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宰割燙手東尼的故事，後來已成爲圓場裡著名的傳奇。燙手東尼是跟蹤的人給格里高利耶夫取的奇怪化名。讓他落網，其實是很罕見的機遇，是運氣、時機與準備功夫完美結合的產物。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最大的問題是找到格里高利耶夫獨處的時機，讓他能在幾個小時之後毫無異樣地回到日常生活裡。但是，在圖恩銀行那場演出之後的週末，他們反覆深入研究格里高利耶夫的行爲模式，卻還是找不出適當的時機。在絕望中，託比的兩個強悍的手下，史柯戴諾與狄·席爾斯基，甚至還想出在他上班途中擄人的危險計劃，打算在離家與大使館幾百米的人行道上動手。但託比否決了這個計劃。一個女孩願意當誘餌。或許她可以在什麼地方絆住他？她犧牲小我的精神贏得喝彩，但並未解決實際的問題。
主要的問題是，格里高利耶夫有雙重安全保護。不只是大使館的安全人員會按慣例查覈他，還有他的妻子。跟蹤的人很肯定，她對他與小娜塔莎的關係早已起疑。託比的監聽小組想辦法在街角的電話轉接箱動了手腳之後，更證實了他們的疑慮。光是一天早上，格里高利耶娃就至少打了三次電話給丈夫，沒有特別的緣故，就只爲了確定他人在大使館裡。
“喬治，我就說這個女人是個徹頭徹尾的怪物吧！”託比聽到這個消息時，怒氣衝衝地說，“愛情——我的意思是，那倒也罷了。但佔有，只爲了滿足佔有慾，是我絕對無法忍受的。這是我的原則。”
星期四下午有一個空當，也就是格里高利耶夫開他的奔馳去修車廠檢修時。如果一個老練的汽車好手，如加拿大比爾，能在星期三晚上給發動機動個手腳——讓車子還能動，但也就只是能動而已，那麼，當格里高利耶夫在修車廠等技工找出毛病時，他們或許就能動手？這個計劃有太多不可預測的變量了。即使所有的一切都沒問題，他們又能留住格里高利耶夫多久呢？因爲，每個星期四，格里高利耶夫都必須準時回家，好接待每週到訪的信差克拉斯基。然而，這是他們惟一的計劃，託比說糟得不能再糟，卻聊勝於無。接下來，他們按兵不動，靜靜等候五天，在這段期間，託比和小組的組長們忙着籌劃撤退方案，因爲有太多的突發事件會迫使計劃中止。每一個人都必須打包好行李，隨時準備撤出旅館；離境的證件和現金必須隨身攜帶；無線電裝備必須裝箱，以美國人的身份存放在大銀行的保險庫裡，如此一來，即便有任何蛛絲馬跡，線索也都會指向美國表弟，而非他們自己；除了在人行道上邊走邊談之外，不準有任何形式的聚會；波長每四小時變更一次。託比對瑞士警方很瞭解，他說。他以前曾在此地被追捕。如果事情暴露，他說，他的小夥子和小女孩們越少被捉去回答問題越好。“我的意思是，感謝上帝，瑞士還只是保持中立，知道我的意思嗎？”
爲了聊以寬慰，也爲了鼓舞監視者微妙的士氣，史邁利和託比下令，在等候的這幾天裡，監視格里高利耶夫的行動不能絲毫放鬆。對布倫納德瑞恩的監視必須二十四小時進行；汽車與腳踏車的巡視增加；每一個人都必須提高警覺，以防萬一——儘管機會渺茫，但不敢說上帝會不會在一個不可預知的時刻決定插手此事。
事實上，上帝所做的，是讓星期天有個晴朗閒適的好天氣，而這正是具有決定性的關鍵。星期天早上十點鐘，阿爾卑斯山區的太陽彷彿走下高地，照亮雲霧深鎖的低地的萬事萬物。在麗景皇宮，星期天的早晨格外寧靜，一個侍者正爲史邁利鋪上餐巾。史邁利悠閒地喝着咖啡，正想專心閱讀星期天版的《先鋒論壇報》，一擡頭，卻看見領班法蘭茲溫文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巴拉克勞夫先生，電話。有位安瑟姆先生。”
電話在大廳，話筒裡傳來的是託比的聲音。安瑟姆是他們約定好的名字，代表了緊急狀況。“日內瓦辦事處剛通知我們，常務董事此刻正在趕往波恩的途中。”
