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芝廷對農村問題很瞭解，農村窮困的原因他思考過很多。
有許多不對的地方，比如他認爲現在大多數農民窮苦，是因爲不良商賈的盤剝。
官府不收農稅，所以農民窮怪不得官府，那麼農民比過去沒見更富裕，這是爲什麼，只能是因爲商賈盤剝，農民種糧，糧商壓低價錢，農民種棉，棉商壓低價錢，而商賈販運到農村的各種商品則擡高價錢，一進一出農民就窮了。
這顯然還是傳統士大夫對商人的偏見，在一個開放性的商業社會中，都是自由競爭的關係，農產品價格低廉，不能說是商人的盤剝，因爲農民可以選擇不賣，價格基本上還是遵循價值規律，當然個體農民跟糧商在經濟實力上的不對等，讓糧商擁有更大的市場話語權，這又是另一個問題。
官府是不在收農稅了，但不意味着農民就真的沒有交稅，因爲政府徵收了太多的交易稅等間接稅，所以讓人以爲農民不需要交稅，可實際上，糧商的交易稅成本最後都轉嫁給了農民，糧商繳的稅越多，就越要壓低收購價。
這些情況，陳芝廷這種文人是看不懂的。
因爲間接稅隱蔽，去稅務機關納稅的人，並不是實際負擔稅負的人，因此會造成嚴重的財政幻覺，實際負稅人很難覺察到實際的稅負，不但沒有稅收痛感，反而還認爲自己有負於國家，對於國家和政府生出無限的感恩戴德情懷。
現在的農民和爲農民考慮的士大夫就是這種認知。
但這種錯覺是有好處的，那就是最廣大的農民因爲不知道自己納稅，所以產生自己對於國家毫無貢獻的愧疚感，所以在所有的羣體中，農民對政府最爲認同，看不懂這個問題的文人們，罵政府各種問題，獨獨對政府不收農稅而誇讚不已。
看得透徹的政府財務專家們也不會就這個問題站出來闢謠，他們吃多了纔會找罵，巴不得這個美麗的誤解一直保持下去呢。
只是讓商人背了這個鍋是朱敬倫沒想到的，而且聽陳芝廷說，鄉村普遍是這樣的認識，每每到了秋收時候，農民、地主都會因此跟糧商衝突，對價格不滿。
朱敬倫也沒有更正陳芝廷的認識偏差，不過他提了一個建議。
中國有完備的糧食儲備系統，在全國各地分儲了五億擔糧食，以國內目前的平均糧價二兩來計算，這是一筆十億的開銷。但事實上投入沒有那麼大，各地糧倉管理方法基本上是三年一換，一年新糧，一年陳糧，第三年發售。所以每年要替換的糧食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一億多擔。
一億多擔糧食，價值三億，但這也不是淨投入。國家給了儲備系統足夠的政策支持，現在糧庫都是在以免稅的方式，從國外產糧國直接大批量進口新糧，一次進口規模大，加上免稅，糧庫的採購價基本上維持在一兩左右，相當於1.35庫平兩。
這樣每年總的採購投入不過兩億三千萬兩左右。不過陳糧發售總能收回一些成本，舊糧在市場上出售價格大概是新糧的三分之二，糧庫以批發形式向有信用的糧商成批出售，大概是半價的樣子，因此在出售環節損失的成本並不算大。
糧庫最大的淨投入是維持倉庫建築，運輸費用以及糧食朽壞的成本等等，這筆費用佔到糧食價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隻有一億兩左右，雖然是一筆龐大的開銷，但財政能夠支持。
其實就是不能支持也得支持，儲備糧一來備荒，一來備戰，這都是不能講究成本的。
但這筆支出確實太大，管理糧食又管理財政的戶部官員提出過各種建議，比如由各地的倉儲開辦各種酒廠，用陳糧釀酒。直接開養殖場，用陳糧餵豬牛羊。還有提議讓常平倉直接經營糧店，給他們特權，准許將舊糧按照新糧來賣的餿主意。
各種各樣的辦法，每年都會有人提議，而且很多都通過了，最後在朱敬倫這裡被否決。
朱敬倫很清楚，儲備就是儲備，這就是一個純粹賠錢的買賣，該投入就投入。想要投機取巧最後只會帶來惡果。
最讓他擔心的是，光是一個儲備系統，單純的糧食管理，就出現了各種名目繁多的腐敗問題，有跟糧商勾結，用陳糧當新糧賣的，這樣有三分之一的差價。有貪墨倉庫維修經費的。有虛報運輸費用的，將當地糧的運價報成外地糧的運價。有不動窩倒庫的，不進口新糧，用陳糧當新糧，只在賬面上做文章，就能騰出大筆經費來。
各種問題，每年都會查出來，每年都因此而殺人，真是帶血的儲備糧。
之所以如此，無非是因爲利益巨大，現在都這樣了，讓他進入經濟市場，那就更復雜，更有輾轉騰挪的空間，更難監察了。而且儲備庫是官場，是享有特權的。一旦開始謀利，對市場的衝擊是難以想象的。
而且官辦產業的效率，朱敬倫沒有任何信心，假如讓他們開養殖場，飼養牲口賺不了錢的時候，他們又會要求允許他們經營屠宰，加工皮革，還賺不了錢，就又會說開商鋪，到最後恐怕只會淪落爲依靠特權炒作房地產等行業謀利了。
