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已經到了，在整個鳳凰山區已經是桃紅梨白。有人說，這是鳳凰山最美的季節。
吳天彪這幾天回了一趟老家白河縣，他勸說父親李豐坤老漢隨他來到了西山縣。
吳天彪的天彪旅遊已經買下了西山縣的5萬畝優質茶園，成立了一個鳳凰生態茶旅遊園區。
雲霧飄渺、美似仙居，而倍受青睞。每到下午，由白雲組成的蓮花陣成朵成排，非常奇特壯觀，結合五萬多畝的自然森林和奇花異草及比比皆是的小動物，除了視覺享受外使高香茶增添了無限的靈氣，更是名副其實的大氧吧，特別可貴的是，多品種的自然森林保證了豐富的有機物。不論是從海拔、日照、土壤、水質、環境上分析，高香茶園都是那樣的完美無缺，高海拔和變化無常的氣候，形成了它的特有景觀和天然除蟲的法寶，有效的保證了有機茶的形成。
茶園與自然森林重複疊嶂，蔚爲壯觀。奇花異草，溪流不斷，自然、奇香、靈氣的高香茶是最好的生態環境的見證與體現。
現已建好了天人合一的品茶室，可同時接待近千人品茶、喝茶；與之比鄰的溫泉山莊可供千人住宿。特有的新鮮茶餐是都市人享受自然的美味佳餚。遊人來到這裡，可以自採、自制、自壓茶葉。瞭解中國茶飲的演變歷史，觀看、參與茶飲、茶藝、對茶歌表演，享受天然的大氧吧。
這個生態茶園，如果開發得好，在吳天彪看來，可以提高整個鳳凰山景區的品位。
吳豐坤老漢本就是一個閒不着的人，聽說天彪要讓他來打理生態茶園，他就主動勸說老伴和他一起來到了西山縣。
這些天，吳天彪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可以跨入政界，做一個紅頂商人。因爲，由於他的天彪鉬業對西山縣以及對山陽市的財政貢獻，西山縣縣委書記宋長江已經同他談過話，想請他出山任西山縣的政協副主席。
這個副主席是不駐會的，其實就是名義上的一份政治光環。
吳天彪知道，這樣一個職務是小之又小的，但卻是他跨入政界的一個墊腳石。
無獨有偶，這些天因爲有這樣一個機遇擺在面前，吳天彪也在涉獵那些成功與失敗的紅頂商人的故事。
王國慶正在看的安徽雙輪集團董事長劉俊卿的人生起落的事，吳天彪也正在研究。同時，他現在還正在研究和雙輪酒廠相距不到百里的另外一個酒廠古井貢掌門人王效金的事。
因爲，這個王效金也已經落馬了。
王效金落馬了，他的是非功過永遠地和古井集團過去的二十年聯繫了起來。
20年間，極富傳奇色彩的安徽亳州人王效金，讓偏居小鎮一隅的古井酒廠，成爲聲名遠播的國內酒業“大鱷”。在王效金的帶領下，這個年產兩三千噸白酒、擁有六七百職工的縣級小酒廠發展成爲資產幾十億、職工過萬人的大型集團。
鼎盛時期，古井酒廠曾躋身中國酒業前三強。王效金也因此榮譽加身，先後擔任亳州市委常委、市政協副主席等要職，也曾當選爲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安徽省第八次黨代會代表，被譽爲中國“酒界第一人”。
然而，在行將退休前，時年59歲的王效金卻意外落馬。2008年7月24日，王效金在安徽省宿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
長達14頁的起訴書，勾勒出這位“酒界第一人”的另一面。經查，自1991年10月至2007年3月，王效金利用職務之便，在原材料採購、廣告承攬、合股經營、企業收購等方面“慷公家之慨”，爲他人謀取或承諾謀取利益，涉嫌非法收受賄賂共計人民幣508萬元、美元67.6942萬元、港幣5萬元。最終，王效金被法院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
從1987年擔任古井酒廠廠長以來，王效金在這個老大國企當了整整二十年的一把手。
在亳州，人們喜歡將王懷忠和王效金相提並論，人稱“亳州二王”。這不僅因爲二人都出生在亳州，而且二人早年就相識，還有許多相似，當然還有不同之處。
王懷忠，原安徽省副省長，早年從亳州一個大隊的記工員幹起，後來仕途得意，從亳州縣委書記升至阜陽地區專員、地委書記，在亳州、阜陽，乃至整個安徽，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後來，一朝落馬，被判極刑。
王效金，36歲調任古井酒廠副廠長，後來任廠長、集團董事長，一直在古井集團工作，在中國白酒行業大名鼎鼎，頭像一度印在古井貢酒的瓶蓋上而廣爲人知。
