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年的正月，朱元璋站在皇宮的華蓋殿內，目光凝視着前方的一面精緻的屏風。
華蓋殿內的屏風，除了裝飾作用，原本擺在這裡是爲了遮擋不必要的視線，因爲華蓋殿的規制不如奉天殿和謹身殿，在三大殿中處於中間，反而是面積最小的，其主要用途是讓皇帝在舉行儀式時到此地進行換裝，然後再前往前面的奉天殿接見羣臣。
然而這屏風卻並非尋常遮擋之物，除了上面描繪的山河以外，還在空白處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名字，每一個名字都代表着一個未來的官員，或是武將，或是文臣。
武將之中，張玉、譚淵、朱能、盛庸、丘福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這些人日後都是身經百戰、威震四方的驍勇之將，不過現在，還都寂寂無名的很，要麼是起於行伍的草根將校，要麼是世襲的中層軍官。
而文臣方面，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儼等人，雖然在永樂朝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要麼才華橫溢，要麼智謀過人，但此時他們的筆還是用來考科舉的，並不能在內閣揮毫潑墨左右朝廷的政策，影響天下的民生。
這些名字對於朱元璋來說，都是他精心挑選、密切關注的對象，他要根據這些人戰場上的表現，或是科舉成績以及出仕後的作爲，來決定未來是否任用或重用他們。
而對於那些出現在殘頁上，卻並沒有寫在這面屏風上的人，他們或許已經在朝中六部佔據了一席之地，或許還在地方上默默準備，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是朱元璋已經認識或瞭解的人。
其中，鐵鉉是最特殊的存在，其人性情剛決，在國子監讀書的時候，就熟通經史，成績相當卓著，因此由國子生被選授禮部給事中，後調任五軍都督府斷事，很能斷案，而且很多陳年舊案，鐵鉉都能做出合理的判決，再加上他是色目人後裔，容貌俊偉，朱元璋對他印象很深，在得到這張殘頁之前，就曾親自賜字“鼎石”給他，寓意他能夠成爲國家的棟樑之材。
知道了此人在日後能夠以一介文臣之身通曉軍務，籌備軍需，且忠貞不屈後，朱元璋對其印象更佳，已經準備將其派往陝西按察使司進行歷練了，若是鐵鉉在地方能夠有一個良好的表現，那麼下次調回京城的時候，就是他真正在朝堂上登堂入室之時了。
而黃子澄、齊泰等人，則是前年洪武十八年那一屆科舉中的佼佼者，因爲對名字有印象，所以殿試的時候朱元璋重點考了考他倆，他們的才華學識也都得到了朱元璋的認可，不過具體能力還需要考校，至於宋濂的門生方孝孺，如今已經是浙東學派的領頭羊，雖未入仕，但因爲其卓越的文學造詣早就名揚天下了，可這人是個醇儒，性子又有些迂腐，故而朱元璋對其不甚喜歡。
赴京訪友時與朱元璋有一面之緣的解縉，則目前還在備戰江西鄉試，江西是明初科舉難度最高的地區，所謂“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不是開玩笑的，哪怕是解縉這種天才中的天才，也得好好準備，當然，不出意外的話，解縉馬上就要高中解元了，並且在明年正式在下一屆會試中登進士第。
洪武二十年，看起來只是平平無奇的一個年份，然而卻如萬曆十五年之於明末一般，風起於青萍之末，歷史的車輪已經來到了新老交替的時期，下一代的將星文膽們，已然有了嶄露頭角的趨勢，只不過，大部分人還都被命運的洪流所裹挾着茫然前行。
而正如命中註定一般，朱雄英也將在不久之後，與這些被他直接影響了命運軌跡的人，產生交集。
總體而言，這些在殘頁上能登場的，有名有姓的人物，無論陣營，肯定都是有些能力的，所以朱元璋把這些人作爲下一代的人才儲備，準備重點培養，但重點培養不代表現在就要用，朱元璋深知時勢造英雄的道理，對於人才的選用，他始終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必須經過必要的鍛鍊和考驗才能夠擔當重任，如果未經錘鍊就將其置於高位，那麼無異於揠苗助長，最終只會害了這些人才。
所以，朱元璋並不急於將這些人提拔到重要的職位上，而是準備通過一系列的事件來鍛鍊他們、考驗他們，再決定他們在屏風上的去留。
看着看着屏風，朱元璋的思緒，就跑到了別的地方。
