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入世談判二三事
2011年12月11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週年。10年來，中國的變化和進步是巨大的。2001年我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規模爲5098億美元，2011年達到3.5萬億美元。10年間，我國進出口年均增長21.6%。我國對外貿易在2001年位居全球第六，到2010年上升到第二位。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2001年爲1.32萬億美元，2011年爲7.32萬億美元。10年的大變化、大發展，推動我國從世界舞臺的邊緣走到了世界舞臺的中心。10年的大變化，出乎我們自己的預料，更出乎國際社會的預料。
我於1996年至1998年，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以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的中國代表。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是代表團的一項重要工作，代表團專門有一個處和一名專職副代表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有幸目睹了談判的複雜與艱難。回首中國入世以來的變化，我以爲可以從中獲取重要的啓示。
要發展、要進步，就必須融入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
記得1996年初，我到日內瓦上任後不久，與時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魯傑羅先生有一次較長的交談。魯傑羅曾經擔任意大利的商業部長。魯傑羅當時非常希望在他任內解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他認爲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於中國，對於世界都極爲重要。他對我說，他本人從事經濟工作30多年，逐漸悟出一個道理，就是經濟、科技的發展有一股世界性的潮流，這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融入了這個潮流，就會大步前進；脫離了這個潮流，那就會大大落後。魯傑羅講這番話的時候，是非常真誠的。我對他這番話思索良久，覺得很有道理。中國曾經是在世界上領先了上千年的國家，我們爲什麼落後了？因爲我們脫離了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這個不怪天，不怪地，怪我們自己。蘇聯爲什麼垮臺了？從本質上也是這個原因。
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是客觀存在的，世界各國、各主要文明，都對這股潮流的形成做出了貢獻。當然，不同時期各國的貢獻大小不一樣，我們中國人過去幾百年就沒有多少貢獻。這股潮流就像歷史的列車一樣，你融入了這股潮流，就登上了這班列車，不斷進步。如果你誤了這班車，後果是非常悲慘的。中國過去100多年受到了欺凌、壓迫，就是因爲我們誤了這班車，脫離了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中國30多年大發展、大進步，就是因爲我們上了這班車，融入了世界潮流。
克服舊思想的羈絆，大膽擁抱、吸收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通過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的合法權利。這是聯大做出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根據聯大的決議，關貿總協定於1971年底舉行大會，做出了驅逐臺灣當局代表，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合法權利的決定。周恩來總理敏銳地注意到關
貿總協定的這一決定，認爲是件好事，並責成當時的主管部門進行研究。1971年，中國人正在搞“**”，政府機構和研究機構受到嚴重衝擊。有關部門經過研究，提出的意見是：參加關貿總協定的國家都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我們不應參加。對於關貿總協定大會的決定可不予置理，等對方找上門時再說。
我在日內瓦工作期間，主管談判的同志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當時叫關貿總協定）的一個大好時機被我們自己錯過了。當時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很簡單，只需要我們當時的外長給關貿總協定總幹事去一封信，表示中國願意參加關貿總協定就可以了。
世界上存在着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客觀現實。意識形態對國家的行爲有影響，然而千萬不能僵化。人類歷史的進程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思想僵化的時候，就會停滯不前。中世紀的歐洲是這樣，“**”時期的中國也是這樣。“**”期間，極“左”思潮把僵化的意識形態推到極致，鼓吹什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十分可笑的。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大發展，僵化的意識形態不時在干擾我們前進的步伐，所謂姓“資”姓“社”之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多少年來就是被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框框束縛住了，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發展。這個框框被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打破了，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鄧小平同志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要開放、要前進，就必須不斷克服封閉、保守的慣性
1986年時任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代表錢嘉東，致函時任關貿總協定總幹事鄧克爾先生，正式提出了中國政府關於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之後，中國就開始了艱難的申請加入的談判。中國申請加入的談判歷時15年，是迄今爲止關貿總協定以及世貿組織歷史上最長的談判。
我們申請加入的談判爲什麼那麼長？跟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談都很困難。然而，瞭解談判內情的人都清楚，最困難的不是跟外國人談，而是中國人內部談。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都要千方百計地保護本部門的利益。維護本部門的利益本來無可非議，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有些部門爲了保護本部門的利益，不惜誇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帶來的危險。他們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的一些產業就會被進口的產品沖垮，造成不知多少人下崗、失業，中國經濟就可能崩潰，中國政府就會垮臺。他們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振振有詞，
好像非常愛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各行各業，包括那些聲稱行將垮臺的行業，不僅沒有垮臺，而且迎來了大發展。爲什麼當時有些人要如此危言聳聽？我想，這種思想的出現絕非偶然，這是封閉、保守的慣性的表現。
鄧小平同志說，中國自明成祖之後就開始封閉。鄭和下西洋，就是在明成祖朱棣在位時。換句話說，中國封閉了500多年，我們對此絕不可低估。這種慣性是相當頑強的，一有機會就會露頭，來干擾中國的改革和開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就是克服了封閉、保守慣性的干擾所取得的成果。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中國的清初，我們曾經面臨一次開放和大發展的機遇，但是我們沒有抓住這個機遇。康熙大帝是一位很有作爲的皇帝，1661年即位，1722年去世，在位長達61年。俄國的崛起是從彼得大帝開始的，彼得大帝比康熙執政的時間要短得多，1682年即位，1725年逝世，在位43年。康熙與彼得都認識到西方的科技遠遠超過了當時的中國和俄國，康熙大帝聘請了當時外國的傳教士作爲他的顧問，向他介紹現代科學知識。康熙大帝爲了鎮壓準噶爾叛亂購買了2000支洋槍，熱兵器比冷兵器的殺傷力大多了，在平息準噶爾叛亂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康熙還把當時西方發明的玻璃引進到紫禁城。比較康熙和彼得的政策，就會發現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康熙的政策是繼續封閉，他雖然認識到西方所取得的進步，但是他沒有開放，而只限於自己瞭解情況而已。彼得則不然，採取了開放政策。他本人化名爲米哈伊洛夫下士，到歐洲考察了一年半時間。他的考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十分深入的。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造船廠裡親自做工。考察後回到俄國，彼得采取了堅決的開放政策，把大量的貴族子弟派到國外學習，從西歐引進了大量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康熙與彼得不同的政策，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康熙大帝雖然開創了康乾盛世，但是他沒有實行開放政策，沒有真正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康乾盛世充其量不過是落日的輝煌。而彼得大帝則不然，他採取了堅決的開放政策，走出去，請進來，俄國在他的領導下走上了崛起之路，發生了巨大變化。
康熙爲什麼不開放？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的皇帝大多有一個通病，就是眼睛向內，不看世界。此外，康熙是滿族人，少數民族當皇帝，怕開放了會帶來麻煩，影響政權的穩定。顯然，康熙不懂得小平所講的“發展是硬道理”。政權如何才能穩固？發展才能穩固，發展帶來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帶來了經濟的繁榮，這樣的政府民意基礎是很堅實的。
克服長期封閉的慣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封閉、保守也符合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爲了本集團的利益，不惜誇大外來危險。這樣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國有沒有呢？我看很難說沒有。因此，中國要進步，要發展，就必須不斷克服封閉、保守的慣性所帶來的干擾。只有不斷排除這種干擾，才能不斷改革開放，不斷走向進步和繁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