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說浪費了，不是有句話叫‘蹉跎歲月’嗎？我不那麼想。我覺得，經歷對每一個人都是一筆財富。但一個被經歷的苦難壓倒的人，是無法得到這筆財富的。任何時候，我都想幹事情，成績算誰的我不在乎。我覺得，人在任何時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有所作爲，這是對自己負責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難，還要有戰勝苦難的能力。”
紅光農場的艱苦時光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怎麼活下去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動力
畜牧場副場長：餓肚子的高山牧馬人
轉戰堵嶺農場：又一個“爛尾工程”
扭虧爲盈：糖廠副廠長創造的奇蹟
無盡的創造力：一手抓三樣
追憶衷牢山：承受苦難和戰勝苦難的能力
哀牢山，一座位於中國雲南省中部的山脈。哀牢山是雲嶺南延支脈，地勢險峻，山高谷深。海拔在3000米與600米之間變化，形成了一種寒溫帶和亞熱帶交叉的立體氣候。
1959年元旦，褚時健帶着行李，來到位於哀牢山中的元江紅光農場。這時，全國的“反右”鬥爭已經畫上了句號。
紅光農場的艱苦時光
一到農場，褚時健就遇到了原先的老熟人。見到他，這位過去的學校校長很吃驚：“小褚，你怎麼也來了……”
褚時健無語。其實，從頭一年送走那80個“右派”後，他心裡就沒有踏實過，他一直搞不明白，“右派”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紅光農場是專門接收省級機關和各地區機關“右派分子”及“下放幹部”的勞改農場，第一批“右派”就是它的建造者。這樣的農場當時在全國各地都有，比如後來成爲“雲南紅”紅酒基地的彌勒紅星農場。這些農場有一個共同特點：名字光鮮，但條件都異常艱苦。元江屬千熱河谷地區，是有名的“火爐”，氣溫常年在40攝氏度上下。因此，紅光農場可以算是當時雲南最艱苦的勞改農場之一。
褚時健被分配到了紅橋一隊，住在一個四面透光的工棚裡。報到沒幾天，褚時健就病倒了。他得了種怪病，全身癱軟，手腳無力，坐不起來也站不住，只能在牀上躺着。誰知這一躺，七八天都不能起牀。別人都忙着出工，他初來乍到，躺在牀上沒人管。鼻血不斷淌，他連擦的力氣都沒有，就由它淌，淌到嘴裡，滿了就嚥下去。
昏迷中，褚時健感到死神的臨近。他沒有想到，自己剛到農場，就要在這破屋裡死去，心中不甘，可又無能爲力。
命運偏偏製造了這樣的巧合。當年，在甄別反革命的時候，被褚時健“解救”的一個原定爲“美蔣特務”的醫生羅載興，已經先他一步到了紅光農場，就在場部當醫生。那天正巧羅載興到一隊來巡診，聽傣族農民說有一個新來的“右派”快死了，趕忙到工棚裡看看。就是這一看，救了褚時健。羅載興一看就明白，褚時健得了嚴重的瘧疾。他用自己保存多年的奎寧治好了褚時健，報答了當年的“救命之恩”。
其實，褚時健到農場後不久，農場就得到了玉溪地委的通知，褚時健屬於錯劃的“右派”，可以當犯錯誤的下放幹部看待。但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會去糾正這樣的“錯誤”。農場從未對褚時健提起過這個通知，也沒有因爲這個通知對他網開一面。褚時健是在二十年後，才知道了當初的一紙通知。因此，他這個最後的“右派”，纔有了哀牢山中的二十年歲月。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和褚時健的遭遇相比，馬靜芬一點兒也不輕鬆。
褚時健走後，馬靜芬所在單位的領導找她談話：“你身體不好，先回昆明去休養一段時間吧。”馬靜芬疑惑地問：“那麼以後呢？”
“以後，以後也不用來了。”
