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數量上來看，朗格多克低地的葡萄園生產的葡萄酒要比法國另外三大葡萄酒產地加起來的還要多。但從質量上看的話，除了個別例外，朗格多克葡萄酒的香味、醇度及口感都像是平淡無味的根汁啤酒。體貼周到的主人只會給隔夜的肉卷配上瓶普通的朗格多克葡萄酒，這對於那些他不想再見到的客人來說再適合不過了。
大致意思就是說，朗格多克葡萄酒難喝得要命。
幸運的是，在法國，葡萄酒商、葡萄採摘工、裝瓶工以及剩下來的大多數法國人消耗了大量的朗格多克葡萄。法國只出口來自勃艮第、波爾多和香檳地區的高級葡萄酒，它們的品質等各方面都名不虛傳。
我在蒙彼利埃瞭解到了所有關於葡萄的種植和釀造。我學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喝當地釀出來的葡萄酒。
大概整座城裡就我一個人是喝白開水的。畢竟，我又不是爲了喝東西去蒙彼利埃的。我去那裡是爲了藏身。最好能一直藏下去。我已經爬到了犯罪高山的頂峰，可惜那邊的風景並不怎麼好。現在我希望有個可靠的山谷能把我庇護起來。
我第一次用空頭支票襲擊歐洲的那段時期，曾經從馬賽開車去巴塞羅那，途中經過蒙彼利埃。我把車停在城外的一棵巨大的橄欖樹下，用在城裡買的奶酪、麪包、香腸和飲料吃了頓野餐。在我的近處，採摘工們像螞蟻一樣密密麻麻地在葡萄園裡來來往往，遠處，比利牛斯山脈的雪峰在陽光下閃閃發光。我覺得很舒服、很愜意，甚至是幸福。就像回到家一樣。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是回家了。這片位於法國南部的地方是我母親的故鄉，她是在這裡出生的。在她和我父親結婚後，隨着阿爾及爾游擊戰爆發，她的父母就帶着他們的其他子女又回到這裡。我的外公外婆、幾個舅舅姨媽，還有一羣表兄弟姐妹們，依舊住在距這棵橄欖樹一小時車程以內的地方。我剋制住了調頭去拜訪母親家人的衝動，開車去了西班牙。
我一直忘不了當時在蒙彼利埃附近的那段短暫安寧的休養。現在我已經到了二十歲高齡，決定金盆洗手，告別招搖撞騙的人生，於是我選擇了蒙彼利埃作爲我的隱退地。爲了回到這裡隱居，我不得不僞造另一個身份，這讓我很不痛快，但又別無選擇。
從很多方面來說，蒙彼利埃對我都十分理想。它不是個旅遊勝地，位於遠離地中海的內陸上，不會招來在裡埃維拉度假的遊客，但又不是那麼遠，開車的話，一會兒就能到達海濱。
這座城市很大（有八萬人口），大到一個美國人到此居住不會激起過分的好奇，同時這座城市又很小，不足以建造一個樞紐機場或者吸引大型酒店來此經營。蒙彼利埃沒有希爾頓或者謝拉頓，那座小到可憐的機場設施只能容納輕型飛機。沒有空客服務或招搖闊氣的酒店，這對我十分有利。這樣，我遇到能把我認出來的飛行員、空姐或酒店人員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我在蒙彼利埃自稱是來自洛杉磯頗有成就的編劇作家羅伯特・蒙佐，我在當地一家銀行開了個金額相當大的賬戶，“頗有成就”就是對此的合理解釋。即便如此，我還是沒有把身上帶着的所有現金都存進去。如果那樣的話，可能會引發大家對於我真實職業的懷疑。我藏在行李裡的現金是那筆數額的三倍。實際上，蒙彼利埃人並不喜歡管別人的閒事。我只在剛作爲外籍公民移居進來時，被問了一些例行公事上的問題。
我買了棟小屋，一間討人喜歡、典雅的小房子，有一個用高高的木柵欄圍起來的小巧玲瓏的後院，上個房屋主人把它栽培成了一個微型的花園。我購買家裝材料的店鋪老闆讓他的妻子過來給我幫忙，她是一位技術熟練的室內設計師，在選擇合適的傢俱以及裝飾佈置上非常有經驗。我把一個房間裝修成書房和藏書室，以加強我作爲一名一心從事文學創作的作家形象。
我買了輛雷諾，款式寬敞舒適，價格適中，不會吸引別人的注意。兩個星期不到，這個新環境就已經讓我感到安心和舒適了，完全就像在自己家一樣。
如果上帝在葡萄質量上對地中海的朗格多克有所虧欠的話，那他肯定在當地人身上做了彌補。總的來說，他們是一羣身強體壯、熱情友好、彬彬有禮、喜歡與人打交道的民衆，遇人總是面帶微笑，給予幫助。我周圍的家庭主婦們時常來敲我的門，給我送來點心、剛出爐的麪包，或者她們做的其他美味。我最喜歡的是住我隔壁的鄰居，阿爾芒・佩裡格。他是個身材高大、皮膚粗糙的七十五歲老人，仍然在葡萄園裡做監工，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
他第一次來看我時，帶來兩瓶葡萄酒，一瓶紅的和一瓶白的。“我們的葡萄酒大部分都不合美國人的口味，”他的聲音低沉卻很和藹，“但在朗格多克還是有幾種優質的葡萄酒，比如像這兩瓶。”
雖然我不是品酒師，但喝過這種優質葡萄酒後，便決定再也不去碰其他酒了。不過，葡萄酒是蒙彼利埃人喝得最多的液體。每頓午餐和晚餐都少不了葡萄酒。甚至我還見過有人早飯時都在喝。
我從阿爾芒那裡瞭解到，朗格多克在生產葡萄酒上的壞名聲其實和上帝沒什麼關係。他說，將近一百年前，有種叫葡萄根瘤蚜的蟲子毀壞了法國所有的葡萄園，對葡萄酒產業幾乎是個致命的打擊。“我聽說這種害蟲是依附在從美國進口的葡萄藤根上，被帶進法國的，”阿爾芒說，“但我不知道這說法是不是真的。”
不過，阿爾芒對我說，他知道有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法國有許多葡萄藤的根莖都是美國的，因爲它們對這種蟲子免疫，所以把法國的葡萄藤嫁接在上面。在我取得他的信任之後，他又偷偷告訴我，美國和其他國家消耗的朗格多克葡萄酒其實要比他們自以爲知道的要多得多。
他告訴我，幾乎每天，灌滿朗格多克廉價葡萄酒的酒罐車都要突突地向北行進到幾個大型的釀酒區，在那裡，酒罐車裡的廉價酒會被摻進勃艮第和波爾多的優質酒裡。“這叫摻兌，就像往威士忌里加水一樣，”阿爾芒說，“我認爲這麼做不厚道。”
他對我說，蒙彼利埃是學習關於葡萄酒方面知識的好地方。“法國的葡萄酒大學就在我們城市裡，”他自豪地說，“你可以去那裡學習學習。”