日內瓦辦事處是布倫納德瑞恩崗哨的代號。
“他帶妻子同行嗎？”
“很不巧地，夫人因孩子的緣故不同行。”託比回答說，“也許你可以到辦公室來，巴拉克勞夫先生？”
託比的辦公室位於國會大廈旁邊一個精雕細琢的花園裡，就在一座遮陽亭下。史邁利五分鐘後抵達。在他們的下方，流淌着綠色的河水。遠方，蔚藍的晴空下，波恩高地的層疊山峰在陽光中聳立着。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鐘前獨自離開大使館，戴着帽子，穿着外套。”史邁利一抵達，託比就開始說，“他走路，往城區去。這可能是我們第一次在星期天監視他。他走路到大使館，十分鐘後，就往城區去了。他是要去看棋賽，喬治，毫無疑問。你怎麼說？”
“誰跟着他？”
“史柯戴諾和狄·席爾斯基走路，一輛支持車在後面，還有兩輛在前面。一組人正朝大教堂出動。我們要動手嗎，喬治，還是不要？”
有那麼一會兒，託比領會到每次在行動開始全速進行時似乎就會困擾史邁利的那種抽離的情緒——不能說是優柔寡斷，而是不知爲何卻不願前進的那種感覺。
他催促着：“綠燈嗎，喬治？或者不是？喬治，拜託！我們討論的可是分秒必爭的事啊！”
“格里高利耶娃和小孩回來時，房子那邊是不是還有人監視？”
“絕對是！”
在那一刻，史邁利遲疑起來。有那麼一會兒，他衡量着利害得失，卡拉那遙遠的灰色身影正在告誡他。
“綠燈。”史邁利說，“好，動手吧！”
他還沒說完，託比已經站在離遮陽亭不到二十米處的電話亭了。“我的心臟跳得像蒸汽發動機。”他後來說。而他眼中也閃動着戰鬥的光芒。
在沙拉特，甚至還有這個場景的比例尺縮小模型。偶爾，負責指揮的人會找出模型，述說這個故事。
波恩的舊城區，就如同模型所展現的一般，最好是以山脈、城堡與半島的混合體來加以說明。在克金菲德和穀倉橋之間，蜿蜒成馬蹄形的阿勒河奔向令人目眩的懸崖——舊城即始於此——從山腳的中世紀街道盤旋而上，直到大教堂的晚期哥特式尖塔，形成山峰的頂點，也是舊城的榮耀。大教堂旁邊，相同的高度，聳立着“講壇”，從講壇南面的邊緣，不留心的遊客可能會突然發現自己正俯瞰着上百英尺的巖面，直抵山腳渦旋奔淌的河流。這是個誘人尋短見的地方，毫無疑問，也確實有人無法抗拒誘惑。根據民間流傳的歷史，這裡曾有個虔信上帝的人摔下馬背，雖然摔下很遠的距離，但上帝解救了他，讓他繼續爲教堂服務三十年，直到高齡才安詳辭世。講壇的其他部分是非常安寧的地方，有着長椅、精心修葺的樹木，與兒童的遊戲場。近年來，這裡也成爲大家下棋的地方。棋子有兩英尺高或更高，要夠輕，便於移動，但也要夠重，才能抵擋得住從周圍山丘偶爾吹來的南風。縮小模型上甚至有這些棋子的複製品。
這個星期天的早晨，託比·伊斯特哈斯抵達時，出乎意料的，陽光吸引了一小羣井然有序的棋賽愛好者，或站或坐在棋盤旁。在人羣的中央，離託比站立之處六英尺遠的地方，明顯得不能再明顯的身影，是蘇聯駐波恩大使館的領事（商務）安東·格里高利耶夫。他從工作與家庭間偷得浮生半日閒，正透過臉上的無邊眼鏡，追隨着棋手的每一步動作。格里高利耶夫的背後，站着史柯戴諾和他的夥伴狄·席爾斯基，監視着格里高利耶夫。棋手很年輕，留着鬍子，輕浮易變，即便不是學藝術的學生，也是希望其他人認爲他們是。在衆人的凝神注視下，他們異常興奮地進行着殊死決鬥。
託比以前也曾如此靠近格里高利耶夫，但這蘇聯人的注意力從未像此刻這般專注於某處。帶着戰鬥來臨前的寧靜，託比估量着他，再次印證了他一直以來的看法：安東·格里高利耶夫並非實戰人員。他着迷似的全神貫注，隨着每一步棋的移動流露出毫無掩飾的率真表情，在莫斯科中央的鉤心鬥角之下，這樣的天真神態絕對不可能倖存。
託比自己的外貌，也是這天另一樁可喜的機緣巧合。他無視於波恩的週日氣息，穿着深色外套，戴着黑色毛皮帽。因此，在這個事出突然的關鍵時刻，他看起來確似計劃縝密，連最微小的細節也不放過的：他是個有地位的要人，在週日稍事輕鬆一下。
