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調回薊縣後的工作安排
1977年6月9日，我和妻子離開大城縣裡坦公社，被小木橋大隊的手扶脫拉機送到靜海縣陳官屯火車站，我們爲四五個行禮箱辦了託運手續，就乘坐下午的火車到了天津。因爲調動工作的路費是可以報銷的，我倆就找個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八點多鐘，我們乘坐公交車到了天津市人事局，他們收回了原來的調令，又給我們開了去薊縣組織部的調令，時間不大就把手續辦完了。因爲去薊縣的火車每天早晨一趟，長途汽車是每天早晨、中午兩趟車，我倆就到東北角長途汽車站，乘坐中午到薊縣的汽車，下午就回到了位於薊縣城裡鼓樓北面西北隅錢家衚衕的家裡。
我家和錢益華家共住一層一明兩暗的四破五型磚瓦房，所謂四破五的房型，就是把普通四間房的地方建造成五個房間。我們這層房東西向全長14米，南北跨度5.5米，前面是明裝修的門窗。所謂明裝修也就是東西兩個房山牆上有貼山柁，中間再用四架明柁把房子分成五個小間，六架柁的下面都是八尺高的柱子，柱子的下部被1米高青磚壘砌的窗臺包裹。窗臺上面的每個柱子中間都是窗戶，這樣裝修的房屋造價較高，但房間的採光面積大，屋裡顯得亮堂。
四破五房的中間屋是3.7米寬的堂屋，也是廚房兼過道，前面前後都有雙扇門，前門的上部和左右兩側的上半部也是窗戶。前面窗臺下部是竈臺，東西兩個竈臺分別連通裡屋的火炕。竈臺北面是進入兩側裡屋側門，側門的北面空地擺放盛水的大缸。北面的後檐牆只有一個後門，沒有後窗戶了，爲的是減少西北風的侵襲。錢家住的東屋，是一個2.75米的外間屋和一個2.4米寬的裡間屋，中間的大柁下面是界斷牆，界段牆上有一個小門。這種裡外套間的房子火炕都是通長的，堂屋竈臺的煙道通過大炕到房山牆，煙筒都在房屋頂部的兩側。我家住的西屋本來也是一個2.75米的外間屋和一個2.4米的裡間屋，1968年蓋西廂房時，把中間的木板界斷牆拆了，西屋就成了一個5米見方的大屋了，生產小隊經常在我家這個屋裡招開全體社員會。
在我們兩家一起住的這層正房之外，我家前院還有兩間西廂房，也是尖頂磚瓦房，出租給百貨公司的靳會計一家居住。她家有兩個女孩，由靳會計的姑姑在這裡看護。我們這層正房後院還有四米寬的空地，我家在西側蓋了一間平頂焦子灰的小平房，也可以住人。錢益華家前後院沒有建築，都是種菸葉和種菜的空地，他家在後院的東北部還有一片空宅基地，也都種了玉米和蔬菜。
這時我三叔（繼父）在薊縣百貨公司門口當警衛，在警衛室裡吃住，平時很少回家裡，我家東屋的錢益華給他打了電話，他就回來給我們打開了屋門。
我母親病故後，這屋子幾個月沒人住了，炕上和牆櫃上積了一層塵土。見物思人，我們倆的眼淚又流下來了。我倆忍住悲痛，把屋子打掃收拾乾淨，就作爲我們的客廳、餐廳兼臥室了，我們就睡在5米長的大炕上。
當天晚上我倆就先後到馬樹魁家和我妻兄王紹儒家，向他們彙報我們調回來的情況，大家都很高興。我還把屈志敏給辦成調往廊坊地區駐薊單位的事說了，等於讓人家白費勁了，委託馬樹魁代我們向屈志敏表示感謝。馬樹魁說那沒什麼。在王紹儒家我說沒有自行車了，託他給買輛自行車，他說那好辦。當時他任城關公社書記，“走後門”買自行車是小事一樁。過兩天他說聯繫好了，給我寫了一張便條，我拿着這個便條，到位於東大街的城關供銷處找到羅主任，一位50歲左右的女幹部，她領着我從庫房推出一輛飛鴿車子，又領着我到財務室交了170元錢，我就騎回來了。