我一直沒有去那所大學。儘管我會在社交場合逢場作戲地喝上幾口葡萄酒，但我喝不出什麼名堂來，所以根本就沒有學葡萄酒方面知識的念頭。阿爾芒透露給我的那些星星點點的情報信息已經很讓我滿足了。他是個好老師，並且從來不考試測驗，也從來不給我打分。
保持忙碌對我來說十分困難。遊手好閒真是個苦差事。我花了很多時間開車到處轉悠。我會開車到海邊，花上幾天工夫考察沙丘。或者開車去西班牙邊境，在比利牛斯山脈的山麓上徒步幾個小時。偶爾，我也會參觀阿爾芒工作的葡萄園，或者其他葡萄園主的果園。在第一個月的月末，我開車去了外祖父母居住的小村莊，和他們一起住了三天。我的外祖母定期和我的母親通信，因此對家裡發生的事情全都瞭如指掌。我小心謹慎地從她嘴裡套出家裡的情況，因爲我不想讓她知道我離家出走了。我的母親很好，兩個哥哥和妹妹也是。父親仍舊在向母親討好，外祖母覺得這十分有趣。看來，母親告訴外祖母我正在“免費搭車”周遊世界，尋找一個目標，努力爲將來做打算。我的這次拜訪更加加深了他們這種印象。
我並沒有告訴外祖父母我就住在蒙彼利埃，而是對他們說我正要去西班牙，打算在西班牙找一所大學入學讀書。在我待在蒙彼利埃的期間，後來我又去拜訪了他們一次。這回告訴他們，我在西班牙沒有找到富有挑戰性的大學，現正準備返回意大利，看看那裡的大學情況。我越來越滿足於我在蒙彼利埃的生活，我甚至真正考慮起了繼續上學的問題。蒙彼利埃是法國二十個學院區之一，城裡有一所規模雖然不大但教學一流的國立大學。我瞭解到這所學校有幾門課程是面向外國人的，不過課程都不是用英語教授。但這對我來講根本不是什麼障礙，因爲法語也算是我從母親那兒學來的第二語言。
同時，我考慮找一份工作，或者做點小生意，開個文具店什麼的，因爲這種閒適的日子讓我的身材日漸發福。甚至連阿爾芒也發覺我越來越胖了。“寫寫東西可不是什麼鍛鍊運動啊，是吧，羅伯特？”他說着，戳了戳我的肚子。
“你要不要來我的葡萄園工作？我會讓你瘦下來，變得結實的。”我婉言謝絕了他。體力勞動可不是我的強項，另外，我也不會強迫自己去鍛鍊的。
我仍然斟酌着究竟是去讀大學，還有去找份實用的工作。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兩件事情在當時都顯得微不足道。我在蒙彼利埃住了四個月後，瞭解到一個殘酷的真相：如果獵狗有幫手的話，狐狸躲在哪兒都不會安全的。
我定期會到蒙彼利埃郊區的一個小市場（以美國的標準）買東西，那是阿爾芒推薦的一家雜貨店。我每星期去那裡兩次，主要買點食品，平常若有需要也會隨時去。那天我像往常一樣去買東西，店員正在把我買的東西打包，我突然想到還要買牛奶。我讓店員把我買的東西先放在旁邊（後面還有人排隊），然後又慢慢走回裡面拿牛奶。當我繞開一排罐裝食品貨架，再次走出來結賬的時候，看見收銀臺旁邊站着四個男人，而顧客和店員全都不見了。
其中有個人扛着一支獵槍，另一個的手裡似乎是短管機槍，還有兩個人則拿着手槍。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劫匪在打劫商店，而且店員和顧客全都趴在地上。
然而正當我轉身準備藏到貨架後面時，一個人喊道：“阿巴格內爾！”
我低下頭躲在架子後面，卻迎面碰到三個穿着制服的警察拿着手槍對着我。他們從四面向我夾擊，穿制服的，穿便衣的，全都拿着傢伙指着我，手槍、獵槍、機槍，還有來福槍。各種命令聲就像抽鞭子一樣在我耳邊炸開：
“把手舉起來！”
“兩手放到頭上！”
“面朝架子，四肢張開！”
“臉朝下趴到地上！”
我舉起雙手，然而不知道接下去該聽從哪個命令，但我肯定不想被他們開槍打死。有幾個警察手持武器的模樣嚇住我了。事實上，其他的警察也被他們嚇到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別開槍，”我大聲喊道，“你們中一個人告訴我該怎麼做就行了，我會照辦的。”
一個高高瘦瘦，看上去一絲不苟的警察用槍指着我，咆哮道：“趴到地上，臉朝下！”在不怎麼溫柔的七手八腳的幫助下，我照他說的做了。幾隻粗暴的手把我的手臂扳到背後，然後又有幾隻無情的手將手銬牢牢地銬上了我的手腕。
然後我被粗魯地拖了起來，被刑事調查局警探、國際刑警組織官員、警察，還有其他天曉得什麼樣的條子緊緊包圍在中間，我被他們推搡着押出了雜貨店，粗魯地塞到了一輛沒有任何標誌的轎車後座上。雖然不能說法國的警察是野蠻的，但是我得說他們對待嫌疑犯也太過強硬了。我被直接押到蒙彼利埃警察局。路上一個人都沒有說話。
到了警察局，那個一絲不苟的警探和另兩名警官把我帶到了一個小房間，他們都是刑事調查局的。法國的警察在罪犯處理上有很大的行動自由，尤其是在審問嫌犯的時候。他們直截了當、直奔主題，完全忽略了罪犯理應享有的權利。我認爲惡棍在法國沒有任何權利。
“我是馬塞爾・加斯頓，來自刑事調查局，”那個高瘦的警官用無禮的口氣說，“你是弗蘭克・阿巴格內爾，對不對？”
“我是羅伯特・蒙佐，”我憤慨地回答，“我是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的作家，是美國人。恐怕你們這些先生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加斯頓扇了我一巴掌，頓時感到一陣火辣辣的劇痛。“我犯過的錯誤裡，大多數都是非常嚴重的，先生，但在這件事上我不會錯的。你就是弗蘭克・阿巴格內爾。”
“我是羅伯特・蒙佐。”我毫不屈服地說，一邊在他們的臉上尋找不確定的神情。
另一名刑事調查局探員一隻手攥起拳頭，湊上前來，但是加斯頓伸出手製止了，而他的眼睛始終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然後加斯頓聳了聳肩膀。
