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我家的生活狀況
1977年6月，我調回薊縣水利局工作後，就過上了城內雙職工的家庭生活。
那時薊縣和大城縣都是三類地區工資，我和妻子每月35元的工資沒有變化（在機關上班沒有自行車補助了，但是有時下鄉可以領取下鄉補助，每天二角錢），兩個人每月70元的收入，勉強維持日常的生活開支，1977年初冬，爲了套棉衣穿，我花20元買了一件灰色迪卡制服上衣，月末沒錢花，還從單位會計處借了10元錢。1978年春季，我和妻子每人增加一級工資，從每月35元增加到40元。1978年底，國家給職工每人每月增加5元錢的副食補貼，同時每人每月增發5元錢的全勤獎（長期休病假者除外），每人每月收入50元，我們倆的收入共100元，除了日常開支就有些富餘了。
總的看，在水利局工作這二年，我家的生活水平比在大城縣那幾年明顯提高了。
先看吃的方面：
天津市對非農業人口供應的糧食品種和北京一樣，每月的細糧和粗糧各佔一半。白麪算細糧，玉米麪、小米、機米（南方一年兩茬或三茬的長粒秈稻米，吃水量較大、油性、粘性差的）算粗糧。其中小米很少，一般不多賣，玉米麪可以多買，有時機米也可以多買。但是好大米（北方一年一茬的水稻米，生長期長、油性粘性較大）很少供應，有時過春節才每人供應幾斤當地產的好大米。糧本內的糧食指標還可以支領糧票，用糧票在街上的飯店和單位伙房買飯吃。天津市的糧票也分麪票和粗糧票，拿着粗糧票可以到飯店買飯吃，飯店賣的餛飩、豆腐腦、饅頭、花捲、糖三角、油餅等都要糧票，全國糧票、粗糧票、麪票都收，可誰也不拿麪票去飯店買飯，都用粗糧票。另外副食店的糕點和餅乾、麪包也收粗糧票，不少家庭都用粗糧票給小孩子和老年人買餅乾麪包吃。這樣一來，多數非農業家庭實際吃的細糧是遠高於百分之五十的。糧本上還有食用油的指標，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半斤植物油，這可比大城縣的每月二兩多多了，基本上就夠吃了。
非農業家庭都有一個副食本，副食本上有供應的肉的指標，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二斤肉，需要拿着副食本按照季度到副食品公司去領肉票。副食本上有每年領票日期的頁面，領票時在這年的頁面上蓋一個“第X季度肉票已領”的扁章。肉票是一斤一張，也就是每次至少要買一斤肉。漢族家庭給豬肉票，可以到副食店的大肉欄櫃去買。回族家庭給牛羊肉票，需要到回民飯店去買。薊縣城裡的回民不多，回民飯店每天都要殺羊，我的小學同學、南關村的回民王文友就在那裡殺羊。
有時在過年（春節）閤中秋節之前，副食店裡也賣雞蛋、魚和白條雞（褪了毛開了膛的整雞），也要按照副食本上的家庭人口供應，但不是按月供應。由於薊縣的副食店沒有保鮮櫃和冷藏櫃，不能像天津市裡的副食店那樣長期銷售鮮的肉、雞、魚等食品。
1962年開放自由市場時，薊縣大集上有賣高價糧食、豬肉和雞蛋的，在1972年大批資本主義傾向之後，農村取消了自留地，農貿市場上取消了糧食和肉蛋類的自由交易，平時的大集上不允許公開銷售糧食、豬肉、羊肉和雞蛋，只能銷售生產隊自產的水果和蔬菜。但是也有偷着賣高價的糧食和糧票的，賣糧食的農民把糧食隱藏在集市外面的某個角落處，只在衣服口袋內裝了一把玉米粒、玉米渣、玉米麪或者白麪，在市場管理人員看不到的地方，把一點糧食攥在手心裡，看見穿職工幹部服裝的人來趕集，就把手心張開，讓你看一下“樣品”，想買的職工就和他商談價錢，成交後到市場外去交錢交貨。也有的農民找藉口把小麥玉米賣給糧庫，換取麪票和粗糧票，然後到集市上去賣糧票，這比偷偷的賣糧食容易些。這種在集市上的暗地交易，這就是當時所謂的“黑市”或“鬼市”。
這時期的糧食市場雖然沒有開放，但黑市交易的價格也比過去便宜多了，1962年剛開放農貿市場時，豬肉十元錢一斤，玉米粒二至三元一斤，大柿子一元錢一個。同期國家定價豬肉每斤八角五分，玉米粒每斤八分八釐。那時期因爲糧食產量低，農產品緊缺而價格相差十幾倍或幾十倍。而1972年以後的黑市糧食價格，只是國家糧庫糧食價格的三倍左右。黑市糧票價格是國家糧食價格的二倍左右。只是黑市上沒有賣高價豬肉的，因爲那時農村養的豬都要登記在冊，是不能隨意宰殺的。
那時各公社都有一個養豬員，專門負責養豬工作，鼓勵生產隊和社員家庭多養豬，以便完成國家收購生豬的任務。過年過節生產隊殺豬宰羊，也要經上級批准，平時不允許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隨便殺豬宰羊。生產隊和社員家庭養育的肥豬、綿羊和雞蛋都要交售給國家收購站。社員家裡自己養的老雞不下蛋了，可以自己殺了吃肉，也可以送給親友家吃肉。自家的雞蛋可以自家吃也可以送給親戚家。
