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修之後的辦公室無論是格局還是風格都與以前大不相同,樑文非常得意自己的這番改造,而且特別高興有人對他稱讚這個環境是多麼的優美和舒心。——凡是說他比徐達好把徐達比下去的相關言論都是他特別愛聽的。
幾位副總編看到樑文對徐達的態度,心裡就清楚了他對他們有多麼不待見。這幾位都是有年紀有城府的人,沒有人不知道“新官上升三把火”,都害怕這三把火一不留神燒到自己身上,就是被燎着一點也受不了啊!所以都夾緊了尾巴,處處賠着小心,生怕有不當之處惹惱了新領導。
報社的廣大羣衆也敏銳地看清了新總編是個非常自負的人,別看他年紀輕,等級觀念卻相當嚴重,熱情和平易也都是假象,這點比徐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樑文自己的一言一行也印證了衆人對他的這個看法。他在上任之後召開的第一次全體大會上就讓大家看到了他特立獨行的一面。
那天大家走進會場都很吃驚。會議室的圓桌被拆掉了,前面只放了一張像學生課桌大小的桌子,原來那些帶軟墊的椅子也都不見了,全部換成了硬邦邦的木頭摺疊椅,會議室顯得前所未有地簡樸,似乎回到了報紙創辦之初。資格老的人清楚地記得是劉大中當總編輯的時候在這個會議室裡放置了第一張圓桌,並且提倡領導和羣衆不分座次;到徐達任總編輯比劉大中又進了一步,他把原來的那張略顯粗糙陳舊的小圓桌換成了中間掏空可以擺放花木的豪華的大圓桌,原來的硬硬的木頭小方凳也全部換成了軟墊椅子,還在會議室裡擺上了青蔥的植物作爲點綴;可是誰也沒想到到了新總編樑文這兒卻又一把返了回去。這個“倒退”讓敏感的職工們很受刺激,大家感到這分明是一個下馬威,因此不約而同都很剋制和沉默。會場上鴉雀無聲,連咳嗽聲都聽不到。
樑文姍姍來遲。他在大家坐等了十來分鐘之後纔出現。進入會場之後他當仁不讓地坐到唯一的一張桌子前面,也不用別人主持會議,直接開講。他一口氣講了一個多小時,講完之後也不問問坐在下面的幾位副總編以及各採編室還有沒有話要說,直接宣佈散會,自己又是頭一個匆匆離去。——樑文第一次正式出場就表現出了他的非同尋常。可以說從報社成立以來還沒有一位總編輯是這樣做的。大家深感震驚,卻沒有人公開發表評論。
報社有不少擅長察言觀色和討好巴結的人,以前是凡新領導上任,甭管是總編還是副總編,總會有一些人主動上門去坐坐。這個“坐坐”名堂很多,有的是搶先一步去諂媚邀寵,博得上司一個好感;有的是賣身投靠,想從新領導手裡撈個一官半職;有的是跑去打小報告,趁着新領導不熟悉情況,向自己的敵人背後扔幾塊石頭;還有的是去摸領導底的,以便投其所好,得些便宜……總之是各有各的打算,各懷各的鬼胎。真正禮節性拜訪的也有,不過爲數極少。而樑文到任之後基本上沒有人去他那裡坐——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他身上那股子無形的威懾力和排拒力讓那些在領導跟前跑慣的人對他都欲近不能。
樑文和幾位副總編保持着不遠不近的關係。除了工作上必要的接觸和交流,他和他們沒有任何多餘的話。一段時間下來,幾位副手都對他畢恭畢敬。
李明亮在徐達出事之前就榮升爲了常務副總編。儘管常務副總編還是副總編,但多出了前面這兩個字意味着他的地位又有了一定的攀升。李明亮是非常看重這一點的,他認爲這不僅是對他的肯定,也是讓他更加接近了總編輯這個位子,雖然他清楚只要徐達在報社一天他就沒有可能坐上這個位子。但是升遷還是帶給他很好的心情,他對徐達也更加配合。徐達一貫就把他抓在手裡,好辦不好辦的事情都交給他辦,表面上對他十分倚重。在大家眼裡李副總編當之無愧是徐總的大紅人,報社一度還盛傳過徐達內定他爲自己的接班人,而實際上他比徐達還大着四五歲呢。然而不管這個說法是真是假,也不管徐達對他的倚重是真是假,他在報社裡算得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了徐達就是他了。報社的許多事務都由他具體負責,因此他也說得上是實權派人物。雖然實際上他也並非真作得了主,或者說未必真敢做主,但別人並不知情,還是拿他當個大領導。尤其是那些上進心強、渴望進步的人說話行事都會看看他的臉色。
