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接人待物有什麼特點?

很有原則、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規矩。做事以理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力只可用於法,用於法則有效;力不可用於私人之交誼,用於私人之交誼則絕對無效。豈惟無效、反動隨之矣。““我黨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於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

與同志、朋友、親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黨內同志交往,除非久別重逢,很少表示出親熱,基本是威嚴而不拘禮節的。不掩飾好惡,不曲折違心。言簡意賅。直接了當。

對於黨內同志,不搞迎客送客之類禮節。他有躺在牀上辦公的習慣。我曾觀察過,有時國家、政府和軍隊的主要領導同志來請示彙報工作,他也並不起身,繼續批閱文件,有時聽了幾句彙報,才作個手勢:“坐麼,坐下說。”

如果是坐在沙發上,黨內同志來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個手勢讓同志們也坐,坐下後有什麼事就說什麼事,閒語不多。

對於較長時間沒見過的老同志,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決不邁步出門坎,除非客人來時他本來是站在屋子外.否則是不出屋的。對於兄弟黨的同志也是如此。

記得50年代初,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秘密來北京訪問。那天上午,值班室電話鈴響了。我抓起聽筒,是周恩來總理打來的電話。

“主席起沒起牀?”周恩來問。

“沒有。”我國答。

電話那邊略一遲疑,又問:“什麼時候睡的?”

“早8點。”

“銀橋,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來了,有緊急事……”

我來到臥室,叫醒他,幫他擦把臉,便跟他來到頤年堂坐等。不到兩分鐘,周恩來陪胡志明邊聊邊朝頤年堂走來。我在門口小聲說:“主席,來了。”立起身,走到門口便停下來,不再多邁一步。多邁一步就出門坎了。他等胡志明邁進門坎,才舉臂握手。胡志明很熱情,講中國話:“身體好吧?”點點頭:“還行。你住的習慣吧?”兩個人就這樣寒暄着來到沙發旁坐下。我便將茶水擺好。

談話結束後,送客到門口便停下來。胡志明白周恩來陪同離開頤年堂。

我的記憶中,1948年粟裕從前線趕到城市莊參加軍事會議,大步迎上,迎出門外,同粟裕握手。那次粟裕顯得恭敬。激動、而又熱烈。兩個人握手時間很長,我聽到一聲:“……17年了!不知是17年沒見過還是別的什麼意思。能跑出門去迎接黨內同志,所以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似乎有意約束自己。不要同某一個或幾個重要的黨政軍負責人發展起超出同志和戰友關係的私人情誼。同志關係就是同志關係。儘量避免在同志關係上加雜過於濃厚的個人感情。比如周恩來,合作共事幾十年。甚至的衣食住行都無時無刻不得到周恩來的直接關心和照料。住的房間多數是周恩來選擇的。戰爭年代和非常時期,要走的路周恩來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吃的飯周恩來時時要過問。他們的情誼應該是非常深厚了。每當關鍵時刻,總是信任地將大權交給周恩來。但是。我在身邊15年,沒聽到他對周恩來說過一句超出同志關係的私人感情的話。

這一切,與我們黨的歷史和現狀不無關係。長期武裝鬥爭,各解放區彼此隔絕,不得不各自獨立作戰、求生存求發展,“山頭”不少。正如所言:“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是全黨的領袖,自己不該有來疏,也不能讓其他同志感覺有親疏。也許就是這個原因,他在黨內同志中沒有過多過深的私交。

這一來,又免不了生出一種情況:許多同志,甚至是相當高級的領導幹部,見到之後都是嚴肅恭敬,甚至表現出緊張、拘謹,不能暢所欲言。隨着威望的日益提高,這種狀況也變得更加嚴重。我個人以爲,這是60年代未和70年代形成某種程度的“家長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懷和陳毅是比較突出的兩個例外。

彭德懷與相交,是帶了濃厚的朋友味道。說話舉止真誠。隨便。粗豪。敢笑敢吵敢罵。轉戰陝北時,全黨早已叫慣了“”.唯獨彭德懷偶爾還要直呼一聲“老毛”。他大概是黨內改口最晚的一位。他與談話常常手勢翻飛,聲震屋字,打機關槍一樣。於是,也談興勃發,眉飛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這種情況持續到廬山會議,彭德懷在山上最後兩次“罵娘”。廬山會議結束後,彭德懷再見就變得沉默寡言,甚至是拘謹了。