那時各公社的供銷社門市部都有專門賣肉的欄櫃，集鎮上的供銷處有專門的肉站，每天都要殺一口豬或者兩口豬，供農民們自由購買，賣完爲止。小公社只有一個供銷社門市部，大公社有兩個供銷社門市部。如逯莊子公社有西部的逯莊子和東部的倉上屯兩個供銷社門市部。城關公社的農民想買肉，需要到西關供銷社門市部和五里橋的供銷社門市部去購買。因爲供銷社門市部是賣完爲止，有時很快就賣完了，上午十點鐘就沒有了，有時卻一天也賣不完，剩下一些第二天繼續賣。家裡有事需要買肉時，就得起大早去排隊等候買肉，或者走後門託人買肉，賣肉的職工可以把熟人預定的肉先預留出來。
1973年薊縣劃歸天津市管轄後，各公社的供銷社門市部還和以前一樣，每天殺一頭豬賣完爲止。在縣城裡給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大夥房和非農業家庭發肉票，基本保障供應。城裡南大街的菜市場內有賣豬肉的欄櫃，供應市民個人家庭拿肉票來買肉。這裡只賣豬肉，不賣豬頭、豬蹄和上下水（豬內臟）。飯店和機關與企事業單位的大夥房要到西關屠宰場去買肉，大夥房每天中午都有肉吃。
從我家來看，回薊縣以後，吃的比在大城縣好多了。
我母親病故時，我三叔（繼父）才45歲，想再婚是必然的。當時他在百貨公司當門衛，在警衛室住宿，在家裡吃飯。我母親離世後，他就自己到警衛室去做飯吃了。
我們回到薊縣後，想請他回家和我們一起過（吃夥飯），他說不方便，就與我們分開過日子了。我們在過春節和中秋節時，都要把他請來和我們一起過節，吃幾頓團圓飯。平時，家裡吃飯的就是我們夫妻倆，只是在我妻子每月休四天假時，才把兩個孩子接回家呆幾天。
每個月我們把白麪、小米和機米都買了，再買少量的玉米麪熬粥吃，剩下的粗糧就支領粗糧票，用來到飯店買饅頭或者麪包吃。再也不用吃玉米麪餅子和窩頭了。兩個孩子在倉上屯我姑姑家裡看着，沒調回薊縣前的兩個月我們沒給過糧票和錢，因爲姑姑家裡的糧食比較富裕，多了兩個小孩也夠吃了。只是農村只分三個月口糧的小麥，村裡沒有水稻，因而細糧較少，回到薊縣後，我們就把兩個孩子那份口糧全部購買白麪送到我姑姑家去，同時也要送去食用油和豬肉。我倆少吃些白麪，多支些粗糧票，從飯店買饅頭吃。
因爲白麪少，我姑姑家中午經常吃“一鍋兩樣飯”，也就是在鍋貼玉面餅子的同時，再鍋貼幾個白麪卷子。姑姑和姑父吃玉米餅子，兩個孩子吃白麪卷子。炒肉或者粉條燉肉時，也是先讓兩個孩子吃。
我家四口人，每月供應二斤食用油、八斤豬肉，我們也是給兩個孩子送去多一半，我倆只留少量的食用油和豬肉。那時商店賣一種“人造肉”，好像是用豆類原料製作的，外形很像瘦肉片，口感類似腐竹（豆皮），我們就買人造肉代替豬肉吃。
我妻子在城關供銷處工作也有好處，可以託人從下邊供銷社買一些豬油、豬肉或者上下水（豬內臟）。城關供銷處下轄城關、溵溜、官莊、逯莊子四個供銷社，他們每天殺一頭豬，有時賣不完，到下午就打電話問供銷處的熟人，誰想買肉，他們就給送到或者捎回到城裡來。那時期飯店和肉店都沒有冰櫃，剩下的肉類不容易保存，所以要推銷出去。一個公社供銷社每天一頭豬的肉，有時也賣不出去，因爲那時農民家庭不遇到娶媳婦、聘閨女、生孩子、辦滿月或者發送老人等紅白喜事，也沒有吃肉的。而城裡的雙職工家庭畢竟生活水平高些，平常日子也要買點肉吃，也就可以爲下邊供銷社的肉站“打掃戰場”了。有時從下邊買了肉，我就利用早晚的業餘時間，騎自行車送到倉上屯我姑姑家去。所以，我家實際買的肉要比供應的每月八斤肉票多一些，實際吃的油也比每月供應的二斤植物油多一些。
城關供銷處的職工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從城關供銷處的“小雞房”，也就是孵化小雞的工場，購買頭照、二照和毛蛋。據說孵化小雞的三週中，每隔幾天要用特殊的工具照射一次，檢查坯胎是否發育正常。第一次照射發現坯胎死亡的雞蛋俗稱頭照，其營養成分比鮮雞蛋略差些，銷售價格也比普通雞蛋略低些。第二次照射發現坯胎死亡的俗稱二照，營養成分就差了，煮着吃口感不好，放在油裡炸雞蛋，口感也不錯。第三次照射基本都發育成小雞了，死在彈殼裡面的俗稱毛蛋，可以先煮熟了，再剝開蛋殼，把裡面的已長毛或者沒長毛的肉蛋上鍋煎了吃。那時候我們也經常購買頭照二照和毛蛋吃。