那時天津市的自行車是憑票供應的，也不知按照什麼標準發放自行車票，這些票證都由商貿部門的領導們掌握。那時期南方講究騎上海生產的鳳凰牌、永久牌自行車，北方講究騎天津生產的飛鴿牌、紅旗牌自行車，我賣了紅旗牌舊自行車，又搭九十元錢買了一輛飛鴿牌新自行車，也算鳥槍換炮了。
我們用火車馱運的行李，是11日中午錢益華抽空駕駛生產隊的手扶拖拉機和我到薊縣火車站拉回來的，他一看只有一個柳條箱子，其餘都是紙箱子，就說：“你們就這點家當啊，也太寒酸了。”我說：“沒想在大城呆長了，也沒置買傢俱。”
11日下午我又乘汽車到倉上屯我姑姑家裡，把我們兩個孩子接回來，讓他倆在家裡玩幾天，準備過幾天后送他倆去幼兒園。
我們倆的工作安排，在當時看也是不錯的。
那時薊縣的黨政機關除了五一節、國慶節和過年（春節）放假不辦公之外，每天都要上班，還沒有休星期天的制度，機關幹部每月四天假，輪流休假。6月11日早晨我們先到薊縣組織部幹部組報到，是幹部組的組長王光華和老幹部陳福全接待的，他們說我的工作如何安排尚未研究，讓我在家裡先休息七天，到6月18日再去拿調令。6月18日我到幹部組，他們說讓我去水利局政工組當政工員，開了調令，我就去水利局報道，水利局政工科收下我的工資關係轉移介紹信、黨的組織關係轉移介紹信，又給我七天假，讓我去辦理戶口和轉移糧食關係手續，到8月25日再來上班。
我妻子王翠芹的工作安排出現了周折。6月11日上午幹部組就給教育局開了介紹信，讓她七天後去教育局報到。這時薊縣已經有了文化局，原來的文教局改稱教育局了。
我們調回來之前，我妻兄王紹儒就問過組織部幹部組，能不能在我們調回來以後給王翠芹改行，安排在城裡的單位工作。幹部組說不行，因爲教育局有要求，外地調回的教師必須交給他們安排。那時教師是臭老九，很多人都不願意當教師，而且各小學都有許多村裡掙工分的民辦教師，教師隊伍也的確缺人。所以我們回來以後組織部就把王翠芹的調令轉到教育局去了，王紹儒也找到教育局的政工組長老丁，要求他們照顧一下留在城裡，結果教育局就把王翠芹分配到城關公社去了。那時城關公社有48個大隊，有四所社辦中學和四十多個小學。在縣城裡除了位於東北隅的薊縣一中，位於東關的薊縣城關二中和位於西北隅的薊縣城關小學（原薊師附小，只招收西北隅農業戶籍的和城內非農業戶籍的學生）屬於教育局直接管轄外，城內的東南隅小學、東北隅小學、西南隅小學、西關小學、東關小學、南關小學都屬城關公社管轄，城外還有賈莊、下閘、楊各莊社辦中學及四十左右個小學，各小學都有掙工分的民辦教師，按說安排一個人不成問題。可是因爲王翠芹是公社書記的妹妹，這就使公社總校長王世榮（西南隅村人，與我們孟家也很熟悉）犯難了。平時就有不少調進縣城黨政機關上班的領導幹部，通過教育局把在鄉下學校當教師的妻子調進城關公社來了，在全縣學校的師生比例中，城關公社的國辦教師比例是最高的，而城裡學校的國辦教師比例又是全公社中最高的，離城較遠的小學校國辦教師較少，按說應該把她分配到離城較遠的小學去。可是礙着王紹儒的面子，王世榮又不能把她分到遠處去，因爲那時城外還都是莊稼地，交通也不方便，有時晚上學校還要組織教師學習、開會，離家遠的也的確有困難。