“我們大可嚴刑逼供讓你招出來，但沒有這個必要，”他說，“我有的是時間，阿巴格內爾，但我可不想在你身上浪費時間。我們可以把你關到世界末日，或者至少等到我們找到可以證明你身份的人爲止。在那之前，除非你願意合作，否則我就把你關進囚禁酒鬼和小混混的牢房。你會在那裡待上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這對我沒什麼區別。但是，你會沒有東西吃，也沒有水喝，直到你決定供認不諱。你何不現在就把我們想知道的這些說出來呢？我們知道你是誰。我們知道你做了些什麼。你現在這樣只是給你自己找麻煩。
“還有一件事，阿巴格內爾。關於這些你現在明明可以告訴我們的情報，如果你逼得我們非要花時間和力氣去把它們調查出來的話，我是會記住的。而且我可以對你保證，你也會一直記住這樣做的後果。”
我看着加斯頓，知道他說的每個字都是認真的。馬塞爾・加斯頓真是個難對付的角色。
“我是弗蘭克・阿巴格內爾。”我說。
不過，我並沒有像他們希望的那樣真正地坦白交代。我從來不主動說出我在法國的那些違法犯罪行爲的任何細節。但如果他們知道某個特定的案子並把大致情況說給我聽的話，我就會點個頭說“沒錯，事情的大概就是那樣的”或者“是的，是我乾的”。
加斯頓做了一份報告，記下了我的諸多罪行，以及逮捕和審訊時的情況，然後讓我看了一遍。“如果內容大致正確的話，你就自己在上面籤個名吧。”他說。
我對這幾紙文書沒有絲毫異議。他甚至把他打我一巴掌的事情也寫進去了。我簽上了名。
這份口供書還揭露了我是怎麼被抓到的。法國的幾個主要航空公司在蒙彼利埃都沒有航班，但經常會有空姐和其他航空人員來此光臨。兩個星期前，一名法航的空姐在蒙彼利埃拜訪親戚的時候，撞見我正在買東西，把我認了出來。她見我鑽進了車，便記下我的車牌號碼。她一回到巴黎，就找到機長並把這些猜疑都告訴了他。見她如此有把握，機長就通報了警察。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我和他交往過。”她堅持稱。
我一直不知道究竟是法航哪個空姐告發我的。沒人會告訴我。那些年裡我勾搭過好幾個法航空姐。我希望不是莫妮克，儘管直到今天我仍舊不知道那個通風報信的人是誰。我認爲她不會是莫妮克，因爲如果莫妮克在蒙彼利埃看到我的話，她一定會來找我的。
我在蒙彼利埃關了六天，其間有幾位律師過來找我，要求爲我辯護。我選擇了一位外表和言行舉止都有點像阿爾芒的中年男人，儘管他坦率地表示他可能無法爲我爭取到自由。“我看過了警方的所有文件，你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了，逃不掉的，”他對此評論道，“我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從輕判處。”
我告訴他，那樣就可以了。
令我驚訝的是，在被捕後還沒到一個星期，我就被轉押到佩皮尼昂，到那的第二天我被帶到巡迴法院接受審判，法庭由一名法官、兩名陪審（檢察官）和九名公民陪審團組成，他們將共同判定我是否有罪。
事實上這根本算不上是什麼審判，只持續了兩天不到的時間。加斯頓列出了對我的指控以及他收集到的針對這些指控的證據。另外還有大量的證人可以出庭作證。
“被告方有什麼要說的嗎？”法官對我的辯護律師問道。
“我的當事人對這些指控不作任何辯護，”律師回答，“出於時間的考慮，我現在來總結一下我方的觀點。”
然後他開始激情四射地爲我能得到輕判而滔滔雄辯。他指出我還很年輕，還未滿二十一歲，把我描繪成一個不幸的迷途青年，一個破碎家庭的產物，“頂多還是個少年犯，而不是個罪犯”。他指出，我在歐洲其他的十幾個國家犯過同樣的罪行，他們已經提出正式要求，一旦在法國償清債務，就立即將我引渡過去。
“幾乎可以認定，這個年輕人在很多、很多年裡都將看不到自己的祖國，即便他有朝一日回到家鄉，也是帶着枷鎖，等待他的只有家鄉的監獄。”律師爭辯道，“我不需要向法庭指出，這個年輕人在這裡將不得不忍受的牢獄生活是多麼的嚴酷。我只請求法庭在量刑的時候考慮到這一點。”
我被宣判有罪。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心滿意足地覺得，雖然我的律師輸掉了一場戰鬥，但他贏得了這場戰爭。因爲法官只判我一年有期徒刑。
我被還押至佩皮尼昂的監獄，確切地說是個“拘留所”，它是一座十七世紀建造的陰森可怕的石築堡壘，直到我在那兒蹲了幾天後才意識到，那名法官是多麼的寬大仁慈。
我被兩名看守接收了進去，他們粗魯地命令我把衣服脫光，就這樣一絲不掛地把我
押送到樓上，然後被帶到一條狹窄的走廊，一路走下去，看不到什麼牢房，兩邊只有石頭建起的牆壁，上面安着一扇扇堅固厚重的鋼製大門。看守在一扇大門前停了下來，其中一個看守拿出鑰匙把門打開。門被推開時發出了尖利刺耳的聲音，讓人聯想到恐怖電影，另一個看守把我推進這漆黑的小囚室裡。我跌跌撞撞地向前絆倒，一頭撞在了囚室後面的牆壁上，原來這間囚室是向下傾斜的。我沒有注意到地上那兩級向下的臺階。我從來沒有真正地看清楚過那兩級臺階。
我完全陷入到了黑暗中。一種潮溼、寒冷、叫人窒息和毛骨悚然的黑暗。我站起身來四處摸索電燈開關，卻不料頭頂撞到了鋼製的天花板上。
根本就沒有電燈開關。根本就沒有什麼燈。其實，牢房裡除了一隻水桶外什麼都沒有。沒有牀，沒有抽水馬桶，沒有水池，沒有下水道，什麼都沒有。只有那隻水桶。事實上這根本不是什麼牢房，只是個洞穴，一個建在地面上的地牢，大概五英尺寬，五英尺高，五英尺深，鋼製的天花板和門，石築的牆壁和地面。天花板和門摸上去冰冷刺骨。牆壁一直滴滴答答地落着冰冷的水滴。
我等待着眼睛適應這片黑暗。沒有一絲光線從其他地方滲透進來。天花板和牆壁上沒有任何裂縫。這個由鋼鐵和石頭築成的匣子上的那扇古老大門，就像一個密封條一樣和門縫融爲一體。我的眼睛沒有適應過來。人類的眼睛根本無法適應完全的黑暗。
不過，空氣能夠進入囚室。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股冷風，好像又冷又溼的手指一般觸摸我的皮膚，這種陰森恐怖的感覺讓我起了一身雞皮疙瘩。我不知道這風是從何處吹來，但無論風口在哪裡，都是一片漆黑的。
