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每年十月的時候，唐努烏梁海，這片中國最北方的國土，便早早的進入了冬季，唐努力烏梁海的夏天很美，這裡的內地難見的原始森林，有漂亮的高原湖泊，有肥沃的耕地，也有如綠毯般的草原。
可這裡的冬天卻是嚴酷的，零下數十度的低溫，深達半米的積雪，當漫長的寒冬到來的時候，唐始烏梁海便進入別樣的“美景”之中，可這種“美”往往只侷限於文人的小說中或者詩人詩歌裡。
對於生活在這裡的人來說，冬季的酷寒只會帶來種種不便，而對於習慣了南方溼冷天氣的南方人而言，當漫長的冬季到來的時候，只會帶來濃濃的“思鄉之情”。
和中國任何一個北方邊疆省一樣，在內務部的“版圖上”唐努烏梁海是一個極爲重要的地區——流放重地，源於執政府時代的流放政策，在過去的十年間，非但沒有被放鬆，反而被加強了。
只不過所針對的對象發生了變化，在執政府時代，也就是帝國元年時，針對的滿清“忠臣錄”中記錄的漢族臣子的後人，他們背叛了自己民族，所以理應受到懲戒，對於他們的懲戒，則是將其流放，以充實邊疆，擴大邊疆地區的漢族人口。在短短數年間，多達一千三百萬人被流放至蒙古、唐努烏梁海、新疆，甚至於西藏。
而現在流放往往根據《保安條例》，將那些有可能威脅到治安的人趕出城市，更將其中的激進者流放至邊疆省份，在過去的幾年間，每年都有數千人因爲保安條例被流放邊疆省份。
“還有六個月！”
在唐努烏梁海大楊樹村這個緊靠着大湖的寒冷地方已經住了好幾年的廖仲愷，看着木牆上日曆，有些興高采烈的於心間自語着。
流放，他是在帝國四年被判流放，至今已經快六年了，雖說流放的日子，使得他有充分的時間供他思考各種問題，同樣也有更多的時間，去從事自己的研究，可是作爲一個習慣了南方的溫暖的南方人，他卻很難適應這唐努烏梁海的冬天。
至今，他仍然記得在第一個冬天到來的時候，面對零下三十六度的低溫，難耐酷寒的他甚至動過給美國駐華公使寫信的念頭，因爲他出生在美國，所以，他希望由美國公使出面，帶他離開這裡，可最終強烈的自尊心卻令他放棄了這個念頭。
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頂的小木屋裡，聽着雪暴那無休止的怒吼呼嘯，他不時回憶起在過去的六年中一些最難以忘懷的事情。
流放的歲月，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麼艱苦，在這裡，作爲“國事犯”的他，不需要像其它的流放犯一樣，必須開墾土地，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取食物，他每個月可以領取六元的生活費，儘管不多，可是在邊疆卻足以維持他的生活，而且他還是這裡國民中學的老師，每個月可以領取五十六元的工資，這足以讓他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過上愜意而且富足的生活。
不過他往往會將自己的工資寄給妻子，然後靠着政府發放的生活費維持自己的生活，用生活費的節餘部分訂報、購書，每年當春天來臨的時候，這種愜意的生活，如果不是每週都需要到警察局報道，他或許會忘記自己被流放的事實。
如果不是因爲這裡的冬天太過寒冷，而且對未來滿懷期待，或許他會向很多流放犯一樣，把自己的家人帶到這裡，然後認命的在這裡以教書爲生，可他相信，相信流放的生活很快就會結束，中國總有一天，會發生變化。
所以，每當他從報紙上，看到那些國會鬥爭的報道時，總會充滿期待，那是對變化的期待，尤其是在管明棠出任總理大臣之後，他更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衆所周知，管明棠的立場非常鮮明，他支持立憲，甚至於支持在中國實施虛君制。
在他看來，管明棠出任總理大臣，總意味着國家在發生轉變，儘管這種變化很慢，但總是在朝好的一面發展着，如果說在過去的六年中，他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恐怕就是他從一個共和派的激進分子，變成了一個傾向於立憲的立憲派。
畢竟現在，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對於現在的中國而言，沒有任何人可以動搖現在的體制，在絕大多數民衆的眼中，相比於滿清時代，現在的中國無疑更像是一個國家，國家的地位也遠非滿清時代所能相比，而且，絕大多數民衆不需要再忍飢挨餓，中國的百姓歷來都沒有多高的要求，他們的要求非常簡單，只是吃飽肚子，所以他們很知足。
而在廖仲愷看來，至少，截止到現在，單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沒有誰能做的比陳默然更好，或許真的像很多人一樣，沒有比這更好的選擇了，當然除去“民權的退步”，似乎一切都還不錯。