於是王世榮就採取了“推”的辦法，他說你家住西北隅，如果去城關小學多方便啊，而且那個學校也缺人，還有你們村的兩個掙工分的民辦教師呢，你還是去找教育局要求去城關小學吧。這就等於城關公社不接收，又給教育局退了回去。王翠芹只好拿着調令又回到教育局，找到政工組的丁組長，說了此事，要求到我們村的城關小學去。老丁說城關小學是縣裡的重點小學，只有教學水平高的人才能進入，你們1968年畢業的師範生沒學多少文化課，不適合到這個學校去。王翠芹說你們覺得我教學水平低可以不讓我教課啊，在學校打雜也可以。老丁說想不教課你就改行吧，那得找組織部，我們辦不了。這就等於鬧僵了，於是王翠芹就拿着老丁退給她的組織部的調令，又回到幹部組說明這個情況，意思就是教育局不能把她安排到城裡的學校了，她又不服從教育局的分配，人家不接收了，希望組織部給她改行。
幹部組長王光華又給教育局老丁打電話覈實此事，老丁說：“這個人我們解決不了，你們另行安排吧。”王光華說：“既然你們不接收了，我們就另行安排了。”於是就問王翠芹願意改行幹什麼工作，她考慮到縣城裡的商業部門攤子大，單位多，要比糧食、工業、建材等部門容易安排，她就要求去商業部門了。於是，幹部組給她開了去縣供銷社的調令，縣供銷社下面按工委片建立了八個供銷處，每個供銷處又按公社的區劃建立供銷社，縣供銷社把她分配到城關供銷處。城關供銷處的主任寧憲金和王紹儒也很熟悉，經王紹儒打了招呼之後，就把王翠琴留在城裡了。於是，王翠芹就改行到了薊縣城關供銷處直屬的東關綜合門市部當了售貨員，這在當時也是很難得的。後來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電視連續劇《新星》裡，就有這樣一個情節，一個公社書記對一個小學老師說：“你把這項工作幹好了，我就提拔你去供銷社當售貨員。”這也是那個時期的真實寫照。
那時候的工資是根據個人最初參加工作的身份而定的，那時期掙國家工資的人分爲幹部與工人兩大類，幹部中包括行政幹部、企業幹部（企業的管理人員也稱職員）和技術幹部（企事業單位的教師、醫生、科學技術員等）。工人中包括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內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的工人、駕車司機、伙房炊事員、辦公室打字員、收發員和負責巡邏、看門的警衛人員、也包括商店的店員、飯店的炊事員和服務員，糧站、煤站的裝卸工和過秤員。工廠內各科室的管理人員、商店、糧站、煤站負責收款開票的財務人員屬於企業幹部（職員），原來是店員和工人，改做管理和財務工作的，稱爲“以工代幹”，在沒有轉爲幹部身份之前，還是拿工人的工資。有些幹部身份的人因某些原因被安排到工人崗位，他們的身份還是幹部，他們的工資還是幹部工資。
中專畢業生是幹部身份，不論在什麼崗位都是幹部工資，分配到黨政機關的算行政幹部，分配到事業單位的算技術幹部，分配到企業的就算企業幹部。我們中師畢業生擔任小學教師的，1966年前都是第一年實習工資每月29.5元，一年後定小教9級，每月34.5元。1966年後分配的大中專畢業生，掙了好幾年的實習工資，一直到1972年全國普調工資，給我們分配到學校的中師畢業生定的是中學行政25級，每月35元，比黨政機關裡的行政25級的34元還多了1元。王翠芹雖然調到到商店當了售貨員，還是原來中學行政25級的工資。
我從6月11日在家休息到25日，我就在家休息，王翠琴分配到城關供銷處後，也是在家休息幾天，6月下旬才上班。我們兩人的工作單位確定下來後，我就辦理好了戶口和糧食關係。
