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日，國民黨中央軍八十七師的部分愛國官兵未得上級批准，便自行蒐集船隻，準備渡江偷襲北岸日軍。但尚未出發，就被得到消息匆匆趕來的何應欽攔下，不僅對他們抗日熱情大潑冷水，將參與人員全部繳械關禁閉，還嚴厲警告說：“……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之後更是補充了一道嚴令：“……凡是軍中將士自請抗敵，敢言抗日者：殺無赦！”
與此同時，面對從廣昌戰場上被紅軍打退回來的部下，焦頭爛額的蔣介石勉強打起精神，在南昌行營會議上安慰他們說道：“……我們怕什麼？我們有美國和英國朋友提供的援助，又有德國朋友幫助我們指揮打仗，只要我們願意賣力氣消滅赤色分子，一切都不成問題。別看如今日本人跳得厲害，美國和英國朋友很快牽制住日本人的腳步，還會給我們提供軍費，我們只要一心剿匪就行了！大家繼續好好地幹罷！”
接下來，對“馬尼拉會議”內幕不甚清楚的蔣介石，還在催促老婆宋美齡繼續努力活動美國那邊的關係，爲他儘快爭取到更多的美援——眼下的南昌行營，都已經快要揭不開鍋了。
然後，他就用自己的親身體驗，學到了一則最深刻的真理——任何帝國主義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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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遠東聯合防共公約》被公佈，蔣介石頓時感到了那種被出賣的屈辱，以及被拋棄的無助。
——江浙財團的錢袋子完了，美英帝國主義老爺們又靠不住，當真是連天都要塌下來了！
然後，沒等蔣介石回過神來，他在上個月剛剛以港幣等外匯爲準備金髮行的新鈔票，也再次變成了一堆廢紙：雖然以當時普通老百姓的知識水平，多半還很難理解《遠東聯合反-共公約》對他們來說究竟意味着什麼，但不管在怎麼樣民智未開的時代，總歸是會有那麼些明白人的。再加上“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推出的時政講座——眼下的國民黨當局還沒掌握“先進”的無線電干擾技術……於是，剛剛發行出來的新鈔票頓時再次淪爲廢紙，各路雜牌軍已經沒了再跟政府理論和鬧餉的心思，索性開始直接到處打家劫舍了。
當天下午，南昌行營就陸續有文武官員掛印潛逃，眼看着這麼一副樹倒猢猻散的慘景，在走投無路之下，蔣介石不得不硬着頭皮開始找門路聯絡日本方面，想要諮詢一下賣身的價錢……怎奈爲時已晚……
二月十一日，何應欽易服化裝潛入南京的日本公使館，跟汪精衛和日本公使密談多時，達成了初步的共識。並且還用電報秘頻繁聯絡桂系白崇禧、粵軍陳濟棠、山西閻錫山、山東韓復渠、四川劉湘等地方實力派，又秘密擬定了“穩固黨國，革新政治”的若干方案，對中央的職位權力劃分也作了安排。
同日，上海紅軍攻克嘉興，進逼杭州，整個浙北地區基本變色。陳毅、項英率領中央蘇區部分留守部隊向浙江運動，計劃配合上海方面，儘快赤化浙江全省，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帝國主義干涉。
二月十二日，日軍第五師團抵達揚州，第三師團抵達浦口，江蘇省的長江以北部分基本淪爲日佔區。而太湖以東則是上海蘇維埃政府轄下的“赤化區”，國民政府在江蘇省只剩下了以南京爲中心的方寸之地。
在得到美英帝國主義的批准之後，被放開了手腳的東京參謀本部立即制訂新一輪動員令，計劃再次動員兩個師團投入南支那戰場，同時再次重申“北支那事態不擴大原則”，警告天津軍和關東軍不得妄動。
爲體現《遠東聯合防共公約》的團結精神，美國金融界向日方提供一千萬美元的專項無息軍事貸款。而倫敦金融街則拿出了一千五百萬英鎊，法國政府卻對軍事貸款問題陷入爭議，不得不拖延了給日本融資助戰的計劃。同時，美、英、法三國開始從全世界各地蒐羅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向馬尼拉集結。
二月十三日，湖南軍閥何健在長沙發布重要講話，宣佈“湖南自治”、“湘人治湘”，企圖將薛嶽的兩個縱隊中央軍從湘西“禮送出境”。氣急敗壞的蔣介石嚴令薛嶽“武力解決湖南”，卻被薛嶽告知，湘西的中央軍部隊早已“無糧無餉無士氣”，根本沒法跟本土作戰的湘軍開打。