馬靜芬怎麼敢休養呢，丈夫去了勞改農場，這個家交給了自己，這份工作就是她和女兒的生活來源。她苦苦要求：“我需要工作，我不養病。”可領導的意思很明確，你現在是“右派”家屬，你沒有提要求的權利了。
馬靜芬回到了昆明。沒有了生活來源，褚時健留下的幾百元錢花不了多長時間。她到處找工作，落腳在了一個街道的編織組。編織組計件拿收入，織一支毛線有3毛錢手工費。一個人一天最多織三支線，交了管理費，每天能掙幾毛錢，滿打滿算，一個月有八九元收入。褚時健在農場，每月有22.8元的生活費，扣除7元伙食費，留三四元零花，剩下的全部寄給她。馬靜芬就用這點兒錢安排女兒、母親和自己的生活。後來，她好不容易託人找到了一份像樣點兒的工作，在毛巾廠當收發。可沒幹多久，她就發現有人投來了異樣的目光。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一個三歲的孩子，還有一預“右派”家屬的“帽子”，她感到心裡異常沉重。
“找他去，既然是他的妻子，就和他一起面對，不管怎樣，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她寫信給褚時健，要帶着孩子到元江，和他一起生活。
褚時健在離隊部三四里外的半山上種地、烤酒、榨糖，借住在傣族農民的土屋裡。他無法想象，妻子在這樣的地方怎麼生活。他勸馬靜芬不要來，理由很簡單：“條件太差了，天氣又熱，你過不慣。”馬靜芬回答：“不管有多苦，一家人能在一起，我願意。而且那裡都是‘右派’，好歹沒人歧視。”
1960年，馬靜芬帶着女兒投奔褚時健來了。她怎麼也沒想到，褚時健還沒有資格和家屬同住。他只能搬着鋪蓋捲回到山下的工棚，把馬靜芬和女兒留在了半山。農場不養閒人，馬靜芬既然來到農場，就是農場的員工，農場每月給她12元工資，要她餵養四十多頭豬。當豬倌，這是馬靜芬這個在他人眼中是纖弱敏感的資產階級小姐從來沒有想過的。
馬靜芬牢牢記住了這樣幾件事：
一天，褚時健到隊裡開會，沒有上山來，她哄着孩子睡覺，相伴的是盞昏黃的油燈。突然，一樣東西“啪”地打在蚊帳上。撥開帳子，她看見一條鋤把兒粗的花蛇，盤棲在屋頂木檁上。她嚇個半死，心頭打戰，欲逃無路，怔怔地緊抱孩子坐在牀上，直等到丈夫天亮回來。誰知道他回來一聽，說：“不怕，等它吃老鼠，明天再說。”
又有一次，褚時健進山砍竹子，一走一個星期。正值雨季，天漏了一般淅淅瀝瀝地雨下個不停。破屋不耐連天雨，地上到處流淌着小河，屋裡屋外一樣溼。下山打飯要走一大段山路，抱着孩子寸步難行。馬靜芬讓女兒待在家裡等，可孩子害怕，死死抱着媽媽的腿。她一巴掌甩過去，女兒的鼻子裡流出的是血，母親心頭流出的是痛。
半夜，要到碾坊關閘停水。他不在，這就成了她的事。夜黑黑的，山風帶着嘯音纏繞林中。馬靜芬硬着頭皮提着馬燈摸到碾坊關閘，每次都嚇出一身冷汗。
***：怎麼活下去
馬靜芬記憶深刻的這幾件事，褚時健早就沒有印象了。他腦子裡最重要的事情，是怎麼活下去。當時，餓死人已經不是稀罕事兒了。中國由“***”轉到了***，史稱“******”，全國多地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得水腫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時俊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紅光農場也不能倖免，1960年，全場職工吃了半年稀飯，很多人得了水腫，大人孩子都處在飢餓狀態。
“妻子孩子都來了，我不能讓她們餓死。”褚時健時時刻刻提醒着自己。他細細盤算，自己一個月工資22.8元，妻子12元，兩個人是34.8元，三個人吃飯，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費，總共24元，還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銷，生活起來很緊張。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覺得自己比別人還是幸運些。他知道，妻子執意從昆明跑過來當山民，是怕他一個人挺不過去。既然來了，他就有責任讓妻子孩子過得好點兒。