我一下子癱倒在地上，顫抖着感覺到自己就像被活埋了一樣。驚慌失措讓我抖得愈發厲害。我試圖合理地解釋現在的處境以使自己平靜下來。我告訴自己，這裡肯定不是要我蹲上一整年的牢房。他們把我關在這裡很有可能是爲了觀察。我立即排除了這種想法。想要在這個牢房裡觀察我，除非他們眼睛有X光。好吧，那麼，他們是爲了讓我嚐嚐如果我不守規矩的話，就會吃到什麼苦頭。我認定一定是第二個推測。是的，這種待遇是爲了保證我一旦被關到普通犯人中後，不會惹出什麼麻煩。畢竟，只有難以駕馭的犯人才會被單獨禁閉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裡，不是嗎？毫無疑問，沒有任何的文明國家會無緣無故地允許監獄實施如此殘酷不人道的刑罰。
但是法國就是這樣做的。或者至少以前這樣做過。
我被關在佩皮尼昂監獄的第一天裡沒吃到東西。我是在下午接近傍晚的時分被關進這個破牢房的。幾個小時後，我便感到精疲力盡、飢寒交迫、迷惑恐懼，還有悲傷和絕望，我在堅硬的地上躺下，就這麼睡着了。我睡覺的時候把身體蜷縮成一個球，因爲我有六英尺高。
尖利刺耳的開門聲把我吵醒。我坐起身，不舒服的睡姿導致我渾身痙攣痠痛。看守模糊的身影隱隱出現在門口。他把什麼東西放在我囚室裡的臺階上，正當他起身準備關門時，我立即採取行動。
“等等！等等！”我大聲喊道，跌跌撞撞上前用兩隻手把住門，不讓它關上。
“爲什麼把我關在這裡？我要在這兒蹲多久？”
“蹲到你刑滿釋放爲止。”說完，他猛地關上了門。他的一字一句伴隨着鐵門撞進石頭門框時的金屬聲，絕望地在我的耳邊噹啷作響。
我向後跌倒，這個蒼白的事實將我擊垮了。一年，我要在這個漆黑的棺材裡蹲一年？沒有亮光，沒有鋪蓋，沒有衣服，沒有抽水馬桶，沒有清潔用具，還有天曉得的什麼都沒有！我對自己說，這不可能。沒有人能在這每日都是黑暗的真空裡，在什麼都沒有的條件下活上一年。他會死的，而且死的過程還會漫長痛苦，飽受煎熬。與其這樣，還不如把我送上斷頭臺一了百了。我愛法國。但這究竟是個怎樣的國家，居然能夠縱容對我這樣的罪犯實施如此的刑罰。如果政府對監獄條件不知情，民衆也不瞭解的話，那麼那些親手把我送進來的法國刑罰學家們又是些什麼樣的人呢？毫無疑問，都是些道德敗壞的禽獸，喪心病狂的瘋子，卑鄙無恥的流氓。
我突然感到恐懼，確切地說是憂慮不安。我不知道如何在這個陰曹地府裡活過一年，如果活得下來的話。直到今天，我做噩夢時仍然會夢到當時被關在佩皮尼昂監獄時的情景。和佩皮尼昂監獄比起來，印度加爾各答的黑牢就是個健康的療養院，而魔鬼島簡直就是度假天堂了。
我從來沒指望過牢獄生活會是輕鬆自在的。之前我有過一次在看守所的經歷，雖然只有短短几個小時，卻也充分讓我相信，拘留所也好監獄也好，都不是人待的地方。但是，像佩皮尼昂監獄這樣如此野蠻、沒有人性的，真的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我四處摸索着，找到了剛纔看守拿來的食物，一罐水和一小塊麪包。這頓早飯如此的簡單，甚至都沒有把它盛在托盤裡。看守只是把那罐水放在最上面的臺階上，麪包就直接扔在旁邊。這已經都無所謂了，我狼吞虎嚥地把麪包吃個精光，又一口氣喝乾了罐子裡的水。然後我可憐地縮成一團，靠在冰冷潮溼的石頭牆上，滿腦子都在思索着法國司法部門的陰謀詭計。
我遭受的不是在監獄裡的服刑，而是一種蓄意摧毀身體和心靈的苦難折磨。
佩皮尼昂監獄的菜單始終一成不變。早飯是麪包和水。午飯是一碗清湯寡水的雞湯和一塊麪包。晚飯則是一杯黑咖啡和一塊麪包。這些單調乏味的飲食只在送來的時間和順序上有變化。我沒有辦法知道時間，很快我便算不清日子。送飯的看守總是不能按時給我送那些少得可憐的食物，這更加打亂了我試圖在腦子裡記下的時間和日期。比如說，連着幾天的早飯、午飯和晚飯都是在早上七點、中午十二點和晚上五點的時候按時送來的，然後突然，午飯在上午十點的時候送了過來，晚飯則在下午兩點，而晚上六點的時候送來了早飯。我只是大概估計着時間次數。其實我並不知道送飯的確切時間，也不知道是在白天還是晚上。另外，一天裡只吃到一頓或兩頓飯的情況也不在少數，甚至偶爾，我整整一天裡都吃不到任何東西。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牢房半步。我在這個古老陰森的大牢裡服刑期間，一次也沒有準許我出去活動活動，透一口氣。假使這座監獄有提供犯人讀書、寫信、聽廣播、看電視，或者玩遊戲的休息廳的話，他們也沒有給我權利去使用。他們不准我寫信，即使我的親人知道我被關在佩皮尼昂後寫信給我，我也沒收到。我向送飯的看守請求聯繫我的親人、律師、紅十字會、監獄長或者美國領事機關人員，全都被無視了，只有一次除外。
那次，看守用他的大手啪的一下朝我的腦袋摑了上來。“別和我說話，”他吼道，“這是不允許的。不準說話，不準唱歌，不準吹口哨，不準哼小調，不準發出任何聲音，否則就要捱打。”然後他砰的一聲關上重重的門，不再理會我的訴求。
那隻桶就是我的茅坑。他們沒有給我任何衛生紙，水桶用過之後也不給我換掉。很快我就習慣了這股惡臭，但是幾天後，水桶溢了出來，我不得不到處挪地方，最後只能睡在自己的排泄物裡。我的身心已經麻木，對此感覺不到任何厭惡。然而，這氣味變得越來越令人作嘔，顯然連看守都無法忍受了。某天在兩次進餐之間的時候，門嘎吱一聲打開了，一個囚犯衝了進來，像只耗子一樣鬼鬼祟祟地抓起水桶就跑。幾分鐘後，他把水桶還了回來，倒乾淨了。我被關在這個狹小的墓室期間，這套程序大概重複了六次，但只有兩次派人來把囚室地上的污物清理乾淨。每次都由一個看守把着門，一個囚犯拿着水管沖洗牢房，然後拿起拖把把裡面的積水拖乾淨。那兩次我都冒着看守發怒的危險，設法用水管裡噴出的水給自己衝個澡。兩次的清潔過程都是在絕對安靜的情況下進行的。
那是我在服刑期間，僅有的兩次能夠清潔身體的機會，此外，我偶爾也用早飯的那份水衝下手或者浸把臉。
他們不准我刮鬍子，也從沒給我剪過頭髮。我天生毛髮濃密旺盛，如果不去打理控制它們的生長的話，很快就會以驚人的速度長下去。沒過多久，我的頭髮就超過了肩膀，溼溼的打着結，亂作一團，我的鬍子也蹭到了我的胸膛。無論是頭髮還是鬍子都十分油膩，還散發着一股糞便的味道，因爲我實在無法避免不被自己的排泄物弄髒。