上海蘇維埃政府的“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開播專題節目，聲稱“英法美日帝國主義，實爲一丘之貉！”，勸告全天下一切愛國的中華人民，都要放棄對帝國主義的任何幻想，投身到愛國救亡運動之中來。
二月十四日，打垮蔣家王朝的致命一擊終於到來——黃埔元勳、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南京公開倒戈，宣佈“接受世界友邦倡議”，轉而贊成“聯日反赤”，加入了倒蔣陣營！
在做出這一石破天驚的決斷之後，何應欽與汪精衛聯合召開了新聞記者發佈會，對着一衆中外記者，汪精衛“無限深情”地解釋說：“……自去年底及今年初，亂匪得蘇俄之援助，東南赤焰滔天，國府挽救無術，人心迷惘，莫可究極，甚至敵騎未至，守吏宵遁，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上海淪陷，無力收復，即金陵首都，亦將岌岌欲墜，不可終日……當此之時，爲苦心孤詣，撐持危局，以保國府之法統不墜，我輩黨國要員，唯有忍辱負重，繼承總理遺志，與日本友邦結盟媾和，共同抵禦反文明之滔天赤禍……”
而何應欽的話語則很直白，“……委員長早已給你們說了，我們國傢什麼準備都沒有，一旦抗戰，三天便會亡國！既然如此，我軍又如何能與日軍貿然啓釁？更何況，當今天下之危機，不在日本，而在赤-匪！亡於日本尚可當亡國奴，亡於赤-匪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因此眼下聯日剿匪，實屬理所當然之事……”
二月十五日，第五師團搶先從揚州渡江南下，控制了江陰要塞。長江上的國民黨海軍紛紛逃往上游。
另外，由於何應欽的倒戈投敵，企圖向日寇出賣首都和國家，駐守南京的國民黨軍隊和政府機關發生大規模騷亂，大批官兵將校與政府文員憤然掛冠而去，席捲細軟潛逃出城。經過何應欽的一番厲行彈壓，總算是勉強鎮住了局勢，但國民黨的黃埔系勢力，也從此分崩離析，再不復昔日之盛況。
同日，南京國民政府名義上的最高元首，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憤而辭職離去。隨後，許多著名的反日人士、左-派社會活動家——反日不一定是左-派，右-派也有反日的。同理左-派也不一定反日，媚日漢奸裡面也有左-派——畏懼日軍進城之後會進行報復，紛紛隨之出逃，汪精衛、何應欽認爲應該“做事留一線”，“大家好聚好散”，故而基本未加阻攔。
二月十六日，在跟日軍前線將官舉行了最終磋商之後，伴隨着管絃樂隊的演奏聲，“南京無血開城”——在何應欽、汪精衛等投降派組織的夾道歡迎之下，日本名古屋第三師團趾高氣揚地開進了南京城門。
與此同時，前方一封“南京無血開城”的捷報傳到東京，當即就是日本舉國一片歡騰。
爲了慶祝此次征服支那的偉大勝利，日本政府下令給每一位東京市民發放清酒、啤酒和點心，日比谷公園舉辦了盛大的祝捷大會，歡欣鼓舞的東京市民還舉行了彩旗遊行和提燈遊行，高聲讚頌無敵的大日本皇軍“一朝實現昔年豐臣秀吉太閣之夙願，僅用二十餘日即降服支那四百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同日，杭州和平解放。其時，面對上海紅十軍團的浩大攻勢，還有國內國際局勢的風雲突變，杭州城已是內外交困，軍心瓦解，再也沒有一戰之力。最終，在李天霞團長的護送之下，俞濟時等浙江省政府要員不戰而逃，棄城走海路撤退到寧波，“以保衛委員長之奉化故里”（奉化屬於寧波市轄下）。
紅十軍團攻佔杭州之後，立即展開反帝愛國宣傳，同時籌備成立浙江省蘇維埃政府。
二月十七日，爲表示“中日親善”，日本第三師團長若山善太郎中將參拜了南京中山陵。
同時，志得意滿的汪精衛在南京召開國民政府改組會議，大肆提拔親信、排斥異己，組建親日政府。
二月十八日，一九三五年的農曆元宵節。
繼之前那個悽悽慘慘的春節之後，蔣介石又迎來了一個更加悽慘的元宵節——汪精衛領導下的南京國民政府，居然亟不可待地給他發來了一份革職令，先是狠狠數落了蔣介石一番歷年來“勞師糜餉、剿匪無功”的過失，然後宣佈：“爲警醒世人，挽回布爾什維克赤化世界之命運，擬定革除蔣氏本兼各職，以示懲戒！”接着，何應欽也來落井下石：“……爲了團結本黨，顧全大局，委員長離開一下也好。”
至此，無論蔣介石如何的暴跳如雷、抵死不認，他的“中華第一人”地位，都已經無可挽回了。
而南京國民政府也從此滑落到了分崩離析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