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政工部門的工作特點
我在水利局政工科做科員的時候，覺得科室辦公員的工作是被動性的工作，不同於我在公社的青年團工作和下鄉包村。在公社機關抓青年團工作，或者下鄉包村，我是主動的，要自己想辦法怎麼去做好，可以主動安排工作時間。主動性工作也有較大的伸縮性，既可以辛辛苦苦的多幹，也可以敷衍了事的少幹。被動性工作就是“聽喝”，領導讓幹什麼就幹什麼，科長不給科員佈置任務，科員就沒事可做，既不能“偷懶”，也無法“勤奮”。
我在水利局政工科當科員，就和生產隊的社員一樣，每天要聽從領導“派活兒”，科長孫勤不安排我去做什麼，我就坐在辦公室看書看報。
社會上許多人都說，在機關坐辦公室上班是享清福，每天就是一杯茶葉水、一張報紙，沒事就幾個人閒聊天。而真實的情況並不是總這麼清閒。
在薊縣水利局政工組工作的二年中，使我體會到了科室工作的特點，也感覺到了輕閒、忙碌、愁煩、勞累和艱辛。
政工部門工作的特點類似農民種田和商店售貨員賣貨、飯店的服務人員賣飯，也是有忙有閒的，不像工廠車間裡流水生產線上的工人，每天上班都是同樣的重複勞動。
（一）、先說一下清閒的方面：
1977年六七月間。我剛到水利局上班時，正處於汛期，也是水利局各部門忙於防澇排水大忙季節，沒有什麼政治活動。這時期業務部門和下屬單位都很忙，我們政工部門比較清閒，整天除了看報紙，閒聊天，也沒有多少事幹。
過了汛期以後，開展政治學習活動中，我們也是有忙有閒的，不是每天都有任務，也有幾天清閒無事的時候。
機關工作雖然有時比較清閒，可上下班時間規定的比較死板，不像公社幹部那樣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時間。
首先是上下班的作息時間是縣裡統一規定的，縣裡機關上班每天八小時，分爲冬季、夏季、和春秋作息時間。夏季中午有午休，早晨七點半至中午十一點半，下午兩點半至六點半。春秋季節，上午八點至中午十二點，下午兩點至六點。冬季上午八點至十二點，下午一點半至五點半。
那時天津市裡的機關實行“休星期天”的制度，縣裡機關的單職工比較多，實行每月四天假的制度。可是在星期日這天一般不召開會議，不安排下鄉調研等具體活動，各單位上班後也是比較清閒的。
那時沒有上下班打卡或簽到的制度，不少人都是上班晚到半個小時，下班時提前走半個小時，等於每天實際上班六個小時。那些在機關宿舍住的單職工更自由，上班後到辦公室坐一會兒，沒事了可以回宿舍躺着去了。
我妻子在商店上班，上班時間比機關早半個小時，我們總是早吃飯。我在公社已經習慣了吃完飯就上班幹工作，我也是吃完飯就上班。因此我每天總是按照上班時間至少提前十五分鐘到機關，先在辦公室掃地、擦桌子搞衛生，等別人上班來了，我就把衛生搞完了。下班時間我是隨大流，別人都走了我也走。不過，由於我是提前十五至二十分鐘上班的，雖然也提前半小時下班了，總的看我每天還能上班七個小時的，這也算比較好的了。
機關規定各科室的人員不論有沒有具體工作，都要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坐班”，不許隨便外出去逛大街、辦私事，不許可隨便串科室去閒聊，不許可在辦公室內聽收音機、玩撲克牌等。因爲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電子遊戲機，只有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型半導體收音機，下班時間可以聽些歌曲、相聲、評書、樣板戲等。
我平時很少請假上街買東西，除了去圖書館借書、還書，基本上不請假外出。也不串科室，我也沒有玩撲克牌的習慣，也不會玩撲克牌，沒事就坐在辦公室裡看書看報紙。