蝨子以及那些小到可以鑽進這臭氣熏天的牢房的蟲子，在我的體毛裡做了窩，盡情享用着我的血肉。身上的皮膚被我抓破，傷口又因無法避免接觸污物而感染，疼得要命。我身體上很快就結滿了痂，成了一個活生生的培養皿，培養着無數品種的細菌。由於被禁閉在狹窄的空間裡，包裹在無盡的黑暗中，我失去了平衡感，當我試圖活動身體、伸展四肢，或者做一些簡單的鍛鍊時，就會頻頻摔倒，要麼撞在粗糙的牆壁上，要麼跌倒在堅硬的地上，劃破的口子和青腫的淤傷更加重了我的傷勢。
我剛關進佩皮尼昂的時候，體重有兩百一十磅。乏味單一的三餐裡沒有足夠的營養和熱量來支撐我，於是我的身體開始自我蠶食，肌肉和肌腱吞食着儲存的脂肪和油脂組織以給我的心臟和循環系統提供燃料。沒過幾個星期，我就能用手指圈起我的上臂了。
承受這種苦難的不止我一個。我很快推斷出，即便不是全部，佩皮尼昂監獄的大多數鋼製牢門後面都關着一個不幸的囚犯。
牢房和牢房之間隔着厚厚的石牆，相鄰的犯人間無法通話，但這些牆壁並不是隔音的。隱隱約約的叫喊和咒罵聲，痛苦悽慘的尖叫聲，還有壓抑低沉的呻吟和哭泣聲，幾乎永不停息地沿着外面的走廊輕輕迴盪，有時會突然止住，沒到幾分鐘又再次開始。這些聲音總是承載着絕望，瀰漫在我陰溼囚室的外牆上，從牆壁和地面上滲透進來，就像一個被圍困在這裡出不去的報喪女妖發出的嘆息和啜泣。還有些時候，這些聲音變得狂躁和憤怒，讓人以爲是遠處一隻正在狩獵的狼的嗥叫，或是一隻受傷的郊狼挑釁性的吠叫。
也有時候這些聲音是我自己發出的，在孤寂中我經常自言自語，只是爲了聽到一個人類的聲音。或者我俯身站在門前，朝外面的看守大喊大叫，要求把我放出去，或者起碼把我當人對待，即使得不到尊重，但至少也得有最基本的尊嚴和照顧。我咒罵他們。我咒罵我自己。我大聲叫嚷、胡言亂語、哭喊尖叫、高亢唱歌、狂笑咆哮、拿起水桶對着牆壁猛砸，糞便在箱子一樣的囚室裡潑灑得到處都是。我覺得我快要瘋了。
我毫不懷疑佩皮尼昂監獄的很多人都已經瘋了，被這慘無人道的待遇逼得精神錯亂。幾個星期後，我就十分確定自己很快也會失去理智。我已經分辨不清什麼是真實還是虛幻，開始產生幻覺。我會發覺自己回到了皇家花園酒店，身邊圍着可愛的“機組人員”，奢侈地享用着大龍蝦和烤牛肉，或者懷抱着莫妮克，漫步在布拉瓦海岸的金色沙灘上。然後我又突然恢復理智，發現這個陰暗潮溼的地牢纔是現實，我在自己的排泄物中瘋狂打滾，詛咒讓我在佩皮尼昂服刑的命運。
我一直認爲，要不是我有着豐富逼真的想象力，我肯定會真的瘋掉，然後在佩皮尼昂的監獄裡慢慢死去。我的創造力賦予了我編造巧妙騙局的能力，讓我在過去的幾年裡幹盡了壞事，從而落到如今這步田地，而現在它又像救生員一樣把我救了上來。
我決定，既然同樣會產生幻覺，還不如自己來設計，於是我開始編造自己的幻象。比如，我坐在地上，回憶我身穿飛行員制服的樣子，假裝自己是一名真正的駕駛員，波音707的機長。於是，監禁我的這個狹窄、惡臭的爛泥坑瞬間變成了一架乾淨整潔、閃閃發亮的噴氣式客機，裡面坐滿了快樂興奮的乘客，時髦亮麗的空姐正在爲他們提供服務。我用上了這幾年學到的所有航空術語，一邊假裝把飛機滑離機場跑道，得到控制檯的起飛許可，駕着這個大傢伙飛向天空，一直上升到三萬五千英尺的高度。
然後我拿起泛美的麥克風。“女士們先生們，我是本次航班的機長。歡迎乘坐阿巴格內爾航空572次航班，我們將從西雅圖飛往丹佛。我們現在正以每小時五百七十五英里的速度飛行，天空狀況很好，我們將順利飛到丹佛。坐在右舷，也就是機艙右側的乘客，可以清楚地觀賞到遠處下方的雷尼爾山。大家可能都知道，雷尼爾山海拔高度14，410英尺，是華盛頓州最高的山峰……”
當然，我時不時地也變成一個英雄，駕駛我那架巨大的飛機穿越惡劣的暴風團，或是解決了驚險的機械故障，把我的乘客們安全送到地面，然後受到乘客們的一片感激。尤其是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又或者，我會想象自己是一名旅遊巴士司機，帶着一羣神情專注的遊客遊覽壯麗的科羅拉多大峽谷，或是聖安東尼奧、新奧爾良、羅馬、紐約（我竟然還記得紐約也有迷人的地方），以及其他歷史名城的迷人風光，一邊還用我快速幽默的口才滔滔不絕地給他們講解。“現在，女士們先生們，你們左邊的這幢公館是這座城市的創建人之一，J・P・格林斯塔夫的家。他花了大半輩子來掙大錢。但問題是，他搞得太大了，現在他只好在聯邦監獄裡度過餘生了。”
在我的幻象中，我想變成什麼人就是什麼人，這和我在被捕前的那五年中發生的情況很相似。不過，我在佩皮尼昂監獄的模仿秀還進行了添加和放大。我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外科醫生，爲總統做手術，用我高超的醫術拯救了他的生命；我是一個偉大的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是一個電影導演，拍攝了一部獲得奧斯卡獎的史詩片；我是一個登山向導，救出了不幸陷入峭壁的登山者；我是鍋匠、裁縫、印第安酋長、麪包師、銀行家，以及技術高明的小偷。我有時會重現幾個印象特別深刻的騙局，當然還有幾個特別難忘的愛情場景。
但是，任何表演總有落幕的時候，我再次回到了現實中，然後發現我只是在這個陰冷、壓抑、黑暗，臭氣熏天的牢房裡，又做了一次虛幻的旅行。
沃爾特・米蒂遭到了非法拘禁。
某天，牢房的門在一個意想不到的時間裡嘎吱打開了，看守把什麼東西扔了進來。這是一條單薄的、髒兮兮的、已經發臭的褥墊，比枕頭套大不了多少，但我還是立即把它攤開在地上，捲起身體躺上去，盡情享受着它的舒適。我一邊奇怪他們爲什麼給我如此奢侈的獎賞，是不時因爲我哪裡表現良好，一邊很快就睡着了。