從吃糧上看，按照國家供應的口糧定量還是不夠吃的。我家四口人，我每月30斤，我妻子每月33斤，兩個兒子每人每月十幾斤。兩個兒子在農村我姑姑家，我們要每月把他倆那份口糧送到我姑姑家去。我姑姑家粗糧多，經常給我家送來熬粥吃的玉米渣和攤烀餅吃的玉米麪，我岳父家、舅舅家和老姨家都是農村的，家裡的粗糧都有富餘，過年和過中秋節我都要帶着糕點和白酒去看望他們，他們就給我捎回一些玉米渣或玉米麪等粗糧作爲回贈。總的說，不用到集市的黑市上去買高價糧。
那些在集市上手心攥着糧食或糧票出售的人，我見過，但是沒有買過。1980年自由市場開放以後，糧食可以公開買賣了，我家才從集市上買些高價的好大米。而在1979年以前，要想買好大米，就需要託人到農村用粗糧票去買了。
我們水利局有的在下面跑小水的人有機會接觸水稻田多的農村幹部，他們可以用粗糧票買些好大米。排水站的人也與農村幹部熟悉，也容易用粗糧票去買好大米。第一次我和李振生去白塔子排水站時，誇他們的大米飯好吃，柳子寬就讓我下趟拿面袋子和糧票來，給我買點好大米。秋後我又去白塔子排水站時，就拿20斤粗糧票和四元錢，從他們伙房買了20斤新大米。
那時農村沒有養魚池和養雞場，社員家裡養雞下蛋也要通過村裡的代購代銷店，交售給供銷社的收購站，生產隊都要養豬，也由供銷社收購，優先送往天津市裡。那時縣城非農業家庭每人每月二斤豬肉是有保障的，過年過節時有時供應些雞蛋，平時雞蛋很少供應。那時於橋水庫沿岸的村莊有集體捕魚隊在水庫裡打魚，打了魚要交售給薊縣水產局。水產局用冷藏車將大部分魚交售給天津市裡，少數存放冷庫內供應縣直單位的大夥房。總看，那時期副食和蔬菜商場平時沒有賣魚賣雞蛋的。大集上（農貿市場）有賣二寸以下小魚的，都是一些社員利用早晚時間從河道里用粘網或地籠捕捉的。如果想吃大鯉魚、大鯽魚、大鰱魚等，只能到水產局去託人走後門才能買到。
1977年7月初，李振生領着我到山下屯閘口這天，正巧趕上閘口提閘放水，閘口負責人張恩領我倆就去看了一下“鯉魚跳龍門”的奇觀，恰巧見篩子裡有幾條大魚，張恩聽我說在城裡家中吃住，就讓工人撈出一條三四斤重的白鰱魚，送給我作爲見面禮。我把這條大魚放在自行車前面的小筐裡，路上見到的人都喝彩說“好大的魚”，因爲那時一斤以上的大魚就很罕見了。我把這條大魚拿到家裡。我妻子見狀很高興，捨不得自己吃，讓我立刻送到倉上屯我姑姑家，準備讓他們和我家兩個孩子一起吃。結果我姑姑也沒捨得吃，讓我小弟弟孟凡明第二天帶回北京給我父親他們家吃了。那時期，北京市裡的副食店也是很少見這樣的大魚的。
1980年以前，薊縣的集市上和商店賣的大小魚類都是離開水的死魚，所謂“鮮魚”也是沒有冷凍尚未腐爛的死魚。
於橋水庫的魚也能冬捕，就是鑿開冰窟窿捕魚，這時捕獲的魚就自然冷藏保鮮了，有捕魚隊的農村就自己保存一部分魚準備分給社員過年吃。同時也可以賣給關係戶一些，價格與水產局一樣。水利局在於橋水庫南岸跑小水的技術員和這些農村的幹部很熟，可以從這些村裡買魚。
1978年1月底，在春節放假前，孫勤、趙彩榮我們託工程組的王淑華給我們寫一張便條，到水庫南岸的九百戶公社霍家店村去買魚。
這天早晨是我和辦事組的小路（路宗明）一起結伴騎自行車去霍家店買魚的，我倆每人車子後架側面挎一個裝四五十斤魚的鉄筐，九點多種就到了霍家店大隊，支部書記頭天已經接到王淑華的電話，知道我們要來，在大隊備好了酒菜，非要我倆中午在村裡吃飯，午飯時幾個村幹部輪番給我倆敬酒，把我倆灌得暈暈乎乎。下午他們從庫房裡給我倆用磅秤稱了兩筐魚，大部分是每條三四兩重的鯽魚，也有幾條六七兩重的小鯉魚。那時每條二三斤以上的大鯉魚是每斤三角多錢，這樣的小魚每斤二角多錢，交了錢我倆就往回騎。下午四點多快下班時回到局裡，我那筐魚我們政工組的人分了，每人分了五六斤，這年春節我家也吃上魚了。這也是我記憶中過春節時第一次吃河裡的魚，以前春節吃過海里的帶魚，因爲冬季沒處去買河裡的鮮魚。以前於橋水庫不蓄水，薊縣也沒有水產局，近幾年也是和水產局熟悉的人才能買到鮮魚，集市上沒有賣這類大魚的。
這年春節前，我妻子託人從溵溜供銷社買來一副豬內臟，俗稱整豬的“上下水”（胸腔的器官俗稱上水，腹腔的器官俗稱下水），送到我姑姑家裡，由他們收拾乾淨，煮熟了我們兩家吃。同時我又把部分大鯽魚和春節增加的每人三斤過節肉票買了肉，送到我姑姑家去“打蒸碗”，也就是做“扣肉”。見到“上下水”和大鯽魚，我姑姑姑父高興極了。那時期社員過年也分給豬肉，買肉很容易，但是豬的“上下水”可不是普通人家能夠買到的，尤其是冬天能吃到鮮魚更是不容易。這個春節，我家和我姑姑家都過了一個“肥年”。
總的看，回到薊縣後，從吃飯方面看，粗糧細糧適當搭配，每天吃的都是比較順口的飯菜，不再有那種“不愛吃也得吃”，“不想吃也要吃”的飯菜了。
再看穿的方面：
