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周子夜專‘門’給國內的記者安排了五個問題，但是在他們看來，也是不夠的。,好不容易遇到周子夜肯直接接受採訪，這是多麼難得的機會啊，不要說五個問題，就是五百個問題，他們也提的出來。
只是周子夜的權威不是他們這些小記者能夠觸犯的，不管在什麼時候，他們都要按照周子夜的規矩來。不要說他們了，就是央視，不也只敢把周子夜當正面典型樹立的嘛！
“你好，周先生，我是大江報的記者田熙。從2002年，到2007年，僅僅是五年的時間，你從一個普通的富家子弟變成了全世界最有錢的人。你的合法資產根據世界各大媒體的統計，2007年預計會比2006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也就是說會達到一千七百億美元以上。而你控制的資產，也會達到將近一萬億美元，這是一筆富可敵國的財富，遠超世界上一多半的國家可利用資產。可是這麼大筆的資產，你在捐款方面卻似乎遠不如西方的一些企業家。我想請你從這個角度分析一下東西方企業家的區別。”
周子夜笑了起來，這個問題到沒有出乎他的預料，也早有準備。“我不瞭解你是從哪個角度分析的，做出的比較。按照2006年有統計的對外捐款來說，我個人的全球捐款現金額是二十六億人民幣和一億四千萬美元，雖然這些相對於我的資產來說，並不是一個大數字，但是在全球範圍來說，也沒有幾個人可以比得上。是的，像比爾蓋茨和巴菲特先生他們承諾的捐出自己資產的一定比例，這些數額看起來很大，但是這是一種與我完全不同的捐款方式。他們的捐贈財富依舊控制在自己的手裡，只是這一部分財富創造的利益會回報社會。而我的捐贈是完完全全拿出的現金，並且這些錢也是一步到位。”
“你或許會說，你爲什麼不能像他們那樣捐款？！可是你縱觀全世界的歷史，又有哪一家公司，哪一個人，是在自己的公司，自己產業迅速發展期就拿公司資產捐贈的？！他們都是在自己的產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之後，纔開始回饋社會。我才30歲，我的公司才發展五年，或許等我五十歲，六十歲的時候，也會成立一家資產數千億美元的慈善基金來回饋社會，但是絕對不是現在。因爲這些財富在我的手裡，可能會從一千億美元變成一萬億美元，到時候我就可以拿出五千億甚至更多出來，但是我現在捐了一千億，這一千億永遠就是一千億，或許會多一點，但是誰知道呢？！”
“近些年，我們國家的內部出現了一個很不好的現象，那就道德綁架，似乎所有的有錢人都是有原罪的，似乎所有的財富都是不合法的。富人捐款就是理所應該，不捐款就是爲富不仁。我不否認，在國內有許多這樣的富人，他們就是爲富不仁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爲這個原因，就將所有的人綁上道德的馬車，這隻會導致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偏‘激’，更加躁動。在去年的十一月，金陵發生了一件很特別的彭雨案件，我對這個案件的真實情況很好奇，也派了專人對這個案件進行調查，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全國人民面前還原事情的真相，讓全國關於這個案件的討論有一個明確的結果。”
“我不僅會以政協委員的名義對金陵的審判法院提出監督，如果金陵方面的法院不能公正公開地審理這個案件，我甚至會直接提起訴訟，狀告瀆職的法院方面。我這麼做對自己並沒有什麼好處，但是我就是需要一個明確的審查結果，我不想讓這場全民的大討論變成一個轉折點，讓全國的人民道德倒退五十年！我們的國家經濟發展了，同時道德思想也需要進步。所有的人都應該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更需要建立正確的道德觀。”
周子夜將話題轉了回來，有他這麼一說，他相信金陵方面會更加重視這個案件的審判結果，更不敢在隱隱藏藏，直到五年後纔對外宣佈案情，因爲他們的瀆職，讓整個國家的道德水準倒退了幾十年。
“至於東西方的企業家區別，這是一個很大的命題，就我個人來說，我接觸的國內外企業家有許多，但是我並沒有發覺太多的不同之處。雖然或許在意識形態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既然是企業家，那麼他們的首要目標都是要經營好一家公司，然後纔會考慮對社會的回饋。”