那時政工組的報紙比較多，有《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天津日報》、還有《文匯報》、《中國工人》報、《中國婦女》報、《中國青年》報等，但是內容基本都差不多，很快就看完了。於是，我就利用空閒時間多看書，我辦了一個借書證，從薊縣圖書館借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等書籍來閱看。還對一些歷史人物，如岳飛、楊家將、包公等人的事蹟做了摘錄。通過閱讀史書，使我對小說、戲劇中的歷史人物有了比較清楚地瞭解，原來我們過去在許多歷史小說和戲劇中都有虛假不實之處。
可以說，在機關上班的閒暇時間，我也沒有浪費時間，而是通過看書學習，增加了許多歷史知識。通過閱讀二十四史，使我清楚了古代的政治體制，原來只有副縣級以上的幹部，才屬於“朝廷命官”，還可以享受退休（致仕）待遇。縣裡的各部門和下屬單位，也就是現在縣裡的部室委辦局和鄉鎮領導幹部，都是編制外的“臨時工”，既不能調動工作，也沒有退休待遇。通過閱讀史書，我也知道了什麼是“樹碑立傳”。原來歷朝歷代都有國家建立的“文書檔案”， 一些重大的自然災害，水災、旱災、蝗災、地震、隕石落地等，當時也有記載。每次科舉考試的頭名狀元姓名和錄取的總人數，也有記載。皇帝的一行一動以及每次下發的詔書（聖旨），都要記錄下來。各省級和地區級以上的官員的事蹟和簡歷，國家檔案裡都有記載；許多當時的大儒、賢人、孝子、節烈婦女等“先進分子”或“模範人物”等，檔案中也有記載。這些人物死後，他們的墓碑上要刻寫上他們的“事蹟”，國家的檔案——史冊上，也有關於他們的記載，這就是史書中所謂的“傳”。而那些只做過縣太爺及縣級以下的小官和衙役們，史書上是沒有記載的。
通過閱讀史書，使我知道了史書裡記載的許多朝代的宰相、大將軍、以及歷次科舉考試中的頭名狀元等達官顯貴，都是歷史潮流中的匆匆過客，並未給後來的社會和人民留下什麼“印象”。倒是那些官職不高文才高的文人墨客的詩文作品，流傳百世經久不衰。還有那些在歷史上或是有大功，或是有大罪的文臣武將，也被收入小說或戲劇當中被人們或是歌頌，或是鞭撻。從“青史留名”的角度看，做“大官”不如做“大事”，做“大事”的人都有歷史記載，正所謂或“流芳百世”或“遺臭萬年”。
看了這些歷史書籍以後，我深深感到自己和縣裡的這些官員們的“渺小”。 對我來說，一個農村的孩子，能夠成爲國家幹部，在縣城裡上班，也就滿足了。我只要好好工作，對得起黨和人民，對得起國家給發的工資也就行了。至於能不能“提拔”、“升官”，也就無所謂了。因爲縣裡這些老百姓眼中的“官”算什麼啊，什麼局長、鎮長，鄉長，不過都是戲劇舞臺上的“龍套”而已。
通過閱讀史書，使我進一步瞭解了中國歷史，看到了朝代更迭和官場上此起彼伏，明爭暗鬥的政治局面，使我對社會上那些當官的人，也就是各級領導幹部們，從過去的迷信、崇拜和羨慕，變得平視起來。我對領導們是尊重而不阿諛，也就是不卑不亢。對名利淡化而不消極，不能因爲不指望“進步”和“當官”而悲觀喪氣，還是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所以，我就認真遵守機關規章制度，領導交給什麼任務就努力完成，盡我最大努力做好本職工作。
1977年度和1978年度，在年底評選先進的時候，我都被評選爲“機關工作先進分子”，在全局的年終總結大會上，受到了表彰。
（二）、再說一下忙碌的方面：
在國家或者縣裡組織開展某項政治活動時，政工部門的工作就忙起來了，具體任務就是書寫文字材料：首先要爲局領導準備在動員大會上的講話稿；中期要下去了解各部門和各單位的學習貫徹情況，每次下去摸情況回來，都要寫一份小的彙報材料；後期還要向上級寫一份總結報告。
這兩年中較大的政治活動有：1976年12月至1977年9月，傳達閱看黨中央印發的三批《王洪文、張春橋、江清、姚文原反黨集團罪證》材料，批判四人邦的罪行，扭轉思想認識的活動；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召開後和1978年二三月間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後，傳達貫徹會議精神的活動；1977年冬至1978年春的開展行業整頓的活動；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活動。另外還有1977年冬季開展的給百分之四十職工增加工資的活動。