我突然被驚醒，一個魁梧的看守野蠻地把褥墊從我身下猛地一抽，譏笑着把門砰地關上。我不知道當時是幾點。反正，過了很長時間後他們才送來早飯。晚飯後，門又被刺耳地打開，那條墊子又被扔到臺階上。我急忙把它抓住，陷進它的溫柔裡，不停撫摸着，就好像它是個女人。但是，我再一次被驚醒，看守又把這條枕頭套大小的褥墊從我身下抽走。可是過了一段時間後，褥墊又撲通一聲落到臺階上。我終於明白了。看守在耍我玩呢，一個殘酷野蠻的遊戲，但在他們眼裡，這只是個遊戲。我告訴自己，一些老鼠已經讓他們玩死了，然後再也不去管那條墊子。我的身體已經適應了光滑的石頭地面，或者說，我柔軟的身體已經和堅硬的岩石融爲一體，至少不會再難受了。我沒有再上他們的當，儘管看守每天晚上仍會把墊子丟進來，我猜，他們是想讓我繼續用它，以給他們帶來更多的消遣。
在我關進佩皮尼昂監獄的第五個月（時間是後來被證實的），有人在外面敲了一下我的牢門，然後門上有一小塊被拉開了，一絲微弱的光線透了進來。我嚇了一跳，我從不知道這扇門上還有個小窗，設計得太巧妙了。
“弗蘭克・阿巴格內爾？”聽聲音毫無疑問是個美國人。
我掙扎着挪到門口向外張望。外面站着一個身材高瘦、面孔也瘦骨嶙峋的男人，他用手帕捂着嘴巴和鼻子，被臭氣薰得退縮到走廊的對面。
“我是弗蘭克・阿巴格內爾，”我迫切地說，“你是美國人嗎？你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嗎？”
“我叫彼得・拉姆塞，是美國駐馬賽領事館的，”那個瘦子把臉上的手帕拿下來，說道，“你怎麼樣啊？”
我盯着他看，震驚了。老天啊，他說這話的樣子就好像我們是在馬賽街頭咖啡館，手中拿着杯葡萄酒聊天。突然我的話匣子好像大河決堤，滔滔不絕地噴涌出來。
“我怎麼樣？”我用幾乎歇斯底里的口氣重複了他的話，“我來告訴你我怎麼樣了。我噁心、疼痛、全身赤裸、飢餓，全身上下都是蝨子。我沒有牀，沒有馬桶，沒有洗臉盆。我睡在自己的糞便裡。沒有光線，沒有剃鬚刀，沒有牙刷，什麼都沒有。我不知道現在是幾點，今天是幾月幾日，甚至不知道現在是哪一年，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被當成瘋狗一樣對待。再這樣待下去，我就真的要發瘋了。我會死在這裡的。這就是我怎麼樣了！”
我一下子癱倒在
門上，這番激烈的長篇大論使我精疲力盡。
拉姆塞的表情，除了一次對我牢裡發出的臭味表現出明顯的反感外，沒有其他任何變化。聽完我的話，他不動聲色地點了點頭。
“我知道了，”他平靜地說，“好吧，也許我應該向你解釋一下我此行的目的。是這樣的，我大約每年兩次巡視我負責的區域，拜訪一下這塊區域的美國人，我最近才得知你在這兒。現在，在你燃起希望之前，讓我先來告訴你，我是沒有能力幫助你的……我知道這裡的條件，也清楚你現在的遭遇。
“我束手無策的就恰恰是這種待遇。你要知道，阿巴格內爾，其他被關在這裡的法國人遭受着和你完全相同的現狀。其實，你受到的這種待遇，和你隔壁牢房的犯人，以及整個監獄的犯人都是一樣的。他們每個人的牢房條件和你一樣，他們也同樣生活在骯髒的環境中。他們和你吃着一樣的食物。你被剝奪的權利他們也同樣無法享受到。
“你並沒有被單獨挑出來特殊虐待，阿巴格內爾。只要他們一視同仁地對待你，對你所處的困境我就無能爲力，連投訴都不行。
“只要一旦他們歧視你，或者因爲你是個美國人而對你區別對待，我就能夠干預進來，提出控告。即使那樣也沒什麼作用，但起碼我可以爲你的利益而干涉調解。
“但如果他們和對他們自己人一樣對你加以懲罰，那就無計可施了。法國監獄就是法國監獄。就我瞭解，他們很久以來一直就是這樣，而且以後也不會改變。他們不相信犯人能夠被改造好，他們只相信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總而言之，他們認爲對罪犯就該嚴懲，而你就是個罪犯。說真的，你算運氣好的了。信不信由你，以前的情況比現在還要慘。犯人每天都要被打一頓。所以只要你沒有明確被人虐待，我就什麼都幫不了你。”
他的這番話刺進我的耳朵，就好像無數條鞭子落在我的背上。我覺得自己像被宣判了死刑。這時候，拉姆塞的嘴角微微上揚，向我傳達了一條緩刑令。
“根據我的理解，你在這裡只需要再待上三十多天就可以了，”他說，“當然，你不會得到釋放。我聽說另一個國家，具體什麼國家我不清楚，他們的政府當局會過來將你拘捕去他們國家接受審判。但無論你去哪裡，待遇肯定比這裡要好。好啦，你如果想寫信給你父母告知你現在的情況，或者想讓我聯繫其他什麼人，我很樂意幫你去做。”
這是一個善意的舉動，其實他大可不必這麼做，我略有心動，但還是很快剋制住了。“不用了，謝謝你的好意，拉姆塞先生。”
他又點了點頭。“祝你好運，阿巴格內爾。”他說。他剛轉過身，似乎就在一片迸射出來的刺眼光芒中突然消失了。我趕緊向後退，捂住眼睛，痛苦地叫出聲來。後來我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走廊裡的燈是可以調節明暗的。當牢房的大門或門上的小窗被打開時，光線就會暗下來，由於囚犯長期像鼴鼠一樣生活在沒有亮光的洞穴裡，微弱的光線不至於對他們的眼睛產生危害。當類似拉姆塞這樣的訪客到來時，光線就會被調亮，以讓他看清路面。一旦他來到我的牢房門前，光線就被調暗。而當他離開的時候，一個看守過早地調節了燈光按鈕。對囚犯們視力的關照是佩皮尼昂監獄唯一的關懷。
拉姆塞走後，我靠着牆壁坐下，等我眼睛的刺痛逐漸消退，我開始思考他剛纔透露的信息。我的服刑期就快要結束了？我被扔進這個可怕的地牢裡真的已經十一個月了？我不知道，我對時間已經完全沒有概念，但我覺得他不會亂說的。
自那以後，我努力計算日子，打算在腦海中的日曆上記滿三十天，但發現這根本不可能。在這個沒有亮光、骯髒混濁的真空裡，即便存在着任何支離破碎的時間，也都被用來掙扎求生，這樣的情況下，你根本無法計算日子。但我能肯定的是，我離崩潰的日子不遠了。
然而，時間還是一點一點地流逝。然後有一天，門上的窗口被打開，微弱昏暗的光線穿透進來，除了上次的特殊情況外，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這種光。
“背過身去，面朝牆壁，閉上眼睛。”有個聲音粗魯地命令道。我照他說的做了，心怦怦直跳。今天我要被釋放了嗎，還是其他即將發生的事情等着我？
