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西南戰役的勝利，中國各路地方勢力遭到了空前的打擊和衰敗。中國政局重新洗牌後，人民黨以其廣受支持的民意和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一黨執政的局面已經形成，其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不容置疑。
在這些良好的局面下，張漢卿得以實施胸中多年的抱復，一系列經濟政策的相繼頒佈使國家發展有了飛躍的提升。
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得到了特別迅猛的發展，遠非正史上同期所能比較。
清末民初，特別在中華民國建立以後，中國的讀書人開始從以仕進爲目標的傳統文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在他們的積極參與下，中國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資本家的卓越姿態出現了。
他們以實業救國爲宗旨，以振興民族經濟爲號召，主動吸納西方先進思想，胸懷強國濟民的偉大抱負，在這個比官場政治更自由的空間裡展現了讓人驚歎的才能，迅速成爲各地的民衆領袖。
在他們的努力下，人們糾正了“士農工商”這種帶有歧視性的社會分層，努力追求以“工農商學兵”爲代表的全民平等與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迎來了中國商人第一個黃金時代，
可惜的是，這個黃金時代來之不易，卻又轉瞬即逝。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實在是經歷了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十九世紀中葉，在中國農民和西方列強的雙重壓力下，集權專制的滿清王朝終於露出了破敗之相。太平天國、捻軍和兩次鴉片戰爭使這個統治集團切實感受到了“內憂外患”，爲了應對國內的“心腹之害”和國外的“肢體之患”，他們被迫採取了一系列以自救爲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謂“辦洋務”，史稱洋務運動。
和一切只是爲了死死保住政權，卻不想從根本上進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樣，這場由官僚主導的“洋務運動”在三十多年後即宣告失敗了。然而，它對傳統觀念的衝擊卻是不容否認的。
儘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維方法在本質上還是抱殘守缺，但它畢竟隱諱地、部分地承認了西方文明的先進性。
從結果上說，這場運動也確實催生了中國工業的萌芽：曾國藩在安慶辦的內軍械所，李鴻章的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天津電報局，左宗棠的甘肅織呢總局、福建船政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一大批工業實體相繼產生，爲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礎，也積累了可供借鑑的經驗。
更具歷史意義的是，爲適應“辦洋務”的需要，已經沿襲了數千年的人才培養制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師同文館”， 1902年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西式教育的引進使中國人開始擺脫矇昧狀態，他們總算能夠睜開眼睛窺望遙遠而新奇的世界了。
經過晚清的變局，開啓民智，富國強民成爲這個民族重新奮起的必然選擇。中國最優秀一批的知識精英以國家興亡爲已任，紛紛主動投身到政治、經濟，以及思想觀念的全面維新當中。中國的新型商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
在他們身上，具備了過去歷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貴品格：不計個人富貴，力求民族經濟的振興。
大約五十年後，毛爺爺在回顧我國民族工業發展時曾說，我國實業界有四個人是不能忘記的，他們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搞化學工業的範旭東，搞交通動輸的盧作孚和搞紡織工業的張謇”。
張謇和盧作孚，一個曾是前清狀元，一個曾是投身國民革命的熱血青年，他們從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也都有過驕人的業績。結果張謇在七十三歲那年（1926）憂病而終，盧作孚在五十九歲那年（1952）在毛爺爺搞的“五反”運動中自殺。