再有就是每到年底，局裡都要召開一個全年工作總結大會，表彰先進，找出不足，提出第二年的努力方向和工作任務，這也需要政工科準備文字材料，一份是主持大會的副局長的講話稿，也就是主持人的“主持詞”，這要寫明宣佈大會開始，第一項做什麼，第二項做什麼，一直到宣佈散會等內容。第二個是局長在大會上的《某某年工作總結報告》，這是一個大的文字材料，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寫好。還有宣佈表彰的決定，受表彰的人名單等，這些小文字材料就比較容易完成了。
辦公室裡負責書寫文字材料的人，俗稱“材料匠”，這項工作也是一種繁重的腦力勞動，不是那麼容易乾的。
那時期縣裡各局機關都有了手工打字機和專門的打字員，打成的蠟紙還是用油印機手工印刷。打字員所看的文字材料還是要用鋼筆來書寫。那時寫材料都是用鋼筆在稿紙上寫，俗稱“爬格子”，修改的字句要用鋼筆劃掉，添加的文字寫在兩行格子之間的空隙裡。修改完之後，再另抄寫一頁。所以，寫材料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在書寫領導或上級催着要的材料時，就需要加班加點，晝夜奮戰。
1977年底，局裡召開全年工作總結大會之前，劉連科局長很忙，一直在下面跑工地，直到召開大會的前一天才回到局裡。孫勤把經過主持機關工作的孫樹山副局長、孫勤和我經過幾次修改的大會講話稿，也就是水利局1977年全年工作總結報告，送給劉局長審閱定稿。劉局長又幾次提出修改意見，結果孫勤我們倆忙到第二天凌晨三點鐘，才把這份材料抄寫完畢，沒有耽誤幾個小時後在大會上使用。
那時寫材料也要參考報刊上或者其他材料上的內容，進行抄襲和摘錄，可是都需要用鋼筆在稿紙上重新寫一遍。不像現在的電腦辦公，用複製粘貼，幾秒鐘就辦成了。那時也沒有電腦打字，有的材料要經過幾個領導，層層審查，幾次修改。每次修改以後，都需要重新抄寫一遍，而且中間不能出現錯字和塗抹現象，出現了錯字就要重新抄寫一頁。所以，每到年終和開展政治活動的時期，就是我們政工科裡“大忙季節”了。
例如1977年冬，國家決定給百分之四十的職工幹部增加工資，就是一項政治活動。目的是要通過這項活動，讓大家感到黨中央是非常關心人民羣衆生活，爲廣大羣衆謀幸福的，進一步調動大家的工作積極性。
這次給百分之四十的職工幹部增加工資的提法和做法，與1972年那次給百分之四十的職工增加工資基本相同。提法就是“按照勞動態度、技術高低、貢獻大小進行考覈，並以貢獻大小作爲主要考覈依據，反對平均主義”。做法也和1972年那樣，第一階段先傳達貫徹中央文件，然後組織大家學習討論，提高認識，端正態度。第二階段就組織大家推薦評選，而且要求人人發言，講明推薦評選某個人增加工資的理由。第三階段是公佈領導班子研究確定增加工資人員的名單，進一步徵求羣衆意見。最後再次確定增加工資人員名單上報，縣裡批覆回來以後，再由政工科造表增加工資。
水利局也是第一步召開動員大會，先由副局長劉海餘傳達中央關於給百分之四十的職工升級增加工資的文件，再由劉連科局長作報告，講這次增加工資的指導思想和重大意義，佈置任務，要求通過考評，評出團結來，評出幹勁來。再由孫樹山副局長講話，介紹這次增加工資活動的具體標準和進行推薦、評選的方法步驟。最後，還有各科室和單位的代表表態發言。這些講話材料都是我們政工科準備的，動員大會後，我們還要分別到其他科室去參加討論，回科裡彙報情況。