而自從樑文當了總編輯,李明亮不再像從前那麼風光了。原因是樑文不像徐達那樣對他高看一線,相反,總是有意無意地抹平他的特殊地位。樑文故意對四個副手做得一視同仁,把他們同等看待,對誰都沒有特殊的重視。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基本上是自己拍板,頂多就是決定做好了之後問他們一下。只有極少數時候他認爲有必要向他們徵求一下意見,就把他們叫到一塊兒商量,或者是每個人都問到,不像徐達那樣會和李明亮單獨商量,或者會提前給他吹風。雖然徐達這麼做也不過是出於某種策略,但還是讓李明亮覺得非常受用。現在樑文不讓他有任何突出之處,把他完全混同於一個普通的副總編,這讓他很失落,也很鬱悶。
偶爾樑文也有對他另眼看待的時候。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樑文隔三差五會有一些事情交給他去辦。那些事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太好辦,不是十分棘手,便是無論怎麼做都很難弄出好結果,有的甚至是牽一髮動全身只要動手去做就必定會連累到其他人,而且還是明擺着要得罪人的。李明亮覺得自己就像踩上了連環雷了,心裡也越來越清楚地感到頂頭上司是在耍他呢。他心裡面明鏡兒似的,卻又不能不按照樑文的指示去辦,因爲那樣便是公然違命,同樣是他擔當不起的。很快他陷入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憑李明亮的人生經驗,新領導上任給舊部下來個下馬威、給點顏色看看什麼的都屬正常,人家沒有大刀闊斧地來個大清掃就算不錯了,所以只好逆來順受,再苦再累再難受也只好忍氣吞聲,畢竟還要在人家手底下混。李明亮原來也是心高氣傲的,除了對徐達刻意奉迎,眼睛裡也是沒有別人的。一開始他對樑文來當總編輯很是不服氣,他認爲樑文年紀輕輕坐了這麼高的位子顯然是來路不正。不過被樑文明裡暗裡揉來搓去,他變得識趣了許多,也本分了許多。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這顆脆弱的小雞蛋是不能往樑文那塊堅硬的大石頭上碰的,俗話說胳膊擰不過大腿,的確是沒有錯的。他無奈地嚐到了想當奴才人家都不讓你好好當的滋味,失意和苦悶之餘開始重新找準自己的位置。
李明亮一改以往的作風,儘量夾起尾巴低調做人。每天他都在樑文到達報社之前先到班上,樑文不下班他也決不離開,盡最大可能把年輕的上司侍候周到。
樑文的辦公室是由保潔員負責打掃的,李明亮不放心,每次打掃完他都會親自去檢查一遍。他會仔細察看飲水機的水還夠不夠,茶葉罐裡的茶葉還有沒有,花草有沒有澆水等等,一切都沒有問題他才安心。從前他對徐達那樣鞍前馬後也沒有做得如此細緻,可是樑文對此似乎毫不領情,他做出一副視而不見的樣子,從來連個謝字都不說,就好像李明亮做的完全是他分內的事情。李明亮不由暗自嘆氣,心想自己如此低三下四還是馬屁拍在了馬腳上。不過想想這本來也不是樑文叫他做的,都是自己上趕,所以也是自己活該。
李明亮心裡時常會拿樑文和徐達比較,有時候這種比較完全是下意識的。在他看來徐達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毛病,但和樑文相比畢竟他大面子還是顧的,自己得好處多少還不忘記分惠於人,大體上不爲難別人,也不讓別人難堪,做事還是有一定的原則性的,偶爾還會有真心流露的時候。而樑文對人的防範和敵意非常明顯,他給誰一個笑臉對誰好點一定是用得着此人,而且肯定是要往狠裡用的。所有的原則和規則對他來說都是約束別人的,是他手中的武器,對他本人卻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自私,暴戾,不講禮義廉恥,完全沒有真心。不僅不能指望他有什麼好事想到你,還要時時刻刻防備他陷害你。比起徐達他算計更多,心胸更窄,也更容不得別人。李明亮與樑文接觸越多,對此的認識和體會也越深切。
有一天樑文把他叫到自己辦公室,語氣親切地對他說報社的筆記本電腦太古老了,都是淘汰機型,問他能否去買一臺新的。李明亮頗爲難,因爲上面明文規定添置辦公用品頭年就得做預算,更不必說是添置貴重的辦公用品了。可是既然是總編輯提出來的,他無論如何都應該想辦法辦到。可怎麼走賬他一時卻沒有主意。
見他面有難色,樑文不以爲然地說:“這點事還不好辦嗎?”
