性越少。如果相隔一個小時以上，就需要特別精密的儀器維持。如果你考慮到器官移植前還需要進行嚴格的血液化驗、DNA對照等程序，就知道在我們國家這個方式幾乎完全不可能。因爲全國交通事故中當場死亡的人確實不少，但在死亡後，首先需要警察第一時間趕到，第二則需要就近的醫務單位有24小時待命的直升飛機和高水平外科醫生，第三則是需要有全國病人資料庫，因爲在獲得鮮活的器官後直升飛機必須在起飛的同時就知道目的地，也就是就近哪個醫院躺着需要何種器官的病人，否則時間太長器官無法保鮮，一切努力都是白費。從上面三條可以看出，我們國家還遠遠達不到。
“可是，”楊文峰不解地問，“我們國家也做這類器官移植，我是指心臟呀，肺部呀，等等，那都是哪裡獲得的器官！？”
“我們國家這方面器官移植水平也是出類拔萃的！”戚處長突然再次猶豫了起來，“不過不管怎麼樣，這類手術需要鮮活的器官。也就是說，不管器官捐獻人是活的或者半死不活又或者剛剛死去身上還是熱的，捐獻出器官後就必須得死。”
楊文峰點點頭，說：“可是按照您說的我們國家無法使用意外死亡人的器官……”
“也不是絕對的，不過只是極少量而已。例如廣州今天發生了車禍，而醫院正好有一名病人需要肝臟什麼的，而這個病人又正好有路子在第一時間找到死者家屬，獲得同意，而這一切都正好可以在兩小時內完成。因爲醫院必須在兩小時內從屍體上取出肝臟。”
楊文峰搖搖頭，“這樣的事情太少了吧？可是我們國家還是不停在做這類手術。難怪人家外國人要認爲我們是使用死囚的器官……”
“不要亂說，”戚處長很緊張，壓低了聲音，“其實，死囚的器官確實是最理想的。這裡當然不是說非法獲取。有些死囚殺人越貨，死時也是很後悔的，爲了積陰德，他們聽說有器官移植，有些願意捐獻出來。還有些死囚家屬也認爲自己親屬貽害人間，如果死後可以遺愛人間的話，會獲得一定的安慰的。”
“死囚還真是個好捐獻者，”楊文峰接住說，“他們是按照法庭命令，在固定地點和固定時間死去的，如果醫生在旁邊等着的話，就可以獲得新鮮熱辣的器官。”
楊文峰又問：“全國一年槍斃那麼多人，不知道廣東一年有多少個死囚捐獻器官？”
戚處長不說話，看了看手錶。楊文峰沒有理解過來，戚處長等了一下，說：“這個我也不清楚。”
楊文峰“哦”了聲，“處長你怎麼會不清楚呢？難道醫院的器官移植沒有統計嗎？”
戚處長明顯有些不高興，“我們國家很多事都無法搞清楚，這點楊先生不是不瞭解的。哦，時間不早啦。明天開始，楊先生可以拿着我開的介紹信參觀一些醫院，好不好？如果沒有什麼其他事情的話，是不是今天就到這裡？”
楊文峰離開時想，如果器官移植沒有一個部門有強制性登記，那自己如何可以查出來？不過他還是決定一家醫院一家醫院地瞭解一下情況，特別是搞清楚在廣州公安局發現那十八具屍體的時候是否有醫院做器官移植手術。
回到家樓下的楊文峰發現信箱裡有一封外甥李昌威的信，他一邊上樓一邊打開信，自從昌威離開家登上前往上海的火車至今已經一個多月了，楊文峰真有些擔心。草草看了一遍李昌威的信，他才放下心來。
舅舅：
我現在在上海，雖然暫時住在南翔垃圾場處理站，但很快會想辦法進入上海。
當我們的火車到達上海火車站後，一出站門我們五個老鄉就被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吸引住了。
他們四個只有一個比我大，另外三個都比我小，小虎子只有16歲。他們兩個初中畢業，另外兩個算是讀完了小學。本來從家鄉出來的時候，他們聽人家說南方好，所以都想南下廣東，我想換個地方，我想到北京或者上海。於是我從書上看來的資料說服他們和我一起北伐北京或者東征上海。我告訴他們南方的開放已經到了盡頭，由於南方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加上天高皇帝遠，貪官污吏和黑社會沆瀣一氣，到處魚肉人民，像我們這樣的盲流，那地方是去不得的，搞不好會像孫志剛一樣被人家活活打死。但北京就不同啦，那是黨中央和以前毛主席的地方（毛主席現在還躺在天安門廣場那個用酒精浸泡的棺材裡呢），那裡的人民晚上睡覺都枕着憲法。在憲法的保護下，我們只要拼死拼活地幹活就不會餓死或者被人家打死，而且由於2008年奧運會越來越近，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至於上海就更加了不起，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這裡也是出領導人的地方，我們有一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上海培養的，上海既然培養了他們，他們飛黃騰達後，就反過來培養上海。