褚時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開外就是紅河，每天出工都要經過。望着滔滔江水，褚時健常常想起故鄉的那條江。
一天，褚時健翻騰自己帶下來的破木箱，不知怎的，從一堆破爛中翻出了十多個釣鉤，這是當年在玉溪釣魚時留下的。他如獲至寶，連聲說：“天無絕人之路，有這個我就不發愁了。”
有鉤沒有線，他把線衣拆了一件，兩口子一起扭線。天黑後，褚時健到江邊去下釣鉤，第二天天剛亮，他就跑去看看戰果，好傢伙，鉤住了四五條長長的魚。褚時健對妻子說：“這個買賣好整嘛！拿得來魚，我們就有了一條出路。”
此後，他差不多天天去釣魚。晚上下鉤，天不亮就取回魚養在小水溝裡，傍晚煮魚湯喝。他說：“那個時候，人要千很重的活計，只有稀飯充飢，那麼多人得水腫病，我們家一個都沒有得，想想真要感謝魚呢。”
農場的“右派”和勞改犯不一樣，工作範圍劃定了，節假曰可以到縣城裡去走走，買東西，趕集。
褚映羣這孩子在苦難中長大，懂事，從不對父母提什麼要求，只有元江城裡那兩毛錢一杯的甜水，是她進城一趟唯一想着的東西。褚時健的預算裡，每次都留兩毛，這也是他唯一能給女兒的。
有一次到縣城，碰上賣三塊五一斤的高級糖。所謂高級糖，就是有糖紙包着的奶糖。這在當時的小縣城裡是個稀罕物，買糖的隊伍排了很長。映羣再也走不動了，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糖塊。
褚時健告訴女兒：“那個糖有什麼好，粘在牙齒上揪都揪不斷。”
可映羣就是不肯走。兩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隊。就在隊伍裡，兩人還在猶豫，褚時健對妻子說：“這要喝兩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馬靜芬看看女兒那渴望的眼神，不忍從隊伍裡出來。最後，兩口子下了狠心，給女兒買了一次糖，這是褚映羣那些年得到的“最高級的禮物”。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動力
在勞改農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幹活兒。當時農場的一千多名“右派”，都幻想能用自己的勞動，換取早日“摘帽”的資格，褚時健也不例外。正是抱着這樣的幻想，他一個人幹幾樣工作，頂好幾個勞力。
1960年，元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從上游林區衝下來的泥沙中，裹挾着許多原木。這些木頭最長的有十多米，直徑大約三四十釐米。褚時健領着他的組員來到江邊，他打算下水撈木頭。這時的元江水面比平時寬了十多米，湍急的水流打着漩兒，濺起的波浪都是紅色的，水聲大得說話都聽不見。遠遠看去，峽谷裡的江流就像一條翻騰的紅龍。大家夥兒都被暴怒的江流驚呆了。在這種江水裡撈木頭，這想法實在太瘋狂了。
可褚時健太想要這些木頭了，副業組烤酒、榨糖、搭工棚都需要木材。他深信自己的水性，他讓別人在江邊接應，自己一人下到江裡。從上午九、十點鐘一商到下午，連午飯都沒有吃，褚時健拖出了十多根原木，累得頭暈眼花。
