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燕雲
寫褚時健是我這一生無法逃避的責任。
這種意識最早出現在1991年。我作爲中國作家協會紅塔山筆會的成員，在玉溪捲菸廠這個當時蜚聲海外的明星企業盤桓了半月。筆會結束之後，送走了北京來的一批知名作家，我返回玉溪捲菸廠，完成馮牧團長交代的任務，給5月1日出刊的《中國作家》寫一篇一萬三幹字的報告文學，這時已是4月24日。兩天的採訪，褚時健和他的家人第一次帶我進入了他們的人生。當時昆玉高速正在建設當中，昆明到玉溪需要大半天，刨除來回的時間，我只有兩天用來寫作。4月29日，他到北京參加“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頒獎會之前，我在玉溪捲菸廠昆明辦事處把我連夜趕出的稿件交給了他。我不能確定他對我的文稿是否認可，因爲他一直是以企業家的形象面對媒體，從不談及個人情感經歷和家庭，而我的文章標題叫《太陽般的漢子——褚時健的情感生活》。
借他與別人談工作的時間，他的夫人馬靜芬先看了文章。褚時健拿着文章進裡屋以後，馬靜芬看着我，眼神裡透着擔心：“文章是好文章，只怕通過有點難。”這是她第二次對我說這話。4月23日晚，我在採訪褚時健前夜，先拜訪了她和他們的女兒褚映羣。她對我說：“你要寫的東西難，到目前爲止，連我都不瞭解他的情感世界。”
在期待和擔憂中，褚時健出現了，他一手拿着稿件，一手拿着眼鏡問我：“你多大了？”見我愣怔，他補了一句：“我不知道你這麼年輕，怎麼會懂得我們。從今天起，我們就算是忘年交了。”
我當時無法預知，這句話讓我見證了他此後二十年的風雨人生。
1996年4月4日，我爲他寫下了最後一篇報道《關索壩爲證》。文章是這樣結尾的：
狂舞的春風中，我們站在關索壩橋頭，整個新廠區就在我們眼前。
它太美麗，下午的陽光下發出純淨的白光和藍光，讓人不忍移目。巨大的歐式廠房、圓柱形的辦公大樓和橫臥一側的科技大樓，以它們的莊重嚴謹氣派，一筆抹去了關索壩千年來的歷史遺痕。還是那片青山，還是那些白雲，簇擁着的卻是世界最大的捲菸生產企業。
此刻，站在斜拉橋前凝視遠方的企業界鉅子褚時健，他一心頭涌起的是豪情，是欣慰，還是依戀。
關索壩對於他到底是什麼，我們難以說清。
還是這一年。夏末，陪他去玉溪鄉下龍潭釣魚，我寫下散文《一山一水一釣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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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識他起，他豐富的人生就成了我探尋的目標。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可模仿的人生。他經歷的起起落落，足以讓脆弱的人生死幾個輪迴。我在瞭解的同時，有了隱隱的憂慮。我對他直言：“你的人生註定是一個悲劇。”他用他那雙銳利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的深處有一絲蒼涼、一絲感傷。
和我們同來龍潭釣魚的人都有收穫，他沒有。或許他沒打算有。
在1996與1997年交會的時候，我們一行人被軟禁在邊陲小城河口，望着窗外青蔥的樹影，想起自己以文工團員的身份、以戰地記者的身份數次光臨這裡的經歷，感慨間寫下了雜記《那那邊》：恩慮在屋子的四壁間穿梭、反彈、交錯，腦子裡出現了倮倮的那首歌，那那邊是什麼，天蒼蒼、地荒荒——那麼，等着他的是什麼？
就是在河口賓館他的那個房間告別的時候，他說：“拖累你了，小先，我早就有這個意思，想認你當我的女兒，映羣也同意，現在這種情況……”我告訴他：“下次見到你，我會叫你爸爸。”
這個“下次”是在兩年之後，我到雲南省第二監獄去探望他。我當時的一聲“爸爸”，讓他的眼裡泛起了淚花。
時間走到了2013年。這十多年間，我們多次談到了傳記的寫作。時光改變的不僅僅是命運，還有心態、認知。從當初的不敢觸碰，到後來的坦然面對，從當初的墜落深淵到人生的觸底反彈，到達了人們口中的“第二次輝煌”，我們終於可以平靜地面對所有的經歷。這時候，也許纔是寫這本書的最好時機。
感謝博集天卷的年輕編輯毛閩峰和陳江，他們在兩下玉溪採訪的過程中，對褚時健有了清晰的認識，並對這本書的寫作有了一種與獵奇和炒作不同的真誠態度，最終讓我決定開始本書的寫作。
爲了讓這本傳記儘量地客觀公正和更有價值，我請我的朋友張賦宇和我一起寫。他曾是一個資深的財經記者，現在是一個年輕有爲的企業家，在企業經濟模式、經營管理和褚時健的經營管理思路方面有着我所欠缺的認識和解讀。
感謝律師馬軍，在過往的二十年中，他和我們有過很多次命運的交集碰撞，併爲本書提供了幫助。
感謝褚時健用自己波瀾起伏的人生，成就了本書的龍骨，還要感謝他二十年持之以恆的信任，爲本書籤下了獨家授權書。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