陳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見到,常常腳後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禮:“報告主席,陳毅前來報到!”或者是:“主席,我來了.將手一揮:“坐麼,坐下說。”於是,陳毅便燦然一笑,“放開了”。他一放開,的屋子便熱鬧起來。他與有詩詞交往,這屬於私交。在黨內能與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誼的,大概也只有陳老總了。他又生住豪放,嗓門粗大,帶有詩人那種特有的衝動和熱烈的氣質,說到高興處真是手舞足蹈,並且伴隨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別隨便,特別富於感染力。陳毅是所喜愛的人。70年代只參加過一次追悼會,就是陳毅同志的追悼會。

公開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動,喜歡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熱鬧爲好。私下交往,喜歡與老人,特別是被人們稱之爲“古董”的保守色彩較濃的從舊時代過來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是論情論禮.很講“朋友義氣”的。剛進城時,就讓周恩來陪同,登門拜訪了張瀾、李濟深、沈均懦、郭沫若和陳叔通等。對黨內同志,迎送不出屋門。對於張瀾。李濟深、沈鈞懦。陳叔通。何香凝、馬敘倫。柳亞子等,不但迎送出門.而且親自攙扶他們上下車,上下臺階,與他們攜手搭肩漫步。

曾說過:“你們不把我當領袖不行,總是把我當領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蜚聲國內外的學者”,“一生經歷漫長而坎坷”。我知道報刊說過的這位老先生是的湖南同鄉。同許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樣,建國之初他也常來見。他隨沿中南海散步,走在稍後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頭伸在的身前,豎着大拇指,仰望臉色說:“呀,你真偉大哪,真偉大……”

皺起眉頭拂了一下手:“不要這個樣子,我們是私交,這個樣子不好麼。”這位老先生面露郝顏。

可是,議政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偏又敢於堅持意見,與頂牛了。是“吾人惟有主義之爭”。“主義之爭,出於不得之爭”,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認錯,在主義之爭上是決不相讓,歷來是非贏不可。張瀾曾經爲這位老先生說情。最近看報紙,說周恩來也曾爲這位者先生出過力,想託人勸老先生做檢查過關。其實,也沒有將老先生怎麼樣,就是不再聽他的“主義”罷了。因爲。‘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

與黨內同志除工作關係,基本無來往。只有陳毅同志是例外.有詩詞交往。與許多黨外民主人士卻是私人友誼深厚、交往甚頻,而工作往來不多。

與章士劊書信往來很多。有次,看罷章士釗來信,手指尖在桌上輕輕敲兩下,轉向我吩咐:“你趕緊上街,買兩隻雞,給章士釗送去。”

當時已是晚上七八點鐘。我匆勿趕到街上,跑了幾家副食店,總算買到了雞,送到章士劊家裡。記得老先生是住一個四合院,房子不怎麼樣,夠破爛。我拎着兩隻雞說:“主席送你兩隻雞。”章士釗連連點頭:“謝謝,謝謝。”我說:“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舉舉那兩隻雞:“知道了,這是回話。主席身體怎麼樣?我說:“很好。”

我有些詢問,兩隻雞怎麼是回話?章士釗的信上說了什麼我也不知道、當然無法猜到。回來向學舌一遍,笑而不語,留給我一個終生猜不透的謎。

這是1955年的事。

就在這一年,何香凝還畫了一隻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給了。這是一隻立虎,將畫靠牆立住,反覆欣賞,像是琢磨什麼,良久,對我吩咐一聲:“是了,這隻老虎應該放東屋。”

我照辦了,卻始終不明白爲何耍放東屋?

有躺靠牀欄辦公的習慣。宋慶齡送給一隻長枕頭,很大。但又不是雙人枕頭。花條布,沒套子,很軟和,是鴨絨的。由宋慶齡的衛士長隋學芳交給我。習慣了喬麥皮枕頭,享受不了鴨絨枕頭,擺了一段時間便收入儲藏室了。

1959年,不再任共和國主席職務,退居二線。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時便練練書法。這段時間與民主人士來往更多。

黃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跡,借來看,說好借一個月。那一個月,工作一停便翻開來看,愛不釋手。我去倒茶時,常見他看着字跡琢磨,有時又抓起筆來對照着練。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長,取其神韻,消化吸收,變成自己的東西。練到興頭上,吃飯也叫不應。

大約是真跡太貴,黃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頻頻打電話詢問。電話打到值班室,問主席看完沒看完,什麼時候還?

衛士尹荊山借倒茶機會,向報告:“主席,黃炎培那邊又來電話了。

“嗯?”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開始收攏。

“他們……又催呢。

“怎麼也學會逼債了?不是講好一個月嗎?我是給他數着呢!”將手中菸嘴摔到桌上。當時赫魯曉夫正在逼債,黃炎培有湊熱鬧之嫌。

“主席,他們.他們不是催要,是問問。就是問問主席還看不着?”