“一直到下午四點，又餓又累，我已經上岸了。這個時候，一根大木頭漂了下來，有十來米長，四五十釐米粗。我告訴我們副業組的兩個人，我下去拖出這根就走。我推着木頭向江邊遊，離岸還有20多米的時候，我發現不好了，江水開始打漩兒，我當時全身的力氣消耗完了，只有放棄木頭了，心想快點兒游出來。”可是這時，褚時健已經被木頭帶進了漩渦。江邊人們的呼喊，他已經聽不見了。褚時健說：“人哪，有時候家庭情感會產生巨大的力量，我看着出不來了，腦子裡浮現出她們兩個。我最過意不去的事情，就是把她們丟在這兒，我死了不要緊，她們今後日子怎麼過？一想到這個，我突然有力量了，水流剛把我衝到一塊岩石上，我一把抓住了石頭，水頭就折過去了。如果沒有這一秒的靈光一現，我肯定出不來了。”
半個小時後，褚時健才搖搖晃晃地從灘上爬了起來。這一幕，他沒有告訴自己的妻子。他說：“我這一生，好幾次遇着要死的坎兒，最後關頭，還是對家人的牽掛讓我選擇了生。”
有些人喜歡承諾，因爲有人看重承諾。馬靜芬說：“我從來沒有從他那裡得到過任何承諾，但我清楚，這個男人是個可靠的人。同樣，我也沒有給過他什麼承諾，我們那個時候的人，不靠這個，就憑相互的信任，託付一生。”
2013年10月19日，褚時健回憶起那些年月，說：“我們那個地方環境苦，但景色很美，最困難的三年，就靠我下河釣魚，靠全家人上山採野菜、挖竹筍，一直堅持到1961年。按人家的說法，這是叫花子養鸚哥——苦中作樂。後來，我們全家到電影院觀看電影《天雲山傳奇》，那晚，全家人都哭了。”
畜牧場副場長：餓肚子的高山牧馬人
1961年，褚時健終於等到了“摘帽”的消息。這一年，全國的幾十萬“右派”中，已有十多萬人先後摘了“帽”。
雖然對自己怎麼當上的“右派”心存疑問，但褚時健仍然渴望着“摘帽”的這一天。可當這一天到來時，他發現，生活從1958年12月拐了彎之後，再也不可能回到原來的軌道。這是一條單行道，沒有回程車。
不過，他的境況還是有了些變化，他被任命爲新平縣畜牧場副場長。
褚時健一家離開了紅光農場，走進了磨盤山中。
磨盤山因山頂平坦，形似磨盤而得名。那是杜鵑花開滿山間的時候。火樹杜鵑頂着一團團花朵，遠觀如簇簇燃燒的火把。山頂風大，草場上遍佈鵝蕾和淡藍的色彩，整個山谷美不勝收。當年，褚時健和老伴就在這裡當牧馬人。
現在，如果從新平縣到磨盤山，路上可以看到醒目的標牌：磨盤山國家級森林公園。可當年褚時健舉家搬遷時，這裡人跡罕至，偌大的高山草場，只有畜牧場一個單位。
畜牧場有七十多名員工，養着幾百只高加索綿羊，還有荷蘭奶牛和二十多匹高加索馬。別看草場面積大，但地勢高峻，風勢凜冽，牧草談不上豐茂。縣裡每年給牧場分配40萬斤草料，遠不夠牛羊吃飽。褚時健說：“那個時候，人沒糧食，餓得瘦條條的，牛羊吃不飽，不起膘，和人一樣，沒有一點兒多餘的脂肪。”他迫切地想改變畜牧場的現狀，把周圍的溝溝坎坎、大小山頭都跑遍了，也沒想出好辦法。他不明白，條件不具備，憑什麼要引進這些遙遠地方來的牲畜？
畜牧場幾十號人，在如此空茫的山中，幾近於無蹤無跡。風乾物燥，磨盤山年年山火不斷，山上大大小小的野生動物也對農場的牛羊形成了威脅。上級給牧場配發了槍支，褚時健扛上槍，巡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馬靜芬終於回到了本行，在山村小學當上了教師。這個熱愛大自然、鍾情花花革草的女人，在生活的重壓下，已經喪失了愛美的能力，當年的浪漫情懷被一點點從心中擠出，剩下的只有“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地活着。1992年，她擔任雲南省插花協會會長，一件取名爲《歡樂的火把節》的插花作品獲得了全國大獎，那是用雲南山地滿山遍野的火把果爲主材設計的。從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磨盤山留在她心中的痕跡。
轉戰堵嶺農場：又一個“爛尾工程”
果然不出褚時健所料，沒過多久，這個畜牧場垮了，褚時健一家搬到了新平堵嶺農場。這是一個移民農場，安置着當年從玉溪遷來的兩千多口人。褚時健到的時候，農場走得只剩下四百多人。又是一個“爛尾工程”，褚時健感慨：“當時的政策越來越不講理了。這些項目爲什麼搞，能不能搞下去，怎麼從來沒有人認真想過？”