在大家討論和推薦評選的過程中，問題出現了，給百分之四十的人增加工資，而且要求是給勞動態度好，技術水平高，工作貢獻大的人升級，增加工資。等於被評選上的人就是表現好的，沒有評選上的人就是表現差啊。可在實際工作中，怎麼去區分優劣啊。大家在不同的崗位，做不同的工作，怎麼衡量啊。結果，被大家提名的就不是百分之四十，而是百分之八十以上了。最後領導班子經過研究比較，公佈了初選名單，大家就議論紛紛，表示不滿意。大家提出的人名多，領導確定的人名少，那些被刷下來的人，自然心中不高興，有的還不服氣，找政工科長、局長去“理論”，要求領導說清自己與某某人相比，怎麼就不如他了。這就使得這場增加工資的“好事”，變成了一場“麻煩事”。聽說南方有的省某個工廠因此還出了“人命案”，被落選的工人因不服氣把廠長給殺死了。
在這次增加工資中，我們這個工資段的考評中就出現了這種現象。我是1968年上班的，小車司機張玉科是1969年上班的，我倆工資級別相同，只能評選一個。在討論會上，多數人以工齡長就是貢獻大爲標準，提出給我升級。有的以開小車每天外出非常辛苦，提出給張玉科升級。我倆都被提名報上去了，結果領導確定給張玉科升級。我自知剛來不到半年，而且工作比司機清閒，倒也心裡服氣。可是工程組有的老幹部就不服氣了，說是領導怕坐小車被“摔死”，不敢不給張玉科升級。
1977年這次給百分之四十職工增加工資活動出現的問題，引起了國家領導的重視，很快就制定出了補救措施。1978年春，就又給一部分工資偏低的大中專畢業生增加工資，其中包括1970年前參加工作的中專畢業生，沒有達到24行政級（相當於工人三級）的升到24級。假如我在去年冬季那次升了一級，這次就不變了，因爲去年我沒有被納入“百分之四十”之中，這次就給我升了一級，月工資從35元，變爲40元，和張玉科平級了。水利局的大中專畢業生比較多，不少人去年都沒進入“百分之四十”，這次都升級了。趙彩榮對我說：“去年沒給你升級，也是壞事變好事了，倒給張玉科升一級了。如果去年給你升了，沒給他升級，這次他還是升不了（張玉科是工人），等於水利局少一個升級指標。”
趙彩榮說的的確是那麼回事，1978年這次增加工資，大中專畢業生多的單位就佔便宜了，而沒有大中專學歷的同等工齡和工資的人還是工資偏低，這些人還是有意見。
1978年底，國家決定給每個職工每月增發5元的副食補貼和5元的全勤獎金（長休病假者除外）。這些也都政工科重新造表，上報財政局批覆後，再轉交財務室執行。
1979年冬季（我已經調到檢察院了），國家又一次給百分之四十的職工升級增加工資，這次就不是前兩次的做法了，也不講“貢獻大”了，而是照顧“工齡長工資低”的人了，上邊根據工齡年限和工資級別，劃了幾個框框，某某年以前參加工作，沒有達到某某級別的就給升一級。這樣就把1977年那百分之四十以外的，又不是大中專畢業生，1978年也沒有升級的那部分低工資的人，又都給升級了。同時還把1970年前參加工作的24級工資，從39元或40元增加爲41元，而1971年後參加工作的24級工資仍爲39元或40元。
從1977年至1979年，連續三年的升級漲工資，基本上給全體職工幹部都升級漲工資了。
1978年和1979年這兩次升級增加工資，都沒有大張旗鼓的搞活動，也不用大家討論和評選推薦了，就是由政工科人員操作，按照上級規定的框框來“套”，該給誰升級就給誰升級。這也涉及到大量的填報表格和查閱檔案工作，這也是政工科的“大忙季節”，爲了儘快報給上邊，有時候也需要晚上加夜班。
另外，政工科還負責審查犯錯誤幹部職工的“問題”，也就是根據其他人揭發檢舉的“案件線索”，和犯錯誤的“嫌疑人”“談話”，也可以稱爲“態度和藹”的“審訊”。在和有錯誤嫌疑的同志“談話”的時候，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問題交代清楚，有時也需要“夜審”。據說夜深人靜的時候，有問題的人容易“思想防線崩潰”，說出實話交代問題。
我在水利局政工組期間，查處過三件五個人的“案件”。一件是三八水庫水利倉庫的一個黨員幹部和女同事亂搞兩性關係的問題；一件是工程組年輕的技術員張某和外單位多名女青年或已婚婦女越軌“親密”和發生兩性關係的問題；一件是尤古莊的西窪排灌處幹部仇某某和臨時工戴某某合夥，以虛支冒領手段貪污公款的問題。因爲這些問題都不是多嚴重，沒有構成犯罪的，查清後只是把臨時工戴某某退賠後解僱了，仇某某退賠之後，黨內給與處分。主動勾引女同事的黨員幹部，給與黨內處分，女同事一時失足不予處理。張某玩弄女性道德敗壞，開出團籍，保留公職。