前不久，臨近去年年底的時候，各布政使司、府、州、縣，按照級別將今年夏秋兩稅的總和紛紛逐級上報，十三布政使司將最終的統計數據上報朝廷，經過反覆確認後，確定洪武十九年全年的稅收摺合總數超過了三千五百萬石，創下了洪武開國以來的新高這個數字的背後是朱元璋多年來勵精圖治、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結果，當然了，其中朱雄英送來的土豆、玉米、紅薯、黑麥、木薯等高產作物的推廣種植，也發揮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事實上，在朱元璋的大力支持下，這些高產作物在經過試驗後，就被迅速推廣到適宜種植的全國各地的新開墾地上。目前從遼東到河北、山西的廣大北方地區，衛所兵新屯墾的耕地上都廣泛種植了黑麥，這種作物不僅產量高而且適應性強能夠在惡劣的環境下生長，它們的推廣種植使得北方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意義非常大，不僅爲朝廷提供了穩定的軍戶稅收來源，而且還減少了朝廷對於開中法的依賴，朝廷不再需要付出大量的鹽引給商人，換取商人運輸糧食到北方邊境。
從政治上講，重新完成了華夏統一的大明從任何角度，都不可能放棄淪陷於異族之手數百年的北方，哪怕大量陳兵駐守北方漫長的邊界線是一件虧本的買賣，大明也要做，因爲此時的大明君臣，絕不是南宋君臣那樣短視，很多事情，如國土、民心，是不能講性價比的，這不是做生意。
但在有條件的前提下，當然也要考慮國家財政的可持續性，給北方輸血、移民、備邊，讓已經胡化嚴重的北方漢人重新產生對於大明的歸屬感沒有問題，可如果這個成本能夠降低，那自然也是最好不過的事情。
在此基礎上，大明既然已經剪除了雲南和遼東這兩塊北元在華夏最後的地盤，那麼發動對北元的總攻，也被提上了日程，傅友德、馮勝、藍玉等將領，已經在北方邊境開始厲兵秣馬。
而高產作物所影響的，並不僅僅是北地漢人的人心，在雲南、貴州等西南地區，土司統治下的土民也因爲木薯的種植而受益匪淺，木薯作爲一種適應性極強的作物，它可以在稍加開墾的山溝裡、山坡上生長，並且不需要太多的肥料和水源，對於生活在貧瘠山區的土民來說，木薯這種神奇的作物簡直就福音。
要知道，土司跟流官不同，知府、知州、知縣這些流官，如果把下面的百姓搜刮的太狠，百姓起來鬧事或者造反，那這些流官的前途肯定會受到影響，甚至有丟掉烏紗帽的可能，所以流官對於百姓都是相對“溫和”的，而云貴等地的土司卻是代代世襲，有的諸如播州楊氏，甚至傳承了數百年之久，王朝不斷更迭，他們的統治卻從來都未曾被動搖過，土民們不敢也無法反抗他們，因此很多雲貴山區裡的土民，在土司眼裡跟商周時期的奴隸也沒什麼區別，土司纔不管他們的死活。
而有了木薯，雖然這東西吃多了會燒心，但土民在歉收的年歲，也終於能夠勉強填飽肚子，不再受到餓死的威脅，木薯的推廣種植，事實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這些地區的民心，尤其是對於剛奪回沒幾年的雲南，更是讓雲南百姓見到了立竿見影的生活改變，這無疑爲大明在西南的統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畢竟，對於吃不飽肚子的百姓來說，沒什麼比多一口吃的更重要的事情了，而能不能吃飽肚子，就決定了他們到底會不會起來造反。
而因爲朱雄英的提醒，本該在洪武二十年發生的兩件關於海禁的事情，事情走向也同樣出現了變化。
面對倭寇的襲擾，朱元璋沒有選擇像歷史上一樣，遷移寶島軍民至漳、泉二州並撤銷澎湖巡檢司。
反而加大了對於福建一線海防的投入力度，不僅向澎湖巡檢司增兵，而且派江夏侯周德興前往福建練兵備倭，周德興根據福、興、漳、泉等地的地形，築海上十六城，增置了四十五個巡檢司，將亭角巡檢司移於更靠海岸的蛤沙地區建堡，同時遷移了荻蘆巡檢司。
同時，對於浙江一線的海防大明也沒閒着，信國公湯和被派到了浙江，着手整飭海防，湯和根據浙江沿海的倭寇襲擾情況，建立了五十九座城池，並從衛所軍戶和民戶中徵募了五萬八千七百五十餘人進行分城駐守。
如此一來，浙江、福建的海防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因爲南北朝戰亂而產生的大量倭寇無法像以前一樣隨意擄掠大明沿海百姓。
正當朱元璋陷入沉思之際，華蓋殿的寧靜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打破，已經升任錦衣衛從三品指揮僉事的蔣𤩽，匆匆穿過了層層宮門，他的臉上難掩激動之色，彷彿帶着什麼重大的消息。
蔣𤩽跪倒在朱元璋面前，行禮之後，便迫不及待地稟報道：“陛下，大喜之事！派往日本的錦衣衛傳回來了消息，他們在佐渡國和石見國分別發現了金山和銀山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