其實，比亂上項目更可怕的，是這些項目所涉及的人，項目可以一紙命令撤銷，人呢？
大時代涌起過多少大風潮，普通人的命運就這麼被安排、被遺忘……
農場只能種苞谷，收的趕不上吃的，所謂“******”已經過去，可農場職工仍在鬧饑荒，肚子裡沒有油水，大人孩子走路都發飄。
剛到任的副場長褚時健，面臨的又是吃不飽肚子的問題，不過這次不是一家三口，而是整個農場的職工。
“我又找了一條門路，下河摸魚，上山打麂子。最多的一個月，我給食堂扛回了六隻麂子。”
還有一次，褚時健從江裡摸上來一條12公斤的鬍子鮎，足有兩米長。當地的傣族人從沒見過這麼大的魚，他們擡着魚回農場的時候，引來了一路的圍觀。
最讓褚時健得意的是，他一槍撂倒了150米開外的兩隻麂子。“我一直等到小麂子和大麂子成一條線的時候纔開槍，子彈從小麂子的肩胛骨穿過，直接進入大麂子的胸口。”這件事在傣族老鄉口中被傳成了神話，多年以後還有人記得。
半年，僅僅半年之後，堵嶺農場也要搬遷合併了。當時的縣委書記叫普朝柱，他後來成了雲南省省委書記。他是褚時健參加邊縱時的戰友，在地委時又是褚時健的上級。合併搬遷的命令是普朝柱宣佈的，他徵求褚時健的意見，問：“老褚，你有什麼打算，是跟到漠沙農場還是換個地方？”
從玉溪到元江，再從元江到新平，褚時健的家，可以稱得上家徒四壁，一無所有。幾隻破舊的木箱就裝着所有家當，沒一樣值錢的。他再也不願拖家帶口地打游擊了，不爲自己想，也得爲妻子孩子想想吧，況且女兒褚映羣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他對普朝柱說：“農場就算了，能不能幫我安排個固定點兒的工作？”
普朝柱說：“縣裡的曼蚌糖廠缺個副廠長，不過虧損得一塌糊塗，你願不願千？”
褚時健毫不猶豫地說：“幹！”
扭虧爲盈：糖廠副廠長創造的奇蹟
1963年，褚時健到新平縣曼蚌糖廠擔任副廠長。
1965年，新平縣產業佈局調整，曼蚌糖廠關閉，廠裡的職工都轉到了新廠——戛灑糖廠。
在褚時健的記憶裡，它們就是一個廠。褚時健的幹部履歷表上也寫着：1963年—1979年，雲南新平縣曼蚌糖廠副廠長。
糖廠就在戛灑鎮上，有一百多名員工。別看廠子不大，這在地處哀牢山腹地產糖區的新平，也是個數一數二的國企。糖廠靠近山腳，用溪水做動力，榨甘蔗汁熬紅精。糖渣可以用來釀酒，糖和酒是主要產品。
糖和酒，對褚時健來說太熟悉了。他從小在家鄉就烤酒，在農場又熬過糖，他覺得，自己來搞這個廠很有“譜氣”。當時糖廠並不賺錢，平日裡百多號人，榨季加上臨時工可達兩三百人，一年幹到頭，反而虧損20萬。縣裡沒有錢補貼，都是靠省財政負責平衡。對於一個基本沒有工業的特困縣，這也成了領導的一塊心病。
褚時健的介入，還是從摸清情況開始。他發現，糖廠所用的榨糖工藝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據說已經有三千年歷史。土竈上有從大到小的八口鐵鍋，最大的直徑一米多。燒鍋用的是木柴，水磨碾過的甘蔗汁倒進鍋裡熬。因爲怕熬煳了，工人們需要一邊燒火一邊攪鍋，勞動強度非常大。褚時健算了算，出1公斤紅糖用12公斤甘蔗，耗燃料5.2斤，100公斤甘蔗只能產糖9公斤，用的燃料卻高達近50斤。因爲燃料是木柴，用量又大，這麼多年下來，廠區附近靠江邊的樹都被砍光了，只有上山去砍。
褚時健在生產會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搞企業，必須講效益。具體到一個小糖廠，就要算算一噸甘蔗能出多少糖，它的成本，也就是原料費、燃料費，還有人員、水電、機器磨損等其他費用是多少。現在這種高能耗、低產出的生產方式，怎麼可能不虧損？廠裡的技術人員提出：“我們用這種方式生產了許多年，要想進行技術改造沒有資金行不通，廠裡年年虧損，哪裡來錢搞改造？”褚時健說：“最現實的做法就是先從改竈和改燃料入手，花錢少，見效快。”
那段時間，褚時健天天穿着背心短褲泡在竈火邊。新平天氣熱，他成天在火邊烤，汗流浹背，全身就沒千過，人又長得又黑又瘦，真有點兒鋼筋鐵骨的味道。糖廠的員工都覺得這個副廠長不同尋常，就憑他肯吃苦的勁頭，肯定能搞出名堂來。
