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自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並稱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後更名爲“羅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貴族之間的發展極快。高宗時，賜號阿羅本爲“鎮國大法王”，並下詔於諸州建景寺，往後教堂亦掛上歷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廣泛流傳。
景教在中國演化時，大量參考佛教概念。四福音書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稱呼：瑪竇是明泰法王、路加是盧珈法王、馬爾谷是摩距辭法王、若望喚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天主的稱呼則取敘利亞文音譯，叫作“皇父阿羅訶”，亦有按道教規則以“天尊”稱之者。
在中國佛教及道教影響下，景教有發展成綜合主教的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作者景淨曾著有《志玄安樂經》，教導世人如何得到安樂。經文按照儒家經典《中庸》的格式撰寫，滲入“無爲”、“清淨”等中國哲學概念，經文曰：“無動無慾，則不求不爲。無求無爲，則能清能淨。能淨能淨，則能晤能正。能晤能證，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
唐代儒釋道三教鼎立，景教傳入中國後爲了適應和生存，便極力順應，進行本色化的努力。景教在教義敘述中採用了道家所常用的語句，如以道家之“天尊”稱基督教之“天主”(《序聽迷詩所經》)；形容其“上主無元，湛寂常然”(《老子道德經》“湛常存”)；“鼓玄風而生二氣”；“渾元之性，虛而不盈”(“道衝，而用之久不盈”)；而信徒應“無慾無爲”，“能清能靜”(《志玄安樂經》)。至於報出家門之“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就完全是《老子道德經》“道常無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漠！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的語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稱：“宗周德喪，青架西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分明是說老子於周朝末年騎青牛西行的故事，而盛唐景教東來，則含有老子之教再興之意。
來華的景教士不但附會道家之言，更藉助於當時極爲興盛的佛教的術語：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王、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救度等。景教典籍也多模彷彿經形式，用語也多與佛經相仿；並以“佛”代稱“天主”、譯作梵文之阿羅訶；且景教人物的漢譯多稱爲“僧”，如僧景淨、僧業利、僧行通、僧靈寶；約翰譯爲瑜罕難法王、路加譯爲盧伽法王、馬可譯爲摩矩辭法王、摩西譯爲牟世法王。此外，作景教碑文的景淨也曾參與佛教經典的翻譯工作。
另外，景教在中國還非常強調儒家思想之忠孝二道。景教碑極力宣揚帝王功德，讚美唐太宗“赫赫文皇，道冠前王”；讚美高宗“人有康樂，物無災苦”；玄宗“皇圖璀燦，率土高敬”；肅宗“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德合天地，開貸生成”；德宗“武肅四溟，文清萬域”。並大力提倡上層宣教路線：“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帝王從聖教，上行下效，而異端邪說，不能而阻之也”。還宣稱諷頌景教《志玄安樂經》能夠安邦定國：“行吾此經，能爲君王安護境界，譬如高山，上有大火，一切國人無不睹者，君王尊貴，如彼高山，吾經利益，同於大火。”另，該教從敬畏神順勢又導引出忠君孝親即尊君事親思想：“爲此普天在地，並是父母行據。此聖上皆是神生，今生雖有父母見存，衆生有智計，合怕天尊，又聖上，並怕父母。”；“衆生若怕天尊，亦合怕懼聖上”；“先事天尊，第二事聖上，第三事父母”(《序聽迷詩所經》)。爲了順應中國國情，景教甚至開了祖先崇拜的先河，其碑文稱：“七時禮讚，大庇存亡”。既爲生者祈求息災延命，又爲死者祈求冥福。高宗皇帝繼位，仰慕真道。於諸君建立景教寺，立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大道暢通行於民間，國安民富。景教寺遍佈各城，家庭殷實而幸福。
唐朝尊老子爲祖先，奉道教爲國教，採取措施大力推崇道教，提高道士地位。唐高祖規定“道大佛小，先老後釋”，唐太宗重申“朕之本系，起自柱下”，蒐集晉魏時期隱流、秘傳的道書，普傳大道。唐高宗尊奉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積極推動道教內部改革，讓道教回想黃老的輝煌時代，剔除天師道巫術迷信色彩。發展道家義理，使道教在偏離道家之後，再次對道家的迴歸。如果說寇謙之對道教改革未完成與徹底，那麼唐玄宗時期基本已經完成，道教發展到全盛，社會上的崇道之風發展到極致。盛唐高道輩出，孫思邈的《千金方》推動了醫藥學的發展，李淳風的《乙巳佔》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成玄英、李榮和王玄覽的重玄學說發展了道教理論建設，茅山派宗師司馬承禎、吳筠、杜光庭的《坐忘論》、《天隱子》、《玄綱論》、《神仙可學論》、《宗玄先生文集》、《道德真經廣聖義》等提出的修煉方法成爲內丹學先驅，道教學者對教義、修煉、齋醮及科學技術都做出了巨大貢獻。此時的道派在理論教義和法術科儀上相互融合，以終南山少陽派（全真道前身）、茅山宗爲道教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