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其實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國人對中國文學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能來三五十人聽講（其中多半還是自己的同胞），已經很不錯，有時候來上三五人，你如果還想拿出事先寫好的講稿讀一遍，那離精神病也就不遠。最好的辦法就是趕快進飯館，喝着吃着，該說點什麼就說點什。二是中國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範圍內，給他一個題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滿嘴拌蒜，把那些說了多少遍的陳詞濫調再重複一遍而。真正的演講，絕對不能捧着稿子念，應該像列寧那樣，把雙手解放出來，把頭擡起來，用眼睛和臉上豐富的表情和大庭裡的廣衆進行交。要揮手，叉腰，身體往前探出去，然後再仰起來，要不時地在臺上走動，要彷彿是表演，但又沒有半點的表演痕跡；要讓你的語言像水一樣流出來，像火焰一樣噴出來，而不是像牙膏一樣擠出。不能有病句，不能嗦，更不能爲了譁衆取寵而胡言亂。要讓你語言的內在邏輯力量像萬能的觸角把聽衆牢牢地鉗住，又不陷入空洞的三段論陷。但世界上只有一個列寧，他生了一個碩大的腦袋，腦漿也比常人重幾十。他有鋼鐵般的意志，有驚人的記憶力，有豐富的學識和天然的邏輯，他往臺子上一站，聽衆（也是觀衆）立即就被催眠。列寧，請想想他那模樣吧，那是真正的奇人異相，是真正的天。想學他？怎麼可能？公雞想學老鷹，儘管也能勉強地飛起來，翅膀單薄，屁股下沉，那個狼狽勁兒，還不如說是掙。我輩在國外的所謂演講，就像公雞學飛，飛起來也是一景，但實在是慘不忍。通過這事我想到，許多事情是學不會也不能學。風流不能學，"是大才子自風流"；不是風流種子學風流，那是自取滅。貴族姿態不能學，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克定在敗家之後，家中只餘一個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還是要胸掛潔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執叉，右手執刀，切割着桌子上的窩頭和鹹菜，往嘴裡。暴發戶愛鑲金牙，土包子好炫名。一個作家外邊穿了一條名牌褲子，裡邊穿了一條名牌褲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難過，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將一塊白布縫在屁股上，上邊寫着：內穿名牌褲衩一條，價值三百餘。使用金叉銀盃，吃真正的西餐，桌子上擺着鮮花，但還是不像，還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僅有幾個錢，距離貴族還很遙。要慢慢來，熬過三代之後，到了孫子輩上，貴族氣大概就有一點。那個往屁股上縫帖子的老兄實在是笨，你把名牌褲衩穿在名牌褲子外邊不就行了嗎？內衣外穿，真正的時髦，領導服裝新潮。要不就把褲腰截短，前露肚臍，後露腚溝，顯出名牌褲衩的蕾絲花邊——我不知道什麼叫蕾絲花邊，從許多新潮作家的書裡看到，凡名牌必有蕾絲花。
早年在農村，我一個叔叔當生產隊的隊長，早晨要早起敲鐘，派活，晚上要給那麼多社員定工分，雞一口鴨一口，爹一份娘一份，少有差池，立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無論多麼難纏的角色都能擺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當時我就立志：做事要做這樣的事，做人要做這樣的。但當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後，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說：就你？三腳踢不出一個屁來還想當隊長？知道不？當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過來說就是"好口才帶着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給瓦解。後來，爲了有朝一日能當個官，我也曾站在樹林子裡練習演講，姿態難看，聲音難聽，連樹都羞慚得渾身發抖，葉子嘩啦啦。
我叔叔是土天才，經常在夏夜的打麥場上對着社員發表演。天南海北，驢頭扯到馬腚上，但聽起來趣味盎然，不亞於單口相。一邊說還一邊把光脊樑拍得啪啪響，估計是拍蚊。他的口才爲什麼那樣好？他肚子裡怎麼會有那樣多要說的話？他怎麼能把話說得滔滔不絕好像話是從他的嘴裡流出來的而不是用腦子想出來的？