張謇的命運揭示了實業救國的艱苦卓絕，盧作孚之死則宣告了那個黃金時代的徹底結束。
張謇，是中國文人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標誌性人物之一。從譽滿江南的才子，到甲午年的狀元，他本可以有很好的仕進之路。但是他這個新科狀元毅然決定放棄仕進，另走興辦教育和實業的新路。
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張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創辦紗廠。他把籌建中的紗廠取名“大生”，隱含了有救亡圖存的寓意。大生紗廠投產後，很快站穩了腳跟，經受住了洋貨洋商的競爭，年年盈餘。
從1899年到1913年，大生紗廠淨獲利五百四十萬兩，發展成爲擁有資本兩百萬兩和紗錠六萬七千枚的大廠，是“歐戰以前華資紗廠中惟一成功的廠”。後他以紗廠爲龍頭髮展多種產業，走上了集團化、規模化的現代企業經營之路。
作爲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現代知識分子，張謇興辦實業既不是爲個人謀利，也不是爲幾個財閥股東謀利，而是要爲國家民族謀利。他的理想是以實業興教育，再以教育改進實業，從而實現全民族的振興。
他利用大生紗廠的部分盈餘以及勸募所得，辦教育，辦圖書館、博物苑、氣象臺，辦醫院、公園，甚至辦盲啞學校、伶工劇社、劇場等等。狀元張謇、實業家張謇、現代知識分子張謇，在中華民族的生死關頭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民族“資本家”的別樣風采。
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裡，從未出現過這樣的“商人”；在中國的一千多年的科舉史裡，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狀元！
辛亥革命後，張謇看到了實現皿煮政治的希望，轉而擁護共和，並被推選爲江蘇省臨時議會議長。不過他企圖利用仕途來完成強國的心願在當時紛紛攘攘的權力鬥爭中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畫諾紙尾”罷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張謇經營的那些企業因此獲得了短暫的發展機會。他利用大生紗廠的盈餘，加上擴召新股和向錢莊借貸所籌集的資金，擴大企業規模。根據1921年一份調查材料，張謇經營的企業總資本約爲三千四百萬元。
可惜好景不長。自1920年開始各鹽墾公司連續三年遭災，加之軍閥連年混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列強對華經濟壓迫轉劇，導致民生凋敝，百業衰退，到1923年，就連一向盈利的大生紗廠也轉爲虧損。
爲挽救民族工業，張謇多次呼籲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求國際稅法平等，停止內戰，實現國內和平。這呼籲表達了全體人民的心聲，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願爲轉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兩廠已經負責一千餘萬元。
過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銀行聯合到南通清查賬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廠。大約一年後，1926年8月24日，張謇被病魔纏身，抑鬱而終。
這些慘事，張漢卿從來都是義憤填膺。主權獨立是立國之本，工業繁榮是強國之路。他所成立的政|府絕不會容忍這一事件的再次發生。遠在人民軍進入江蘇起，他就已批示中央銀行注資500萬，使瀕臨破產的“大生”廠起死回生。
在後來成立的中央各部委中，張謇獲張漢卿直接提名爲內閣最大的部----工業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正部級）。
另一位受到重用的化學家是範旭東。這位寫下中國化學工業史上諸多第一的奇才，值得國人永遠記住：
1914年，創立了中國第一家現代化工企業----久大精鹽公司（1919年以後改爲久大鹽業公司），以及中國第一個精鹽工廠——久大精鹽工廠；
1918年，創立永利制鹼公司，在天津塘沽創辦了亞洲第一座純鹼工廠----永利化學公司鹼廠；
1922年8月，從久大精鹽分離出了中國第一家專門的化工科研機構----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並把久大、永利兩公司給他的酬金用作該社的科研經費。