如果國家能夠真正實現立憲的話，或許……思索着，廖仲愷拿起剛剛送來的報紙看了起來，報紙是國內發行量最大的《帝國時報》，儘管在中國政府不能辦報，不過《帝國時報》卻是傾向於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它幾乎等於中國的官方報紙，不過對於政府每月在《帝國時報》發佈五萬元的廣告一事，廖仲愷卻是極爲鄙夷，這是一種收買，但無論如何，從這份半官方的報紙上，總能得到一些他需要的信息。
相比於很多人，廖仲愷有非凡的記憶力，他可以清楚的記住一年前只看過一遍的文章，一翻開報紙，他就看到一篇文章——《強國之道——舉國皆兵》，看着這篇文章，他先是一愣，隨後便用很低的聲音，幾乎是很輕的耳語，不慌不忙地念了起來：
“……每晨五點鐘，天明炮一聲，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學校教員、學生以及公務員，商人、工人無不起牀，五點半上操場，分授軍事訓練，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如今值此戰時，推廣這等軍事化國民教育，無疑是最符合實際之選擇，且軍事化國民教育，不僅可強民強種，更可規範國民道德，提升國民精神，提高國民素質……”
在看到報紙上對國民軍事化的鼓吹文章時，廖仲愷的腦海中浮現出十年前，他在培同孫逸仙等人同陳默然見面之後，有人對他的評價，“陳氏固然生於海外，然其遺傳意識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統派的，無論他的外在多麼西化，但他的靈魂始終是孔教的”
在那個相信“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的皇帝眼中，相比於歐美國家，中國是一個宗教資源嚴重缺失的國度，千百年以來，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維繫社會運行的有效工具。但在兩百六十年的異族奴役之中，傳統文化雖看似保存，但事實上民族精神卻被掃蕩殆盡。
“欲拯救吾國之文化，振奮國民之思想，必先從恢復傳統開始。”
早在十年前，其在同教育部官員商討中國教育規劃時，就曾如此說到，而在九年前，其登基之後，更是曾親赴山東曲阜朝聖，他顯然是希望能從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強國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撐。
八年前，皇帝和內閣政府聯合頒佈的《中華帝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明確規定應將儒家倡導的“忠革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作爲普通教育的主要培養目標。同時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學校製造匾額，一律青底白字，上書“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懸掛於禮堂或公共場所，使師生對此訓民要則“怵目警心，時刻勿忘”。
而在隨後的八年間，陳默然更是不遺餘力地四處宣講所謂的“民族美德”和“儒家哲學”，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到“智仁勇”，從“禮義廉恥”到“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幾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內容。
六年前，因新疆纏回拒絕禁止兒童讀經，從而引發叛亂，在簽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後，陳默然更是在對帝國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民族》中，即已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民族的素質”、“確定我們民族的根本”。他又發表《復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說明“禮義廉恥”的重要，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纔是復興的唯一工具，他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的結論。
隨後，其再次前往山東曲阜朝聖，並在朝聖期間，稱山東曲阜爲“中國的耶路撒冷”，同時宣佈“從即日起，將儒教確立爲中華帝國國教！”。
而在國教確立的同時，在全國大修孔廟，尤其是回教地區，回教地區的孔廟更是修建於回寺的原址上，這直接引發了長達四年的叛亂，最終叛亂在近衛軍強力鎮壓下被平息，而相應的在那個過程中“國教”在“異端”衝擊下得到了民衆的普通承認，甚至就在華元貨幣的背面都書寫着“我們信仰會儒教”。