1979年還沒有興起穿西服和穿喇叭褲的熱潮，人們穿的衣服基本還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樣式，還是以棉布面料爲主化纖面料爲輔，因爲那時還需要用補票，化纖面料也比棉布價格高許多。由於化纖面料的衣服既結實又容易洗滌，還顯得高檔，人們還是歡迎化纖面料的衣服的。那時的棉布衣料每尺三角多錢，成年男子做一件上衣需要八尺布，加上縫紉師收一元多錢的手工費，有四元錢也夠了。可是化纖面料的一件襯衣就要十幾元，一件外罩上衣則要二十元。
但是，在冬季棉衣的樣式上較前幾年有了變化。前幾年機關幹部和事業單位的職工，是以穿制服棉襖和制服棉褲爲美觀的，認爲穿一身棉製服洋氣，穿一身棉便裝土氣。1975年以後，天津市裡人把棉衣當做內衣，在棉褲、棉襖外面再穿一套外罩的做法，影響了薊縣人。縣直機關的職工也開始效仿着把棉衣當做內衣穿了。
過去，農村人不論大人小孩，都是光穿棉衣的，不論制服式棉衣，還是便裝棉衣，都是當做外套穿的，口袋要露在衣服的表面。那時的棉衣有薄棉衣與厚棉衣的區別，不太冷時穿薄棉衣，數九寒天時穿厚棉衣。而且一穿就是一冬天，過了冬季以後才拆洗重做一遍。
這種當做外套穿的棉衣，局部特別髒的地方，如污染了一小塊油泥，可以用刷子沾點水刷一下，但不能整個洗，因爲棉花不能用水洗。所以，棉衣大面上的布料逐漸變髒就沒辦法了，只能“髒着穿”了。
把棉衣做成便裝內衣，外面再穿一條外罩褲子和上衣，既可以使裡面的棉衣不容變髒，而且即使逐漸變髒也不至於外露，而外面穿的褲子和上衣可以隨時洗滌，這就顯得乾淨多了。
那時的女裝也如此，過去女裝雖然沒有制服棉衣，也是花色的棉外裝，也是薄棉衣、厚棉衣穿在外面的。這時期也是逐漸改爲棉內衣，外面再穿一身單衣做外罩了。
1977年冬天，我也不再長期穿那套制服棉衣了，也做了一身便裝棉衣，又花二十元錢買了一件可以套棉衣穿的迪卡面料的制服上衣。與原來舊的制服棉衣輪換着穿，到1978年後，就徹底把那身舊制服棉衣淘汰了。
在大城縣工作時，我們的棉衣都是我妻子在學校放暑假期間拆洗重做的，回到薊縣後，都是我姑姑給我們做的新的棉內衣，穿幾年以後才拆洗一遍。這幾年，我姑姑也爲我三叔拆洗重做棉衣。
當然，北方冬季這種新式的穿衣方法是需要有多套衣服的，最起碼冬季穿的外衣就要有兩套，可以輪換着穿，脫下來一套洗滌。過去人們把棉衣當外衣穿，也是生活困難，缺少衣服造成的。
再看一下住房方面：
那時期薊縣的雙職工家庭不太多，因爲縣城裡的女幹部、女教師和女職工的數量比較少，多數已婚的男幹部、男教師和男職工的妻子都是農村的社員。按照國家的規定，只有夫妻雙方都是國家職工的才分配給家屬房，而且最初還是各單位自己籌資蓋的家屬房。
我們調回薊縣後，雖然是雙職工家庭了，由於在城裡有自己的私家房，單位在分配家屬房時，就把我們當做“分母”，給單位需要分房的人充人數，不給我們真的分房。單位把那些住在機關宿舍和租民房的雙職工當“分子”，分期分批地給他們分配家屬房。
我家在縣城裡鼓樓北邊的西北隅，1960年買了錢益華家的西部半個宅院和西面半層尖頂青磚小瓦的正房，1968年在前院蓋了兩間尖頂小瓦的西廂房，1972年又在後院蓋了一間9平方米平頂焦子灰的小西廂房。
我們這層正房中間堂屋兩家共有，有前門和後門，前面兩側是鍋竈，後面兩側各放置一口大水缸。
我家的西屋是一個通長的大炕，兩間屋之間的明柁下沒有界段牆，就是個二十多平方米的大屋子。因我三叔（繼父）在百貨公司當警衛，住在警衛室，這個大屋平時就我母親與我們兩個孩子住，我母親病故後，這屋子就空着。我們調回薊縣後，就住在這個大屋子裡，屋裡的大炕雖然可以容納七個人睡覺，可是來了客人很不方便。來了男客人就到後院的小廂房去住，來了女客人住在大屋，我到後面小廂房去住。當時北京我小弟弟初中畢業在家待業，經常在倉上屯我姑姑家裡長住，有時來我家住幾天，就讓他住在後面小廂屋。
錢家的東屋也是通長的大炕，只是在明柁下面打個界段牆，把東屋分成兩間小屋。錢益華夫妻和兩個女兒睡在八尺寬的外屋炕上，錢益華的母親睡在六尺寬的裡屋炕上。
錢益華的妻子陳鐵霞是北京市裡人、北京工業大學1966屆畢業生，1969年分配到北京石景山鋼鐵公司工作，後來調到薊縣交通局汽車修配廠工作。他家大女兒1970年出生，小女兒1976年出生。錢益華的婚姻坎坷曲折，我曾經寫了一篇《華老爺子坎坷又奇特的婚戀史》博文發表於網上。
錢益華家正房後院是一個柴草棚子，東面有一個小門通往他家的菜園子，菜園子在我們後院張鳳明家東面，是三間房的宅院，與南院朱寶泉家的宅院一樣寬。
