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洋場，紙醉金迷。
上海是一箇中西合璧的城市，充滿了巨大的財富，也常發生政治運動，它也是西方文化和社會發展進入中國的一個窗口。十九世紀中期太平天國暴動之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也是爲那些在政治鬥爭中敗北的中國軍人、政客提供避難的中立地點。
上海作爲外國在遠東地區的勢力中心，具有極端的重要性。1920年代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投資達十四億三千七百萬美元，其中在上海的投資就佔十億四千九百萬美元。這個城市濱臨大海，但又有一條河流爲它提供保護，是一個理想的港口。
現在的上海，已經以300萬人口成爲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遠東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人口幾乎等於南京、北平與天津的人口之和。
至於經濟規模則更高，除東三省外----這是個特殊的存在，它的存在讓中國任何一個地方和它拼經濟拼工業都顯得黯然失色，上海也不例外。
除東三省之外全國工廠數的三成在上海、工業產值一半出自上海、外國對華出口貿易和商業總額的八成多在上海、銀行投資業的近八成在上海、工業投資的近七成在上海、房地產的近八成也在上海。
一句話，上海成爲全國財富匯聚之區。直系和國民黨能夠先後與奉系制衡，這裡是個重要的倚仗。
上海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發展也十分重要。歷史上到1927年，工會運動的中心已經移到這個城市；同樣，上海的地下黑社會也十分龐大，出生於上海附近浙江省的蔣介石的經濟財源就是來自上海的黑社會。依靠江浙財團的財力，上海最後成爲正史上蔣介石發家的根據地。
如火如荼的國內建設已將東北財政的家底掏空。雖然在不遠的將來，控制下的各省將陸續迴流資金，可是上海擁有無可比擬的貿易優勢使得在此融資可以成爲國家財政的重要補充。
張漢卿可不想再出現一個新生的力量依此再翻身。政|府中一批財政界的高手已奉命南下蘇滬，接掌重要財源的上海海關和控制蘇浙滬三地經濟，尤其是要將“江浙財團”溶於國家經濟之內。
所謂的“江浙財團”民國時期以上海爲基地的江蘇﹑浙江籍人士或江浙兩省的大銀行和大企業資本集團的總稱，是中國最大的財團，銀行資本集團以其金融實力成爲這一財團的核心。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尤其是銀行業迅速發展的產物。
此前，一批江浙籍官僚﹑買辦﹑商人創辦和參加投資的企業與日俱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以地域觀念爲紐帶，以公所、會館爲據點，表現出較強的凝聚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至20年代初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出現短暫的繁榮，新式銀行業趁時崛起，上海地區發展尤爲迅速，並在全國處於突出地位，相繼出現一些巨大的資本集團。
如以申新紡織廠與茂新、福新麪粉廠爲中心的榮家資本企業；以大生紗廠爲中心的大生資本集團；以寧紹﹑宏安﹑寧新輪船公司爲中心的虞洽卿資本集團；以方椒伯爲代表的鎮海方氏資本集團以及吳蘊初“天”字號資本系統等。
這一時期的中國銀行業以經營公債和房地產投機的暴利爲主要業務收入，又有軍閥、官僚、豪紳等的剝削收入爲主要存款來源，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至20年代末，形成了若干財力雄厚的大銀行，如浙江實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民營銀行中居領袖地位，成爲有名的“南三行”。
其它如寧波系的四明、中國通商、中國墾業等銀行資力也頗雄厚。一些工業資本集團的資本家參與了銀行的投資，而銀行也增加了對工業的放款，並對工商企業起到一定的控制和監督作用。
這種以上海爲主要活動基地的若干大企業資本集團和大銀行的一定程度上的結合，被人們比擬於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套用日本財閥的概念，稱爲江浙財團。
這個財團投資人和主持人的成份構成，大都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有些是北洋時期的軍閥官僚，出身於買辦或者繼續兼任買辦職務者亦不在少數。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的產物，不少集團帶有較濃厚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傾向，但其民族資本成份則是主要的。