在和局裡三個有問題的人談話時，孫勤和張毅是“主審”，趙彩榮、李振生我們只是跟着做記錄，或者找相關證人調查取證。在和女當事人或證人談話取證時，趙彩榮都要參加。1978年春天,西窪排灌處仇戴二人的貪污問題是排灌處自己查出來的，局裡派李振生我們去進一步調查覈實。我們在排灌處的客房住了十多天，到各村去找一些曾經在這裡做小工的社員調查取證。因爲排灌處就在寶平公路的東側，白天黑夜都有大汽車和55型大拖拉機經過，夜裡吵的睡不着覺，整天昏昏沉沉的，特別難受。
（三）、再說一下工作中的愁煩
政工科的愁和煩主要體現在“寫材料”的方面。
各部門、各單位都有“寫材料”的任務，最少的也要有一份年終工作總結，一般都有管情況的辦公員，也稱“內勤”的人來完成。
水利局向上級遞交的“大材料”是由辦事組和政工組負責的，辦事組負責水利局的業務情況，主要是全縣的抗旱排澇的農田水利設施狀況，全縣投入農田基本建設的人力物力等情況。政工組負責政治工作情況，也稱“全面”情況，管情況的人要負責寫材料。
政工部門的“大材料”，也就是篇幅長內容多的材料，主要是全局職工開大會用的領導講話和動員報告，向上級交的某項政治活動總結和全年工作總結。在全局職工大會上的領導講話稿有：一是開展某個運動的動員報告，二是運動結束的總結報告，三是年底年初召開的全年工作總結大會上的工作報告。
按照一般的程序，一份大材料一般要過三道關。
我們把這些材料寫成後，先交給孫勤看一遍，他做些修改後，我們再抄寫一遍，再交給孫勤看。孫勤看完了，覺得合格了，就算過了科裡的第一關。然後就交給主管政工的副局長孫樹山看，孫局長看時也要修改一下，然後交給我們，我們再抄寫一遍，再交給孫局長看。孫局長滿意了，第二道關就過去了。再把材料交給局長劉連科看，劉局長再做一些修改，就算定稿了，我們再抄寫一遍，就算過了第三道關了。另外，有的材料是以局領導班子的名義寫的，還要再拿到局黨組會上去讀一遍，徵求其他黨組成員（副局長）的意見，根據會上提出的補充意見，再次進行修改，最後再交給局長審閱。局長滿意了，就算過了第四關了。
第一道關比較容易過。
每次需要寫材料的時候，都是孫勤主抓，由趙彩榮、李振生或我分別執筆。在開寫之前要先列提綱，也就是“搭架子”，把整篇文章分爲幾個大部分，每個大部分裡面再分幾個小部分，每個小部分裡再分幾個小小部分，甚至有的小小部分裡，再分列幾個更小部分。每個大部分要有大標題和簡單的闡述內容，每個小部分也要有小標題和具體的內容，每個小小部分和更小部分，也要有標題和具體內容。這些大小標題就類似一個房屋的柁木檁架，具體內容就像建房用的磚瓦石塊。房屋的各種造型和樣式，是由柁木檁架擺放的位置來決定的。是建造一座飛檐斗拱、雕樑畫柱、九樑八柱七十二條脊的龍鳳樓，還是造一所外露磚瓦，內藏木料的普通民宅，都是由最初設計的柁木檁架擺放的位置不同決定的。
孫勤交給我們寫材料的任務時，都是和我們一起研究列提綱，就是把大小標題都確定下來，把“房架子”搭好，再由我們往裡面“填磚加瓦”。
由於整個材料的框架是按照孫勤的思路寫的，我們寫完了交給他看，不會有大的改動，只是在某些句法或詞語上做些修改，我們按照他修改後的稿子抄一遍就行了，所以這第一關容易過。
第二關和第三關多數材料容易過，少數不容易通過。
開展某項運動的《動員報告》比較容易寫，只要參照上級的領導講話稿的“套路”就可以了。因爲開展某項運動，都是自上而下層層開會傳達貫徹的，而且會後要把天津市委領導和薊縣縣委領導的《動員報告》下發到基層單位，供大家學習。我們在給本局領導寫《動員報告》時要參照市縣兩級領導的講話材料，結合水利局的實際，變換一下口氣，更換一下具體事例就行了。這類《動員報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的講話都要突出一個主題，整個材料的骨架結構比較程序化，格式化，也就容易寫。