我家前院的兩間西廂房蓋好後，一直租給百貨公司的雙職工家居住，由我三叔收取房租。西廂房是裡外套間，每間12平方米，裡間屋是一個大炕，外間屋角落裡可以搭一個單人牀鋪，門口處是鍋竈，其他部位可以擺放餐桌、碗櫥。這一年是百貨公司財務股的靳會計家租住，靳會計年齡比我稍大，她丈夫老於是天津市裡人，在二磚廠當技術員，是1969屆大學畢業生。她家有兩個女孩，與我家的兩個兒子同齡，由靳會計的姑母給她看護。靳會計她們四口住廂房裡間屋，她姑母住在外間屋的單人牀上。
我三叔在百貨公司當警衛，主要是夜裡值班，白天警衛室還有一個老職工當門衛，負責來客登記等事務。我三叔白天只負責幹些到批發站送貨或提貨的車輛裝車卸車和整理庫房等體力活，白天沒有搬運大件貨物的時候，他就可以回家休息。他是會泥瓦匠手藝的，休息時間就把百貨公司拆房子廢棄的破磚頭和一些沾了水泥砂灰的整磚撿回家來，還把百貨公司不要的舊窗戶和廢舊葦笆也撿回家來，又從集市上買了五根檁子、挑檐花架和水泥大瓦等物，自己去西城牆刨土推土，從春天到夏天，用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又在前院蓋了一間12平方米的西廂房。這間房是與原來的西廂房是“連山房”，在南面砌一道尖頂房山牆，西面砌一道後檐牆，東面窗戶下砌一米高的窗臺。又在原來廂房的南方山牆上部掏五個插進檁條的窟窿，就把房子蓋好了。因爲他白天有空閒時間，他就自己推土和泥，自己壘磚砌牆，也不用別人幫忙，每天干一點，逐漸的砌了一人來高。牆體砌高了，需要搭腳手架了，他就搭起了腳手架，先把磚塊和盛泥的盆子放在腳手板上，再到上面去砌牆。上面的磚和泥用完了，再下來搬磚與和泥，一個人既是大工也是小工。上檁條和房頂的鋪葦笆他一個人是幹不了的，就等我休假時讓我幫着幹，有時也讓從北京來我家閒住的我小弟弟孟凡明幫着搭把手。房頂鋪瓦水泥大瓦也是我們爺倆乾的，他在房上當大工，我在地面當小工。屋裡吊頂棚抹白灰，也是白天他自己乾的。門窗用的是百貨公司給他的廢舊木門窗，自己又刷一遍油漆。總的說蓋這間單間小廂房，他沒花一分錢工錢，也沒管別人一頓飯。因爲他讓我和我弟弟幫着幹活，也是我家做飯讓他吃的。
我三叔把這間西廂屋蓋起來後，爲了容易再婚，就提出與我們分家單過了。他說把半層正房和後面的一間小廂房給我們，他只要前院的三間西廂房。理由是正房是用我父親給我們母子的房屋的拆遷款購買的，廂房都是他掙的錢蓋起來的。他把正房屋裡擺放的一個大立櫃和後面小廂房裡擺放的舊牆櫃要過去，還把後面小廂房裡的雙人鋪板及草墊子、棉墊子、牀單子等搬過去，放在新蓋的廂房裡，還要了一些餐具和小器皿，他騎的自行車和他的衣物自然歸他了，小推車、鋤、鎬、鐵杴、三齒等農具共同使用。我們把家裡原來的被褥及我母親的衣物都給他了。他說和我母親一起生活時有三千元左右的存款留着自己養老用，我說讓他不必擔心，他老了我們也會贍養他的，而且，他娶了後老伴，我們也會當做繼母來對待，即便剩下一個老太太，我們也會養老送終的。
三叔與我分家後，我們屋子裡的傢俱還有一個大立櫃，一個較新的牆櫃和一個櫃櫥，一個太師椅、一個小木椅，一條大板凳。我又在後院小廂屋裡搭了一個單人鋪板，準備來客人時臨時睡覺用。
我有時到下面的閘站摸情況、去青甸窪黨校學習、下鄉當三秋三夏工作隊等，都是隻剩我妻子一個人在家裡，她膽小，不敢一個人睡在大屋裡，就抱着被褥到錢玉華的母親那個小炕上去睡覺。1978年冬和1979年春我在劉家頂公社常各莊村搞落實政策的幾個月裡，我妻子就把鄰居家的姑娘李豔君請來給她作伴。
因爲冬季用三開爐子做飯，大鍋竈不燒火，土炕很涼。而且這麼大的屋子，生一個爐子也不顯的暖和。1978年冬天我在家休假時，鑑於常各莊王玉清家裡的“地爐子”燒熱炕的經驗，曾經在我家大屋炕邊掏一個“地爐子”。不知是我砌爐子的技術問題，還是火炕的煙道問題，爐膛裡的火苗不是被吸進炕洞裡，而是火苗向外偏，土炕也不是很熱。我怕煤氣中毒，又把地爐子拆了。
1978年底或1979年春，我們衚衕李仁林家正房的一戶房客搬走了，靳會計家就從我家前院西廂房搬到李家的正房去住了。李家的正房也是半個堂屋做廚房，裡面兩間屋做臥室，比住我家的廂房要好多了。
那時的農村的正房有一明兩暗的三間屋，或一明兩暗的五間屋。廂房有一明兩暗的三間屋，或一明一暗的兩間屋。三間屋的房子多數出租一間半，堂屋半間做廚房，裡面一間屋做臥室，多數是新婚夫妻或孩子上幼兒園的小家庭租住。一間半屋子的房租是正房每月5元，廂房每月3元。兩間屋廂房的房租是每月5元錢，兩間半正房的房租是每月7元錢，多數是有看小孩人的家庭租住，因爲兩間半的正房較少，許多有看小孩人的房客才租兩間屋廂房住的。那年代薊縣沒有專門當保姆的，都是聘請家裡人或者親戚來幫助雙職工照看小孩。