因爲巨大的規模，政府只能任由這種產業一步步滾雪球下去，即便效率再低都不敢動。
相比每年一億的淨投入來說，朱敬倫擔心讓儲備糧庫經營產業，恐怕副作用更大。
現在可以微調一下，儲備庫主要是直接進口國外廉價糧食，大米是從南洋進口，小麥是從俄國和美國進口，雖說通過越來越大的船舶和鐵路規模運輸，極大的降低了成本，但對國內農民來說，其實相當於壓低了他們產出的價格。因爲大方向上來說，每年三分之一的糧食是進口的，儘管投入市場的只是陳糧，可依然讓糧商有機會壓低價格。
如果能將儲備糧，從國外轉向國內，儘管採購價格會變高。但取消了三分之一免稅的糧食之後，國內糧價會上升，最終是農民和農業受益。從經濟學上來講，其實就是減少進口，保護了國內行業而已。
在戰略上來講，國內糧食自給自足十分重要，總是依賴進口，總不是辦法。
至於儲備系統開始以保護價收購國內糧食後，一來國內糧價升高，農民受賄，二來原本主要依賴國內糧食經營的中小糧商只能提高價格。短期內會造成進口減少，時間一長，大糧商還是會轉變爲過去國家糧庫的角色，他們開始直接從國外進口。
造成的結果是，國家儲備系統將收購目標從國外轉向了國內，更加可控和安全。也更有選擇空間，一旦通過這種轉換，讓國內糧食生產能夠滿足要求，糧食從國外進口可以限制，提高關稅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滿足，五億擔的儲備糧，足夠維持一年的糧食安全。有足夠的緩衝時間。
另一個結果是，儲備系統不再從國外直接進口糧食，採購成本會大幅度上升，這部分成本就是農民的手藝。成本會由財政支出，最終轉嫁到全民頭上，可以說是全民來補貼農民。
當然減少進口後，會跟國外有貿易摩擦，但跟俄國和美國的貿易摩擦就沒少過，跟美國戰爭之後，美國人就在關稅問題上不斷做手腳，雖然不敢增加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可是向特定國家減免關稅還是可以的，比如他們大幅度降低了日本的生絲和茶葉關稅，導致中國出口美國這兩項產品劇減。俄國則是不斷提高工業品關稅，中國輸入俄國的絲綢下降，而且還跟中國搶奪蒙古和東北市場，通過各種特權，將晉商排擠出這兩個市場，也就將中國產品排擠出了這兩個市場。俄國的棉布、呢絨製品，已經壟斷了蒙古市場和黑龍江。
加上中國遲早要跟俄國開戰，減少對俄國糧食的依賴，這是必不可少的。
對陳芝廷而言，他卻可以以此爲名，打出富民的旗幟，政治上收益甚大，會讓他很快就站穩腳跟。
現在所缺的，就是讓陳芝廷復出了。
尚書令是赫德，要讓赫德讓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他根基很不穩，但畢竟是尚書令，在官場上依然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在現行制度下，動這一級別的官員，是很大的政治動作。
所以朱敬倫決定先跟赫德談談。
赫德十分識相，經過跟朱敬倫一番長談之後，他明白皇帝想讓他平穩辭職，他即便不同意，最後也不過是被罷免，自取其辱罷了。從陳芝廷來南京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尚書令做到頭了。當時他就考慮清楚了，犯不着對抗，除了帶來一些政治風波之外，任何人都不會有好處。主動退讓，讓他能夠帶着榮譽走，就是回英國也是衣錦還鄉。
但赫德還是有些不捨的，他是一個貪戀權位，或者說貪戀權力的人。好在朱敬倫給他留了餘地，特別任命他爲中國政治總顧問，授予他可以對任何事務發表建議的權力，而且是直接傳達到皇帝耳中，過程中不需要經過任何人審覈。
職位上依然位比三省，繼續按照尚書令的職務給他發放俸祿。
於是很快就出現了戲劇性的局面，赫德突然向皇帝提出了辭呈，理由是年紀大了，身體不好，而皇帝則再三的挽留，倆人經過一番“深談”之後，難以拒絕皇帝禮賢下士的誠意，赫德勉強答應繼續爲中國政府服務，但只接受一個顧問身份，不打算繼續參與政治了。
於是皆大歡喜，接着陳芝廷被緊急復任，好似是因爲赫德突然離開，皇帝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一樣。
陳芝廷上臺後，第一時間發佈了自己的執政目的，就是要富民。
不提他的施政綱領，僅僅是他本人上臺，就足以得到一大批士大夫的支持。輿論上對他的支持力度超乎想像。讓赫德不由得感慨，他用盡了辦法，依然無法讓人接受他是一箇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