託比深色的眼睛擡起，望向大教堂的領地。負責載他們離開現場的車輛已準備就緒。
一陣笑聲響起。一個留鬍子的棋手誇張地舉起他的皇后，假裝棋子重得嚇人，踉蹌幾步，呻吟着放下。格里高利耶夫看見這出乎意料的動作，臉色一沉，皺起眉頭。託比點頭示意，史柯戴諾與狄·席爾斯基一左一右地逼近格里高利耶夫，史柯戴諾的肩膀甚至已碰到他，但他絲毫未注意。其他的跟蹤者隨即開始在人羣中漫步，在史柯戴諾與狄·席爾斯基背後形成第二個編組隊形。託比並沒有多作等待。他直接站到格里高利耶夫面前，微笑着舉起帽子。格里高利耶夫報以微笑，不太確定的微笑，他或許以爲對方是不太有印象的外交同僚，並舉起帽子。
“你今天好嗎，領事？”託比用俄文問，語氣詼諧十足。
格里高利耶夫更爲疑惑，他說，謝謝，很好。
“我希望你還喜歡週五小小的鄉間郊遊。”託比仍然用輕鬆卻相當平靜的聲音說，同時把手臂滑向格里高利耶夫。“我們在此地的一些高貴的外交使節團成員，對圖恩的舊城不夠欣賞。依我之見，圖恩的古色古香值得一遊，銀行的服務更值得推薦。你難道不同意嗎？”
這段俏皮的開場白夠長，也夠煩擾，讓格里高利耶夫無力抵抗，就這樣被帶到人羣邊緣。史柯戴諾與狄·席爾斯基緊隨其後。
“我的名字是寇特·塞貝爾，先生。”託比貼着格里高利耶夫的耳朵說，手仍抓着他，“我是圖恩的波恩標準銀行首席調查員。我們對於阿道夫·葛拉瑟博士在敝行的私人賬戶有些問題。你必須假裝你認識我們。”他們仍在走動。在他們背後，跟蹤者形成交錯的隊伍，像是隨時待命準備發動奇襲的橄欖球球員。“請不要引起注意。”託比繼續說，一面注意着讓格里高利耶夫跟上他的腳步，“如果你能爲我們撥出一個小時，先生，我相信我們就能擺平這些事，不至於對你的家庭或事業上的地位造成困擾。拜託。”
在秘密情報員的世界裡，安全與絕對冒險之間的牆界幾乎不存在，只有一張吹彈可破的薄膜。他可能誘捕一個人許多年，養肥對方，就爲了這個關卡。但這個關卡本身——“是嗎，不是嗎？”——就是個躍進的分界點，不是大獲全勝，就是潰不成軍。有那麼一瞬間，託比覺得他已看見潰敗近在眼前。格里高利耶夫停下腳步，轉頭瞪着託比，臉色蒼白似病人。他下巴仰起，張開嘴，吐出抗議的咒罵。他扯着自己被抓住的手臂，想恢復自由，卻只是讓託比抓得更緊。史柯戴諾與狄·席爾斯基左右遊移完全堵住了可能的逃跑路線，但車子仍在十五米外，對託比來說，要拖着一個矮胖的蘇聯人走過去，這個距離實在是太遠了。此時，託比出於直覺，繼續說着。
“這
裡有些違法的事，領事先生。嚴重的違法。我們有一份關於你的檔案，讀來令人悲嘆。如果我把檔案放在瑞士警方面前，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抗議也無法讓你免於最不堪的公開羞辱。我更不必提醒你，這會對你的事業造成什麼樣影響。拜託。我說，拜託。”
格里高利耶夫還是一動也不動。他似乎舉棋不定，不知如何反應。託比推着他的手臂，但格里高利耶夫堅若岩石，對施加在他身體上的壓力似乎毫無知覺。託比更加用力推，史柯戴諾與狄·席爾斯基也挨近前來，但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着精神病人的頑固力量。他的嘴張開，似乎正忍氣吞聲，只目光愚鈍地盯着託比。
“什麼違法的事？”他聲音裡的驚嚇與平靜，還讓託比抱有一線希望，但他粗壯的身體仍然僵直不動，拒絕前進。“你說的葛拉瑟是誰？”他聲音沙啞地追問，仍然是驚魂未定的語氣。“我不是葛拉瑟。我是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你說的那個賬戶，完全是正當合法的。我是商務領事，我有豁免權。我也有權利擁有外國銀行賬戶。”