李明亮本想實情相告,但他馬上想到樑文對報社的規定不會不清楚,趕緊說好辦好辦。
當天他就去會計室用自己的名義借了錢,買了一臺IBM最新出的筆記本電腦,交到了樑文的手上。
沒過兩天,樑文又把他找到辦公室,說自己的數碼相機壞了,問他是否可以去買一個新的。李明亮想起徐達在任時曾說過要給每個職工配發數碼相機,這一項在年初就做了預算,但後來徐達出事,也就放下一直沒辦。恰好樑文提起,他覺得這是個機會,又想這也是讓樑文做一把順水人情,等於由他來把徐達訂好的相機分發到衆人手裡,是件兩頭都落好的事情。便說:“要不給大家都配上,反正也是預算之內的。”沒想到樑文馬上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不置可否。
李明亮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心裡發虛起來,改口說:“我只是這麼一說,您要是看着不合適就先不辦。”
樑文不鹹不淡地開口道:“我的原則是可花可不花的錢不花。買一個夠了,誰需要誰拿着用。不是我不想給大家謀福利,也不是我不捨得給大家發相機,可是一人一個相機發下去,面這麼廣,人多嘴雜的,不知道誰又會說出些什麼來,傳到上面說不定又成了事兒。我看咱們還是消停點兒好!”
李明亮聽他這麼說,知道自己犯了傻。樑文顯然沒有會過意,把自己好人心當成了驢肝肺。他趕快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賠着笑臉說:“我的確是想得太簡單了,沒有把問題的複雜性考慮進去,還是您考慮得周到!”
樑文優雅地擺擺手,仍然不鹹不淡地說:“你想得簡單不要緊,你考慮得不周到也沒關係,反正有我在這兒兜着底呢!”
李明亮聽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想想自己這樣的年紀,這樣的資歷,分明又是在替他着想,而且還真是沒有一點壞他的心,卻受他這番奚落,不由又氣惱又委屈。但是儘管氣惱和委屈,他還是按樑文的意思去做了,替他買回了一臺嶄新的數碼照相機。
幾天之後樑文再次把他叫到自己辦公室。這一次樑文態度和藹,甚至還露出了一點難得的笑容。他從辦公桌上的一摞雜誌中抽出一本,翻開放到李明亮面前,一改平常冷冰冰的腔調,用商量的口氣問他:“你看能不能去買一隻這個樣子的路易·威登旅行箱?我們外出代表的是報社,總要講究一點身份和形象對吧?以後總編一級的領導出差誰都可以用,雖說價錢高一點,也不算太浪費,你說呢?”
這回李明亮學乖了,知道樑文其實並不是找他來商量的,而是要他去辦這件事。他清楚自己根本沒有發言權,更沒有否決權,於是立刻點頭表示贊同。
三樣東西一置齊,樑文便帶上出差去了。回來之後他並沒有原物奉還,根本就不再提起。李明亮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不再提起,全當沒這回事。
可是這件事並不是只有他和樑文兩個你知我知,金候高、薛恩義和姜樹柱同樣也是知道的。姜樹柱人比較老實,提上來的時間不太長,自己也知道離樹大根深還遠着呢,因此儘管心裡有看法,嘴上還不會說出來。金候高和薛恩義就不同了,他們不但不跟着李明亮一起裝聾作啞,有時候還要故意刁難刁難他。
金候高出差之前故意去向李明亮借那隻箱子,李明亮支支吾吾的。金候高就毫不客氣地說他:“既然如此你就不該只買一個,要麼一人一個,要麼一個不買,誰同意他搞特殊化啦?”
李明亮便搬出樑文的話說:“總編輯出去代表的是報社,總要講究一點身份和形象,對吧?這也沒什麼好攀比的。”
金候高馬上回敬他:“我雖然是個副總編,我出去同樣代表的是報社,憑什麼總編輯要講身份和形象我們副總編就不要講身份和形象了?”
薛恩義更絕,他找到李明亮,鄭重其事地問他:“你買這些東西都誰同意了?”
李明亮理直氣壯地回答:“當然是總編輯啦——都是他讓買的。”
薛恩義又問:“你有他的簽字嗎?”