這些動員報告寫完後，只要第一關過了，第二關、第三關或者第四關都不會有大的變動，孫局長和劉局長修改時也不會觸動大的框架，有時會在具體內容方面修改一下，我們只要按照他們修改的文字，照抄一遍就行了。
難寫是運動結束後的工作總結報告，要把本單位開展這項運動的好經驗和好做法都總結出來，向上級彙報，寫的不好就是埋沒了“成績”。因爲這類《總結報告》是在各單位向上級彙報工作或者交流經驗的會議上使用的，上邊不會提前發個“樣本”來，它沒有固定的框架和模式，只能靠自己“獨創”式的寫，因而是比較難寫的。
再有就是全年總結大會上的領導講話報告，這類報告內容主要分三大塊，一是總結上一年的成績，二是找出差距和不足，三是提出下一年應該怎麼做。這種報告材料框架結構簡單，但是擺出成績和查找問題比較困難，因爲我們掌握的情況，畢竟不同於局長們掌握的多，我們看問題的角度，也與局長看問題的角度有差異。我們寫出來的內容，很難與局領導們想的和要求的一致。
還有就是年終往上級交的《全年工作總結》也不容易寫，這份總結的內容要比局領導在全年工作總結大會上的報告中的第一部分，也就是對全年工作的“總結回顧”部分要詳細的多，不僅要列出一年來取得了哪些成績，還要把取得成績的做法和經驗寫出來。這個材料也是沒有上邊的“樣板”可以套用的，完全靠自己“獨創”的思路去闡述，這也很難與局領導的思路“合拍”。
所以，我們怵頭和愁煩的，主要是在寫工作總結報告的時候。有時我們科裡寫完了，交給孫局長審閱的時候，他覺得材料寫的“不全面”或者“不深刻”，因爲他覺得整個“架子”都沒有搭好，也沒辦法在原稿上面修改，就讓我們換個思路再寫一份。孫勤我倆又重新列提綱“搭架子”，然後我又重新“添磚加瓦”的寫了一份，再交給孫局長審閱，他還是不滿意，還讓我們再換個思路寫一遍。我們只好又重新列提綱“搭架子”，我再“添磚加瓦”的寫了一份，可是孫局長還是不滿意，可他又不會給我們提供新的思路，也就是說他不會列提綱“搭架子”，需要我們再創一個新思路，這就使我們犯愁了。
寫材料的“搭架子”就像建房畫圖紙，我們畫了一張尖頂挑檐的磚瓦房，他覺得不好看；我們又畫了一張尖頂悶檐磚瓦房，他還是覺得不好看；我們再畫一張平頂無檐有女兒牆的磚房，他還是覺得不好看。其實他希望看的是雕樑畫柱的尖頂磚瓦房，可是我們又不會畫，因爲豪華型房屋需要的建築材料特殊，我們沒接觸過怎麼設計啊。於是，我們只好從報刊上找一些新的“樣板”，開拓一下我們的新思路。因爲報刊上的通訊報道中，經常介紹一些單位的工作經驗，我們可以參照上面的一些寫作方法。總的說，遇到這種情況，是我們一件發愁的事，需要絞盡腦汁想辦法，反覆列提綱“搭架子”。
我記得1977年底寫全年工作總結材料，我們先後寫了三種樣式的材料，孫樹山局長都不滿意。孫勤就說：“我們就這幾種思路了，要不您給我們列個提綱，我們按照您的思路去寫吧。”這一下卻把孫局長給“將”住了，他說：“要不你們拿給劉局長去看，讓他決定吧。”這第二關就這樣“硬闖”過去了。我們就把寫好的三套思路的三份《工作總結》，都拿給劉連科局長去看，他選了其中一份，做了些修改，就算定稿過關了。
由於孫樹山局長在較多的時候，都是對我們寫的材料雖然不滿意，又不會直接修改，只讓我們再重新寫，就使我們感到很爲難和犯愁，用孫勤的話就是“這個老頭不好伺候”，也就是第二道關有時不容易過去。
劉連科局長的第三關一般容易過，他總是在我們寫好的材料上直接修改，需要增加的內容多的，稿紙上邊的空隙不夠用了，他就在上面粘貼一張小紙條。我們只要再抄一遍就行了。只有一次，劉局長對我們提出了重新“搭架子”的要求。那是一份需要上報的《整黨整風的工作總結》，我們的初稿，劉局長看了覺得內容平淡，讓我們換個思路再寫一遍。孫勤我倆又重新列提綱“搭架子”，寫出了第二稿。
劉局長看了這份第二稿還是不滿意，但是他沒有爲難我們，而是讓我倆找陳世奇去研究一下，讓陳世奇幫助我們列提綱“搭架子”。
陳世奇是辦事組副組長，也是水利局的老“材料匠”，水利局向縣裡和市水利局上報的水利業務方面的材料都是他寫的，劉局長比較迷信他。
