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東陽縣委書記吳天然的手頭上又接收了不少對各地官員的處理通報。泡-（)其有兩起是發生在山陽市的，吳天然特意對這兩起通報進行了指示，並要求組織全體黨員幹部進行學習，進一步強化責任，嚴防死守。
吳天然知道，用身邊的人和事來開展教育，效果會格外明顯。
第一起通報是：在防治的緊要關頭，K省山陽市紀委審理一室主任、副處級幹部高一太擅自接回其在重點疫區患的兒子，造成惡劣影響。山陽市紀委近日經研究決定：免去高一太市紀委室主任、副處級職務。
4月21日晚，高一太得知其在北京上大學的兒子出現發燒、咳嗽等症狀後，用其妻子劉某單位的轎車連夜趕往北京某高校將兒子接回山陽，並於次日晚12時許將其子送往山陽市心醫院。4月25日，經K省醫療專家組檢查，確診高一太之子爲患者。
接到市衛生局的報告後，山陽市紀委立即派人調查此事。4月28日，山陽市紀委常委會根據調查情況，責成高一太一要嚴格遵守醫院的隔離制度；二要寫出書面檢查；三要在其被解除隔離時及時向機關領導報告。但高一太對市紀委的研究意見置若罔聞，不寫檢查認錯，且在被解除隔離後擅自回家。山陽市紀委在免去高一太的市紀委室主任的職務同時，還將查處其有關違紀問題。
第二起通報是：5月5日，因防治“”工作組織領導不力，白河縣委書記周子成、白河縣委副書記張大印同時被免除黨內職務，張大印的縣長職務任免按法定程序辦理。
據通報，白河縣太子山鄉皮營行政村農民王某，４月２８日從北京一家醫院打工辭職返鄉後，５月１日被確診爲“”病例。在此期間，白河縣委、縣政府及縣“”防治工作領導小組，未能及時對王某的行動進行監控，沒有對與王某接觸過的人員全部採取果斷的隔離措施，也沒有對王某所乘坐的公交車、三輪車及乘客認真排查控制。
山陽市委的通報說，周子成作爲白河縣委書記，張大印作爲白河縣委副書記、縣長和縣“”防治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面對嚴峻的“”疫情，組織領導不力，工作措施不到位，造成了“”防治工作的被動。經山陽市委常委會議研究決定，免去周子成同志白河縣委書記職務，免去張大印同志白河縣委副書記職務，其行政職務任免按法定程序辦理。
通報要求，山陽市各級黨委、政府和各級領導幹部，要深刻汲取白河縣委、縣政府和周子成、張大印的教訓，以對黨和人民羣衆高度負責的態度，認真落實羣防羣控措施，嚴防死守，奪取抗擊“”的最後勝利。
白河縣是吳天然的老家，周子成、張大印，他也極爲熟悉。吳天然不由爲周、張兩人感到惋惜。同時，吳天然也對家裡的父母擔心起來，畢竟他們沙坪村和王某所在的太子山鄉只有一河之隔。
據他的瞭解，周、張這兩個人，特別是周子成，工作能力很強，爲人也很低調，本來是下屆市政府副市長的後備人選，萬萬沒有想他居然撞到了的槍口上。按理說，周子成這樣成熟的幹部，單單從政治敏銳性這個角度來衡量，也不該犯下這種錯誤啊。
4月20日，那可是一個分水嶺啊。在此之後，國家的問責力度越來越大，周子成難道就沒有從空氣嗅到？
2003年4月20日，當高強走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時，吳天然馬上意識到：事情發生變化了。
這是2003年4月20日下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問題舉行新聞發佈會。按照慣例，站在臺上發佈信息和接受記者們諮詢的應該是衛生部部長張康。
在陰影籠罩的春天裡，此前由官方發出來的聲音是：“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世界衛生組織卻在4月11日再次將北京定爲疫區。真相和謊言交織。政府對“”言行的任何細微變化都是外界追逐的焦點。
雖然和很多人一樣，吳天然推測會有一些變化，但一些情況仍讓他感到大出意外。
代替張康出席新聞發佈會的時任衛生部副部長高強很快開口說話了：“截至4月18日，全國累計報告病例1807例，其，北京339例……”而僅僅在五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確診病例只有37例。
高強承認：“由於有關部門信息統計、監測報告、追蹤調查等方面的工作機制不健全，疫情統計存在較大疏漏，沒有做到準確地上報疫情數字。”
當晚，新華社發稿：央決定：免去張康的衛生部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孟學農的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兩天後，孟學農請辭北京市市長職務的決定獲人大通過。
張、孟兩人免職的消息立刻成了國際新聞，國政府形象爲之改觀。胡舒立女士在《財經》雜誌撰：在2003年國人抗擊的這場歷史性戰役，4月20日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從這天開始，隨着衛生部與北京市兩位主管官員的去職，國各地的疫情公佈做到了公開、準確、全面和及時，防治進入了全線動員的新階段。