李明亮一下噎住了。
薛恩義便毫不客氣地說:“這可是違規操作啊,你不會不知道吧?第一購置辦公用品要前一年做預算,這些都不是預算之列的,第二領導層從來沒有開會討論過要添置這些東西,第三你沒有總編輯的簽字,那隻能看作是你擅作主張買的。東西倒還在其次,頂風作案的罪名我恐怕你擔當不起吧?本來我不想多這個嘴,可是事情是你經手辦的,這一塊又是由我負責,說句自私的話,我可不想因爲這麼屁大一點的事陰溝裡翻船,所以無論於公於私我都必須提醒你一下。”
李明亮明知事情並沒有薛恩義說的這麼嚴重,而且他跟自己也沒有這個交情,他這麼說不過就是想借題發揮一下,以報昔日受壓抑之仇,但嘴上還得向他表示感謝。
沒過兩天薛恩義又跟他提起這件事,讓他找樑文補一個同意購買的簽字。李明亮覺得他小題大做,是存心跟自己過不去,卻又不好發作,只好英雄氣短地求他緩幾天再說,容他找個合適的時機讓樑文補上這個簽字,暫時把這事兒搪塞了過去。
事後李明亮越想越彆扭,覺得自己就像三明治中間的那層肉餅,上面有人壓着,下面又有人擠着,腹背受敵,實在不好受。他既不能得罪上面,也不能得罪下面,因此只好委屈自己。
以前李明亮對排名在自己後面的副總編們是既不屑又嫉妒的,在徐達面前提到他們總是很藐視,可是在樑文面前他卻不再那樣,他覺得這幾個人怎麼說還算是他的同盟,某種意義上可以替他分擔一些壓力。儘管他心裡對他們仍然不屑,卻沒有了嫉妒。他把他們看作是一條藤上的瓜,因爲樑文實際上同樣不待見他們。如果放在從前,他們對他這樣不客氣,這樣不給他面子,他必定會以牙還牙,而現在他自己的牙打落了都往肚子裡咽,對他們也就沒那麼多的計較了。
可是雖然他忍氣吞聲,委曲求全,樑文卻並沒有放鬆對他的排擠和壓迫。
樑文到任不太久報紙就接連不斷地出差錯,報紙出些小差錯應該說是在所難免,一年到頭就跟颳風下雨那麼平常。但出得這麼集中,只能說是他這個新官運氣不佳。
那一陣報紙上的錯別字都比平常多,有些錯字錯得相當可笑。比如“國家免檢”錯成了“國家兔檢”,“雞尾酒會”錯成了“雞毛酒會”,“博大胸懷”錯成了“博大胸部”等等。還有用錯了背景資料,寫錯了人名地名等等,鬧了不少張冠李戴的笑話。文字之外圖片也有配錯的,比如一個生髮水廣告,兩張照片放倒了位置,沒用之前還是一頭茂密的秀髮,用過之後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漠。還有錯得離譜的,領導幹部深入基層的報道配的照片竟是警察夜襲色情場所。這樣的錯誤可以看作是粗心大意,但如果上綱上線,那就可以當成是惡毒影射或者是蓄意誣衊。還有些錯錯得讓報社全體人員都笑不起來,比如在頭版的某一篇報道中把一位來訪的國家元首的名字寫成了另一個國家的元首,這個錯最早是由熱心讀者發現的,打電話到報社,報紙立即發表了更正,還對當班編輯按規章扣了獎金。本來這事差不多也就到此爲止了,可是據說有人向上面反映了這件事,一時盛傳報社出了一起嚴重的政治錯誤。
所有這些差錯碰巧又都出在“安全生產月”上,等於是撞在了槍口上。總部找樑文去談話,他順手把李明亮叫上了。
早在劉大中時代報社就有一個土政策:誰當班出錯誰領過。這個所謂的“政治錯誤”出在姜樹柱的班上,李明亮一開始還有幾分的幸災樂禍,想等着看木訥無能的老薑的笑話,一點沒想到會有自己什麼事兒。樑文一叫他,他就像上課思想開小差的學生突然被老師喊起來回答問題一樣心裡一驚,腦子有點發木。他略帶遲疑地說:“我去合適嗎?”