那時還沒有街道居委會，非農業家庭的戶口由城關派出所管理，單職工的非農業戶口和糧食關係都在本單位的大戶口本和大糧本上。我和妻子的工作單位都在縣城裡，拿着單位的介紹信，我們一家四口人的戶口都落在城關派出所，那時還沒有發給個人的戶口本。我又拿着糧食關係轉移證和工作單位的介紹信，在位於東南隅三府街的城關中心糧站辦領了糧本，又拿着糧本到位於西南隅四眼井街的商業局副食公司辦領了副食本。
那時非農業人口的糧食供應是按照工種定量的，體力勞動的工人最高每月54斤，還有48斤、42斤、半體力勞動的有38斤、33斤，腦力勞動的每月30斤。我是機關幹部，每月30斤，王翠芹是商店售貨員，每月33斤，兩個孩子按照年齡段，每人十幾斤。
我辦領了糧本以後，還要拿着糧本到煤建公司領煤本，煤本是三口人以下的家庭算一個爐竈，每月供應幾百斤蜂窩煤，用來使用蜂窩煤爐子做飯。三口人以上的就多給一些，到了冬季還要按人口增加取暖用煤的數量，這些具體數字都不記得了。煤本和副食本一樣，也是按季度，憑本發煤票。
爲什麼豬肉和煤炭不像糧本那樣直接在本上記載每次購買的數量，卻還要變成票證呢。我理解可能是因爲許多單職工的戶口和糧食關係都在單位，他們的糧食指標、肉指標、煤指標都在單位的“大本子”上，可他們有許多是縣城附近農村的家，平時在自己家裡吃住，單位可以把他們本人那份口糧的粗細糧票、肉票和煤票發給他們自己讓他們和雙職工家庭一樣去憑票購買糧食、豬肉和蜂窩煤。同時，雙職工的非農業家庭，也可以把自己節省下來的肉票、煤票送給農村的親戚。
在家休假的這些天，我辦好糧本就先買來糧食，領了煤票就買了幾百斤蜂窩煤，又買了一個燒蜂窩煤的節煤爐，用來做飯和燒開水，有時還要搭配着同時使用柴油爐子。我家還是睡火炕，偶爾也要用木柴燒大鍋竈做飯。
回來以後的生活中，孩子上幼兒園的事遇到了困難。
那時薊縣城裡只有一個國辦幼兒園，託管費每個孩子每月十元錢，伙食費五六元錢。託管費可以由孩子的父母單位各報銷百分之五十，雙職工家庭等於託管費公家都給報銷，只有伙食費由自家負擔，哪個家庭都負擔的起。可是幼兒園和小學校一樣，每週的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一天都休假，家長要把孩子接回家自己看護。
如果我妻子還在學校當教師，她就有空在家看孩子了。沒想到她竟然改行當了售貨員，這就沒辦法休星期天了我在水利局政工組上班也不休星期天，這就沒辦法在幼兒園休假時看孩子了。那時薊縣除了學校和幼兒園以外的企事業和機關單位，都是不休星期天的，只有國家規定的春節、陽曆年、十月一日和五月一日的法定節日不辦公，其他時間全部辦公上班。職工幹部每人每月四天假，單位內部的幾個人輪休，每天都必須有人在單位上班。水泥廠、化肥廠和醫院等單位，連春節過年、十一國慶節和五一勞動節也不能休假，也要有人值班。由於職工幹部都是每月只休四天假，幼兒園和小學校的孩子每月休六天或者七天半，而且職工的四天假是輪休，不可能都能輪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所以我家的孩子就難辦了，我倆沒空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照看孩子，我姑姑家距離城裡18華里，不可能每到星期六就來縣城裡的幼兒園接孩子。爲此，我們只好不讓孩子上幼兒園了，還是在我姑姑家繼續看着吧，只在我們休假的日子才把孩子接回家來呆幾天。