知情者說，二人都喜歡出名，只是王懷忠追求的是政績，王效金要的是名氣。
1999年2月，剛到任不久的亳州市委書記王首萌，去拜訪王效金，並在全市召開了一個向古井學習的大會。
會上王效金做了個長達4小時的報告。在這個報告會上，王效金說：我毫不隱諱地說我就是要做名人，把自己塑造成這個企業的靈魂。因爲，名氣越大你越好領導這個企業，人家越服你啊。
王懷忠和王效金二人還都崇拜同樣出生在亳州的曹*，並且和曹*一樣，喜歡玩弄權謀。
在阜陽，市委書記王懷忠和市長蕭作新之間的權鬥盡人皆知，最終，權鬥又將二人掀翻在地。
在亳州，王效金雖然不是官員，但由於古井地位特殊，他常年戴着紅頂商人的帽子，最重要的，他有着官員的鬥爭謀略。
有一年，亳州市想往古井派一個副廠長，王效金雖然鬱悶，但又不好直接反對。後來，他想了個辦法：先演了一出辭職——找到當時的市領導，說古井不是我王效金的，你們要想讓我王效金走，我不立馬走，就不是條漢子。但不讓我走，又要派個人任第一副廠長，我絕對接受不了！
緊接着，王效金又向下面職工放風，說市裡要給古井摻砂子，派一個第一副廠長來，這對古井是不利的。結果，第二天古井廠輿論大譁。最終，派副廠長之事讓王效金給頂了回去。
和王懷忠對仕途充滿野心相比，王效金也對政治充滿了慾望。
一位和他同事過十年的老同志告訴本刊，早年，安徽省曾經想讓王效金出任輕工業廳的副廳長，他覺得太小，拒絕了。
後來，王效金出任過亳州市委常委、政協副主席這些副廳級職務，但一位和他共事過二十年的老同事說，“廳級幹部他也不會滿足”，“省級幹部他纔會看得上”。
亳州一個小地方，出了兩位強人，而且又相互熟悉，知情人說，王效金和王懷忠這“亳州二王”互相有些看不起。
當年，王懷忠任亳縣（亳州原稱亳縣，後改爲縣級的亳州，2000年成爲地級市）領導的時候，王效金只是普通的科員。王懷忠和古井酒廠第一任廠長聶廣榮不睦，想換掉聶，遭到拒絕。在雙方互有妥協的情況下，王效金得以被聶廣榮看中，調入古井酒廠任副廠長，兩年後，出任廠長，剛50多歲的聶廣榮退居二線。
2000年左右，專門寫古井成功經驗的某作家，在王效金授意下，去找王懷忠，讓其來談王效金的成功故事，被王懷忠拒絕。幾年後，王懷忠落馬，王效金又大談早年他就和王懷忠不是一路人。
1987年，王效金出任古井酒廠的廠長，這一年，他38歲，年富力強。
一年後，因爲國家實行白酒計稅基礎價調價的政策，各種名酒漲價，“古井貢酒”從14.5元一下子調到了48元一瓶，“古井貢酒”成爲消費者“囤積保值”的熱門貨。那一陣子，古井酒賣得很好，光是廠長批的條子就能賣錢。
但問題隨之而來，國家整頓治理、反貪污、反腐敗，白酒呈現出“三不喝”現象：第一，老外不喝；第二，共產黨不讓用公費喝；第三，老百姓也不喝，喝不起。
第二年，市場大變，各種有名白酒出現滯銷現象。
《調查古井貢》（主要是談王效金的成功經驗）一書提到，在釀酒車間的澡堂裡，王效金想出了“降度降價”的策略。
王效金的設想是，根據“計稅基礎價”（當時，酒價是根據酒的度數決定的，度數越高，價位越高。度數越低，價位越低），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酒價降下來；另一方面又能避免古井廠與客戶的矛盾。
這個現實策略，爲當時的古井酒廠打開了銷路，兩個月時間，古井的利稅達到1000萬！公司由此走上快車道——1995年古井以29.72%的增長速度實現利稅5.95億元，在全國白酒業中從上年的第三位一躍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1996年，古井將核心業務推向證券市場，成爲國內白酒第一股。在許多古井集團的創業員工和老領導看來，經歷過那段輝煌之後，古井集團開始走下坡路。
“客觀地說，白酒降度符合了人們的消費習慣，畢竟喝高度酒的人少了。但降價卻把古井貢本屬於高端品牌酒的價值給降了。茅臺、五糧液等在困難時期堅持沒降價，度過難關後，人家依然是高端品牌。”古井酒廠第一任老廠長聶廣榮對自己在任時創出牌子的古井貢酒依然充滿感情。
如今，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對當年選王效金當接班人頗有悔意：“剛當廠長那幾年，王效金幹得還不錯，但自從他提出‘降度降價’後，沒幾年，古井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你看看，現在的古井被他們弄成了什麼樣子？！”