糖廠的主打產品是紅糖，但糖的質量一直不過關。廠裡過去的方法是高溫煮、高溫蒸發，不是煮過了頭顏色太深，就是蒸發後的結晶太硬，打都打不爛。褚時健琢磨出一套方法，把白糖廠生產的基本原理引到紅糖廠來，用低溫煮、低溫蒸發來提高紅糖的質量。正是這一改革，促使紅糖的一級品率大大提升。
正趕上榨季，廠裡的鍋爐壞了。大家都不會修，圍着鍋爐七嘴八舌，可誰也想不出辦法。如果進城去請師傅來修，一來一去要耽誤好幾天。褚時健不吭聲，圍着鍋爐琢磨了兩個小時，然後爬進了還帶着高溫的爐膛。幾分鐘後，全身冒着熱氣的褚時健出來了。令人稱奇的是，罷工的鍋爐好了。這一情景十多年後再次重演，只不過那時的鍋爐已經是玉溪捲菸廠的大鍋爐了。
當副廠長的第一年，褚時健的改造就見了成效。燃料由木柴改爲甘蔗渣，每公斤糖所耗的燃料從5斤2兩猛降到了8兩，節省燃料五倍多；糖榨三回，百公斤甘蔗出糖量達到了12公斤；低溫蒸發，糖的一級品率從10%一下子飆升到85%。
這一年，糖廠贏利了，不但填平了20萬元虧損，還有了8萬元的盈利。
這28萬元對於新平縣財政來說，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無盡的創造力：一手抓三樣
褚時健的名聲傳開了，人們對這個“摘帽右派”刮目相看，原先覺得他不像個副廠長的人，這時也蹺起了拇指。
糖做好了，褚時健着手攻克造紙的難題。廠裡當時有臺日生產量兩噸的老舊機器，生產人稱“草紙”的低端產品。褚時健這個副廠長管生產流程，他提出，把原先四噸的鍋爐改成十噸，這樣可以提高造紙的水平。這樣的事情廠裡的人想都沒有想過，更何況一個有“案底”的新廠長。一位姓劉的工程師悄悄勸他：“老褚，你想過沒有，這可是國家財產，你搞好了沒有功，但如果失敗了，只怕會有殺身之禍。”
其實，當時褚時健這個副廠長的任命並沒有宣佈。原因很簡單：“摘帽右派”。褚時健帶點兒調侃地說過：“‘右派’帽子給你摘了，拿來掛在牆上。什麼時候運動來了，把它拿下來給你戴，你就得戴上，就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他是個明白人，完全知道失敗可能帶來的後果，可他的回答只有四個字：“我有譜氣。”
馬靜芬這時候也調到了廠裡，負責檢驗和化驗。褚時健回憶：“我們兩個人這一段成了搭檔，她進入狀態很快，也善於發現問題。很快，我們就做出了紙，而且是辦公用紙。紙樣送到了省輕工廳，輕工廳的人說：‘你們那種爛機器可以做這種紙？是不是拿別人的產品冒充的？’我說：‘你不信，你可以瞧瞧去。’”不光分管的技術幹部不信，就連廳裡的領導也不相信。
不久，輕工廳果真派來一位副廳長。他親眼看到紙從機器上拉下來，笑着說：“我相信了，誰說小廠不能創造奇蹟？”
糖和紙的生產上了臺階，褚時健開始了他的另一種改變，這就是職工福利。褚時健說：“那個時候我就摸索怎樣把國家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只是這種話當時不敢講。工資那麼低，又不準發獎金，職工的生活很艱苦。我說，別的做不了，我們可以改善生活。別總喊口號唱高調，如果生產搞好了，職工一點兒好處都得不到，他的幹勁從何而來？”
褚時健提出，製糖的下腳料，那些黑黑的東西，其實還含有很多糖分和營養，完全可以當飼料。副業組按他的想法搞了兩三百噸，一噸喂一頭豬，結果廠裡的三百多頭豬都養得胖乎乎的。同時，褚時健組織了幾個職工，重新開挖江邊被水沖毀的荒地，搬開上面十幾釐米厚的石頭，把底下的好土翻過來，翻出了十幾畝菜地。當地人過去不種菜，認爲熱地方長不出好菜。副業組這十幾畝地讓人開了眼，種的番茄、辣椒、青菜、白菜都長得很好。副業上去了，食堂就有了起色。過去廠裡的員工食堂一個月吃不上一次肉，現在每星期吃一次，一家只要出五毛錢，就可以用澆菜的那種大鋁瓢，打滿滿一瓢肉。兩年後，肉可以敞開吃，一個月7元生活費，可以吃到五六公斤肉。員工的生活改善了，收入增加了，千勁也大了。