這一次，臺下的掌聲就不是那麼‘激’烈了，所有人都想不通，周子夜怎麼會在這樣的一個場合，提到塑造中國人民的道德觀方面來。最爲一個公衆人物，周子夜的一言一行都會受到許多人的研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身上揹負的包袱，不會隨便表態，現在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說出這樣的話，那就代表着他對這件事情的看重，甚至大於人們對他的吝嗇指責。
遠在萬里之外的京城，許多的領導第一次沒有着重觀看新聞聯播，而是選擇了觀看周子夜的這場發佈會的直播。大管家看到這一段，回頭吩咐道：“你派人把金陵這個彭雨案的事情瞭解一下，隨後給我個結果。讓國內的道德水準後退五十年，這可不是一件小事。”
同一時間，有許多的領導都不約而同地做了同樣一件事情。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僅是看經濟，更是要看‘精’神文明建設，國家的穩定與否，需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條‘腿’的支撐，缺一不可。他們也比周子夜更能清楚地認識到，一件事情可能引發的遠期結果。
“周先生，你好，我是贛西衛視的記者陳鵬。我剛纔在聽你回答俄羅斯記者提問的時候，將國內和俄羅斯做了比較，認爲國內的資源管理政策還不穩定，所以一直沒有在國內進行投資。但是國內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發展體系，也有許多有識之士依靠資源類的礦產發展了起來，包括你的爸爸一開始就是個煤礦主，也直到今年，你的家庭才完全脫離了國內的資源管理。按照你的意思，你認爲現在的國內政策還有什麼需要改變的地方？我們的政策不成熟體現在哪些方面？！謝謝！”
“這是個讓我很難回答的問題，特別是在這樣的場合。”周子夜停頓了一下說道：“俄羅斯主要的問題是資源類公司在‘私’有化和國有化之間的變化，這個問題我們國內解決的更好一點。因爲我們國內石油類資源企業全部是國有化，在礦產方面實行了抓大放小。我這個人不喜歡零零散散地搞一大批礦區，這樣會耗費我太多的‘精’力，但是大的礦區我又搞不到，所以我就只好跑到國外發展了。礦產領域雖然是我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實際上佔據的份額並不大，我也不願意耗費太多的‘精’力在這方面，這也是我一直沒有投資國內礦產的主要原因。”
“至於政策方面的原因，我不想說的太多，因爲歷史的不同發展，我們東方人一直更注重人治，但是這種依靠個人能力的推動，在當今的社會發展期，就顯得有些低效，因爲誰也不能保證一個人到底可以給發展帶來多少的動力。所以我認爲，在經濟區域，應該更快地與國際接軌，儘快從人治轉變成法治，這也會加快我們國家發展的步伐。”
人治和法治的優劣，在如今這個發展越來越快的階段，幾乎沒有人懷疑了。但是想要很快地就轉變過來，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周子夜也不願意在這方面說的太多，言多必失啊！
“你好周先生，我是天府日報的記者胡奇兵。我們注意到，這幾年你一直將自己的捐款主要投向了教育方面，僅僅是在我們川西，你這幾年就捐贈了超過兩百所小學，五十座中學。但是本來你可以利用本地的建築隊伍，爲本地的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可是你卻將所有的校區建設都外包給了你自己的房地產公司，他們才又轉包給本地的建築公司，這雖然捐贈看似不少，但是爲什麼還要照顧自己的房地產公司呢？！”
“我給你看一項數據，我的房地產公司裡，每一個正式職員，他們每年平均起來創造的產值是兩百萬人民幣，按照這些年房地產公司的平均利潤來算，他們每年創造的‘毛’利可以達到五十萬以上，這也就是說，我每年可以在他們每個人身上賺三十萬左右。可是現在呢，我委派了超過了一百個工作人員投入這些工程建設，而我們的回報率是多少呢？！可能你不相信，只是他們的基本收入，我們公司從他們的身上沒有賺一分錢！”
“至於爲什麼非要通過我的房地產公司來‘操’作，非常簡單，因爲我信不過本地的一些建築企業管理者的道德品質，所以我必須要在他們的上面設置一個監管機構。按照我捐助的標準，一所小學的建設成本就是八十萬，一箇中學的建設成本是兩百萬，這對於一些建築資質較低的施工隊伍來說，僅僅是從材料方面節省，就可以增加許多的利潤。可是我爲了保證我所捐助的校舍都是合格的，都可以矗立一百年，這些錢，我就不能讓他們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