王效金被人詬病的另一個理由是，在古井公司鼎盛時期開始的多元化探索，很多都是交了學費，有去無回。
最爲重要的，在許多老古井人看來，取得一些成功的王效金，驕傲自大，喜歡重用自己的親信，無形中也帶壞了古井集團的風氣。
媒體報道，“在王效金的言傳身教下”，一批古井的中上層幹部“都形似王效金，個個都能說善辯、手舞之足蹈之，情緒化，聲音大”。
而且，王效金還十分喜歡搞運動方式，作爲廠長，他經常在廠內成立各種運動或者學習小組，以求提高職工們的士氣。
1995年，他總結出古井的“五大失誤”，刊登在《古井報》上，讓全體員工學習；2000年，在他授意下，古井開展了“我們都是商人”的教育活動；2002年，古井利潤一路下滑，王效金又提出“批判與再造”的“整風運動”……
“這些學習、運動，非但沒有讓職工提高士氣，反而成爲了許多幹部整人的工具。”一位古井集團下屬熱電廠的工人抱怨說。
讓許多員工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曾經的“王總”口才特別好，嘴巴能說。這也是王效金甚感自得的地方。
根據他的自述，他的辯論口才是在“文革”時期練出來的。因爲，“整個城市就是一個大辯論場，到處都是你一堆我一堆的人在辯論。你說劉少奇好，我說不好，你說縣委好，他說不好，爭得面紅耳赤的……我的辯論水平或者說口才都是在那個時期鍛煉出來的。這是我在文革中的一大收穫。”
當古井酒廠廠長後，許多員工記得，王效金“能連續說五六個小時”而一直聲若洪鐘、毫無倦意。
此外，王效金也特別注重宣傳、包裝自己。
在公司內部，他會組織各種各樣的學習班、培訓班。內部刊物《古井報》上，人們可以看到以各種形式宣傳王效金的文章，像什麼“給王廠長畫像”、“王效金故事”、“王效金的經營之道”、“董事長信箱”等等。
外部，王效金善於調動媒體資源，他曾經告訴別人，他喜歡交的第一類朋友就是新聞界的。檢索歷年資料，關於王效金個人以及古井集團的報道不勝枚舉。他自己還出了專著若干，裝幀精美，有的還塞在古井酒裡面，送人。
不僅如此，王效金還極力展示自己與領導的親密關係——1994年，安徽省要在北京辦一個發展成就展，讓企業贊助。王效金考慮到國家領導人要去，就掏了15萬，後來一高興，又多掏了幾十萬。收穫是，拿到了一張和領導人握手的照片。
王效金的如意算盤是，自己成爲名人後，會帶來名人效應，但從根本上來說，這只是滿足了他自己的虛榮心。只是這種虛弱表現出來，會是一種霸氣和自負。
前些年，亳州市曾有一位副市長，講過古井的種種不好，王效金很惱火。有一次，他趁着自己是市委常委，能在會上發言的機會，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個多小時。其中語帶雙關地將那位副市長諷刺了一番。
“我雖沒點名，但是誰都知道我講的是誰。實際這些話都是針對具體人講的，但是又都跟古井密切聯繫在一起。”會後，王效金很得意，還將此事告訴了來採訪他的記者。
正是在這種自負思維下，王效金說過：誰能打垮古井？誰都打不垮古井；誰能打垮王效金？誰都打不垮王效金，只有我自己能打垮我。古井要垮也就垮在我王效金手裡。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強大的企業強人，在2006年4月，他的得力干將劉俊德被紀委“雙規”，也開始變得瘦弱起來——此前，身材不高體重卻達到180斤的他多次減肥都不成功，劉俊德落馬後，許多職工眼看着他們的王總“瘦了一圈”。
也是在那個時候，這位酒業鉅子開始感嘆企業家的生命是如此短暫。
“中國優秀的、大的企業家的命運多是三五年一個輪迴，一個一個地倒下去，又一個一個地站起來，像舞臺上的演員一樣你方唱罷我登場。”王效金說，“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目前的監督體制都是蒼白無力的，只有靠一種員工敬業精神，沒有其它好辦法。好多企業都是成功在某個企業家手裡，又毀在他手裡。”
言猶在耳，人已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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