至6月25日我就正式到水利局政工組去上班了，自此開始了縣城裡機關幹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當時政工組加上我一共六個人，組長孫勤、副組長王振英，科員還有張毅、趙彩榮、李振生。
當時水利局辦公樓在城內東大街路北，臨街是一座三層的辦公樓（1983年後上面又加高一層），後院還有幾幢普通的尖頂磚瓦房。它的西院是農林局，東面是東北隅的小間道衚衕，衚衕東面臨街是鄉鎮企業局（後改稱企經委）的辦公樓，水利局與企業局的辦公樓北面都有後院，東西相對開兩個大門口，小汽車和大卡車都可以進出。水利局辦公樓的對面、東大街路南是供電局的大院，院內有一座四層的辦公樓。供電局大院的東面就是縣武裝部的大院了。
1977年夏季供電局的辦公樓還沒有竣工，水利局辦公樓的西半部還由供電局使用，1978年南院大樓竣工了，供電局全部搬到南院，北院就全部歸水利局了。
水利局大樓主體建築分爲三部分，中部四間房寬爲門臉、兩翼各有四間縮進一米多的普通房間和二間與中部對齊的跨間。也就是爲了美觀，大樓前面中部和兩翼外側的房間，都比縮進去房間南北向長一米多。
中部的門臉房都是一明兩暗式的房型，一樓前面中部是兩大間的廳堂，後面是樓梯。兩側各有一間屋子。一樓前面中廳兩側是傳達室和接待室，東西向樓道的北面，樓梯兩側的房間分別是男女衛生間。二樓和三樓的中部都是兩間中廳式的辦公室，兩側各有一間與中廳有小門相通的帶牀鋪的單職工宿舍兼個人辦公室。二樓、三樓的中廳的對面也是樓梯，樓梯兩側的房間也是衛生間。所謂中廳式的辦公室，就是屋子裡有東西向的橫樑，沒有南北向的豎樑，二樓和三樓的中廳式房間與樓道之間的牆壁砌在橫樑下面，房間的屋門開在中間。這兩個中廳式房間的南北兩側都有門，前面臨街的門窗外面有陽臺，走出房間可以到陽臺上去觀看大街上的景色。過節時可以在三樓的陽臺上拉動繩子，在樓頂的旗杆上升國旗，在一樓、二樓和三樓的陽臺屋檐下掛燈籠。
東西兩翼的普通房間陽面，也就是樓道南側大多也是兩間的大辦公室，陰面的房間大多是單間的單身職工宿舍兼個人辦公室。與中廳式辦公室不同的是，每個兩間辦公室的室內中間有一道低於屋頂的南北向的豎樑，屋門開在房間後面東西兩側的角落處，房間前面只有窗戶沒有陽臺。
三樓西面是一個兩間房寛南北通長的大會議室，可以容納一百多人開會。大會議室有一臺21寸的黑白電視機，樓頂上有高架的電視天線，可以接收北京、天津、和興隆霧靈山差轉檯發射的電視無線訊號，播放中央電視臺、北京電視臺、天津電視臺與河北電視臺的節目。
水利局大樓經受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考驗，只在樓體中的伸縮縫產生一些裂紋，其他部位完好無損。通過伸縮縫裂紋，我才知道原來大樓的中部和兩翼之間有防震的伸縮縫，可以防止整個樓體從中斷裂。
政工組在三樓中廳辦公，這是個兩間的大屋子，東西南北各有一個門。北面的正門連通樓道，南面的小門連通陽臺，東西側各有一個小門連通中廳兩側的跨間。中廳的西北角落是幾個檔案櫥，還有來客人坐的排椅。東南、東北和西南三個角落有三張雙面寫字檯，每個寫字檯的南北兩面都是椅子，共有六把椅子。趙彩榮用東北角寫字檯的北面，她的座椅背後是木板製作的牆壁。我用東南角寫字檯的南面，我的座椅背後是窗臺。李振生住在三樓陰面的單間宿舍裡，他的辦公桌也在自己的宿舍裡。東西兩個跨間都是一間屋子，北面一個小門連通樓道，側面的小門連通中廳。東跨間有孫勤的一個辦公桌、王振英的一個辦公桌、一個書櫥和兩張空着的單人牀。西跨間是張毅的宿舍兼辦公室，屋裡有一個大牀鋪、也有辦公桌和檔案櫥等。