靳會計家搬走後，百貨公司的會計股長劉玉峰家又搬進西廂房來了。劉玉峰五十來歲了，原來的老婆孩子都在農村，大兒子和大女兒都結婚了，二女兒也上班了。因老婆病故，他又與下營公社一個大齡未婚女校長李景明結婚了，從單職工變成了雙職工，並且把未滿16週歲的二兒子和小女兒都轉爲非農業戶籍。1978年春節後，李景明從下營公社調到城內東北隅小學任校長，在城裡安家了，等待分配家屬房期間需要租民房居住。劉玉峰獲悉同事靳會計搬家了，我家西廂房空了，就從農村老家把老母親和兩個孩子接到城裡來，五口人住進了這兩間西廂房。劉玉峰夫妻和兩個孩子睡在裡屋炕上，八十多歲的老母親睡外屋廚房裡的單人牀鋪。
1978年秋，錢益華家在後院的菜園子蓋了三間正房，因爲新蓋的房屋都很潮溼，必須經過幾個月的“晾曬”過程才能入住。所以，經過一個冬天的幹凅，第二年春天，他家就搬到後面去住“獨門獨院”了。
1979年春，錢益華家搬到後院去住了。劉玉峰家也乘機搬進錢益華家的東半層正房去住了。半間堂屋是專門的廚房，他們夫妻倆睡在裡套間的小屋炕上，他母親和未成家的二兒子、小女兒睡在外間大屋的炕上。
鑑於一個大屋子冬季生爐子取暖效果不佳，屋裡的土炕很涼，1979年春，我把土炕拆除了，在室內的明柁下面打一道界段牆，把一個大屋改成裡外兩間屋。
我從水利局倉庫買了一部分拆盒子板拆下來的三米長、十釐米見方的木方子，在我家西大屋的明柁下面打了一道界段牆，中間只留一個小門。這個界段牆是用拆炕沿子的磚在地板上砌了和土炕一樣高的單磚小牆，留了一個小門。小門兩側的門框是把小方子木鑲嵌在地板與房柁之間。其他部位是在柁杆與小磚牆之間，間隔一米鑲嵌一根四五釐米粗細的竹竿做立柱，用細麻繩把橫排的秫秸杆綁在竹竿上，用秫秸幹做成牆坯子，外面抹一層黃膠泥，黃膠泥外面再刷一層白灰，做了一道這樣的界段牆。這些活都是以我爲主，以我小弟弟孟凡明爲輔來完成的。我自己又用小方子做門扇的四框，用紙箱子的厚紙板做門芯板，刷了油漆，做了一個小門扇，安裝在界段牆的小門上，這就把一個大屋改成兩間小屋。外間屋做客廳，裡間屋做臥室，來了客人住在後面小廂房裡。1979年冬天，我們在六尺寬的裡間屋還是生一個三開爐子，就顯得比去年暖和多了。
1979年夏季，劉玉峰家搬到正房東屋去住後，劉家頂公社常各莊村的王玉清妻子王大嫂就搬到我家西廂房來住。
我在常各莊村下鄉時，縣裡爲下鄉插隊的城市居民回城搞落實政策，已經給她們母女三人辦理了農轉非戶口的申報手續。後來辦好手續了，她們母女都是薊縣城內的非農業戶籍了，她大女兒王寶秋就從上倉冷凍廠的合同工轉爲商業局副食品公司的正式職工，在城裡的副食門市部上班了，她小女兒王寶玲還在上倉中學讀書。王大嫂到我家來串門，見我家西廂房空着，就從老家簡單搬來點生活用品，到城裡來居住了。1979年冬季，他兒子王寶明退伍回來，也按照非農業戶籍的退伍兵對待，安排在公安局當民警了。
我三叔與我分家後，他有了前院的三間西廂房，我有了半層正房和後院的一間小廂房。
再看日用品方面：
那年代大城市已經有了做飯用的液化氣，薊縣只有城西的天津市慶豐工具廠的職工家屬們用液化氣罐和液化氣竈做飯，他們是廠子裡直接到天津市裡去加氣的，薊縣還沒有加氣站。薊縣城裡的非農業家庭都用節煤爐、柴油爐和小冷竈鍋來做飯。
我家睡的的土坯火炕，本來是需要一日三餐燒大鍋做飯的，這樣土炕纔不顯得涼。我母親離世後，我家裡所剩柴草不多，有時也從城關供銷處買些廢木板包裝箱子，運回家來用鋸子和斧子破開當劈柴燒大鍋做飯。回薊縣後，我們也有了國家供應的蜂窩煤，買了一個節煤爐，以前有一個柴油爐子，爲了同時蒸飯和炒菜，又買了一個柴油爐子。平時就用節煤爐、柴油爐和大鍋竈做飯了。
節煤爐沒有煙筒，爐膛裡的火苗和煙向上冒，爐膛頂部外圍有三個小突起，可以平放鐵壺和平底鍋，使用尖底鍋炒菜還需要另放一個支架。封火時關閉下面的進氣口，在爐膛上面蓋上蓋子。一般情況下，節煤爐一晝夜才耗三塊蜂窩煤，之所以省煤就是爐子的下部進氣口小。可是進氣口小，火苗也很弱，燒水和做飯很慢，有的家爲了增大火苗就一個小電動吹風機對着節煤爐的進氣口吹風，可以增大節煤爐的火勢，加快做飯的速度。當然，這樣也就耗費的煤塊較多了。
柴油爐做飯也有缺點，做飯時油煙子較大，需要經常擦拭鍋底和清理燈捻子頂部的焦炭。
那時我家裡有一個小水缸用來儲備柴油，普通農用柴油每斤一角八分，冬季用的柴油每斤二角二分。過去生爐子或者竈膛燒劈柴，都需要用草柴來引火，職工家庭沒有草柴，就用幾塊劈柴蘸上柴油來引火。
到了冬季，屋裡需要生爐子取暖了，就用帶煙筒的三開爐子燒水做飯了，就不用節煤爐了。
三開爐子的爐膛比節煤爐的爐膛深，可以多加一塊蜂窩煤，下部進氣口大，爐膛上部是盆形的爐口，爐口上部是平面的爐蓋子，煙筒就在盆形爐口的側面。三開爐子的爐膛深，裝的煤多，火苗就比節煤爐旺多了，做飯也比較快，平時飯菜簡單，只用爐子做飯就行了。有時來客人，需要多炒幾個菜，一個爐子不夠用，還要用柴油爐或者燒大鍋竈。
