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鄒平鄉村建設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於外侵內戰，中國農村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的狀況日益嚴重。一批有識之士紛紛爲救活中國農村而加緊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等。他們或注重農業技術傳播，或致力於地方自治和政權建設，或着力於農民文化教育，或強調經濟、政治、道德三者並舉，殊途同歸，旨在爲破敗的中國農村尋一條出路，史稱“鄉村建設運動”。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山東鄒平、河北定縣、江蘇無錫、崑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間梁漱溟主持的鄒平實驗最具影響。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作爲“最後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學傳統面臨崩潰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揚中國儒家理念的精華，並試圖通過鄉村建設將其變爲現實。鄉村建設運動的開展是其運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國農村的實際行動。
鄉村建設運動的緣起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於鄉村建設運動，並在1931年出版其《鄉村建設理論》一書，將其思想理論化，且在現實中積極實踐，是基於他對中國社會的獨到認識。
梁漱溟認爲，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爲基礎，並以鄉村爲主體的”，但近代以來，由於中國農村屢遭天災人禍，已破敗不堪，“所以中國近百年史，也可以說是一部鄉村破壞史。”梁漱溟的分析的確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有關數據表明，1924—1937年間，佔總農戶3。11%的地主佔有土地41。47%，6。38%的富農佔有土地19。09%，24。02%的中農佔有土地25。87%，而61。4%的貧僱農則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農民流離失所，農村經濟日趨破產，農村社會動盪不安。鄉村破壞的嚴重現實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關注，對其破壞原因的認識又使他採取改良的建設辦法，來拯救鄉村，並希望通過鄉村建設來拯救整個中國，正如梁漱溟所言：“鄉村建設運動實是圖謀中國社會積極建設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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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中國傳統社會特殊性的認識，也是梁漱溟積極投身鄉村建設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認爲，中國較一般的社會，其特殊性體現在兩個方面：倫理本位，職業分立。所謂“倫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國自秦以來，人與人之間的根本關係是人倫、情誼和義務關係。倫理關係的溫情充斥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經濟上，中國社會“隱然有一種共產”，並以“倫理關係之親疏、厚薄爲準”。在政治上，“不但整個的政治組織放在一個倫理的關係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維持大家倫理的相安。”所謂“職業分立”，梁漱溟認爲中國沒有階級對立，只有職業分立，“無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各有前途可求，貧富貴賤升沉無定。”由是，可以通過改良的辦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實現拯救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理想。
對於20世紀中國社會崩潰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鄉村建設運動的一個原因。梁漱溟將舊社會構造崩潰的原因歸咎爲中國文化的失敗。具體表現爲缺乏科學技術和團體組織。“中國失敗，就在其社會散漫、消極、和平、無力”。因此，梁漱溟在鄉村建設運動中就着力於傳播科學技術，並培養農民的團體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義來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農民”。
基於以上認識，梁漱溟認爲，中國的前途必然是鄉村建設，“必走鄉村建設之路者，即謂必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之路，換言之，即必從復興農村入手”。簡言之，就是搞鄉村建設。
鄒平鄉村建設的開展
1931年3月，梁漱溟等在鄒平縣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之前梁漱溟曾在廣東倡導“鄉治”、在河南嘗試“村治”，到山東則改稱爲“鄉村建設”。之所以選址鄒平，是因該縣靠近膠濟鐵路，離濟南又不遠，縣本身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條件有利於鄉村建設實驗。
鄉村建設研究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鄉村建設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該部招錄大學畢業生或大專畢業生40名，二年畢業，主要教材是梁漱溟著《中國民族自救之最後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學員畢業後分配到實驗縣任科長和輔導員等職務。第二部分是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負責訓練到鄉村服務的人才，招錄對象是初中畢業生或同等學歷者，每期一年結業，主要課程有鄉村建設理論、農業知識、農村自衛、精神陶煉、武術等科目。學員由每縣招考10―20名，結業後各回原縣，擔任各縣鄉村建設的骨幹工作。第三部分是鄉村建設實驗區，以鄒平縣爲實驗地。實驗區有縣政府，隸屬鄉村建設研究院，縣長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1932年鄒平由鄉村建設實驗區改爲縣政建設實驗縣。鄉村建設研究院於1935年還成立了一個鄉村建設師範，地址在研究部內，梁漱溟曾任校長半年。課程除鄉村建設理論、鄉村教育和精神陶冶外，其他與普通師範課程相同。