結果，這些年幾乎把上海發展得像美國一樣，把全中國都遠遠拋在了後面。我們到那裡肯定有用武之地。他們四個當時還聽不太懂我的話——當然我也不全懂，不過後來他們還是聽我的來到上海，只是一路上都問東問西，不知所措的樣子。這下好，離開火車站不久，他們都被眼前的景象鎮住啦。小虎子聽到上海人嘴裡軟綿綿的上海話，直拉着我的衣角緊張地問：李哥，這是外國嗎？
這裡真像電影上的外國，到處是高樓大廈，不管多高的大樓都窗明几淨（你說他們是怎麼爬上去擦窗戶的？），地上都是水泥地，一塵不染（這裡根本就沒有城裡人歌頌的“土”地！）；從我們旁邊走過的人都西裝筆挺，油頭粉面（一個個都好像電視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經過一個不鏽鋼外牆的玻璃大樓時，我看到我們五個人的影子，這讓我很不安。我們衣着寒酸，每個人背一個大包外加一牀棉被套，和周圍改革開放的新上海格格不入。當時我應該早感覺到另外一件怪事，那就是和中國其他城市不同的是，我們好像是這個城市唯一的民工。等我注意到這點的時候，爲時已晚。
在火車站我已經研究了上海地圖，大家心裡嚮往的地方，也是全國人民都羨慕的地方浦東在火車站南面，於是我們就開始向南邊走。好在我帶了個指南針，這才讓我們在高樓大廈的森林中不至迷路（這裡很難看到太陽！）。
都怪我警惕性不高，如果我當時不是太得意洋洋的話，應該一早就注意到我們身後一直有人跟蹤。跟蹤者是年輕男人，手臂上還套着紅臂圈，上面寫着“治安”兩個字。其實我在火車站看地圖時，就感覺到有人用警惕的眼睛盯着我們五個，只是當我們離開火車站後，原先跟蹤的人停止了跟蹤，所以我就放鬆了警惕。當我們離開火車站，向南走了20分鐘，又有人跟蹤了，只是又過了一會，他們不跟我們走了。不過等我們走了陣子，又有新的紅袖章跟上來。這樣搞了幾次，我終於明白了那些人在接力跟蹤我們。這時我們也走累了，於是就在一棟叫人民大廈的樓前休息。
我們的屁股還沒有落地，後面跟蹤的紅袖章突然趨前，大聲說：“起來，起來，這裡不能坐！”
我們嚇得立即跳起來，小虎子第一次出遠門，聽到那吼聲連忙躲在我身後。那個紅袖章戴個眼鏡，兇巴巴地盯着我們，用軟綿綿的上海口音惡狠狠地說：“你們幹啥子呀，你們哪裡來的，在這裡幹嗎？有沒有工作？有沒有上海市臨時住居證呀？這裡不好坐得呀，儂知不知道呀！？”
他們四個都嚇得不敢說話，我就站出來對那個紅袖章解釋，可是他根本不聽，揮了揮手：“這裡是我的管區呀，我不理那麼多呀，你們不好在這裡坐得呀，儂走就得的啦！”
於是我們五個人就被他連推帶拉，轟出了他的管區。可是我發現一離開他的管區，立即就有另外的紅袖章盯住我們。就這樣我們走呀走呀，一直不敢停下來，走了三個小時，問人家，這是浦東嗎？人家說，你走到五角場啦，坐車吧。
我們在五角場坐公共汽車，一個小時後到了浦東。舅舅，你什麼時候離開上海復旦大學的，這浦東可真厲害呀，像畫裡的城市。只是我們到後才發現，我們根本不該來的。
這裡根本沒有我們落腳的地方，我們五個人已經疲憊極了，可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只要我們一停下來，就有人來趕我們。天黑了，城市亮起來，這裡的景色越來越迷人，我們也越來越絕望。這樣下去我們怎麼辦？這裡不像廣州，到處可以找到破房子住一晚，到處是和我們一樣的盲流，隨時有老鄉帶我們過去暫時落腳。
我突然知道上海爲什麼這麼美麗了，我也突然憎恨起上海。上海的美麗是因爲路上沒有我們這些盲流到處晃盪。我當時還奇怪，難道上海沒有大糞，沒有骯髒的垃圾，難道上海沒有見不得人的下水道，沒有城市人不想幹的活計如搬運和砌牆嗎？因爲據我所知，只要有這些活的地方，就有我們盲流，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有骯髒和重活的地方，就應該有盲流！
後來我才知道作爲中國通向世界的櫥窗，上海市政府對盲流採取了特殊的遣送方法，採取把沒有工作和暫住證的盲流及時遣送到郊外的辦法，而且使用帶紅袖章的上海人，及時趕走那些疲倦了、實在走不動了、想在這個大都市某個角落歇一下腳的盲流，盲流發現自己無處落腳的時候，也自然回到郊外或者盲流區。