因爲大鍋竈燒的火少了，土炕是比較涼的，我們就在炕頭部位鋪上炕氈子，棉褥子下面再鋪一個羊皮褥子，這就不顯得炕涼了。睡覺時把脫下的棉衣都蓋在被子上，在上面再加蓋一牀棉被，也就比較暖和了。
那時冬季雖然生爐子，屋裡的室溫還很低，數九寒天的夜裡屋內臉盆中的水還會結一層薄冰。一是老式房屋的門窗保溫差，二是屋裡的三開爐子經常處於封閉狀態。
還是燒蜂窩煤，平時上班走前要“封爐子”， 下班回家再打開，夜裡睡覺前也要先“封爐子”，第二天早晨起來再打開，總的看封閉的時間比打開的時間長。那時的“封爐子”就是先把爐膛裡的廢煤灰（蜂窩煤是用煤、黃黏土和白灰製作的）掏出來，在爐膛裡添加一塊或兩塊新煤，在爐膛上面扣上一個圓形中間有小孔的鐵蓋子，再把爐子的進氣口和煙筒的出風口適當封閉，在爐子使爐膛內的煤塊緩慢燃燒。那時的“封爐子”也有技術含量，也要根據氣溫的變化，適當調整下部進氣口和煙筒出風口縫隙的大小，縫隙大了，煤塊就全部燒完了，還需要重新點火生爐子。縫隙小了，爐子裡的煤塊火太弱，好長時間上不來火苗，做飯困難。縫隙過小了，還會把爐火“憋死”，一塊煤燒到半途就熄滅了，還是需要重新生爐子。
1979年春天，我就把正房的大屋改成兩個小屋，同時把屋裡的土炕拆除，堂屋的大鍋臺也拆了，改爲放置節煤爐、柴油爐的地方。爲了燒劈柴做飯快，我又在正房前邊的院牆處搭建一個小冷竈，不下雨的時候，可以在小冷竈鍋裡做飯。
我把一個大屋改爲兩個小屋，把土炕拆除了，就開始睡牀鋪了。這時薊縣還沒有出現席夢思軟牀，城裡住家屬院的雙職工家庭正處在用牀架代替鋪凳的轉型期。
鋪凳就是簡易的四條腿板凳，放在牀板下面作支撐。古代的牀架都是木質雕刻花紋的牀頭和牀樑，造價很高，都是富貴人家的高檔用品，普通老百姓睡的就是鋪凳支撐的牀鋪。解放後，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機關宿舍裡的單人牀，一般也是木質的簡易牀架，牀頭和牀樑也是木質的。1970年以後，國家的鋼鐵多了，又出現了鋼鐵牀架。就是用鐵管做牀頭，用三角鐵做牀樑，把牀板放在牀樑上。鐵管牀頭和角鐵牀樑之間有插口和插頭，可以拆開，爲的是移動方便。
過去的牀板有鋪凳上放置的鋪板與牀架上放置的牀屜之分，鋪板是把三至五釐米厚的木板用木條聯成一體的牀板，要求板材較厚，耗費木材較多。牀屜是用五至七釐米的方木條做框架，用一釐米厚的木板做面板而成的，耗費木材較少。
我家在拆除土炕之前，我用從水利倉庫買來的小方子做牀屜的樑骨，用我妻子從單位買來的包裝箱子木板做牀屜面板，自己做了兩個牀屜，又用小方子做了四個鋪凳。土炕拆除後，就在裡間屋的土炕位置，用鋪凳和牀屜搭了一個大牀鋪。這些方子木和包裝箱子的木板，都是按照3元錢一百斤的劈柴標價，從單位買的，也沒有真的過秤稱斤數，就是象徵性的給點錢。
用鋪凳支撐牀屜做的牀鋪雖然造價低，但是不如有牀架的牀鋪美觀，所以，不少家庭都用牀架取代了鋪凳。
那時薊縣沒有國營傢俱商店，集市上有私人制作的新傢俱和舊傢俱，住家屬宿舍的職工大多數都是自己找料焊牀架。我家改成睡牀鋪以後，我又從水利局倉庫買來幾根U形廢鐵管，是從變壓器拆卸下來的冷卻油管子，也是按照幾分錢一斤的廢鐵價，象徵性的給點錢。由我妻子出面送到東關誠關公社改革廠（農機修造站），去焊牀頭，並且讓他們給配兩個3釐米寬的三角鐵牀樑，做了兩個90釐米寬、190釐米長的單人牀架子。連角鐵帶加工費花了幾元錢，那時廠子裡的鋼材都是國家定價，很便宜，但是沒有熟人，花錢也買不到。因爲改革廠的廠長與我妻子熟悉，纔去求他們“幹私活”。後來我又用老同學柳建國找來的舊鐵管和角鐵焊了一個雙人牀。
這三個牀架焊成以後，除鏽和刷漆都是我自己乾的，用砂紙擦掉鐵鏽後，先刷一層防鏽漆，之後再刷兩遍天藍色的油漆。油漆都是自己買的。我一共做了四個單人牀的牀屜，雙人大牀上放置兩個，單人小牀上各放置一個。我們把雙人牀放在外間屋，把兩個單人牀放在裡間屋，來客人也不必再住後小屋了。
那時室內的傢俱正時興帶穿衣鏡的大衣櫃，還有帶有推拉玻璃的小酒櫃，少數家庭開始自己製作沙發。國營商店沒有賣傢俱的，集市面上有賣大衣櫃和酒櫃的，還沒有賣沙發的。於是，有的男職工就自己買來木工工具，再找來一些木料，自己在家裡手工製作大衣櫃、小衣櫃、酒櫃、桌椅等傢俱。有的還從買來彈簧、棕皮、麻袋片等，自己在家裡製做沙發和席夢思牀墊。
城市裡雙職工家庭這種自己做傢俱的風氣，不僅是爲了省錢，也是爲了消磨時間，使生活過的更有意義。因爲那時期雙職工家庭的業餘時間，實在是清閒無聊，無事可做。