我們把兩份材料都讓陳世奇看了，他說第一稿就很好，只在有些語氣和詞句上給我們略加改動，我們又重新抄寫一份，交給劉局長。我們說這次是陳世奇給“搭架子”寫的，劉局長說“很好”，第三關就這樣過去了。
其實陳世奇根本就沒有變動我們原來的思路，原來的“架子”沒有變化，層次、段落、大小標題還是原來的那個樣子。我們不敢對劉局長說這還是我們第一稿的樣子，因爲他也不記得我們的第一稿是什麼樣子了。只說這次是在陳世奇“搭架子”的基礎上寫的，他就滿意了。因爲劉局長迷信陳世奇，就好像同一座樓房，說是農村建築隊蓋的他就認爲質量不行，說是國家建築隊蓋的他就認爲質量好。看來文字產品也講究“品牌效應”，這也真讓孫勤我們哭笑不得。
（四）再說一下工作中的勞累和艱辛
這裡主要是指體力上的勞累和生活上的艱苦。
雖然科室工作主要是腦力勞動，雖然在夜裡加班寫材料是腦子和眼睛都會感到疲勞和睏乏，但是畢竟不用出大力，不會流大汗的。可我們在騎自行車到下面的閘站去了解情況時，是需要付出辛勞和汗水的。
那年代水利局只有一輛吉普車是辦公用車，基本上都是局長劉連科和副局長劉海餘兩個人跑下面的工地和閘站時乘坐。我只在1978年5月20日，水利局開展聯合大檢查時乘坐過一次大卡車，在其他時間下去轉情況，都是騎自行車。那時期不論是跑農田的，還是跑小水的，平時大家下鄉都是騎自行車。
水利局自己直屬的國營閘站，遍佈縣城南部和西部的大半個薊縣，轉一圈有三百多裡。那時的自行車講究的是飛鴿加重自行車，在無風的時候和光滑平整的路面上，每小時可以行進三十里（15公里），如果頂風或者路面不平就要慢一些。1971年開始，薊縣境內修了柏油路，到1977年時邦喜公路、京哈公路和津圍公路這三條“國道”都是柏油路面了，可是縣級公路還是沙土路，鄉村級的小公路則是泥土路了。那時薊縣境內國道瀝青路面也不寬，只在行駛汽車的主道上鋪了瀝青，非機動車的路面還是沙土路。
那時的公路中心線沒有隔離帶，機動車道與非機動車道也沒有界限。我們在國道上騎自行車，沒有汽車時就在瀝青路面上騎，後面來汽車了，也就是順行來車了，我們就給汽車讓路，靠邊去土路上騎。在對面來車的情況下，順行的汽車超車時也會上土路，造成瀝青路面也有土。汽車在瀝青路面行駛也會帶起一些塵土，只是比土路的塵土少一些。
水利局下面的閘口和排水站，在國道上的並不多，大部分都是泥土路，泥土路的路面不平，騎車子特別顛簸，蹬車子費力還速度慢。我們騎車子下去轉，一是累，腰痠腿乏屁股疼；二是髒，身上臉上出些汗水，再粘上被汽車颳起的塵土，也就成了“土猴”了。
我們下去轉一圈，總要在排灌處和排水站的客房裡住宿，那時的棉被都沒有“被罩”，只有特別髒了才拆洗後再做一遍。客房裡的棉被都是公用的“客被”，誰來了都蓋，次數多了必然會髒，看到客被有一點髒也只能對付着蓋，至於會不會傳染皮膚病更難說了。
春秋季節下去轉，天氣不冷不熱，衣服穿得不多，還比較舒服。冬季下去需要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子或皮帽子，起一段路就身上發熱冒汗，脫了大衣，摘了棉帽子，時間不大又覺得冷，還得再穿上大衣戴上棉帽子，如此多次反覆也很難受。
1978年初，在開展行業整頓的活動中，水利局也根據自身的工作特點，檢查有無利用掌管水利工程的工作便利，對所在的公社和大隊有無“吃拿卡要”的問題。在3月中旬，局領導安排政工組和工程組出人，到下面的施工單位去走訪徵求意見。於是孫勤派我，仇宏先派王淑華，後派王福生和我一起下去徵求意見。
王淑華是女青年，她下去跑小水也在交通方便的公社。她和我一起走訪的是道路平緩的公社，大部是平原地區，倒也不算太累。王福生比我還小几歲，他和我一起走訪的是北部山區。
這次山區走訪座談的兩天是比較辛苦的，因爲薊縣是北高南低的地勢，南部大窪地區最低處的海拔高度只有1.8米，縣城東面的於橋水庫大壩的海拔高度是27.38米（大壩高22.63米，地面海拔高度4.75米）。下營公社和小港公社是薊縣地勢最高的，位於下營公社的九山頂主峰海拔高度1078.5米，位於小港公社八仙山主峰海拔高度1052米，還有幾座山峰的海拔高度都在900米以上，而薊縣城西的著名風景區盤山的海拔高度才864.5米。我們去的赤霞峪水庫和郭家溝水庫，雖然都在大山主峰下面的山溝處，其海拔高度也都在800米左右。