“不要轉身，現在慢慢睜開你的眼睛，先適應一下光線，”那個聲音指示道，“我讓這小窗開一個小時，然後我再回來。”
我慢慢張開眼睛，發現自己包裹在一片明亮、金色的光芒中，這對我脆弱的眼球來說太明亮了。面對強光，我只能再次閉上眼睛。漸漸地，我的瞳孔開始對燈光適應起來，能夠看看我的周圍，不用眯起眼睛，也不會感到刺痛了。即便如此，牢房依舊十分昏暗，彷彿雨天陰沉的黃昏。一小時後，剛纔那個看守回來了，起碼聲音聽上去是同一個。
“再把眼睛閉上，”他命令道，“我要把燈再調亮一些。”我照做了，然後根據他的指示，我又慢慢地、小心地把眼睛睜開。狹小的囚室裡充滿了令人目眩的強光，我不得不眯起眼睛。光芒將整個牢房籠罩，就像包裹暗星的一圈光暈，第一次完全照亮了這間狹小墓穴的內部。我看了看四周，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感覺到胃在翻滾。牆壁上都是溼漉漉的，表面結了一層黏糊糊的黴菌。天花板也是，溼嗒嗒地泛着光亮。骯髒的地面上到處都是排泄物，那個水桶，由於有一陣子沒倒過了，裡面爬滿了蛆。這令人作嘔的蟲子還在地上彎彎曲曲地蠕動着。
我吐了出來。
大約又過了一小時，看守回來。這次他把門打開。“跟我走。”他命令道。我毫不猶豫地爬出這個臭氣熏天的洞穴，自從被關進這裡後，我還是第一次把身體伸直，我的脖子、肩膀、手臂、雙腿感受到一陣劇烈的刺痛。我行走困難，但還是一搖一擺地跟在看守屁股後面，像只喝得半醉的鴨子，時不時地還得用手扶着牆壁來保持平穩。
他把我帶下樓，然後來到一個空蕩蕩的房間裡。
“站在這兒。”他命令我，然後走進一扇敞開的門，門裡還有個房間。我轉過身，仔細觀察着這個房間，在那個發黴的地洞裡關了那麼久之後，不禁驚歎這裡的巨大與寬敞，然後我突然看見了這輩子見過的最醜陋、最可怕的怪物，一下子怔住了。
那是一個人。肯定是個人，但蒼天在上，什麼人會長成這個樣子？他個子很高卻是副皮包骨，腦袋上頂着一頭髒兮兮的、亂蓬蓬的、枯草似的頭髮，一直拖到腰際，他的臉藏在一團髒亂的鬍子後面，這鬍子一直垂到他的肚子。口水從鬍子堆裡的一條裂縫中流下來，那應該是他的嘴巴。他的眼睛像燒得火紅的煤球深陷在眼窩裡。他全身赤裸着，身上的皮膚被一層污物、瘡口、傷疤覆蓋着，一副得了麻風病的樣子。他的手指甲和腳趾甲長長地長出來，捲曲着猶如鷹爪。面對着這個怪物讓我不寒而慄。而當我逐漸把他認出來時，顫抖得就更厲害了。
我看到的是鏡子中的自己。
看守回來的時候，手臂上掛着衣服，手裡拎着一雙鞋，而此時，我依舊被自己的樣子嚇得驚魂未定。
我認出了那是我的衣服，是我剛被送進來的時候穿的。“把這些穿上。”看守不客氣地說着，把衣服遞給我，把鞋子扔在了地上。“可以先讓我衝個澡，刮個臉嗎？求你了。”我請求道。
“不行，把衣服穿上。”他兇惡地瞪了我一眼說。我連忙把衣服套在骯髒不堪的身體上，現在這衣服的尺寸對我來說已經太大了。我的皮帶不見了。我拽緊乾癟的肚皮上的褲腰，眼巴巴地望向看守。他走到另一個房間，然後拿回來一根棉繩。我就用它把褲子繫上了。
幾乎同時，又來了兩個警員。其中一個拿着一套管束裝備。一個警員把前端帶有螺栓的厚皮帶系在我的腰間，另一個把沉重的腳鐐銬到我的腳踝上。然後，他們給我的雙手戴上手銬，用一根細細長長的鋼鏈在我的脖子上繞一圈，再接上手銬，然後穿過皮帶上的螺栓，用一把鎖和腳鐐上的鏈條固定一起。他們在給我五花大綁的時候，沒有說過任何話。然後一個警員指了指門，輕輕地推了我一下，另一個警員在前面領路走了出去。
我跟在他後面拖着步子，沉重的腳鐐和對接下來命運的擔心讓我很難跨出一步。我從來沒有被這樣捆綁過。我以爲這種束縛只會針對那些有暴力傾向、危險的犯人。
“我們這是去哪？你們要把我帶到哪裡去？”我問道，下午接近黃昏的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這光線甚至比室內的燈光都明亮。他們沒有一個人理睬我的問題。
他們一言不發地把我塞進一輛沒有任何標誌的轎車後座，一個警員爬到駕駛座上，另一個坐到了我旁邊。
他們帶着我一路開往火車站。即使我坐在車裡，午後的陽光還是讓我頭暈目眩，噁心反胃。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全部因爲突然重見天日而感到不適應，而是過去的一個月裡，我一直生病着——發燒、嘔吐、腹瀉，時不時打冷戰。我沒有向佩皮尼昂的看守抱怨。他們肯定會無視我的，就像他們無視我的其他懇求和抗議一樣。
到了火車站，我被帶出轎車，一個警員拿起細鏈條的一頭啪嗒一聲拴在我的皮帶上，另一頭繞在他自己的手上，像牽着一條狗一樣，拖着我穿過火車站密集的人羣，又把我推上火車。列車員把我們帶到一個四周用玻璃圍起的隔間，裡面有兩條板凳，門上掛着一塊牌子，標明這個隔間是司法部專用的。當我穿越人羣時，乘客們都盯着我看，臉上露出恐懼、吃驚和憎惡的表情，有些人聞到了我身上的氣味，厭惡地朝後退了幾步。我早就對自己身上骯髒的污物喪失了嗅覺能力，不過我能體諒他們。我聞上去肯定像一窩被惹怒的臭鼬。
隔間很寬敞，可以容納八個人，隨着火車上的人越來越多，所有的座位都坐有人，好幾次有幾個強壯的農民過來要求進我們的隔間和我們一起坐。他們好像對我渾身上下的惡臭完全不在意似的。每一次，警員都朝他們擺擺手，簡單粗暴地把他們趕走了。
然後來了三個漂亮活潑的美國姑娘，她們穿着極暴露的絲綢和尼龍材質的衣裳，拎着五顏六色的購物袋，裡面裝滿了紀念品和禮物，葡萄酒和各種食品。
她們身上散發出昂貴香水的味道，臉上堆滿笑容。一個警員站了起來，殷勤地請她們坐在對邊的那排凳子上。她們一坐下就立刻和警官們搭話，好奇地問我是誰，犯了什麼罪。顯而易見，對她們來說，我被這樣的鎖鏈緊緊鎖着，肯定是某個臭名昭著、可怕的謀殺犯。比起害怕，她們似乎更覺得有意思，還頗有興致地討論着我身上叫人反感的惡臭。“他那麼臭，大概他們把他關在下水道里的吧。”一個姑娘說道。其他人都笑着表示同意。
我不想被她們知道我是個美國人。在她們面前，我現在這副模樣讓我感到羞愧，無地自容。警員終於讓這三個年輕姑娘明白，他們既不會說英語，也一點兒都聽不懂。於是，當火車駛離車站後，她們三個就自顧自聊天了。