託比使出最後也是僅有的撒手鐗。那筆錢和那個女孩，史邁利說，那筆錢和那個女孩是你惟一能玩弄他的籌碼。
“關於你的婚姻，也有個小小的問題，先生。”託比又顯出心不甘情不願的表情。“我要警告你，你在大使館裡拈花惹草的風流韻事，可是會讓你的家庭面臨極大的危險。”格里高利耶夫瞪大眼睛，嘴裡喃喃念着“銀行職員”——到底他是在懷疑還是在嘲弄，就不得而知了。他閉上眼睛，嘴裡反覆念着，而這一次——根據史柯戴諾的說法——語氣裡帶着格外鄙夷的意味。但他又開始向前走。車子的後門已打開。支持的車輛等在後面。託比絮絮叨叨地講着瑞士銀行賬戶滋生的利息應先扣繳所得稅之類的廢話，但他知道格里高利耶夫根本沒在聽。狄·席爾斯基迅速超前，跳進車子後座，史柯戴諾把格里高利耶夫塞進車裡，自己在他身邊坐下，然後關上車門。託比坐在前座；開車的是梅納茲哈根家的一個女孩。託比用德文告訴她放輕鬆，看在老天的分上，別忘了這是波恩的星期天。別讓他聽見英文，史邁利這麼囑咐他們。
開到車站附近時，格里高利耶夫似乎有了新的想法，繼而製造了一陣小小的扭打，託比從鏡子裡查看時，看見格里高利耶夫滿臉痛苦，兩手捂住鼠蹊部。他們開到蘭葛斯路——一條位於大學後面的沉寂長路。車一停下，公寓的大門就打開了。一個苗條的管家在門階上等候。她是米莉·麥克雷格，圓場的老騎兵。一看見她的微笑，格里高利耶夫就收斂了。此刻，重要的是時間，而不是掩護。史柯戴諾跳上人行道，抓着格里高利耶夫的一條手臂，幾乎是扯着他出來；狄·席爾斯基一定又揍了他——雖然狄·席爾斯基事後發誓說純屬意外——因爲格里高利耶夫下車時縮着身子。兩人架着格里高利耶夫，像挽着新娘，跨過門檻，衝到會客室裡。史邁利坐在角落裡等候他們。這是一間用棕色印花布與蕾絲花邊佈置的房間。門關着，這些誘拐者讓自己稍事慶祝。史柯戴諾和狄·席爾斯基鬆了一口氣，放聲大笑。託比拿下毛帽，抹掉汗水。
“噓。”他輕聲說，要他們安靜下來。他們立即從命。
格里高利耶夫揉着肩膀，除了疼痛之外似乎什麼感覺也沒有。史邁利審視着他，對他只注意自己的動作覺得很快慰。不自覺地，格里高利耶夫承認自己是個生活的失敗者。史邁利記起基洛夫，記起他笨手笨腳地糾纏歐斯特拉柯娃，並費盡心血地吸收奧圖·萊比錫。他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眼中所見盡是無可救藥的平凡庸俗：身上那件嶄新卻不合宜的條紋西裝，凸顯他的肥胖；腳上那雙昂貴的灰色皮鞋，顯然太緊不舒服，不時要讓腳出來透透氣；那頭燙卷的頭髮也一樣看着不舒服。所有這些瑣碎、無用的虛榮舉止，都傳達出他有遠大的抱負，但史邁利知道——格里高利耶夫自己可能也知道——這一切都不可能達成。
以前是學術研究人員，他記起恩德比在班的地方交給他的檔案中曾提到，放棄大學教職，追求更大的官僚特權。
沒用的東西，安恩一定會這麼說，只消看一眼就能衡量他的性慾。別理他。
但史邁利無法不理他。格里高利耶夫是上鉤的魚，史邁利要考慮的則是如何拉他上岸。他戴着無邊眼鏡，下巴長出一圈肥肉，髮油因身體發熱而暖膩，散發出檸檬的氣味。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開始環視綁架他的人。臉上汗流如雨。
“我在哪裡？”他狂暴地追問，略過史邁利，把託比當成頭頭。他的聲音刺耳，調兒很高。他說德文，帶着斯拉夫的齒擦音。
蘇聯駐波茨坦一等秘書（商務），三年，史邁利記得，沒有明顯的情報接觸。
“我要知道我在哪裡。我是個資深的蘇聯外交官。我要求立即與我國大使談話。”
他不斷用手揉着受傷肩膀的動作，削弱了他憤憤不平的氣勢。
“我被綁架了！被帶到這裡，非自願的！如果你不馬上把我送回大使館，就會引發嚴重的國際問題。”