“我看!喝了口茶,重新拿起菸嘴,語氣轉緩和些,“到一個月不還,我失信。不到一個月催討,他們失信。誰失信都不好。”

可是,黃炎培又來電話了,電話一直扛到那裡。先談些別的事,未了還是問那本真跡。問:“任之先生。一個月的氣你也沉不住嗎?”

那邊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點小家於氣。

我說:“跟主席討債似的,沒深淺。”

聽了,卻慍色全消,換上微笑。說黃炎培“不夠朋友夠英雄。”

到了一個月,將王羲之那本真跡用木板小心翼翼夾好,交衛士小尹:“送還吧,零點前必須送到。”

尹荊山說:“黃老那邊已經說過,主席只要還在看,儘管多看幾天沒關係。

擺擺手:“送去吧,講好一個月就是一個月,朋友交往要重信義。”

對於親屬故舊.更是堅持“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的原則。

那是建國不久,記得是1950年春,即對兒子說:“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給你母親掃墓。帶些東西。代我爲老太太士壽。你媽媽是個很賢惠的人,又很有氣魄。對我幫助很大。她的父親楊老先生是個進步人士,對我支助不少……”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溼潤,黯啞地喃喃一聲:“我很懷念……”

長期地。經常地從自己工資和稿費中拿出錢來贍養楊老太太,資助生活困難的親友。但是,又絕不恩賜任何親友以金飯碗。建國之初,親友們都抱了很大奢望給他寫信,幾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給楊開智的回信說:“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他給青少年時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說:“吾兄出任工作極爲贊成,其步驟似宜就羣衆利益方面有所贊助表現,爲人所重,自然而然參加進去,不宜由弟推薦,反而有累情德,不知以爲然否?”

所作詩詞《蝶戀花》盡人皆知。一句“我失驕楊君失柳”,便將他與楊開慧。柳直苟及李淑一的特殊關係深厚情誼全部表達出來。曾爲這首詩詞大動肝火,當我面說“小資產階級尾巴沒割盡。刀子嘴,是非窩”爲此一連幾天不同說一句話。與李淑一從建國後未斷通信,這樣深的關係,可是,李淑一請爲她說句活,到北京學習時,卻沒有說。他對誰也不改“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的原則。公私一定要分明。

我跟隨15年,未見他替一位至親故友向公家要特殊,卻不止一次見他對至親故友做出特殊舉動:

湖南農村一位老太太,是家鄉的老人,來向反映村裡的事情。一改待客傳統,親自扶老太太上臺階,下臺階;攙扶老太太坐,攙扶老太太起。走臺階時。像孝子一般雙手扶着老太太囑咐:“慢點,慢點,老人家慢慢走。”這位老太太依靠着,與用同一樣的節奏喃喃着:“慢點,慢點,我老了,腿腳不行了。”

老太太對於所享受的這份殊榮,毫無受寵若驚,卻是受之泰然,理所應當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幾年觀察而言,還是與我們這些“身邊人”單獨相處時,最能表現出是普通人。50年代初,有次準備接見外賓。是一位友好國家的新任大使來遞交國書。

那時遞交國書不像現在,遞上即可。那時大使要先宣讀,國家主席要站着聽。宣讀完國書再遞交,很隆重。

隆重自然禮儀多,接見前必須先剃鬚整容。理髮員王惠已經上歲數、光頭,白鬚飄然,面孔清瘦,極像電影“少林寺”裡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鏡。他剃了一輩於頭,除了再剃幾年頭,大概不會生出什麼其他非份的奢望。

王惠戴上花鏡視力也不濟,總是歪側着頭,伸長脖子,眯縫着兩條細長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難得一揮。他左手按着頭頂,側臉歪頭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鬢髮下沿,像在威脅領袖似的。就那麼刀架頭上半天不動。連我們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唰”一下。

看一眼手錶,說:“你快點。”

“彆着急,彆着急呀。”王惠像一切上了歲數的人那樣喳叨着,換個位置。刀又架到頭上,在臉鬢另一側比量着,握刀的手顫個不停,好半天又“刷”一下。接着退後一步,欣賞什麼傑作一樣端詳個沒完。

“哎呀,王師傅,你快一點好麼?開始煩躁,欠一欠屁股,卻被王惠從頭頂上按住了。仍然慢聲細氣說:知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誤你去就行麼。”