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此時此刻我完全沒有方向，而且我覺得再向警員打聽目的地也是徒勞。我可憐巴巴地在兩名警官中間縮成一團，病懨懨地耷拉着腦袋，偶爾看看窗外逐漸遠去的風景，或者偷偷觀察姑娘們。我從她們談論的內容中瞭解到，她們原來是來自費城的學校老師，正在歐洲度假。她們去過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牛斯山。我不禁猜想，難道我們下一站是去巴黎？
火車行駛了一段路程後，我的肚子開始餓了，儘管身體還是感覺不舒服。姑娘們從她們的袋子裡拿出奶酪、麪包、罐裝肉醬和葡萄酒，開始吃了起來，並把這些美食與那兩個警員一起分享。一個姑娘試圖餵我吃一小片三明治（我的雙手被銬住了，所以即便被允許，我也吃不了東西），但是一個警員輕輕抓住了她的手腕。
“不。”他堅定地說。
在我們離開佩皮尼昂有幾小時後，這三個年輕姑娘確定了我和兩個警員都聽不懂英語，於是開始探討她們在假期中遇到的刺激的性愛經歷，其中提到了讓我非常吃驚的極爲私人的細節。她們有聲有色地比較她們每一個情人的身體特徵、技術能力，以及行爲表現，連我聽了都覺得尷尬。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女人這樣談論性事，其中還充斥着髒話和下流的字眼。看來，在女人身上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學，並且我還估算着，如果我也作爲選手參加她們的性愛奧林匹克盛會的話，能取得什麼樣的名次。我在心中悄悄做了筆記以便以後參加她們的比賽，如果我們還有機會見面的話。
我們的目的地果然是巴黎。警員把我拖起來，和那三位小姐告別，然後把我推拉着下了火車。但在這之前，我已經用自己的方式和姑娘們說了再見。
當我被拉出隔間門的時候，我扭過頭去，衝着這三位年輕教師色眯眯地一笑。
“替我向費城的同胞們問個好。”我用最正宗的布朗克斯口音說道。
看到她們臉上的表情，我消沉的自信心一下子振作了起來。
我被帶到巴黎的警察局監獄，轉交給那裡的警察局長，他是個胖乎乎的禿頂男人，有着一個光溜溜的雙下巴和一雙冷酷無情的眼睛。然而，見到我的模樣，那雙冷漠的眼睛也流露出了震驚和厭惡，於是他立即着手拯救我的形象。在一名警官的押送下，我衝了下澡，在我把身上累積的髒東西清洗乾淨後，一位監獄理髮師被叫來幫我刮鬍子、剪髮。之後，我被押送到牢房，一個樸素的、現實中的小房間，不過和我之前的監獄比起來，簡直算得上奢侈了。
房間裡有一張窄小的鐵牀，上面鋪着一層很薄的牀墊，外加粗糙、乾淨的被單，一個洗臉盆和一個名副其實的抽水馬桶。房間裡還有一盞燈，控制開關在外面。“你可以在晚上九點前讀書。到了九點就會熄燈。”看守告訴我。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讀。“你看，我生病了，”我說，“可以讓醫生給我看看嗎？求你了。”
“我去問問看。”他說。一小時後他回來了，手裡端着一個托盤，上面放着一碗稀薄的燉菜、一塊麪包和一罐咖啡。“沒有醫生，”他說，“我很抱歉。”我認爲他說的是真的。
燉菜裡有肉，這對我來說是頓真正的美味佳餚。事實上，就這一點點的肉對於我的胃來說也太豐盛了，它已經不習慣如此豐盛的飯菜。吃完後不到一個小時，我就吐了。
我還是不清楚自己目前的狀況。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是否還要再接受一次審判，也不清楚我是否會在這裡完成我的刑期，或者還將轉交給其他政府。我所有的提問一概遭到拒絕。
然而，我並沒有繼續留在巴黎。第二天早上，我吃了有面包、奶酪和咖啡的早飯，盡力沒讓它吐出來，之後，我被帶到牢房，再次被當成野獸一般銬上了鐐銬和鎖鏈。兩名警員押送我進了一輛帶窗戶的廂型車，雙腳上的鏈條拴在車地面上的一個插銷上。上路後不久，我便意識到，我正被送往奧利機場。
到了機場，他們把我帶出車，押送我穿過航站樓，來到斯堪的納維亞航空公司的服務檯。我拖着腳步走過航站樓，身上的鎖鏈被撞得叮噹直響，幾乎把所有人都吸引了過來，甚至還有人特地跑出咖啡館和酒吧，就爲了看看我。
我認出了斯堪的納維亞航空服務檯的一名職員。她曾經幫我兌換過一張假支票。具體多少金額我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不知道她有沒有把我認出來，反正從她的表情上完全看不出來。不過，當初找她兌換支票的人大約有兩百磅重，皮膚曬得黝黑，身強力壯，風度翩翩。而如今這個套着鎖鏈的囚犯則是一副羸弱的樣子，皮膚蒼白，眼窩深陷，瘦成皮包骨頭，像一具骷髏，還駝着背。事實上，她只看了我一眼，就立即把目光移開了。
“嘿，告訴我現在是怎麼回事吧，你們又不會有什麼損失。”我向兩名警員懇求，他們的眼睛正掃視着售票處周圍來往的人羣。
“我們在等瑞典警方。”一名警員生硬地說道，“好了，現在給我閉嘴，別再和我們說話了。”
突然一名身材嬌小窈窕的年輕女子走到他面前，她長着一頭金色的長髮和一雙明亮的藍眼睛，身上那件藍色西裝就像是爲她量身定做的，外面還罩着一件時髦的軍式大衣，十分好看，手臂下夾着一個很薄的公文包。在她身後出現了另一名更年輕的高個子“女武神”，同樣的穿着，也同樣夾着公文包。
“他是弗蘭克・阿巴格內爾嗎？”身材嬌小的那位朝我左手邊的警員問道。他一步跨到我面前，舉出一隻手。
“這和你無關，”他厲聲說，“不管怎樣，他不能和任何人接觸。如果這個人是你們的朋友，你們也不允許和他講話。”
那雙藍眼睛閃了一下，端起她小小的肩膀。“我要和他說話，警官，而且你要把他身上的鏈子取下來，就現在！”她專橫地要求。然後朝我笑了笑，目光柔和，表情慈祥。
“你是弗蘭克・阿巴格內爾，是吧？”她用地道的英語問我，“我可以直接叫你弗蘭克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