只是我當時不知道盲流區在哪裡，所以等晚上有紅袖章和警察來詢問我們時，我們好像罪犯一樣誠惶誠恐。不過那警察同志覺悟高，他在決定遣送我們到南翔的時候，和顏悅色地解釋：中國就只有一個上海，愛我上海維護我上海是中國人的責任和光榮。不要把上海搞得亂七八糟，無業遊蕩的盲流在這裡是不允許的……
那天我們被送到南翔收留站過了一晚。第二天我們茫然了。他們四個是被我說服來上海的，我當時很是着急。我雖然身上有些餘錢（媽媽總是給我帶幾百塊），可是他們四個基本上身上都沒有回去的火車票錢。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有一個好心的人告訴我們，到垃圾場去試試，那裡有便宜的住房，住下來再想辦法，就是一時想不出辦法，在垃圾場總餓不死的。
我們順着人家指的路走下去，不久陣陣撲鼻的惡臭傳過來，大家幾乎都想停下來，不過誰也沒敢停下來。慢慢又走了十分鐘，眼前突然出現了三座大山。仔細一看，才發現那是堆積如山的垃圾。這時我們的鼻子也漸漸習慣了那惡臭。於是我們繼續走過去，在接近第一座山時，我們才注意到，那垃圾山中有好多人在弓腰駝背地撿着什麼。再走近點，有些人擡起頭看我們，我們也看到垃圾堆中有很多小孩子，最小的只有一兩歲，在垃圾堆中爬來爬去，很是活潑可愛。
我們一輩子都沒有看到這麼多垃圾，垃圾多得都分不清是否是垃圾。我們都本能地捂住鼻子，高聲問一位婦女：“哪裡有住的！”
她指了指那堆垃圾另外一邊。我們過去後，找到一個男人，他問了我們要幹嗎，就把我們帶到第二個垃圾山旁邊，那裡有一排木板搭起來的小房子，說是小房子，也就和我們的農具房差不多大小。他說，你們可以住在這裡，每天每人2塊錢，不過必須把所選垃圾賣給他。我們說，我們是要進上海的。他看了看我們，說，你們這樣子怎麼進，不要小看這垃圾，你們幫我選垃圾，等有點錢，你們就可以進上海啦。
我們就住進去，這時我們已經聞不到惡臭味道。後來我們才知道，有很多人都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到垃圾場來過渡，好在這垃圾場真是個寶地，什麼都有。我們不喜歡撿別的，於是只在垃圾場中找易拉罐和瓶子，然後交給那位租棚子給我們的垃圾佬。我們知道自己是臨時的，也就沒有什麼難受，我們最終是要進城的。
後來我們才知道住在這個垃圾場的常住人口超過一百多人，他們就住在垃圾場中央，靠這些垃圾過日子。我說，沒有想到上海的垃圾能夠養活一百多人，那個垃圾佬就笑了，他說，什麼呀，上海這樣的垃圾場有十二個，有六個都是安徽來的盲流固定把守，另外還有江西和河南的根據地，只有眼前的比較開放，大家都可以過來混口飯吃……
真沒有想到，像這樣住在垃圾堆中央，靠垃圾生活的人，僅僅上海就有上千人。
那位垃圾佬自豪地告訴我，他是這裡的元老，駐守垃圾場已經十八年了。他告訴我，他見證了上海從改革開放到現在繁榮昌盛的每個時時刻刻，他知道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發展之快，他感謝黨和國家對上海的建設嘔心瀝血，他說，這讓他從垃圾場拾到越來越高檔的消費品和耐用品！
我驚奇地看着他，這時，有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從垃圾堆上一蹦一跳地跑過來，過來後就躲在那人屁股後面，靦腆地偷看我們。那人摸摸孩子的頭，“丫頭，找到什麼啦？”那小女孩從爸爸屁股後面出來，舉起小手，在她烏黑的小手裡，有一個破了幾個洞的橡皮米老鼠。那人一看就說，“丫頭，這東西沒有用，快去撿有用的，去。”那小女孩又一蹦一跳地跑開。“這是我丫頭，等她六歲生日時，我就帶她出去看一下。”
舅舅，後來我才知道，每個垃圾場都有好多個家庭生活在其中，像這個孩子長到五歲還從來沒有離開過垃圾場的不止這一家。我很擔心這孩子的教育，那爸爸卻說，沒有辦法，哪裡有時間出去？他說，好在垃圾場什麼都有，孩子可以學會認識一切東西。
真是不可思議呀，舅舅，孩子這樣長大，那她眼裡的世界不就是一個垃圾場？
舅舅，等另外幾個同鄉一習慣這裡，大家有了些錢買套好點的衣服後，我會盡快離開這裡到市區去找工作的。
你給我媽媽打個電話，告訴她我一切都好，不要告訴她我暫時在垃圾場工作。
外甥：昌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