鄒平實驗縣的行政區劃經過撤併，整改爲14鄉。全縣整個行政系統實行教育機關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縣以下設鄉學，取消鄉（鎮）公所，幾個村或10個村有一鄉學，鄉學就是“政教合一”的機構，鄉學下設村學。設置鄉學村學的目的是培養農民的新政治習慣——農民對團體生活及公共事務的注意力與活動力。梁漱溟說：“我們鄉學村學的組織，如能發生作用，鄉村真正活起來，則對於中國地方自治問題的解決，不啻發明了一把鎖鑰，找着了它的訣竅，豈不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業嗎!……我們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作鄉村建設實驗，什麼時候纔算成功呢？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鄉學村學真正發生組織作用，鄉村多數人的注意力與活動力均行啓發，新政治習慣培養成功而完成縣自治，研究院實驗縣的大功就算告成。”
梁漱溟特別強調，發揮傳統倫理精神在培養農民新政治習慣時的作用。梁漱溟認爲，中國倫理是從情誼出發，以對方爲重，人與人間的關係可以做到連鎖密切融合無間的地步。中國從前有五倫之說，現在再添一倫，就是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彼此互相尊重，互有義務。梁漱溟通過自己編定的“村學鄉學須知”，來要求大家各盡自己的義務，使自己的行爲符合倫理情誼。梁漱溟還認爲，今日鄉村組織必須是一教學組織，最根本的是要提倡農民“求進步”、“向上學好”。梁漱溟廢掉鄉鎮公所而成立鄉學村學，用意即在此處。鄉學行政上受縣政府的領導，同時接受研究院的指導，是“政教合一”的機構。全鄉組織董事會，推出鄉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齡較高的人當學長，學長由縣政府下聘書，實際大都是地方鄉紳學者名流擔任。鄉學裡還有教導主任一人，負責管理教育工作。再有研究院直接派來的輔導員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學生)，負責指導協助鄉理事和教導主任，在各項工作中貫徹鄉村建設理論思想。鄉學內設以下組織：鄉隊部、戶籍室、衛生室。各村的村學組織與鄉學差不多。鄉學村學中的成員，包括全鄉全村的農民，統稱爲學衆。
在鄉村建設運動中主要爲農民做些什麼呢？梁漱溟概括爲：“團體組織、科學技術”。“團體組織”即把分散謀生的農民組織起來，主要是組織合作社，在這個方面鄒平做得很好，影響很大。“科學技術”即改良農業品種、提倡植樹造林等。梁漱溟在鄒平提出“大家齊心向上，學好求進步”的口號，就是“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這八個字精神的具體體現。“大家齊心向上”是提倡團體精神，其中“向上”指道德禮俗，“求進步”指生產技術和良好風尚。中國農村長期存在一些陳規陋習，如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纏足、男孩早婚等，鄉學村學教育就是要糾正這些陋習。梁漱溟主張在這些方面下功夫，事實證明，確實收到較好的實際效果。
鄉村建設運動的實質與評價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是一個以社會爲本位的建設方案。他把中國問題的癥結歸於文化的衰弱，於是以振興儒家文化爲旨歸，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梁漱溟始終抱着“故我以爲中國問題的內涵雖包括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實則是一個文化問題。”之所以從農村着手，則因爲“中國原來是不象國家的國家，沒有政治的政治，國家權力是收起來不用的，政治是消極無爲”。所以中國建設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從下面做起，從社會運動做起，最直接的則是從鄉村建設開始。而之所以採取改良手段，則因爲梁漱溟認爲，中國不僅缺乏革命力量，也沒有革命對象。這種分析抹殺了現實中存在的階級對立，顯然沒有看到中國社會的本質，這是其鄉村建設理論充滿矛盾、其實踐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
鄉村建設的具體組織形式是“政教合一”的鄉學村學，這一機構的特殊性表現在：達到領袖與農民的結合，政事與教育的結合，並寓事於學，把人生向上之意蘊涵其中。梁漱溟鄉村建設的構想是一個政治原則和倫理原則的混合體，充滿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實際上的表現，則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轉化政治，而是在通過其他途徑取得政治權力後，用政治來干預、歪曲學術，使‘道統’變爲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歷史上儒家的這種理想從未在現實中造成實質性的影響，自然在鄉村建設中也難見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給原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工作人員盧資平的一封信中寫道：“鄒平爲我過去致力鄉村建設之地——在鄒平首尾不滿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棄，而實未能爲地方造福，思之歉然。”這確實說出了梁漱溟的心裡話。也就是說鄒平鄉村建設試驗的效果與梁漱溟的期望目標，距離是很大的。
不過，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我們似乎還是可以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中借鑑到一些有用的東西。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新農村建設的成功，以及日本、臺灣在農村建設中，均在其實踐中吸收了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中有價值的內容甚至某些可操作性的具體設計，如合作組織的建立等，由此可見這一歷史的現實意義。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提出，經濟建設要“從農業引發工業，更從工業推進農業；農業工業壘爲推進，農業乃日進無疆。”這裡明顯有以“工業反哺農業”的思想。因此，如果我們“放寬歷史的視野”，就可以充分肯定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及其實踐在中國革命勝利後、乃至在今天仍有很高價值，仍然是我們現代化建設中重要的本土精神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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