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之倫已經點齊馬步軍三千親自率領向京城進發，這彪人馬在到達平谷時接到兵部公文命令他們前往紫荊關嚴防死守。
山海關總兵官憨子不知形勢如何，在沒有接到黃漢命令的情況下他選擇等待的同時聯絡駐紮寧遠的楊大年。
高第何嘗不知黃漢用兵都會謀而後動，沒有逼着憨子即刻趕去京師，他早就派遣信使疾馳登萊，要求兒子也帶上鐵甲騎兵運動到京師附近。
老人家相當精明，知道兒子手中的騎兵不會超過一千，這一點點人馬必須匯合“紅旗軍”才能夠有所作爲，告訴高有謀必須時刻保持聯絡，萬萬不能自己帶着人馬跟建奴較量。
擔任登州知府一年有餘，在這期間不間斷剿滅叛軍餘孽和盜匪、山賊，登萊形勢已經往好的方向發展，高有謀親自控制的登州守備營人馬高達一千五百。
守備營武官都是高家子侄或者家丁，高有謀留下了步兵維護登州治安，自己帶上五百騎兵向京師方向運動。
沒多久高第得到了黃漢已經下達調遣山海關、寧遠騎兵前往居庸關等待匯合的命令，他也給高有謀去了信，讓兒子帶領騎兵趕去居庸關集結。
憨子、楊大年到達居庸關立刻執行戰時條例，他們還得派遣人馬進行偵查，能夠及時掌握建奴動向和兵力部署有利於在家主趕來後發動突襲。
駐守紫荊關的劉之倫已經派人跟憨子、楊大年取得了聯繫，爲了封鎖消息避免建奴預先得知明軍騎兵的路線和兵力，居庸關、紫荊關準進不準出。
與此同時，山西通往京師的小道、山道都會有旗衛和“四方快運”鏢師活動，所有妄圖往西進入山西的人都會被截下，反抗者十之八九是建奴細作，寧可殺錯絕不放過。
由於憨子和楊大年都是武將，駐防居庸關的總兵官陳洪範根本不買賬。
他乃是擁有右都督銜的總兵官，不肯聽從憨子這個級別低一級的山海關總兵協調，我行我素。
爲了大局，憨子、楊大年選擇忍耐，及時派遣人馬佔據關城並且控制了幾個重要關隘。
陳洪範依仗官位高又在居庸關鎮守多年乃是地頭蛇，他的家丁屢屢跟“紅旗軍”騎兵制造摩擦。
好在“紅旗軍”戰鬥力強大，進入居庸關的人馬達到五千，遠超過陳洪範人馬的實際人數。
況且這小子喝兵血不得軍心，除了四百餘家丁外其他營兵絕大多數選擇以“紅旗軍”馬首是瞻。
原因很簡單，憨子、楊大年到來的當天就讓居庸關駐軍跟“紅旗軍”享受同樣的伙食，使得這些兵丁頓時覺得過上了好日子。
有對比才會有覺悟，基層兵丁已經開始怨恨陳洪範，自認爲弓馬嫺熟或者武力值高的兵丁已經想投奔“紅旗軍”。
這其實就是陳洪範選擇對抗“紅旗軍”的主要原因，他自認爲能夠守得住居庸關，想獨得守土之功，想把“紅旗軍”擠兌出關跟建奴拼命。
誰知“紅旗軍”沒有被擠走，四天後，文官高有謀率領五百騎也進入居庸關，這些人馬見到“紅旗軍”親熱得如同一家子。
玩權術有了高有謀這個正四品文官，他不僅僅後臺硬、槍桿子也硬，陳洪範當然歇菜，居庸關的軍權、財權很快就被“紅旗軍”掌握。
黃漢不擔心建奴會預知自己何時到達山西前線，自己到達京師之時憨子、楊大年應該早就扼守住了居庸關。
憨子他們早就知道打仗出其不意的重要性，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夠混出他們的防線。
“紅旗軍”離開京師南下剿寇經營的第一個根據地孫劉莊就在倒馬關東一百五十里外，這就意味着建奴突破倒馬關殺奔京畿之地，孫劉莊肯定會遭受損失。
黃漢出發當日就安排旗衛給駐紮侯家莊、“忠義堡”的谷如山、馬福臨、何守歆傳達命令。
要求他們帶領人馬及時協防倒馬關、竹帛口扼守靈丘道。
也是同樣執行準進不準出的軍令，內三關封閉，建奴在得不到準確情報的情況下恐怕很難應對集中使用的騎兵。
黃漢深知建奴騎兵的野戰能力，自己能夠集中的騎兵人數處於絕對劣勢，有可能只有後金軍騎兵總是的六七分之一。
敵衆我寡，靠血勇跟人馬衆多的後金軍拼命不可取，黃漢只能發動奇襲戰在局部戰役中發揮出兵力優勢。
山西那麼大的地盤，州城府縣幾十座，建奴縱然號稱十幾萬爲了搶劫有效率根本不可能保持兵力集中。
分而擊之很重要，出其不意更重要，這一次還得避實就虛打滑頭仗。
山西乃是大明領土，堅城太多，黃漢會採取依託城池不間斷奔襲的戰術，除非後金軍放棄劫掠集中兵力來對付自己，否則建奴一定會顧此失彼損失慘重。
爲了趕時間，也是因爲前方還有孫劉莊作爲補給點，駐紮“忠義堡”的谷如山三人商議過後留下一部分人馬交由何守歆嚴防死守“忠義堡”和侯家莊。
谷如山、馬福臨當天拉出四個把總的人馬攜帶所有的戰馬疾馳保定地界。
一年多時間的發展，他們的人馬已經倍增有餘，四個把總的人數達到一千四百餘人，騎兵有足四個百總，其中三個百總是騎兵火槍手。
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爲大明內三關，被敵人突破後就會直接殺到京畿平原，這裡一向是兵家要衝。
倒馬關位於太行山東麓，北臨內長城，背靠唐河，在保定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山路險峻，馬爲之倒，故而得名。
谷如山、馬福臨拉出了所有的戰馬、挽馬和馱馬行軍，勉強做到了一人雙馬，速度縱然比不上“紅旗軍”騎兵，也跑出了一天一百五十里的速度。
趕到孫劉莊之時接到消息的沈思孝已經做好了接應工作，並且做了出發動員，他準備帶上三十六個騎兵八十位步兵，他發展的人馬一半使用熱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