而在國內政界則堪稱引發了一場“地震”，被認爲是新一屆政府執政以來掀起問責風暴的開端。
根據吳天然後來的瞭解，衛生部長張康及北京市長孟學農既是最早深陷泥潭的兩位高官，也是在問責風暴首先被拉下馬的官員。
2003年3月份，全國人大十屆一次會議之後，由新任總理提名的28位各部委負責人開始履新，其，63歲的上海市南匯縣人張康在衛生部部長、黨組書記職位上連任。他表決心說：“一不當太平官，二不當糊塗官，三不當貪官贓官，四不當‘麪糰官’。”
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新一屆政府將給國帶來更多憧憬。正如1月份剛剛當選北京市長的孟學農在記者見面會上莊嚴承諾：“新一屆政府一定要做一個敢於負責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
但的蔓延卻爲此定下了悲情基調。
最早發現於廣東的型肺炎，在2月初春節期間變得沸沸揚揚。2月11日，廣東官方正式面見媒體公佈真相，承認廣東當時已發現305例型肺炎病人並有5例死亡。此後，廣東和全國各地的媒體曾對此次不明肺炎引起的風波廣泛報道，香港媒體亦有大幅刊登。
從3月下旬到4月初，身在北京的人們或多或少半帶悠閒地同情着廣東人和香港人，而獲取信息的渠道基本上還是網絡、短信等真假難辨、不知虛實的傳聞。關於“”的報道，曾在2月集於廣東之後逐漸降溫。人們普遍以爲，這件事已經結束了。
事實上，早在3月6日，也就是朱鎔基做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到第一例病例。儘管網上關於“北京流行‘’”的帖子言之鑿鑿並指出了收治患者的醫院，但由有關部門發出的聲音，仍被斥之爲謠言。
北京市衛生局新聞發言人在3月26日稱，北京輸入性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沒有向社會擴散，本地沒有發現原發性“型肺炎”病例。這是首次有關北京型肺炎的官方報道。
真相被掩蓋，使得在這個春天裡，死亡是個秘密。但謊言仍在繼續，4月3日，時任國衛生部部長的張康出席新聞發佈會，他把“國局部地區的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一句話重複了好幾次。
也是在那次新聞發佈會上，張康還鄭重宣佈：“在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曾經做過醫生的張康，面對外記者，拿着有關資料以非常肯定的語氣介紹了北京的疫情：“12個病例，死亡3例。”
此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在會見日本東芝株式會社社長岡村正時也表示，對於1300多萬人口的北京市，22個病例所佔比例並不大，而且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沒有擔心的必要。
不過國際上的反應並不像官方的表態這樣輕鬆。原定於4月旬在京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國企業峰會已經推遲；英國滾石樂隊在京演唱計劃也已取消。
此時，疫情正以超乎人們想象的速度在全國蔓延傳播。根據北京《財經》雜誌的備忘錄：到4月底，在國的版圖上，有疫情的省份達26個。
吳天然當然明白，央處理官員決不是最終目標。2003年這場問責風暴，由醞釀到爆發，彰顯了新一屆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
當北京病例的真實情況披露後，4月11日，北京被世衛重新定爲疫區。此後，政府表態發生了變化，從“完全有能力控制”變爲“決定打一場硬仗”。4月14日，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來到廣東疾控心，用到了一個詞———“揪心”。總理在短短几天內分別下到北京佑安醫院等一線陣地，看望醫務人員。一切都預示着，防治工作將可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國政府也已經明確意識到了前段時間政策上的不當之處，並切實採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以彌補受損的形象，併力爭將其可能的負面影響降至最低。
由此再回到4月20日下午這場新聞發佈會，高強大幅修正了北京市的疫情統計數據，並承認了此前數據的不當之處。不難看出，此次問責風暴的要義在於：找出應當負責的人並且讓其負責。
此後，僅在期間被問責的官員就達上百人。如果僅僅是爲了處理幾個失職官員，顯然不是新一屆政府所願。問責後，政府開始摸索建設突發事件機制的經驗。