因爲叔叔的榜樣，我從小就對口才好的人十分敬。我覺得能夠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講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來的大人。當年在農村無書可讀，偶然得到了一本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國法西斯的法庭上爲自己也是爲共產國際所作的陳述和辯護，那犀利的語言鋒芒，排山倒海般的語言氣勢，令我熱血澎湃，心馳神往，他的演講甚至影響了我的小說語。《三國演義》裡誇獎英才時經常使用"辨才無礙"這個詞，譬如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張鬆，無一不是雄辯。"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白馬非馬。到了近代，如果想當官、尤其是想當大官，不把嘴皮子練好是不行的——也有例外，幾十年前，在大陸的南部邊境，發生過一次戰爭，我看過一個送敢死隊上前線的錄像，敢死隊員們穿着迷彩服，全副武裝，個個神色肅穆，遠處的小山上槍聲不斷，硝煙滾滾，這時候，一個軍政委，走到隊伍前，左手拿着一張稿紙，右手端着一杯酒，念着慷慨激昂的。我心裡想，一個政委，靠耍嘴皮子吃飯的人，在這樣的關頭，三分鐘的講話，還要念稿，如此之笨，不知道他是怎樣混到了這樣高的位置上——但話又說回來，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練出來。當年我躲在小樹林裡背誦着季米特洛夫的詞兒練習演說，對着樹時，好像也能眉飛色舞抑揚頓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嚨發緊，額頭冒汗，無所措手足，事先想好的詞兒忘得乾乾淨淨，腦子裡一片空。讓一個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個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這樣一個笨嘴拙舌而又滿心想練好口才當大官的人，見到"辨才無礙"的人沒法不佩。可惜在作家隊伍裡很少見到這樣的人，這樣的人哪裡去了呢？有人說是當官去。可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實在是一般般，他們講的話都是一個調調，毫無幽默感，更沒有個人的語言風。說話流暢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說。真正的演說，每次都是創造，每次都不重複，每次都能說出自己的話，而不是背誦別人的話或是把別人的話改頭換。只能這樣說：真正的演說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據說五百年纔出一。讓我們等候着大演說家的誕生，也許等得到，多半是等不。
還是回到國外演說這個話題上來，用自己寬容自己的態。既然受邀出去，總是要說點什。既然沒有即席演講的才能，事先寫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原諒的，總比裝啞巴好。有人說作家出去代表國家說話，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當然有人要這樣想也不是不可。十幾年前，我的一個朋友，剛加入了省作家協會，心中興奮，坐在火車上，將作協會員證擺在小桌子上，夏天，開着窗，一陣風來，把那東西刮出去。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引得衆人前來觀看，還以爲錢包刮出去了。後來有人說：別哭了，回去補一個不就行了。我的朋友說，回去當然可以補一個，但這次人家怎麼知道我是一個作家呢？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撇着嘴說：年輕人，別哭。當年托爾斯泰把作協會員證丟了，就在胸前寫上"我是作家"四個大字，你也可以照此辦。我明顯聽出來老太太的譏諷之意，從此出門再也不帶作協會員證。這個老太太給我上了一課，讓我明白了許多道。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國可能代表祖國，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時候連自己也代表不。因爲我的話需要翻譯給聽衆，翻譯能否把我的話翻譯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既然是在國外說話，適度地自我吹噓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國外的作家都有這嗜。所以我的這些"演講"裡有些話，大家也不必當。話是那樣說的，但自己能吃幾碗米飯還是知道。一個寫小說的，按說不應該寫除了小說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於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將"演講"、"對談"之類文字結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內褲外穿好不到哪裡。從這個意義上說，那個在屁股上貼布條炫耀名牌內褲的作家雖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