樑文面無表情地回答他說:“有什麼不合適的?我還去呢!你以爲我去合適嗎?”說完這句話樑文臉上馬上掛起了要用人時的那種和善的笑容說,“你以爲我想去呀?我比你還不想去呢!可是咱們不去讓誰去呢?說句不怕得罪他們的話,還真不是我信不過他們,他們去了恐怕連話都說不清楚。”
聽樑文的口氣帶他去還是擡舉他,李明亮當然不能不識這個擡舉。他明知是一個啞巴虧,等於是替人去領過,可也不能不跟着樑文去。
在去總部之前,樑文讓李明亮先寫出一份書面檢討,以示態度誠懇。同時還讓他準備出錯時涉及到的那兩個國家的背景資料,以便應對上面的提問。樑文對他強調一定要一次過關,要給上面一個滿意的交代。李明亮熬了三個通宵,挖空心思設想了上面有可能問到的各種問題並且準備好了答案。樑文看過他寫的那些東西之後又提了一堆意見,讓他逐條修改。李明亮在三天三夜嚴重缺乏睡眠之後已經是強弩之末,可是樑文對他提出新的要求他也不敢不遵命去辦。他又熬了兩個晚上把檢討反反覆覆修改了,送給樑文過目。樑文看了,只略略點了個頭,就又把那堆東西推給了他,關照他到時候要沉着應對。李明亮知道這件事從頭到尾實際上是結結實實落在他的頭上的,心裡既委屈又惱火,可是卻不敢有一點的表露。
那天的結果總算還好,總部的領導十分大度,只說讓他們汲取教訓,並沒有深究,批評的話也說得相當婉轉。
從總部出來,小風一吹,李明亮感到前胸後背涼冰冰的,才知道自己的內衣被汗浸透了。
事後李明亮回憶起這件事,覺得有些細節頗爲蹊蹺。本來樑文和他說好一起去總部,但印刷廠那邊臨時有事叫他過去,事情處理完時間已經不多,他來不及回到報社再和樑文一同前往。於是他給樑文打了個電話,兩個人分頭過去。他比樑文早到一步,領導的秘書看到他竟然一臉茫然地問他你來有什麼事。此時樑文恰好進來,趕忙解釋說是和自己一起的。他們進去之後領導用古怪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他,似乎是他走錯了門,進入了他不該進入的地盤。還有,領導讓樑文談談情況,樑文轉而讓他說,領導的表情似乎有點勉強,等等等等。李明亮在腦海裡一點一點串起當時的情景包括每個人的表情和眼神,忽然明白過來肯定上面只是叫樑文去,並沒有讓樑文叫上他。也就是說這件事的確不是他的事。這麼一想李明亮感到自己的這個頂頭上司真夠陰損的,也夠有手段的,白白地拿他去當了一回替罪羊,心裡對樑文不由又怨又恨。
但是怨恨歸怨恨,他也不敢不聽樑文的,更不敢反過來拿樑文怎麼着。相反,他對樑文更加言聽計從,樑文讓他做什麼他都是麻溜地去做,不但沒有絲毫的反抗和違拗,也沒有絲毫的馬虎和懈怠。樑文大概也是用他用順了手,後來再有類似的事情不再親自出馬,全都丟給他一個人去處理。而且不管是哪位副總編值班出了差錯是凡做檢討的事情都讓李明亮承當。用樑文的話說是“你去我信得過”,李明亮就爲這“信得過”只好硬着頭皮上。不過因爲去的次數多了,他倒也是熟門熟路的,人頭也熟,心裡也沒頭一回那麼怵了。可是每次檢討都不能重樣,還要一次比一次深刻,一次比一次沉痛,他覺得這一條做起來還真不太輕鬆。
李明亮的神經每天都繃得緊緊的,總擔心又有什麼事情要他去頂缸,幾個月下來頭髮就花白一片了。平常他在穿着上頭又不講究,幾乎所有的衣服都是老婆貪圖便宜在批發市場買的地攤貨,下水一次顏色就掉了一多半。現在他走出來頭髮和衣服都像是洗舊了。
就這樣樑文也沒有放鬆對他的非難和折磨。不論他多賣力,樑文總是嫌不夠,而且總有招數折騰他。不幸的是他屢屢落入他的圈套,事後醒過悶兒來總是後悔不迭。吃的壕溝多了,李明亮也慢慢長出腦子來,終於明白了這就是樑文的工作作風,也是他的領導藝術,他就是要讓手下的人不得安寧,就是要讓他們難受,最終是爲了治得他們服帖。他終於軟了下來,因爲他知道自己不是這位年輕領導的對手。眼下的萬全之策就是完全徹底地聽從他,全方位多側面地適應他。李明亮上了二十幾年的班,從校對做起,一直做到副總編,沒想到到頭來還這麼擡不起頭來。他想想自己從上班第一天起到現在還從來沒有混得這麼窩囊,這麼慘。