3月22日那天是從縣城去小港公社赤霞峪水庫工地，大約有六十里，基本都是上坡路，我倆走了三個小時，傍中午纔到工地。從赤霞峪到郭家溝二十多裡也走了兩個小時纔到達。途中要翻越過躥嶺廟陡坡，躥嶺廟到下營鎮的十五六里路是下坡路，但是從這條路向北面九山頂半山腰處的郭家溝水庫又是上坡路，由郭家溝水庫到下營鎮還是下坡路。從下營到羅莊子的十幾里路基本是下坡路，從羅莊子公社經洪水莊公社到薊縣縣城的三十里路中，只有大嶺坡是大上坡和大下坡，其餘的基本是下坡路。
王福生我倆在上緩坡路段是騎着車子，雖然速度慢，也比步行快。在上陡坡路段就推着車子，比步行還要慢。下緩坡路段可以騎着車子，比走平路還省力。下陡坡路段不敢騎了，還是推着車子捏着車閘（剎車）走。23日下午，我倆從羅莊子公社泥河大隊出來，回縣城途徑洪水莊公社南面的大嶺坡時，大概因爲上坡路蹬車子用力大，也可能是自行車鏈條質量問題，結果把我那輛去年新買的飛鴿牌自行車的鏈條拉壞了，有一個鏈子絆從鏈子軸上脫落了，在這遠離公社修造站的半路上也沒出去修啊。我倆就攔空跑的汽車準備搭車，攔了好幾輛也沒攔住。大概司機見我們有自行車，誤以爲我們是怕累才搭車的，人家不願停車。那年代年輕的婦女攔車搭車容易些，男的攔車司機不願停，何況我倆還有自行車。沒辦法我只好收起鏈條，推着自行車步行，到了下緩坡的路段就騎在車子上往下滑行，上坡和平路推着走。王福生不肯自己先走，也伴陪着我騎一段走一段。好在大嶺坡距離縣城才十五里路，主要是下坡路了，走了一個多小時也就到城裡了。
那時水利局沒有在山區的下屬單位，我經常下去轉的都是平原地區，雖然道路平緩，可是也有頂風冒雨的時候。
1978年5月16日下午，我自己從尤古莊排灌處騎車子回城，因爲天熱，我就戴一頂大草帽，穿着單衣，敞開襯衣的衣襟，露出裡面的吊帶背心。經過邦均之後，突然西面烏雲密佈，時間不大，颳起了西北大風，草帽子戴不住了，摘下來拴在車把前面。因爲路上土多，刮的天昏地暗，沙粒砸的皮肉生疼。我是順風騎車子，不怕風大，只是成了“土猴”。隨後，玉米粒大小的雨點子落下來，把乾燥的沙土路面砸出了一個個五分硬幣大小的圓坑。才進過三四分鐘，雨點子變成了水條子，從天上到地面形成一條條“水線”，落到地面上濺起了一股股煙塵，看不清是水汽還是塵土。又過三四分鐘，路面就成了“河面”，從瀝青路面的中部流向兩側的土路肩。我沒有下車子，順着風雨的方向騎車子倒也省勁，只是需要不停的抹去流到臉上擋住眼睛的雨水，全身衣服都澆溼了，變成了落湯雞。大約半個小時後，我騎到城西賈各莊附近時，暴風雨過去了，太陽又露面了。等我回到局裡時，澆溼的衣服又快半乾了。
再如1978年8月底至9月初，灤泉河發大水時，我被抽調到下倉防汛指揮部去了十來天，大部分日子住在幹八里排水站“蹲點”。那時排水站的水泵晝夜不停，在泵房裡值班的工人是三班倒，可是賀銀、吳平、陳賀伶、張文瀚等幾位領導則是除了後半夜睡幾個小時的覺之外，就在站裡守護，還不時地到變電站、機房等處巡查。我也和他們一樣不能躺在屋裡睡覺啊，每天夜裡都到凌晨二三點，困極了才躺下睡覺。因爲那時薊運河裡的水位很高，比干八里排水乾渠的水位還高二米多，機房裡的水泵是把低窪處的水往高處擠壓出去。機房周邊的堤埝要隨時觀察，防止大堤滲漏。如果大堤開口子，就把排水站的院子全給沖走了。所以，我住在排水站也是有些提心吊膽的。我也不懂技術，只是陪着“熬夜”，沒事就用長杆網抄子，到機房水泵的出水口處去撈魚，有些小魚喜歡逆水遊動，就游到出水口的地方來，離水面近的可以看見。但是由於水裡光線折射的緣故，有的看着抄上了，實際卻沒抄上。又因爲排水站的機房響聲很大，不是困極了，人們也睡不着覺。所以，我在那裡住了幾天，體重瘦下了好幾斤。
總而言之，從我在水利局政工組上班的實踐來看，機關工作也不是總那麼舒舒服服，輕輕鬆鬆的，也是有忙有閒、有苦有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