到了薊縣水利局以後，我才清楚縣直機關與下面鄉鎮（人民公社）的黨組織的性質和作用是不同的。
鄉鎮黨委和鄉鎮政府分別屬於黨政兩個系統，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分別屬於黨政機關的正職，雖然屬於平級，可是鄉鎮長是黨委副書記，有的副鄉鎮長是黨委委員，有的還不是黨委委員。鄉鎮黨委是經過黨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鄉鎮政府是經過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鄉鎮黨委領導鄉鎮政府的工作。
縣直機關單位也有黨的組織，人少的小單位只有黨支部，中等單位有黨總支，人多的大單位有黨委會。但是，不論是縣直機關單位黨員人數的多少，不論是稱爲“支部”、“總支”、和“黨委”，都是平級，都要在縣直機關黨委會的領導下開展黨務工作，在幹部職工中發展黨員，都要經過縣直機關黨委會的批准。
縣直機關單位的黨組織（支部、總支或黨委）也是經過黨員選舉產生的，和共青團組織、民兵組織、婦聯組織、工會組織的工作性質差不多，都是隻負責自己的業務工作。黨組織只負責黨員的“三會一課”，收繳黨費，發展新黨員，討論處理犯錯誤需要給黨籍處分的黨員等工作，對本單位和本系統不具有“領導權”。在這方面，縣直機關的黨組織與鄉鎮機構的“機關黨支部”性質相同。
正由於縣直機關單位的黨組織不具有對本單位全面工作的領導權，這些黨組織的書記一般由本單位負責政治思想工作的副職領導人兼任。
對縣級國家機關和縣政府直屬機關各系統、各單位實行“黨的領導”的機構稱爲“黨組”。縣人大、縣政協、縣政府、縣監察委員會、縣法院、縣檢察院，以及縣政府下屬各局機關，都有縣委任命的“黨組”，黨組書記由各機關正職領導人擔任。如縣長是縣政府黨組書記，縣人大主任是縣人大黨組書記，水利局的局長是水利局黨組書記，教育局局長是教育局黨組書記。但是，縣裡的局級企事業單位（廠礦、學校、醫院等）不設黨組，這些大單位領導人的任免由縣委決定，單位的日常工作由本系統“黨組”（工業局、教育局、衛生局）領導。
再有就是機關幹部的工作方式也與鄉鎮（公社）幹部的工作方式差別很大，鄉鎮（公社）幹部的宿舍也是辦公地點，沒有按鐘點上班與下班的說法，每天除了吃飯睡覺，都屬於工作時間，你可以忙乎自己的業務工作，可以到下面的村裡去做羣衆工作。反之，也可以成半天的休息、閒聊、睡大覺。機關幹部則不同了，都有專門的辦公室，需要在機關吃住的單身職工的機關宿舍也是和辦公室分開的。每天上班下班有固定時間，上班時間就要呆在工作場所，下班以後就要離開工作場地，除非工作需要可以加班，否則下班後的辦公室就是鎖門化了。
再有就是鄉鎮（公社）幹部的工作許多是抽象的“務虛”的性質，有很大的伸縮性，比如抓政治學習和農業生產，你可以沒日沒夜的竭盡全力去做工作，也可以蜻蜓點水似的應付一下，是拼死拼活幹革命，還是輕輕鬆鬆混日子，這些全憑個人自己掌握。機關幹部的工作許多都是事務性的具體的務實性工作，寫報告、填表格、造計劃、寫總結等等，每個人都是具體的有形工作任務，做完了就完了，再想幹工作沒有具體任務了，只好在辦公室裡呆着。爲了解悶也可以看書看報紙，但是不能離開辦公場所，也不能去打擾別的正在忙於自己工作任務的同事，如果同一辦公室的幾個人都沒事可幹了，也可以坐在一起閒聊天，也有的還違反紀律打撲克牌。