總理在多個場合裡對媒體如是闡述他的施政理念：“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家普遍認爲我是一個溫和的人，但同時我又是一個有信念、有主見、敢負責的人！”事後證實，他兌現了自己的諾言。
吳天然在自己的筆記寫到，這些同志是因失職和違反黨紀政紀被處理的。但是，被免職只是失去了領導職務，他們還可以繼續爲黨和人民工作，做出應有的貢獻。問題的關鍵是，既然犯了錯誤，就要承認錯誤，改正錯誤，而改正錯誤的前提是自我反思，吸取教訓。那麼，我們應當從這些同志的被免職“明白”些什麼呢？
不適應新時期黨和人民對領導者的高標準、嚴要求就得離職。時代在發展，社會進步，黨和人民對各級領導幹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的官不好當了。過去，只要不違法犯罪、嚴重失職瀆職，到手的“烏紗帽”可以高枕無憂地一直戴下去，直至退休。小小的失職、失責、失誤算什麼，對地位似乎沒有太大的“威脅”。現在不行了。同志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志提出了“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的要求，全黨同志必須忠實實踐。如果不牢記在心，更加嚴格要求自己，而是滿足於以往的思維方式和工作狀態，恐怕無法適應新的形勢。既已如此，就休怪黨和人民“不客氣”了。
實踐“三個代表”沒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心是不行的。實踐“三個代表”不是一句空話，要有艱苦細緻的工作，實實在在的工夫。領導掌握權力，而權力意味着責任。這就要求我們的各級領導同志必須有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心，本着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養成勤奮踏實的工作作風，想羣衆之所慮，急羣衆之所難，時刻把高於一切的羣衆利益放在心上，把百姓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防治“”形勢嚴峻的情況下，常德市政府副秘書長兼市防治指揮部綜合信息組負責人竟擅離工作崗位長達5個小時，與個體老闆等人在大酒店吃飯，隨後又到歌廳唱歌，市防治指揮部多次電話與其聯繫，都沒有聯繫上。其他一些官員也存在嚴重的擅離職守、臨陣脫逃等現象。這都是對黨和人民利益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被免職乃咎由自取。
缺乏過硬的爲人民服務的本領遲早要被淘汰。這次被免職的部分官員，有的是對“”的常識和巨大危害性認識不足，導致準備不充分，行動遲緩；還有的則是在防治“”工作組織管理不力，協調指揮不當，採取措施滯後。應該說，這不是“德”的問題，而是“才”的欠缺。新時期的領導幹部不僅要廉政，而且要勤政，而勤政的基礎是知識的豐富、才能的高強和思維的敏捷與對事物反映判斷的準確性。這些，要靠平時日積月累，通過加強學習和有意識的自我鍛鍊來逐步提高。沒有較高的業務水平和較強的組織管理才能，是難以勝任領導職務的。要切實履行職責，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厚望，各級領導同志對此要引起重視。
吳天然在最後寫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犯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承認和改正過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部分領導幹部雖然在防治“”工作被免職，但畢竟屬“違章違紀”行爲，以後的路還要走下去。跌倒了可以再爬起來，只要深刻反思過去的行爲，吸取這次“失馬”的教訓，繼續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爲黨和人民工作，說不定會“因禍得福”，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吳天然對問責制度拍手叫好，但問責工作的日趨完善肯定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表要走。只有堅持問責制度化、常態化不動搖，才能收到真正的實效。
吳天然也在考慮，是不是近期就出臺一個《東陽縣黨政領導幹部問責暫行辦法》，來時常敲打敲打一些幹部那略顯鬆懈的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