因爲中國的民族資本被列強壓制、被軍閥盤剝，所以他們一度表現出反帝、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積極性。孫逸仙在廣州成立“護法政|府”後，他們中的某些人就與廣東革命政|府有聯繫，也給予過一定的支持。但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及工人運動的高漲，又表現了較強的動搖性和妥協性。
正史上江浙財團雖然爲蔣介石建立國民黨政權起了支持作用，但由於本身的軟弱性，對這個政權不能起支配作用。隨着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加強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形成，江浙財團在經濟上逐漸失去主導地位，它們中許多銀行和企業被兼併，逐步地淪爲“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附庸。
但是張漢卿是希望扶持民族資產階級的，以瀋陽—長春—哈爾濱一線爲中心的東北經濟圈是以國家所有制爲基礎的，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北京—天津經濟圈因一是首都，天津又是各國租界集中地，故而爲沒落、退職、下野的各地軍閥棲身營造了安全的環境，充盈的資金也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只有位於長江中下游平原的上海，得天獨厚，以貿易發達和民族資產階級匯聚著稱。
這三個圈子在後世也是達成中國經濟騰飛的三駕馬車，於此時更在全國佈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國家化治是亂局的需要，但當國家強大後，計劃經濟是遠遠趕不上市場經濟的，要不然中國後來也不會有“改革開放”的偉大政策。既然如此，適當扶持、鼓勵、引導民族資本家爲我所用，少走彎路就是非常明智的選擇了。
他在盤算江浙財團，人家也在研究他、眼睛瞄着奉系。
原本奉系只是盤踞在東三省、最多到達關內的京津一帶，與上海還差着十萬八千里，所以極少有人燒冷竈，他們燒得是國民黨孫中山這把火。
不過時過境遷，當人民黨異軍突起活躍在民初的政治舞臺上時，特別是奉系以摧枯拉朽之勢在中國大地生根發芽後，很多人的眼睛都盯到了這塊肥肉。
資本是敏感的，資本也需要附血，眼看着人民軍主導全國之勢已不可免，不少人開始從各個角度、用各種手段與人民黨牽線。
早在人民軍入主安徽時，以虞洽卿、王一亭、吳蘊齋等人爲首的江浙財力頭面人物就決定搶先進行感情投資。他們集合上海一些主要同業公會、商會，成立應變組織----上海商業聯合會，並從銀行、錢業兩同業中爲張漢卿借墊八百萬元的軍事經費，使人民軍在遠離北方基地時能夠在財力上不致捉襟見肘，此一舉動也爲他們現在與中央政|府形成良好的關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人民黨中央調查部也及早把觸角伸到了這裡。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於華東這個重鎮怎麼能不用心呢？不說統戰的必要，就是防止糖衣炮彈的腐蝕，張漢卿都需要好好地瞭解這裡。
說到這，張漢卿十分敬佩一個人：陳布雷。
他的老家在浙江慈溪，在上海工作多年，方方面面都會有不少的關係。他現在身居高位，是人民黨的喉舌、手握大權、深得自己信任，卻從來沒有爲自己的親友殉過哪怕一次私情。上海頭面人物多次找到他想遞話，都被他公事公辦地打發。
無怪乎老蔣曾經讚揚他“當代完人”。人民黨內的同志如果都像他這樣，何止會統一中國，完全可以控制世界！
還有兩位上海的老朋友，張漢卿很早就派人聯繫上了：一位是王亞樵，另一位是杜月笙。他們現在已經是上海灘黑暗勢力的代名詞，上海能否穩定，他們也有一定的分量。
不是擔心他們會與人民軍作對，恰恰相反，張漢卿是怕他們看不清形勢站立在他們的對面從而成爲人民黨入主上海後的打擊對象。在奉系最艱苦的時候，他們兩人給予的幫助可以用雪中送炭來形容，無論如何，他們對奉系有恩。
杜月笙，很巧妙地“資助”了奉天兵工廠的起動資本，還挽救了韓麟春、楊文凱的命運，對奉系的崛起功不可沒。
王亞樵就更不用說了，槍下饒並救了張漢卿一命，又無私地幫助了韓、楊兩人，還幫自己找到了最可欣慰、已成爲文治左膀右臂的陳布雷先生，功莫大焉。
張漢卿是個恩怨分明的人，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而且對此等江湖人，你給足了他面子，回報是立等可期的。
兩人原本與奉系素有淵源，張漢卿又遞話，肯定不會行螳臂當車之舉。他們信誓旦旦地對來人說：“我們別的不行，維持市面穩定、代使稅收之勞還是可以的。請少帥放心，上海不會亂！”
維穩、收稅，本來就是政|府的事，虧他們還能夠理所當然地拿來邀功。也由此可見，治理上海不是件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