1926年8月，旗下“紅三角”商標的純鹼，第一次進入美國費城萬國博覽會，並獲得金獎；
1935年，“黃海”試煉出中國第一塊金屬鋁樣品；
1937年2月5日，中國首座合成氨工廠----永利南京錏廠生產出中國第一批硫酸銨產品、中國第一包化學肥料，被譽爲“遠東第一大廠”…
他是有着諍諍鐵骨的民族脊樑：事業剛剛起飛，就經歷了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主要廠房皆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一手開創的中國化學工業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盧溝橋事變”後，日本人多次要求與永利合營，範旭東回覆：“寧肯爲工廠開追悼會，決不與侵略者合作！”他致力於在西南後方開闢新的化學工業基地，支持抗戰與國家建設。
所有有才能的愛國者，張漢卿都要設法攏在旗下，使其更好地爲國效力。尚在1920年奉軍入主天津時，張漢卿就已與範旭東商討建立化肥生產企業的可能性。在當時，因爲種子質量不佳，又缺乏肥料，糧食畝產不過百斤。遇到自然災害與人禍，當真是餓餒千里。
東北土地肥沃，被喻爲“糧倉”，已耕種的近2億畝耕地不過產出2000萬噸糧食，平均畝產只有100斤！張漢卿當然沒有袁隆平這位大院士的水平，能培育出雜交水稻。但如果有了化肥，產量翻番不是難事。
而且化肥嘛，最簡單的不就是碳酸氫銨嗎？初中課本里就有介紹，而且工藝上並沒有什麼複雜之處。因爲後來政局的變化，使張漢卿沒有時間來關注化肥的“發明”了，他只是將化肥的原理講解給範旭東，並注資300萬創建了“稼強”化肥廠。
在1922年春天，第一批化肥已經生產出廠，並在唐山農業試驗場獲得了平均畝產200斤的“高產量”！
到1923年底人民軍入政北京時，範旭東正開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將“稼強”化肥廠開到全國各個城市，形成年產一百萬噸的規模----張漢卿直接回復說遠遠不夠！
因爲張漢卿的介入，黃奉廷這位便宜老丈人敏感地覺察到了巨大的商機，他親自找上範旭東，表示中國糧油集團可以代爲出資籌建一個規模巨大的化工集團，主打農業生產用的各種肥料。跟着少帥賺得盆滿鉢滿的黃奉廷爲表示誠意，直接砸下三千萬讓他不由得不動心。
人民黨政|府先後又在攀枝花、重慶、昆明等地投資建設了大型高爐，利用西南地區、西北地區各省，如四川、雲南、貴州、甘肅、新疆、寧夏等地的豐富的不同類型的鐵礦資源，變成攀鋼、重鋼和昆鋼等大中型鋼鐵廠高爐生產的原料基地。
有中國煤炭集團、中國鋼鐵集團兩大拖拉斯在，政|府只要給予政策加以引導，無數的資金、技術、人員會蒼蠅逐腥般涌向這些資源豐厚的地域。
當時的工業是以煤礦爲主燃料，所以煤產量可以看出工業化程度。蒸氣船和鐵路是工業時代最重要發明並有加速後續成長性，其成長率象徵未來加速潛力。1924年底，鋼鐵、水泥、煤炭產量均已接近或超過日本。
此一階段，中國已建成鐵路里程是日本的85%，建造中的鐵路是日本的1.5倍，規劃中的鐵路總里程數是日本的4倍。中國現代製造業增長到2.5％，加上現代運輸業和商業佔4％。經濟結構的逐步優化，爲中國擺脫弱國地位奠定了物質基礎。
比較一下甲午戰爭、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在這三次戰爭中，國內能否生產出足夠的軍需品，並把這些軍需品及時運送到前線，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
1924年尾的破歲之交，平津地區、山西和長三角（主要是上海）地區已經恢復到戰前經濟水平，使中央的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爲國家經濟、軍事建設提供了保證。
而同期的日本因爲關東大地震的餘痛未了，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因爲作爲工業中心的東京和橫濱的建築絕大部分被毀，財產損失達100億日元之巨，使已經處於深度蕭條中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
震後，從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國舉借鉅額外債，數量高達9.1億美元。靠借錢和戰爭中撈取的儲備，日本政|府向國內各大財團發放高達13億日元的救濟貸款，這樣，日本經濟才逐漸擺脫蕭條，進入一個緩慢發展的時期。
此一階段兩國經濟上的此消彼長，使得以奉系爲首的人民黨在入主北京後能夠繼續在去年拉平日本財政收入的基礎上，以極近一倍半的漂亮業績再度把東洋人甩在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