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彥衝登基的儀式雖然號稱倉促，其實也準備了超過一個月的時間，登基之後各方的反應又延續到次年年中，在這段時間裡，楊應麒所領導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續。這場改革並非劃一進行，而是依照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有先後緩急之別——漢廷統治基礎較深厚的遼河流域與齊魯東部沒有大動作，河東路是作體制上的調整，而河北和陝西則進行了漸進式的革新。爲了因應這場規模頗大的政治革新，從華元一六八二年年底到次年年中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新漢政權治下發生了規模頗大的官吏流動。
這種流動，一方面是從四方往中樞流，津門、遼陽的中樞舊班底在幾個月間陸續進入塘沽，佔據了新中央zf上下各個部門接近四成的席位。不過，隨着統治範圍的大大擴展，新的中樞所需要的官員也比以前大爲增加，所以山東方面也有大量的中層幹部上調，而河東、陝西則主要是高級官員如郭浩、馬擴相繼進入中樞成爲政要。
另一方面，由於地方上空出來許多缺來，便需要中央zf下放青年士子，或從臨近地區平調、升遷。尤其是新收復的河北東西路，更成爲新晉士人以及流求、山東官員謀求升遷的絕佳途徑，這個地區在近期內各種條件是十分辛苦的，要做的事情也多，但由於百廢待興，所以容易出政績，加上臨近未來的中央zf所在地，出了政績也容易爲上面所知，因此熱心仕途者都願意到這個地方上任。
正是有這樣的背景在，河北東西路如沿海的濱海、滄州，以及腹地大府河間、冀州，都在一衆中青年官吏的努力下迅速穩定下來。
這時漢帝國的南北疆界基本上都已經穩住，宗翰被限制在雲中，宗弼也始終無法越過黃河，漢廷在這兩條戰線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而結果證明這種投入是值得的。和雲中、河南、西夏、南宋接壤的邊疆線仍時有摩擦，但從渤海那邊的遼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渭水中上游的廣闊腹地，在靖康之後第一次實現了長時間的和平。大半年的時間，已足夠漢廷掃除大股的強盜勢力，足夠農人安下心來，享用第一次戰後的農業收成。
華元一六八三年的秋收在到來之前，北部中國就已經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農村的富戶們欣慰地看到治安轉好了，而漢軍在邊境上不斷外拓的勝利又讓他們相信漢帝國的腹地不會打仗了，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富戶們從來沒有像今天安心過，這些年的耳聞目睹讓他們發現漢廷的軍隊沒有宋軍或金軍那樣騷擾民間的斑斑劣跡，相反，他們感受到了漢軍的保護，並將這種感受化爲對漢廷軍事行動與行政改革的支持。
而窮苦人家看看米缸裡的存糧和田地裡的莊稼後也倍感踏實。安定得比較早的地區，農民已經收過了一季的番薯玉米，但也有一些地區是到開春之後才逐步平靜，這些地區的窮苦人家都不得不靠漢廷各級zf分發下來的賑濟，賑濟的數量，勒一勒肚皮也夠他們吃到秋收，而據漢廷最新的宣傳，秋收之後的稅賦又將定得很低——甚至全免，這讓窮苦人家對來年的生計也有了盼頭。
漢廷在國家內部——尤其是河北東西路各州縣推行的行政改革和安撫政策，耗費了很大的財力，遼南與塘沽的戰備存糧不斷地搬出去，至於究竟搬出了多少還剩下多少，就只有楊應麒與陳正匯知道。爲了河北的安定與重建，大漢朝廷甚至犧牲了春季趁勝進軍雲中的契機。
楊應麒一開始以爲這種付出要得到回報的時間至少得三年，然而他錯了。的確，農民們由重建家園到能夠以賦稅的方式回報國家，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但是在中國，農民一旦安定下來，就意味着着整個地區都安定下來。而國家安定後所產生的間接作用之大，卻遠遠超過了楊應麒的想像。
首先是治安開始進入良性循環。漢廷對各處強盜的打擊越進行到後來就越順利，因爲農村的安定已經最大程度地切斷了新強盜的來源。最大股最頑固的強盜在第一輪的清洗中就已被拔除，小部分就地正法，大部分流放海外。剩下來那些大大小小的毛賊，由於整體性社會混亂已經結束，他們便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又因爲新zf給了他們另外一條可以活下去的道路，所以他們又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現實意義。在冀州發生過一件後來被編成戲曲的事情：一個八十歲的老婦人，在漢廷宣佈免除全縣兩年農業賦稅和詔諭盜賊歸家務農的特赦令之後，顫巍巍地跑到山上去把她的兒子——當地山中最著名的一個強盜頭子——揪回老家種地。實際上，類似的事情在河北東西路不知發生了多少起。
與此同時，鄉紳們也依靠着新zf重新肩負起重建鄉里的作用來，在韓昉、陳顯及其下屬的努力下，新的政治秩序和舊的鄉村秩序正起着相輔相成的作用。楊應麒所領導的zf班子，對處理治下農村事務顯得十分靈活，他們並沒有非常強硬地將遼河流域的模式搬了過來，而是在保證幾條大原則的前提下放手讓鄉里自保自治。此時的河北農村，無論人才還是經濟都已經比不上江南，不過鄉賢體系還大體保存着，而且在大亂之後轉入安穩，人心卻很容易就定了下來。漢人畢竟就是漢人，如果有可能的話，重建家園絕對是他們在劫後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到一六八三年六月，河北東西路主要州縣的道路就已經平靜了下來，在這幾個月裡，數十萬非精銳部隊被組織起來，轉爲武警隊伍，分佈在從津門一直延續到長安的商業主幹道上，維護着幾條大路的暢通。這幾條安全的道路受到了所有東海商人的一直讚揚，也激發了沿途城市的商業活力。東海商家的資本在進入內陸，而內陸又產生了新的商家。分管戶部和商部的陳正匯給楊應麒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上的數據比楊應麒預想的更加樂觀——楊應麒原本希望這幾條商道帶來的收益在三年之後能夠維持這幾十萬武警隊伍的生計就可以了，但陳正匯卻告訴他，到年底zf在這條商道上的直接收入就足以實現這個目標。
不僅如此，這幾條貫穿漢帝國數千裡土地的商道所帶來的經濟作用，比它在賦稅上的體現至少要大十倍！民間商業因此活躍，民間財力因此而恢復，甚至有益於整個北中國的民生——這豈不比zf一時的稅收增加更加重要麼？當然，只要稅收體制足夠健全，民間的財富遲早會體現到稅賦上來，比如作爲溝通東海與內陸的經濟樞紐塘沽，這半年多來便得益於這條商道的穩定而空前繁榮起來，僅僅上半年塘沽商業稅收比去年同期盈溢出來的部分，就足以抵消整個河北東路所減免的農業稅總額。
“一切都比預想中順利啊！”這一刻的楊應麒心情極爲愜意，他正夢想着一個美好的未來，一個他有份創造的未來：天下同富，萬衆同樂。
漢帝國開國後的這場大順風，既得益於內部的人心思治，也得益於外部幾個勢力——宗翰、宗弼和趙構——都需要休養生息，同時也因爲漠北的局勢尚未告急。
不過，順風總有結束——至少是停歇的時候，因爲人心會靜極思動，也因爲漢廷的敵人並不準備和漢廷永遠地和平共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