那時薊縣的電視機還很少，個人家庭幾乎沒有電視機，一些較大的機關單位纔有電視機。我想看電視需要晚飯後去水利局的大會議室裡觀看。那時薊縣也沒有公園和廣場，沒有羣衆性的唱歌、跳舞等娛樂和健身活動。各家雖然有了收音機，可以聽一些評書或者樣板戲，只是內容太少，而且播送時間是固定的，不像後來的收錄機那樣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文藝節目隨時播放。
那時下班後，除了做飯吃飯，有時到單位參加政治學習之外，也沒事可做。於是，大多女職工就買來毛線，用竹籤子或鐵籤子手工織毛衣、毛褲、毛襪子、毛圍巾和毛線帽子，男職工就打傢俱。
從我家來看，一般情況下，我倆早晨起牀後有時我去共用水井處挑水，她在家裡做早飯，吃完早飯上班，中午我倆都是到家後自己做飯，吃完午飯休息，之後再上班，傍晚下班回家還是她做晚飯，我有時也需要去挑水。那時的家務勞動就是挑水做飯洗衣服，在搞一下室內室外的衛生。我妻子上學時就會織毛衣，這麼多年來她一直利用業餘時間織毛衣。
1977年時，每週一三五晚上還要去單位學習一個小時，1978年後逐漸的就把下班後的政治學習取消了。由於晚上沒事可幹，我也買了兩個鑿子和一個刨子，加上家裡原有劈柴用的斧子和鋸，也開始練習打傢俱了，我的木工師傅是我家西廂屋的房客老於。
我們西廂屋的房客靳會計的丈夫老於是天津市裡人，他在二磚廠上班，他是生產科的技術員，上班也不累，就向廠裡的木工師傅請教，學會了木工技術，下班後或者休假時就在家裡打傢俱。
1978年夏季，聽孫勤說有人在家裡自己打沙發，而且做沙發對木料的要求和技術含量比做椅子還簡單，我就決定自己也做一對單人沙發。
我先從大城縣裡坦公社找來沙發彈簧，又找後勤組長喬森，想買些工地拆盒子板下來的舊木料，他說正巧有從木材庫買來一部分“碳材”的樺木板材圓木，就賣給我兩根，每根四五十釐米粗，二三米長，摺合三分木材。
木材庫的圓木都是從東北大小興安嶺林場運來的松木和樺木，圓木摺合一立方米俗稱一方，三分就是三立方分米。圓木有檁材與板材之分，直徑在十至二十釐米之間的可以做蓋房用的柁和檁使用，稱爲檁材。直徑在二十五釐米以上的用來破開成木板，再把木板破開成木條，用來製作門窗或傢俱使用，稱爲板材。碳材是指樹幹被蟲子腐蝕出現了“空芯”的現象，由於樹幹的空芯是不規則的，很難破開成爲標準的木板，既不能做檁材也不能做板材，只能用來燒火做劈柴了。所以，木材庫的碳材也是劈柴價格。
我買的這兩根碳材樺木，花多少錢不記得了，其中一根長的給了大城縣的老同事，那根短一些的自己用了。我用雙輪車把它拉到東關外一個電鋸破圓木的地方，破開成二釐米和三釐米厚的木板，拉回家裡存放。因爲中間許多不規則的空芯，只能出一些一二米長、不同寬度的木板，做沙發和酒櫃的木框還是可以用的。
因爲屋裡的空地不多，我用這根樺木的木條自己做了兩個單人沙發，一個小茶几、一個小酒櫃。
茶几和酒櫃的木框都是榫卯結構，用鋸子在橫框兩端做榫，用刃寬一釐米的鑿子或是刃寬一毫米的鑿子在豎框上挖出榫眼或榫槽來。榫眼和榫槽統稱爲“卯”，榫眼是通透的，榫槽是不通透的。
因爲這根樺木只出木條，不能出20釐米寬的木板，我就是用樺木做茶几和酒櫃的面框，用水磨石板做茶几和酒櫃的上部承重的大面，茶几下部的托盤和酒櫃的四框之內的面板用的纖維板鑲嵌的。所謂鑲嵌，就是在木框內用刃寬一毫米的鑿子開出槽溝，把纖維板塞進四框的槽溝內。
我做的那兩個沙發都是用紅褐色條絨布做包裝的老式沙發，用10釐米寬的樺木板製作沙發坐墊和靠背的彈簧框，彈簧框的底部平放三個木楞固定九個彈簧，再用䒵麻捻成細麻繩，把九個彈簧相互之間和與外框之間，捆綁成一體。兩個座墊各用九個粗鋼絲的彈簧，兩個靠背各用九個細鋼絲的彈簧。彈簧上面要鋪一層棕皮，棕皮外面用麻袋片遮蓋，再用小釘子把麻袋片固定在木框上。
還要做一個沙發底座和兩個沙發扶手。底座是一個方形木框，下面有四條腿，前面是“前臉”，兩側安裝扶手，後面固定靠背。扶手也是一個梯形木框，外側用纖維板封閉。要用螺栓把扶手固定在底座上，再用螺栓把靠背固定在扶手和底座上。
由於用沙發布把坐墊和靠背的彈簧框、扶手及底座都包裹起來了，裡面的木框表面不必光滑，木框和纖維板也不用刷油漆了。
由於屋子裡的空地有限，我只做了兩個單人沙發，使用了36個彈簧，那個雙人沙發的36個彈簧準備以後備用。結果，幾年後國家經濟大發展，我家的收入增加了，我家也從市場上買了新傢俱和新沙發，我自己做的茶几、酒櫃和沙發都被淘汰了，那36個備用的沙發彈簧也賣了廢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