在外人的眼中，無論是尊儒敬孔亦或是確立國教，都是出於維持民族傳統、恢復民族素質爲出發點，可是在廖仲愷和共和派的眼中，尊儒敬孔、確立國教，卻是爲了他的一已私利——爲了維持其統治，畢竟千百年來維護中國皇權的，正是儒家精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儒者們認爲，上帝給人類指派了君和師，讓他們來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陳默然更推崇西方的科學，但因爲其皇帝的身份，其卻對儒家的治國之道非常推崇，因爲這對他自己的統治有利。不過作爲儒家政治傳承的一大載體，科舉制卻是在其不開“恩科”的前提下，不廢而廢除的，但他的統治需要儒家的支持，而儒家若要繼續作統治術，離不開科舉制。可在另一方面，他卻通過“轉學爲教”的方式改變傳統儒家，通過授于傑出人士爲“儒士”的方式維繫傳統儒教與社會的銜結。
儘管不否認“儒士”對於中國傳統的維護，使得中國在這場千年未有的劇變中，得以保全社會傳統，但是在廖仲愷看來，他這麼做的根本目的卻是維持他的統治，而此時看着這個“國民軍事化”的推行，廖仲愷的心中卻涌起一陣憂意。
“國民軍事化，軍人進入村、鄉、縣、市各級議會、機構，軍人進入學校，軍訓不合格者不予畢業……”
回憶着那一條條與“國民軍事化”有關的條款，廖仲愷的心中不禁滿是憂鬱之意，在中國，最堅定的保皇派，不是所謂的保皇黨，也不是所需要儒教會，而是軍隊！一直以來，皇家都將軍隊視爲“殷股”，而軍隊從未讓皇帝失望過，正像皇帝從不讓他的士兵失望一樣，皇帝對於軍隊的偏愛、信任。
在皇家對軍人的推崇下，以及在“軍人光復民族”的宣傳下，軍隊的地位從未向現在這麼高，在軍人享有社會尊崇的同時，他們對於皇家的忠誠也與日劇增着，這一切使得那支軍隊從來都沒能變成“國家軍”，直到現在沒有任何人可以改變“皇家軍”的本質。
尤其是那些士兵，每年都有大量的農村子弟爲了免稅田以及退役後的再教育加入軍隊，地位的改變使得他們即便是在退役之後，仍然對皇帝感恩戴德，在軍人退役之後，他們往往會加入那些以效忠皇家爲核心的協會，如果這樣的一羣人進入各級機構和自治會，那麼皇帝的權威將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空前加強，可以說，一直以來，中國所保持的中央威權下的地方自治將受到嚴重破壞，一但地方自治不復存在……
在這一瞬間，廖仲愷的腦海中浮現出重現絕對威權下的中國，到那時，現在在地方自治下留出的縫隙，也將被徹底關閉。
對於廖仲愷來說，影響最大的是什麼？恐怕就是在流放結束後，他不能按計劃參加競選，最終通過進入國會的方式去改變這個國家。
“不行，一定要警告大家！”
心有所思的廖仲愷立即在心下作出決定，急忙拿起桌上的紙筆，開始準備給他的那些同志、朋友，寫信，最後，除去給報社寫稿反對“國民軍事化”之外，甚至還給各所大學的共和派學生組織寫起信。
整整一夜，一夜未曾休息的廖仲愷，整整寫了幾十封信，甚至還給身在監獄之中，至今仍未釋放的孫文等人寫信，在信中道出他的憂慮，同時呼籲他們向大學內的學生組織寫信，大學，大學內至少還有成體系的共和派組織。他們應該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清晨，在這個冬日裡顯得非常冷清的小鎮，踩着厚厚的積雪，廖仲愷朝着郵政所走去，將幾十封信塞進郵桶之後，他卻聽到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喊聲。
“爲什麼，爲什麼要把這發給我，我又不是……”
聽着那有些激動的喊聲，廖仲愷連忙走了郵政所，在郵政所對面的就是警察所，在警察所門外，這時已經站了五六個人，他們都是廖仲愷家中的座上客，同樣的異見流放者，同樣的國事犯，此時，他們都擠在警察所外，每一個人的神情都顯得極爲激動。
發生了什麼事？
“徐念慈，怎麼回事？”
徐念慈是從山東流放來的一名共和派，他因爲鼓吹髮起共和革命而被流放。他在回頭看着廖仲愷時，臉上盡是嘲諷之色。
“浙江的吳子含下個月到期，早晨警察局向他遞了徵召令！”
什麼？
聽着徐念慈的話，廖仲愷卻只覺一陣目眩，怎麼會這樣，那徵召令絕不是什麼徵召令，根本就是他們的另一張“判決書”，沒錯，就是“判決書”，軍隊是改變青年思想犯的地方，在軍隊中，青年人的思想會得到“校正”，而吳子含卻是一個年近四十歲的中年人，他，他去服什麼役。
“怎麼會這樣？”
“還用問嗎？還是那個暴君又想起咱們了！”
徐念慈的話聲一落，卻引起警察所門邊，原本一個正在吳子含理論的警察的側目，那個警察一聽到到“暴君”兩字，立即露出了怒容，同時抄起了警棍。
“混帳東西，什麼玩意！竟敢欺君！”
衝過來的警察的胸前赫然佩帶着一枚“在鄉軍人協會”的會徽，在他衝到徐念慈的身邊時，高高揚起的警棍毫不猶豫的甩了下去，伴着一聲慘叫，徐念慈捂着頭倒了下去，幾滴血滴落在雪地上，卻只是一片腥紅，那血紅的刺目，刺的廖仲愷只覺一陣心寒，他盯視着警察胸前的在鄉軍人協會的徽章，在這一瞬間，他似乎看到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