好不容易刮完臉,以手擦額,大概是出汗了?便擡屁股想起身,卻被王惠及時又按住頭:“怎麼不聽話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會誤你……”

“我要你快一點!”哭笑不得。

“沉住氣,聽我的,給你刮乾淨再會。”王惠說着,居然拿手在後腦勺上拍了兩下,拍孩子一樣隨隨便便!我們在場的衛士全被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沒有發脾氣,只無可奈何地嘆口長氣。王惠得意似地,邊爲刮後頸,邊絮絮叨叨“教訓”:“你是國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樣子。啊,又是我的手藝,剃得不好人家會說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麼……”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面前富於自尊,從內心到言談舉止都一貫將自己放在與領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偉大而普通的人物。

生活中,我們常常會見到一種喜歡成人之美。助人爲樂的“熱心腸”。就屬於這一類愛管別人事的熱心腸。

韓桂馨從18歲來到身邊工作。工作中,我們接觸較多,漸漸熟悉,彼此產生了感情。

轉戰陝北時,我們只是有好感,並沒有想得更多。有一天,忽然問我:“你看小韓這個人怎麼樣?”

我不假思索,隨口應道:“不錯。”

望着我,笑得怪神秘,深有含意:“你們可以多接觸,多瞭解一些麼。”

我心裡涌起熱浪,臉上一下子紅了。雖然低下頭沒有言聲。卻感覺那麼知心,可親近。

於是,的聲調變得溫和而親呢,像父親同孩子談心:“多談談,互相多關心,多幫助,那多好。”

來到西柏坡後,生活相對安定,我與小韓接觸也多起來,有次散步,悄悄問我:“你們談得怎樣啊?”

我齦顏低頭,窘笑不語。

“不要封建喲,你們談我是贊成的。”拉住我的手,鼓勵地拍拍我的手背。

我又何嘗不着急呢?西柏坡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少數女同志是衆多男同志竟相瞄準的目標。託人向小韓捎話的男同志不少,而我卻不好意思說,更不好意思託人……

終於,我得到一次“突破”的機會。

家鄉有來信,給我介紹一個對象。我拿了信去找:“主席,你看這事怎麼辦?”

看完信,反問我:“你說怎麼辦?”

我低頭不語。

哈哈笑出聲:“銀橋,你就是太老實,你就不會去問問小韓?她比你文化高,你就要她幫你寫回信麼!”

我心裡頓時一亮,就是比我有辦法!

“小韓,你看看這封信。”我找到韓桂馨,小心觀察她看信的神色。試探着問:“你看怎麼辦?如果,如果……不合適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唄……”她越說越氣短,臉孔也越紅。我的膽子便大起來,盯緊她說:“你代我寫封回信吧?”她低下頭,嘴裡嘟噥着:“你可真聰明……你也真傻,那麼多人找我我都沒答應,就等……我就答應……”

我長長舒口氣,笑了:“要不然我還傻呢,是主席教我這個聰明辦法,他讓我請你寫回信。”

回到身邊,我把經過學舌一遍。像辦成一件善事那麼高興,把我的手一拉:“走,銀橋,散步去。”

我們手拉手走到院子裡,還用另一隻手撫摸我的胳膊,輕聲說:“談下去,銀橋,繼續談下去。你們都在我身邊工作,又都是安平縣老鄉,走到一起來了,要說緣份這就叫緣份。”

1948年12月,我和韓桂馨寫了申請結婚的報告。不到兩天時間,各級領導在報告上作滿了批示。諸如:“大大好事,甚爲贊成”。“完全贊成”。“同意並致祝賀”。“夭公作美,十分贊成”。“總支委會同意”等等。這份報告我們珍藏至今。

曾親自幫忙給好幾名身邊的工作人員解決生活問題。在這方面他又熱心,又細心,又講大道理,又講實際,還十分富於男子漢氣概。

衛士封耀鬆跳舞認識了一位女文工團員,不久又吹了。在專列上聽說了,開導說:“你就不該搞個文藝工作者。你一個月40多元錢,怎麼養活得起那些活蹦亂跳,花枝招展的女演員?沒到,還得講些實際麼。”

他又藉機提醒其他衛士:“你們就以自己的條件找對象,不要打我的旗號。打我的旗號最後是要吃虧的。要吃苦頭的。現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找對象還得講條件,一頭熱是不行的,雙方的條件都要考慮。”

小封大概是不死心,在合肥跳舞又跳上一名女文工團員。笑了:“你是不是在搞速勝論呀!恰好安徽省委書記曾西聖夫婦來看望,便託他們代爲了解一下女團員的情況。晚上,曾西聖夫婦來說:“哎呀,不太合適,女方比小封歲數大,快大3歲了。”

