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資產階級總是對世界報着溫情脈脈的幻想，他們一邊嘲笑革命先哲們的異想天開，一邊又天真地覺得通過自己的溫情可以感動統治階級，勸說他們對勞動者讓出一些利益來，讓世界變得更和諧。
但問題是，這個世界就是如此的殘酷無情。那些心中尚有良知，願意善待勞動者的善良資本家，總是競爭不過殘酷壓榨出勞動者每一分每一釐血汗的邪惡資本家。如果沒有法律法規的約束，在純粹的市場競爭下，資本家讓出了利益就無法維持跟其它企業的競爭力，只有破產倒閉……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
——資本主義的誕生和發展，就是如此的殘酷和血腥，容不得一絲一毫的溫情脈脈。
在這種情況下，因爲民國時代的我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先天不足，從國民黨政府那裡得不到關稅壁壘、稅收減免、專項資金注入之類的必要扶持，反倒要承擔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橫徵暴斂……結果就迫使他們不得不比其它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兇狠百倍地壓榨工人，才能壓縮成本，維持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面對這樣一個“要麼過勞死，要麼失業”的死循環，民國工人除了革命之外，還有什麼活路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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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算是弄明白了，舊社會的革命事業爲啥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都已經把工人折騰到了‘不革命就是等死，革命就是找死’的程度，日子過得比奴隸還不如，怎麼還能讓人不造反？”
在聽着這些工人們吐苦水的時候，王秋忍不住對楊文理教授嘀咕說，“……可咱們那會兒的歐美資本家怎麼就變得心慈手軟了，各種社會福利層出不窮，以至於把歐洲人養出了‘富貴病’來？”
“……記得切．格瓦拉在游擊戰失敗之後，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爲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爲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爲我們來過。”
楊教授擡了擡鼻樑上的老花眼鏡，幽幽地說道，“……如果沒有綿延上百年的國際共運鬥爭和世界各國工人的鮮血，以及在二戰後席捲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風暴，全世界任何國家的勞動者都別想從資本家的口袋裡多掏出一個銅板。這幫傢伙向來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除非有人把刀架在了他們的脖子上……
“……可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做的，在紅軍離去之後，他們沒有給老百姓修學校和醫院，更沒有提高他們的工資，而是選擇用一場接一場的大屠殺來‘維-穩’，這樣看上去更加簡單省事。”王秋反駁說。
“……所以蔣家王朝到最後就只有垮臺了，而資本主義列強卻生存到了二十一世紀。如果歐美列強的治國水平都跟蔣光頭看齊，在冷戰時期繼續屠殺和虐待本國工農，而不是推行福利制度的話，到了我們的時代，就早該赤旗插遍寰宇了——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核戰廢土副本，整個人類文明一塊兒完蛋！”
楊文理教授一臉淡定地答道，同時伸手指了指面前這幾位病骨支離、未老先衰的上海工人，“……說真的，跟他們如今在工廠裡等着‘被過勞死’的生存處境相比，輻射廢土的生活似乎也未必有多麼糟糕……”
“……”王秋仔細一想，發現還真的很難說輻射病和肺結核到底哪個更讓人痛苦，不由得更加駭然。
——如果人民被壓迫到了寧可毀滅地球也要跟資本家同歸於盡的地步，那麼人類還真是鐵定要完了。
“……在我們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有工會組織的監督、國家法律的保護，讓資本家不能再撕下臉皮窮兇極惡，有較爲先進的醫療衛生條件以及相對寬裕的物質生活，使得工人的身體條件能扛住資本家較長時間的壓榨，再加上較爲寬鬆的社會保障政策和人口流動性，這纔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階級矛盾，營造出一種繁榮和諧的景象。而且，隨着少子化和老齡化的不斷蔓延，社會矛盾正在轉到新的方向……