但是讓他更加堵心的事情還在後頭。
有一天剛上班樑文就拿了一個信封來找他。李明亮打開一看,裡面是一張蓋着大紅公章的去黨校學習的通知。樑文以一種少有的體貼關懷的口氣對他說:“這一陣你挺忙挺辛苦的,去黨校學習一段,換換空氣。本來是要求單位一把手去的,我這兒事情多走不開,我想這個機會放棄了可惜,還是讓給你去最好。”
李明亮聽樑文這麼說,心裡犯疑。一般來說去黨校學習是提拔重用的信號,他想自己好像並沒有處在這個當口上。他不明白樑文怎麼會把這樣的好事拱手讓給自己,弄不清楚他葫蘆裡究竟裝的什麼藥。
就在他去黨校學習的三個月裡樑文至少做了三件事:一是提拔了八個副處長,八個採編室每個室新增加一個;二是重新裝修了辦公室,把原來的鴿子籠統統拆掉了,改成了他認爲的“人性化”的辦公環境;三是重組了處室,又一次讓大家自由組合。這三件事當中有兩件徐達以前也曾做過,而且也是大張旗鼓地做的,樑文再次當作重頭戲重新來過一遍,李明亮實在不明白他爲何要避開自己。除了這三件事,李明亮得知樑文還在暗中做了某些事情和某些事情的鋪墊,總之是趁他不在的時候對報社進行了一番比較徹底的改弦更張。他心頭不由一涼。他認爲樑文揹着他做這些事情,分明是把他當作阻力來看的。
李明亮心情很壞,他不知道如何才能贏得樑文的信賴。但他知道這個時候不能鬆勁,尤其不能自暴自棄,也許再努一努勁兒樑文看他還不錯就能接受他,或者至少是對他沒有那麼深的敵意了。因此他咬着牙繼續表現,樑文說一他絕不說二,樑文指東他絕不打西,還有意做出一副寵辱不驚的樣子,不管樑文怎樣對待他他都緊跟他、忠於他。可是有一件事還是一下子把他給擊垮了。
從黨校回來不久李明亮聽到一種傳言,說投票箱裡發現的那封匿名信是他寫的,而且他曾經想盡一切辦法誣陷徐達,多次悄悄地找上級領導反映情況,直到把徐達拱下臺爲止。儘管傳言漏洞百出,但聽上去卻合情合理,而且有理有據。傳言還說他是除了徐達之外掌握報社最多內幕的人,爲除掉自己的絆腳石不遺餘力,向上面交待了許多鮮爲人知的內情,只不過他機關算盡最終卻並沒有如願以償地坐到正職的位子上,不過徐達倒了他卻一點事兒沒有恰恰是因爲他舉報有功,等等等等。緊接着他又聽到了另一種傳言,說上次報紙把來訪的外國元首名字弄錯了也是他捅到上面去的,這次當然是爲了整垮樑文。李明亮聽了當即驚出一身冷汗。他看到自己頭上懸着一把明晃晃的利劍,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掉下來把他劈死。最讓他不堪忍受的是他在和他不論是近的還是遠的同事臉上都看到了鄙夷和防備的神情,然而他卻百口莫辯。他大致猜到傳言的出處,深感人心險惡。他心裡明白樑文並沒有打算與他相安無事,他是不會輕易放過他的。
李明亮內外交困不久就病倒了。起初他感到頭暈噁心,他以爲休息一下就會好,可是症狀卻加重了,頭暈發展成了頭痛,噁心發展到了嘔吐。嘔吐過後便是渾身疼痛,骨頭像散了架一樣。他在家躺了兩天,這些症狀基本消失了,他又去上班。到了下午,他感到鼻塞,就像是感冒了。他給自己泡了一袋板藍根沖劑,一邊喝着一邊看文件。還沒看完一頁,手腳發麻,眼前發黑,渾身直冒虛汗。恰好有人來找他簽字,一看他這個樣子,趕緊扶他到沙發上,他一躺下去就失去了知覺。
醒來之後他第一眼就看見了樑文。樑文站在他身邊關切地問他感覺如何,又讓薛恩義去催救護車快點過來。李明亮臉上掛着虛弱的微笑,用虛弱的聲音感謝領導的關心。樑文很動情地握住他的手說:“你可把我們嚇死了!身體不好你還不在家好好歇着,這樣強撐着來上班,萬一有點什麼,你讓我們心裡怎麼過得去?”