“還不算大問題吧?”望住封耀鬆,“女大三,抱金磚。何況人家長得年輕。”

曾西聖夫婦又說:“她是離過婚的,帶者一個小孩。”

望住封耀鬆:“怎麼樣?小封,給你拖個油瓶行不行啊?要說心裡話。”

封耀鬆早垂下頭,尷尬沮喪地搖搖頭。

對曾西聖夫婦遺憾他說:“我身邊幾個小夥子都是不錯的,總想選擇個漂亮些的,方方面面滿意些的姑娘。這樣一來呢,就有點對不住你們那位女演員了……”

送走曾西聖夫婦,用指頭捅小封:“速勝論不行吧?也不要有失敗主義,還是搞持久戰的好。”

上廬山後,託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愛人水晶幫忙,給封耀鬆介紹了一個女護士,回京後,還多次應封耀鬆之求,幫他改寫情書。封耀鬆和這名女護士終於成一對。新婚之日,夫妻倆一道請吃喜糖。接過新娘子剝好的糖塊放嘴裡,笑着祝福:“好啊,祝你們甜甜蜜蜜,恩恩愛愛,白頭到老。

衛士田雲玉開始也找了一名女演員,談了兩年談吹了。他曾送給女方手錶衣料,吹了便追着往回要。聽說了,便開導他的衛士:“不要一吹就跟人家要東西麼,不像個男子漢兒麼。”“你不要跟人家要了。人家姑娘跟你好了一場,你就留給人家當個紀念也好麼。不要談不成就反目爲仇,要像個男人樣子麼。”聽說這名衛士家裡生活困難,還讓羅秘書從稿費裡拿出錢來支援這名衛士。後來,也是幫助這名衛士解決了生活問題。

專列女服務員姚淑賢,因爲隨車出任務,誤了約會。而且也沒來得及通知男朋友。聽說了,有些急:“糟糕,他要是等你一晚上見不到人,會有意見的。”姚淑賢說:“不要緊。將來可以解釋。”不放心,想了想,替姚淑賢寫了四句詩。叫她交給男朋友。那詩小姚現在還珍藏在家裡:

靜女其妹

俟我於城隅

愛而不見

搔首躊躇

凡是在身邊工作的人員,我們衛士組都留有名單。因爲一再交待:“在我這裡工作過的人員來看我,一定要報告。我不忙時,就帶到我這裡。我忙的時候,你們就代我接見。”

1954年秋,中南海西門傳達室給我來電話,說有個叫翟作軍的同志要求見主席。我忙翻出名冊一查,有這個人,便去向報告。

正在看文件,聽了我的報告,他連連點頭:“你不認識,我告訴你,他是河南人,是紅軍幹部,細高細高的,你請他進來吧。”

我忙趕到西門.果然是名細高細高的河南人,當時大約40歲左右。我帶翟作軍來到菊香書屋。

從辦公桌後立起身,迎過來與翟作軍握手,親切隨便:“來了?請坐。怎麼樣啊,你現在?

翟作軍先敬禮.後握手:“我在空軍工作。

“那好麼。你坐,坐下說。”

我送上茶便退出來。待客總是一杯清茶。

半小時後,值班室電話鈴響了。我來到書房,他們還坐在那裡聊着什麼。翟作軍顯然熟悉的習慣,一見我進門便自動立起身,告辭說:“主席,我定了。謝謝主席。”

送客到門口,在門坎裡停住腳。翟作軍最後敬一個軍禮,便由我送出中南海。

後來去武漢時,翟作軍又到東湖賓館去看過,仍是談半小時便告辭。還曾給翟作軍寫過信。類似這樣的接見每年都要幾次。一般不留吃飯,除非是剛剛離開。比如李連成,田雲玉剛離開主席的那一年,過春節接見他們,便留在家裡一道吃飯,一般不喝酒,那天給離開的衛士敬了一杯酒,自己也千了杯。他的臉立刻紅了,深情地望着過去的衛士們說:“歡迎你們常來看我,我會想你們的。

凡是在身邊工作過的人員,只要來信說生活困難,無不解囊相助。他的工資開銷計劃表上,幫助身邊同志是一個專項。有時不夠了,就動用稿費。

多次說過:“他們幫過我的忙,我不能忘記他們。

但是,不曾幫助身邊一個工作人員,“飛黃騰達“去作“大官”。他的臨別贈言總少不了這樣幾句話:“安心搞生產”.“要夾着尾巴作人”.“生活有困難就給我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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