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以往不同，這次的蘇共黨代表會議，不但在出席人數上創下了歷史新高，而且還首次邀請了以色列共產黨、越南共產黨和華夏共產黨的代表以外國執政黨代表的身份出席，並享有發言的權利。
這些國家代表的出席，正好能給蘇聯國內的黨代表們展現蘇聯對外輸出革命的的成果，同時也能夠讓國外的代表們通過這場隆重的會議，更加深入地瞭解和借鑑蘇聯黨政體系的運作。
國際代表的來訪固然成爲了其中一個焦點，相關的迎接機構、酒店、機場等位置都掛上了歡迎國外友人到訪的標語，《真理報》、《火星報》等媒體上也充滿了有關國際代表的新聞報道，可見蘇聯政府對這些“國外友人”的重視。
但對於參加會議的蘇聯國內代表們來說，這些外國友人的到來並不值得他們重視，畢竟他們最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國外友人的事情交給外交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去管就行了。
那什麼事情能夠影響到這些蘇聯國內代表們的切身利益呢？一般來說，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以及後面的政治局、書記處以外，國家領導人的發言及其反映出來的政治風向也是大部分代表們重點關注的焦點。
最受人關注的國家領導人當然非斯大林莫屬，當他走上講臺，準備發言的時候，在座所有人都豎起了耳朵，集中十二分精神，細心聆聽最高領導人的話語。
斯大林的講話內容和上次有很大的區別，他在黨的代表會議上，當着一千多個代表的面，不點名批評了沃茲涅先斯基的政見，認爲他所主張的所謂“價值觀規律覈算制度”偏離了黨的路線，而他的改革方案也是是試圖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行爲。
在座一些對政治比較敏感，對高層鬥爭有些瞭解的人，都從這次講話中聽出了一些言外之意，也大概猜到了斯大林所指的人是誰，這些人的命運會怎麼樣。
斯大林批評沃茲涅先斯基等修正主義分子的同時，斯大林也對一些“跟緊黨的路線”、“熱心爲人民服務”、“對國家發展建設帶來貢獻”的幹部們加以讚賞，要求所有的黨員都要以這些人爲榜樣，要堅決服從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同時也要以人民爲本，不要有官僚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傾向。
在當時的蘇聯，符合斯大林所說這些特徵的黨員和幹部們數量其實並不少，至少當時大部分的黨員（主要是基層黨員和幹部）都是堅定不移地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以人民爲本，熱心爲人民服務，同時也在儘自己的努力爲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
而符合“服從黨中央領導”這條件的黨員就更多了，幾乎所有的黨員和幹部都符合這條件。至少當時還沒出現多少個吃黨的飯，但又不服從黨和蘇維埃領導的人。
但一些有心的人似乎有點曲解了斯大林的意思，認爲斯大林這裡所說的就是指曼圖洛夫及其背後的西伯利亞派，因爲西伯利亞派的人不僅符合斯大林所說的這些特徵，同時還把這些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
尤其是“對國家發展建設帶來貢獻”這一點，在當時的蘇聯來說，除了斯大林以外，幾乎沒人能在政績和國家貢獻方面與曼圖洛夫相提並論。如果沒有曼圖洛夫，蘇聯並不會變得這麼強大，更不會有能力把整個德國、北意大利和挪威等地方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裡。
爲了獎勵曼圖洛夫對國家發展所帶來的貢獻，最高蘇維埃也給他頒發了共計2枚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獎章，而斯大林也讓他進入了黨中央的核心機構，甚至還當上了蘇共中央第二書記，成爲黨的第二把手。
不出衆人所料，在後來的選舉環節裡，曼圖洛夫也是毫無意外地連任蘇共中央第二書記的位置，他的政治盟友——波諾馬連科、佩戈夫也都通過了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選舉，得以繼續連任，而安德烈耶夫也得以重回中央書記處，重新干回他的老本行。
同樣不意外的是，被斯大林不點名批評的沃茲涅先斯基不但失去了政治局委員的位置（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施維爾尼克接替），他在最高部長會議裡的排名也從第一副主席降格爲普通的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莫洛托夫重新擔任），僅保留了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主席、最高部長會議副主席和蘇共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的地位。
而沃茲涅先斯基的政治盟友——阿列克謝·庫茲涅佐夫也沒法連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其位置由重回書記處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安德烈耶夫填補，僅保留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和蘇共中央委員會正式委員的位置。
除此之外，一些列寧格勒派的成員，和一些曾經支持過沃茲涅先斯基修正主義言論的幹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處分”，身處中央的都被安排到一些不太重要的位置上，身處地方的不是被貶就是直接被捕，而原本名列中央委員會名單的，除了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和帕託利切夫以外，都沒能連任中央委員，算是黨中央對修正主義分子的一大警告。
這次代表大會之後，列寧格勒派的權勢開始沒落，其薄弱的政治力量已經完全無法與西伯利亞派相抗衡。而作爲列寧格勒派的“政敵”，很多人都以爲西伯利亞派會趁機將列寧格勒派一網打盡，讓沃茲涅先斯基、庫茲涅佐夫等人毫無翻身之地。
但出人意料的是，曼圖洛夫卻遲遲沒有針對列寧格勒派的行動，因爲他現在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目標要清除，那就是掌握着警察和肅反力量的貝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