歸根結底，這是生產力水平提高的結果。而資本的兇殘本質從來都沒有變化過——勞苦大衆不經過殊死鬥爭就沒有福利，不時時提高警惕就等着已有的福利被逐漸剝奪……如何安撫羣衆，維護國家穩定，是國家和政府要考慮的事，在資本家的內部競爭中，確實是誰更沒下限，誰就會贏！”楊教授冷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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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王秋和楊教授竊竊私語的時候，上海灘諸位地下黨工友的“訴苦茶話會”還在繼續。臨到末了，一位在前年從美國回來的華僑，也講述了一下他親眼目睹的美國大蕭條奇聞。
如果說，此時中-國工人的苦難生活，還有一定的天災和戰亂因素，並且有很多人真誠地認爲，只要天下恢復太平，一切就都會好起來……那麼美國人如今在大蕭條中的悲催生活，就完全是資本家在作孽了。
——成桶的牛奶被嘩嘩地倒進下水道，健康的活牛被丟進密西西比河，棉花、葡萄和小麥爛在了地裡，用玉米棒子當燃料比賣玉米買煤還合算，而千百萬的城市居民卻買不起那些賤到使農民破產的農產品！
當時，全美國有上千萬的失業者被房東趕出門外，在美國全境到處流浪，露宿在叢林、公園、街頭、車站，依靠偷竊和乞討爲生。僅僅紐約一地，在1931年就有至少兩萬人餓斃街頭！自殺者更是數不勝數！
那位美國華僑也在大蕭條之中失去了工作，淪爲了流浪隊伍中的一員，並且對身邊這個突然降臨的悲慘世界，在腦海中產生了極大的困惑——明明既沒有天災也沒有戰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爲什麼卻一邊是鄉下滿地的農作物沒人收割，另一邊卻是城裡滿街滿巷的餓殍？這不科學！這個問題讓他抓破了腦袋也怎麼都想不明白，直到他輾轉回國之後接觸了馬-克-思主義，“……那真是上帝的旨意，我終於明白了這個世界的真理，那一刻我淚流滿面。”於是他便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胡總政委的地下黨小組。
爲什麼大蕭條時代的美國人會一邊把牛奶倒進陰溝，讓莊稼爛在地裡，一邊卻又在成千上萬地餓死？
因爲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從本質上來講，跟過去人們印象中的天災人禍是截然相反的——不是因爲自然災害和戰爭毀壞了太多的東西，導致剩下的東西不夠那麼多人分配；而是恰恰相反，因爲資本家生產了太多的東西，卻沒有那麼大的市場需求，這才導致了商品積壓、資本主義生產鏈條擠爆的“富裕病”！
經濟危機的本質，就是少數人佔有多數財富，導致多數人缺乏購買力，需求不足——自從19世紀初工業革命完成之後，工人開始能夠造出遠超過自己基本需求的物資，但是飽受壓榨的他們卻消費不了這麼多東西，於是人類就開始不停地擔心生產過剩——每一次生產過剩的總爆發，就意味着經濟危機的再次降臨。
而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要解決經濟危機，通常只有兩條路，一種辦法是用戰爭打開新的市場——比如說鴉片戰爭，可惜等到整個地球都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之後，就再也沒有新的市場可供開拓了；另一種辦法是用戰爭來消滅掉一部分生產力——比如說兩次世界大戰……說起來，這事情怎麼看都挺瘋狂——不是像古代遊牧民族一樣，爲了獲取生存物資而不得不進入農耕地區掠奪財物；而是因爲生產的東西太多了，各大強國就要彼此開戰，用老百姓的性命來消滅掉多餘的生產力，回頭好讓資本家繼續發財？！！
但是沒有辦法，早期版本的資本主義就是如此的荒誕——荒誕到了要用人命來消耗多餘財富的地步！
又或者，是荒誕到了要靠自家女人的賣身皮肉錢，來弘揚軍威、征服世界的程度……
“……唉，正所謂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在這個陰霾籠罩的悲慘世界上，無論哪裡都沒有幸福安樂的天國。縱使是列強又能如何？別看日軍如今在咱們的土地上何等囂張，他們在自己國內同樣是過着民不聊生的日子！底層士兵被一封明信片強徵去‘效忠天皇’，鄉下的家裡沒了撐大梁的壯勞力，只好把女兒賣進青-樓花街，甚至一路轉售到南洋和上海……要不然，這上海的歌舞廳裡，哪來的這許多日本姑娘？”
關於不幸的話題說到最後，王秋也隨口插了幾句，“……說不定正當某位日本士兵在中-國的土地上燒殺擄掠的時候，他的姐妹甚至女兒卻在上海的堂子裡脫光了衣服，被咱們‘支那人’千人騎萬人跨呢！”
然而，在這些看着很像菜鳥的地下黨成員們，滔滔不絕地談論完各自的悲慘經歷之後，王秋等諸位“未來同-志”還沒來得及轉到下一個話題，他們卻又話鋒一轉，談論起了北方的蘇聯和國內的各個紅色根據地。
——根據這些地下黨人的描述，在這個被戰亂、貧窮和經濟危機折磨的世界之中，只有蘇聯這個“紅色天堂”纔是人類適合生存的地方。那裡沒有戰火動盪，沒有經濟危機，沒有失業狂潮，每個人都有飯吃，有房子住，甚至還有醫療保險……所以在大蕭條初期的那段日子裡，蘇聯駐美國的大使館門外終日有人排着長隊要簽證，一年就有十萬技工移民蘇聯。他們若非實在沒有門路，恐怕也早就想“投奔天堂”了。
至於國內的紅色根據地麼，條件自然就要艱苦得多，還得承受反-動-派的一次次殘酷圍剿。但至少那裡廢除了剝削制度，老百姓有田地，有希望，有公正——很多人都開始後悔，自己先前沒能跟着黨中央一起從上海轉移走，以至於只能繼續在這裡受活罪。如果能夠到蘇區去的話，某某人可能就不會過勞死了……就算是爲了保衛革命成果而戰死沙場，至少也要比窩窩囊囊地在資本家的黑暗工廠裡活活累死要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