李明亮仍然是虛弱地微笑着,用虛弱的聲音說着“謝謝”。樑文親自拿了一條毯子給他蓋上,不過李明亮絲毫也沒有感到溫暖,心裡仍然是冰涼一片。
躺了一會兒李明亮感覺好多了,除了頭還有點暈,肚子有點隱隱作疼,沒有別的不適。下午有幾個採編室正在開業務討論會,這幾個採編室都是他重點聯繫的,他打算過去聽一聽會。樑文十分堅決地阻止了他,讓他馬上去醫院檢查。於是他在老馬的陪伴下被救護車送進了醫院。
醫生給他做了多項檢查,驗血、驗尿、X光、B超、CT、核磁共振等等,結果並沒查出什麼毛病。他在家裡躺了兩天覺得沒什麼事就又去上班了。到了班上不久便開始肚子疼,他想忍忍也就過去了。可是卻越來越疼,他只好去了醫院。醫生診斷他是闌尾發炎,建議他做闌尾切除手術。他怕開刀,不過轉念一想動手術可以名正言順地在醫院裡躺着,什麼煩心事都可以丟一邊不去想了,就稀裡糊塗同意了手術。
手術很順利,傷口癒合得也很好。本來一兩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可他卻不想這麼快就出去。每天住在高幹病房裡,老婆和女兒輪番來探視,他覺得很舒服,也很享受。最主要的是他不用去上班,可以暫時把那些爭爭鬥鬥忘得一乾二淨,這是他覺得什麼也比不上的。原來他特別懼怕醫院,最不願意往醫院跑,連每年的例行體檢都是能躲則躲,現在他覺得比起去單位上班還是呆在醫院裡好一點。而且他莫名其妙地喜歡上了醫院這個環境,覺得這裡清靜,安寧。每天躺在不算潔白的病牀上他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鬆弛和踏實,真想就這麼一直待下去。
住院期間李明亮和管病房的主治醫生交上了朋友。主治醫生三十多歲,是個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來查房就是例行問問病情,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的話。有一天主治醫生在查房時看見李明亮牀頭放着一本棋譜,兩個人一下子找到了共同語言。
李明亮和主治醫生下過棋之後就更願意在醫院裡待下去了。
他在醫院裡住了將近一個月,自己也認爲應該出院了。
出院之前他向主治醫生請教怎樣可以稱病不上班。主治醫生當他是玩笑,也用玩笑的口氣說:“我以爲只有當小兵的不想上班,當大官的還有不想上班的?”
李明亮略帶羞澀地笑了。
主治醫生說:“這還不好辦,交病假條就行了。”
李明亮問他病假條好不好開,主治醫生說:“我不能給自己開,給你開當然可以。”
李明亮便很認真地諮詢他:“那我得的是什麼病呢?”
主治醫生也收了笑容,很有職業感地回答他說:“什麼病都可以啊,比如肝炎或者肺結核。”
李明亮沉吟着說:“最好是不傳染的病。”
主治醫生爽快地說:“那就腎炎好了。”
李明亮說:“可是生病總得用藥,公費醫療沒有賬單怎麼行呢?”
主治醫生說:“好辦,診斷書上腎炎後面打個問號,意思是‘腎炎待查’。”
李明亮問:“可以‘待查’多久呢?”
主治醫生回答:“一個月吧。”
李明亮問:“那一個月之後呢?”
主治醫生回答:“還是在腎炎後面打一個問號。”
李明亮疑惑地問:“不可能一直這麼下去吧?”
主治醫生說:“當然不行,那樣我也太沒本事了!”
李明亮皺起眉頭問:“那怎麼辦呢?”
主治醫生略想了想說:“那你要不就說是抑鬱吧。”
李明亮問:“抑鬱具體有些什麼症狀?”
主治醫生說:“情緒低落,睡不着覺,缺乏動力和精力,注意力難以集中,沒有食慾,有緊張感和自我危機感,嚴重的時候甚至有自殺傾向。”
李明亮皺起眉頭說:“你說的好幾條我都對得上。”他又說,“我一上班情緒就特別不好,而且什麼毛病都來了。”
主治醫生說:“抑鬱症是現代社會一種嚴重的疾病,也最容易漏診和誤診。高知識人羣中得抑鬱症的人近年來在我國有上升的趨勢,有不少成功人士還有相當有名的人也有得這種病的,所以你說得抑鬱症很合適。”
李明亮十分認真地說:“說不定我真是得了抑鬱症。”
主治醫生說:“那就去檢查一下!”
李明亮有了主治醫生給他的這條錦囊妙計,心情大爲鬆快。他由衷地說:“太謝謝你了,這下我無論有病沒病出去心裡都有底了!”
