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的政治制度,其官僚體系的基本架構,基本上跟晚唐沒有什麼區別,但文官的權力卻大大縮水。朝廷龐大的文官隊伍,實際上只是藩鎮政府裡爲數不多的文官的“放大版”。藩鎮的文官主要是書記和判官,前者掌文翰,同時也給軍閥們出謀劃策,類似於軍師。所以,任過書記的文人地位很高,人朝以後就可以成爲宰相了。而判官則負責民政和財政事務,實際上是稅收事務的核計總管。前者的地位,類似於戰爭時期的謀略家,這固然是文人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已經不是“大道”。而後者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太平年景小吏之所爲,更是與士大夫修齊治平的大道背離過遠。在這裡,傳統道德教化這一士大夫治理天下的基本舉措不見了,儒學的養成沒有了。士大夫成了武夫戰時出主意的謀士,平時徵集糧餉的刀筆吏。
唐朝覆滅以後,藩鎮的文官邏輯原封不動地進入了五代。由於原有的朝廷文官被朱溫屠殺殆盡,餘下的文人,整體素質下降。文官只是在這兩個意義上發揮着作用,一是爲軍人出謀劃策,二是爲軍人籌集糧餉。從表面上看,五代時的文官似乎權力要比晚唐大得多,因爲這時,晚唐的宦官集團隨着唐朝的覆滅而滅亡,新起的軍閥比起文人來,更看不起閹人,而且對晚唐宦官之禍也記憶猶新,所以,老的宦官被殺得差不多了,新宦官的兵權沒有了,地位甚低。原來宦官的“專利”樞密使一職,也由土人擔任,因此原來北司(宦官)與南司(宰相)的矛盾徹底消失了。但是,這一時期的文官,地位卻比晚唐還要低得多,因爲文官從根本上是被人看不起的。無論是宰相還是樞密使,最多不過是皇帝的幕僚,更多的時候,連幕僚都談不上。後漢時,皇帝親衛軍首領史弘肇當着宰相們的面,公開羞辱文官說,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用毛錐(毛筆)幹什麼?主管財賦的三司使王章答道,若無毛錐,財賦從哪裡來?(《舊五代史》卷107《史弘肇傳》)在某些武夫眼裡,文官的作用,就是給他們徵糧徵稅的時候算賬,而那些特別受寵也特別蠻橫的武夫,則乾脆連這一點也不認賬。
朱溫控制朝廷之後,一次誅殺朝士三十餘人。其屢試不第的謀士李振說,此輩一向自稱清流,應該將他們投到黃河裡,變成濁流。於是這些人就被扔到了黃河裡。一次朱溫與衆幕僚坐於大柳樹之下,朱突然說,這個樹的木頭可以做車轂。於是很多人一起應道:的確適宜做車轂。朱溫馬上變了臉,厲聲喝道:怪不得人說書生之輩喜歡順口玩人,原來你們就是這樣的,車轂必須用夾榆木,怎麼可用柳木!將左右凡是應聲的數十人統統撲2殺。
五代時期,作爲文官的書記、判官和副使,命運往往十分悲慘。鄭準爲荊南鎮書記,與鎮將因言語不和而去職,被鎮將派人殺掉。高行周爲鄴城節度使,副使張鵬與之一言不和,即爲所殺。而高行硅的副使,不僅因多嘴(提意見)被殺,連自己的兒子也被株連。房知溫爲節度使,居然經常縱容自己的部下折辱文官。後晉張彥澤爲彰義鎮節度使,書記張式偶爾提了點意見,居然惹得他大怒,張弓射之,張式逃脫,張彥澤隨即派人追殺,連皇帝都保不住張式,只能乖乖地交出張式任武人宰割,結果張式被張彥澤挖心決口,臠割而死。
可以說,連藩鎮時文官做軍師的功能到了這個時候也大大減退,武夫們根本不在乎文人給他們出的主意。這一時期的戰爭,幾乎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打得最拙的仗,就是硬碰硬的廝殺,誰的兵多、兵猛,誰能打誰贏。再就是戰場上軍人的倒戈,倒戈多的就打不過倒戈少的。五代時期的戰爭也是最野蠻的戰爭,攻城略地的軍閥們,糧食沒有了,往往拿老百姓的口糧當軍糧吃。守城的吃掉城裡的人口,撤退時也帶着老百姓走,隨走隨吃。
在這個時期,上流社會已經徹底變質。長期戰亂的結果,只有那些社會邊緣人士、軍棍、流氓、私鹽販子人等才最有機會脫穎而出,所以,這一時期從皇帝到武將,大多是此輩在做。原來下層甚至黑社會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臺,原來上流社會的規矩和風習則被嚴重衝擊。而這些規矩和風習,恰是官僚們政治運作所不可或缺的文化氛圍,跟制度運作的規矩密切相關。一方面,這一時期皇帝和武將們根本沒把官僚當回事。從前地位崇高、非進士高第的人不能染指的位置,居然可以隨便予人,後唐開國皇帝李存勖喜歡唱戲,結果戲子不僅可以參與機密,而且可以封官拜爵、做州刺史,從前朝廷視爲重寶的名器,如今被這些武夫們視之如敝屣。不僅如此,那些武夫們,對文官動輒呼來喝去,士大夫的臉面已經隨着粗人們的叫罵聲,斯文掃地了。另一方面,五代沒有恢復科舉,選官雜亂無章,升遷也雜亂無序,當官不是走伶人的門路,就是憑武人一時的好惡,使得文官體系的秩序徹底紊亂,文官也就不像文官了。 小說.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第2版) 最新章節第38章 失掉了文治精神的文官體系 網址:http://www.xoyo100.com/html/5/5157/25355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