“當時新平縣江岸兩邊有很多集體單位，就數糖廠的職工食堂辦得最受歡迎。”
就在褚時健的改革實踐初見成效時，“*****”到來了。
新平地方小，但大地方鬧什麼病，這地方也哆嗦。其他地方的“摘帽右派”，但凡來個運動，就被揪出來鬥幾回，很多人都反覆經歷過。“*****”一來，不光“右派”，就連當時的革命幹部都成了批鬥對象。糖廠有點兒例外，不管外面怎樣轟轟烈烈地鬧，廠裡相對要平靜許多，褚時健基本上沒捱過批鬥。
褚時健對此很知足，他稱這是“大潮流中的小天地”。當然，想整人的人什麼時候都有，想幹事就有風險。褚時健這片相對平靜的小天地，是他自己創造的。爲什麼？因爲他改變了工廠的經營狀況，改善了職工的生活，糖廠年年贏利，職工福利在新平算是第一，把他整下去容易，要做到這兩點卻很難，這樣整他的人就有了顧慮。
褚時健說：“我們這套低成本、高質量的生產週轉，別的人都做不到，所以哪一派鬥勝了上來，他就得找我。寫個大字報，會上點你的名，別計較。嘁你靠邊你就靠，過兩年風水轉了，還要來找你的。雖然這個‘*****’真的是很多人都被鬥，有些還被鬥得很慘，我卻沒有被鬥過。”
當時有個口號叫“抓革命、促生產”，造反派們甚至對褚時健表示：“我們在前邊抓革命，你在後邊把我們廠的生產搞好，這樣我們不會被抓辮子。”
有了這樣的環境，褚時健得以安心搞企業，很少在批鬥會上露面。他對一些同樣境遇的“走資派”“摘帽右派”說：“寫個大字報，會上點你的名，別計較。喊你靠邊你就靠，過兩年風水轉了，還要來找你的。生悶氣不解決問題，我的心態是把事情做好。”
就在這個小糖廠，褚時健實現了搞企業的夢想，也看清了自己擁有的無盡創造力。
褚時健自豪地說：“我們搞了三個品種——糖、酒、紙，三種產品都搞出了名堂。不是我有什麼神奇之手，而是善於學習，從小就這樣。我所到的地方，一路的記錄都是一兩年就有起色。我一直有個意識，人活着就要幹事情，千事情就要幹好。幹得好不好，有三個標準：第一個，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的關鍵是利潤要增長；第二個，做事情，錢花多了也不行，那些年我們是幫國家搞企業，幫國家搞就要替國家算賬；第三個，幹事情就要對大家都有利。可以說，新平的實踐爲我後來管理玉溪捲菸廠打下了基礎。”
追憶哀牢山：承受苦難和戰勝苦難的能力
“在元江、曼蚌，一直到戛灑這20年，差不多佔了我一生的一大段時間。”
就在這段時間，兒子褚一斌出生了，褚時健有了一個美滿的四口之家。
褚一斌有幸在昆明出生，可他出生沒幾天，褚時健牽掛廠裡的生產，催促馬靜芬回新平。褚時健的話就是命令，馬靜芬抱着兒子，和丈夫一起坐了三天汽車，回到了新平。不巧正趕上修路，車堵在漠沙江邊等渡輪，一等幾個小時。
褚時健歸心似箭，不耐煩了，他說：“不等了，我們走回去。”
一聽這話，馬靜芬眼淚流了下來。還有十幾里路，抱着出生沒幾天的孩子，怎麼走？褚時健對妻子的眼淚有些無奈：“在農村，女人路上生完孩子抱着就回家，哪有那麼複雜？”
當年談起這些事，說一次兩口子就吵一次，爲了這，馬靜芬不知哭了多少回。當光陰把記憶壓成碎片後，她終於能夠平靜地回憶往事了。
“我這一生，大小產一共有五次。我的身體不好，每一次的反應都讓人死去活來。生映羣時，他來醫院守過，以後就不來了。有一次我動大手術，他幹他的工作，沒來。手術完了，他到病房看了看，給我倒了杯水就走了。”
“在磨盤山時，我在山區小學教書，映羣每天跟我到學校。有一次，晚上下班遇上瓢潑大雨，我們兩個在山路上走，全身搞得和泥人一樣，回到家連褲帶都是溼的，他都沒想起來接我們一下。”
“那段時間我流過一次產，他沒時間管我，十幾裡山路，我一個人走去做手術，中間還要蹚水過一條河。我覺得他是身體太好了，體會不到我這種老病號的難處。”