我剛一開始作機關工作還真的有些不適應，總覺得渾身的勁頭施展不出來，爲此我還找到了我的老同學——組織部副部長尹紹芹，我說還不如把我調到公社去當宣傳幹事或者組織幹事，總比在機關沒多少事閒着強。她說:“你傻呀，多少公社幹部想往城裡調都調不進來，還有主動往下調的，慢慢適應吧。”我聽她說的也有道理，就慶幸自己能夠被分配到水利局機關工作了。爲了打發無聊的時間，我就在薊縣圖書館辦了一個借書證，借來一些小說或者歷史書，再上班不忙的時間看。
王翠芹對她的售貨員工作倒是很滿意的，那時的商店裡各種商品都是按照國家規定統一定價，每樣商品都有價格標籤，接待顧客比較簡單，拿貨、算賬也比較輕鬆。她覺得比在學校當老師輕鬆多了，她倒不用跟孩子們着急上火了。她說當老師教課是不難，備課、講課、判作業都不難，難得是如何讓學生們取得好成績。有些孩子天生性格活潑坐不住，調皮搗蛋違反課堂紀律，有些孩子天生遲鈍，老師講的他理解不了，怎麼努力也學習不好，有的學生家長不通情理，孩子因違反紀律遭受老師批評，家長認爲是孩子受了委屈、捱了欺負，找老師來吵架等等。總之當老師有時真的着急上火，有時氣的心煩意亂，吃不下飯睡不好覺。這次改行當了售貨員，進來的顧客多時忙一陣子，沒顧客時幾個售貨員就閒聊，多麼輕鬆自在啊。
王翠芹與以前當教師不同的還有上下班時間不固定了，過去學校的作息時間是固定的。商店售貨員也是一天工作八個小時，但是營業時間要連續十多個小時，中午也要營業。於是幾個人就要輪流在中午時間值班。中午值班的人上午要提前回家做飯吃飯，下午提前下班回家休息，上班下班的時間就不固定了。
水利局和城關供銷處都位於薊縣城裡的東大街路北，水利局在農林局的西院，農林局的西側是小蔣家衚衕，水利局的東側是小間道衚衕，小間道衚衕東側是鄉鎮企業管理局（後改稱企經委），企業局東面有幾戶東北隅社員的民宅，民宅東面是城關供銷處，城關供銷處東面就是東門北馬道，再往東面就是東城牆了。水利局與城關供銷處相距約一百米，距離我家約一千米多米。我倆步行上下班15至20分鐘，騎自行車5至10分鐘就差不多。
總而言之，我們調回薊縣以後，從吃糧、吃油、吃肉等方面看，都要比在大城縣強多了。這也是我寧可放棄在大城縣被提拔升遷的機會，非要調回薊縣的原因。
如果我還在大城縣繼續工作的話，很可能在1977年被提拔爲公社副書記後，進過努力，再被提拔爲鄉長、鄉黨委書記和縣裡某個局的局長，可是也就到頂了。我有自知之明，以我的學歷和能力是不可能成爲縣級領導幹部的。我的老領導馬克珠就是從裡坦公社書記調任縣物資局局長，李德田從裡坦公社副書記，提任權村公社書記，又調任縣水利局局長。我回薊縣後提拔的鄧長達，由裡坦公社黨委委員、黨委副書記、書記，調任縣人大某科科長；趙萬會從裡坦公社黨委委員、副鄉長、到鄉長；郭振英從裡坦公社黨委委員，調縣檢察院任科長；薛友勇從裡坦公社教育幹事、黨委宣傳委員調任城關公社副書記、縣成人教育學校校長；於顯雲從裡坦公社婦聯主任，調縣婦聯會、縣法院、縣政協、後任縣計生委副主任等，這些人的能力都不比我差，可他們最高的職務都是國家正科級。所以，現在看來，我那時寧願放棄被提拔當小官的機會，回到薊縣來還是個正確的選擇。我在薊縣雖然沒有被提拔爲鄉鎮局級的領導幹部，可物質生活和經濟收入還是比在大城縣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