出院回家正是週末。星期一早晨李明亮就接到了樑文打來的電話。一番關心之辭之後問他何日可以去上班,等着他開部務會呢。李明亮心想平常也未見他怎麼重視自己,這個時候連開個部務會都要叫上他,明擺着就是催他去上工,真是連生病這會兒工夫也不肯放過他,心情頓時變得很糟。他在電話裡故意有氣無力的,樑文並不搭他這個茬兒,只管有條不紊地說下去。他的話說得還相當地動聽。
樑文對他說:“你不在我真是孤軍奮戰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哪一件都必須自己想到自己做到。那幾個既不勞心也不勞力,沒一個幫着堵漏的不說,還盡給我添亂。”電話裡聽上去他的口氣既真摯又溫柔,“老李啊,說實話你在的時候我還沒有感到什麼,你不在我可是體會太深了!咱也是家大業大,這麼大一個攤子,每天有多少事情等着處理。跟你說句心裡話,沒有你我一個人還真是玩不轉。”
李明亮握着話筒一直聽到耳朵發痛樑文才掛了電話。如果放在兩個人合作之初他聽到一把手這樣一番掏心掏肺的話肯定會如飲甘霖心花怒放,可如今他已經大大小小吃過他不少的虧了,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兒,也知道他說的和做的之間的差距有多大。特別是在醫院裡住了快一個月,每天都有大塊的時間面壁思過,他自認爲把好多事情都琢磨清楚了。他明白樑文之所以能把他掌握在手心裡隨心所欲地利用他,無外乎就是利用了他的企圖心。而其實只要在樑文的手下,他肯定是什麼也圖不着的,反倒白白地害了自己。他想自己五十歲還不到,說老不老,說小不小,不說幹一番大事業,至少也是幹事情的時候。可眼下這個情形,他要是還想着上進無異於找死。所以他清楚目前最應該做的首要的就是保護好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如果人都玩兒完了,哪啥都說不上了。
他一邊揣摸着樑文話裡的意思,一邊恭恭敬敬地迴應着。他腦子轉得很快,話卻回得很慢,生怕哪一句說得冒失或者不妥當。他判斷樑文這麼熱切地叫他去上班很可能並不真的是盼他去,只不過是不想讓他心安理得地在家呆着。他聯想到樑文把他支到黨校學習,自己在報社大搞整改說明他心裡其實還是嫌他礙事的。可是他病了他卻連養病都不讓他安生,李明亮想想心裡直髮寒。他在電話裡痛快地答應樑文明天一定去上班,如果工作緊迫的話馬上就可以過去,還說自己躺在牀上早已經是心急如焚,如坐鍼氈一般,一分鐘都不想在家多呆。他想自己越這麼說樑文大概就越不希望他去了。果真樑文馬上就在電話裡改口說:“儘管我這邊十萬火急地需要你,但是你的身體還在恢復當中,該休息還是要休息,無論怎麼說身體纔是第一位的啊!”
李明亮用尊敬和感激的口氣說:“謝謝領導,謝謝領導關心,不過這樣我心裡就更加不安了!”
放下電話他發現自己又出了一身虛汗。他感到疲憊至極,心裡生出一種說不出是無奈還是絕望的情緒。他知道不管他願不願意交鋒樑文都是不會放過他的,這個對手既強大又強悍,而且顯然是要置他於死地而後快的,一味地退縮和躲避肯定是行不通的。他倒在牀上想了整整一天,終於想出了一條自以爲還算不錯的對策。
第二天一大早李明亮就打起精神上班了。和以往一樣他在樑文沒到之前先檢查了他辦公室打掃得乾淨不乾淨,飲水機的水夠不夠,茶葉罐裡的茶葉還有沒有,花草有沒有澆水等等,忙完之後他順手把樑文辦公桌上貼了稿籤的重頭稿件連筐一起端走了。走到門口他又踅回身,從樑文文件櫃裡把幾份最新的紅頭文件也一塊兒拿走了。
回到辦公室他給自己泡了一杯茶,然後坐下來一邊喝茶一邊翻看那些稿件。他一目十行地瀏覽了一遍大標題,發現他離開了這麼久也並沒有什麼新貨拿出來,還是一些早就爛熟於心的老生常談,心裡不由暗笑樑文也就是這個水準,雖然他自己驕傲得要命,其實和兩位前任比也未見得高明到哪兒去。翻過之後李明亮把稿件丟到了一邊,捧着茶杯專心致志地品茶。
他剛把自己喝透,就聽到外面走廊裡樑文匆匆而至的腳步聲。探頭去看,果真是樑文步幅很大風風火火地走了過去。
李明亮等了幾分鐘,把那些稿件又連筐一起端着,邁着不急不忙的四方步去了總編輯辦公室,當着樑文的面笑眯眯地把手裡的東西放回到了他的辦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