“你別看他跟當地的農民、跟廠裡的工人處得來，回到家和我跟孩子卻沒有話講。我們兩個孩子，他一個都沒有抱過。在新平時，有個鄰居偷偷問過我媽，映羣是不是老褚親生的？搞得孩子都怕他。映羣在縣城上學，離家幾十裡，他去開會，順便到學校去看她，映羣沒錢花了，都不敢開口問他要點兒錢。”
“戛灑天氣熱，每天晚上都要洗澡。他肩上搭條毛巾，叫聲‘走，兒子，洗澡’，自己就往前走了。一斌纔多大一點兒，吧唧吧唧地緊跟着趕，他連頭都不回。”
“我在戛灑小學教書時，因爲是‘右派’的妻子受人欺負。我忍不住告訴了他，他咬着牙說：‘誰再敢欺負你，我就殺了他。’老褚是個說話算數的人，我以後就不敢跟他講這些事了。”
妻子記憶裡的戛灑生活，帶着太多的無奈和心酸，那麼，女兒褚映羣的記憶呢？
褚映羣從小就沒過過幾天好日子。父親命運的改變，不可避免地也改變了她的生活環境。爸爸從國家幹部變成了大山深處接受勞動改造的“右派”，她童年和少年的悲喜悠遊，都與艱辛困苦緊緊相連。甚至她的童年和少年教育，也是在條件簡陋的學校完成的。
生活的經歷，讓她從小就知道隱忍、懂得體貼、善於觀察。她說過，有些時候，她是媽媽和爸爸之間的黏合劑，在這個四口之家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當年的採訪中，她很少談到自己，只是用一種冷靜的語言談及父母。
她說：“那些年我不記得過過什麼好日子。有幾年我和媽媽、弟弟在一起，我上小學的時候就幫我媽帶弟弟。對我老爸，我從來不會提要求，不會訴苦，因爲我的老爸太堅強。我覺得，他甚至連表達感情的話都不會說。現在到我們家，你會看到他做家務、逗娃娃，對我的女兒和侄女很好，我覺得，他好像是把沒有給我們的給了第三代。”
問起她的愛好時，她說她愛讀書，小時候就喜歡，即使在新平傣族寨子裡當知青的時候，她也堅持了讀書的習慣。所以恢復高考後，她第一年就考上了昆明的大學。
這些事情在褚Ⅱ寸健的記憶裡是不是完全沒有呢？不是。
1991年的採訪中，褚時健說：“我這個人太粗，當然，岡爲我的粗，很多時候也得罪了我的家人。我不是有意的，希望他們不要計較。在我看來，我們這個家庭是高層次的。從困境中一路走過來，最後統一到對事業的追求上，很難得。雖然不表達，但我對家裡的感情很深，如果沒有他們，有時候我會想，幹不成就算了，有了他們，我就一定要幹好。”
幾年後，褚時健的話得到了證實，他讓妻子看到了他對她的愛、對這個家的負責、對女兒的痛惜、對兒子的牽掛。
1978年，“右派”問題得到最大力度的解決，大部分人“一律摘帽，回到人民的隊伍”。
1979年，褚時健在戛灑鎮上看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他對老伴說：“一切該結束了。我是搞經濟、搞技術的，我們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此一去，山中二十年；此一去，青絲摻白髮。
1979年，褚時健終於要離開哀牢山了。他將二十年山中生活的所有痛苦回憶打包裝進了記憶深處……
他感慨：“這麼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說浪費了，不是有句話叫‘蹉跎歲月’嗎？我不那麼想。我覺得，經歷對每一個人都是一筆財富。但一個被經歷的苦難壓倒的人，是無法得到這筆財富的。任何時候，我都想千事情，成績算誰的我不在乎。我覺得，人在任何時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有所作爲，這是對自己負責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難，還要有戰勝苦難的能力。”
送別褚時健時，戛灑糖廠的職工依依不捨。在他們眼中，他們的廠長是個有着無窮動力和能力的人，用句最普通的話形容：只要他沾手的事，就能幹好。
因此，他們對來接褚時健的玉溪捲菸廠的人說，戛灑糖廠的福氣要被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