格里高裡耶夫搭起了自己的舞臺，卻只是自說自唱。只有喬治可以問問題，託比曾這麼告訴他的團隊，也只有喬治能回答問題。但是，史邁利只是靜靜坐着，像個殯葬業者；似乎沒有任何事可以讓他有反應。
“你們要贖金嗎？”格里高利耶夫對着他們大叫。一個可怕的想法突然掠過他心頭：“你們是恐怖分子？”他低聲問，“但如果你們是恐怖分子，爲什麼不矇住我的眼睛？爲什麼讓我看到你們的臉？”他的目光掃過狄·席爾斯基，接着是史柯戴諾。“你們應該遮住臉的。遮住吧！我希望對你們一無所知！”
持續的靜默激怒了格里高利耶夫，他舉起肥胖的拳頭捶打自己另一隻張開的手掌，叫囂着：“我抗議，我抗議。”此時，史邁利略微露出高級官員式的遺憾神色，像格里高利耶夫一向所做的那樣，打開放在膝上的筆記本，然後輕輕地嘆了口氣，很官員式的：“你是蘇聯駐波恩大使館的格里高利耶夫領事？”他儘可能以最平淡單調的聲音問。
“格里高利耶夫！我是格里高利耶夫！是的，沒錯，我是格里高利耶夫！你是誰，請問？你是誰？黑幫老大？憑什麼像個人民委員似的對我說話？”
用人民委員來形容史邁利的態度並不見得是恭維，他強調的是那種漠不關心的姿態。
“那麼，領事，因爲我們沒有時間可以耽誤，我必須請你看一下桌上的這些犯罪照片，就在你面前。”史邁利說，依然審慎地維持着平淡單調的語氣。
“照片？什麼照片？你怎麼能說外交官犯罪？我要求立即打電話給我們大使！”
“我建議領事先看這些照片。”史邁利用陰鬱、毫無口音的德文說，“只要領事看過照片，就有自由可以打電話給任何人。請先從左邊那張開始。”他建議，“照片是從左到右排列的。”
被勒索的人有着我們所有人的弱點，史邁利想。他暗自觀察格里高利耶夫搜尋桌上照片時的樣子，像在外交餐會上審視自助餐檯一般。被勒索的人和我們每一個人一樣，努力想躲開陷阱，卻反而更深地陷入困境。史邁利自己動手排列了照片的順序。他想像着在格里高利耶夫心中，奏起一串連續不斷的災難之歌。格里高利耶夫夫婦把他們的奔馳停在銀行外面。臉上永遠掛着不滿神色的格里高利耶娃獨自坐在駕駛座上等候，緊抓方向盤不放，像隨時防範有人搶走她的車。長鏡頭捕捉到的格里高利耶夫和小娜塔莎，在一張長椅上，坐得非常近。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在銀行裡，有好幾張，精良的鏡頭越過肩膀，拍到他在出納的收據上簽名，在他簽名的上方，很清楚地打着全名：阿道夫·葛拉瑟。隨後是格里高利耶夫很不安地騎在腳踏車上，正要進入療養院；格里高利耶娃又很不情願地坐到車上，這一次是在葛特斯許的穀倉後面，她自己的腳踏車還綁在車頂上。但史邁利注意到，讓格里高利耶夫凝視最久的，是梅納茲哈根家的女孩用模糊的長鏡頭捕捉到的照片。照片的品質並不好，但是車裡的兩個人，雖然嘴巴貼在一起，卻仍然可以清楚辨識。一個是格里高利耶夫。另一個，頭壓着他，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剝似的，是小娜塔莎。
“電話任你使用，領事先生。”史邁利平靜地說，格里高利耶夫毫無動靜。
但格里高利耶夫仍然凝視着最後一張照片，一動也不動，從他的表情判斷，他已不安至極。他不只是一個東窗事發的人，也是一個渴求愛情的男人。而今隱秘的戀情卻突然公開，一切變得荒謬可笑。
史邁利依舊用他那公事公辦的陰鬱聲調開始說明，卡拉可能會稱之爲施壓。託比說，其他的審問者，可能會提供格里高利耶夫選擇，如此一來，無可避免地會激起他頑固的蘇聯脾氣，自我毀滅的蘇聯習性。巨大的壓力很可能會導致巨大的災難。其他的審問者會提高聲音，威脅恫嚇，訴諸恐嚇性的甚至實質性的暴行。但喬治不會，從來不會。喬治的舉止像個低調而無立場的官員，而格里高利耶夫，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夫婦的世界已到末日似的，無可奈何，只能別無選擇地接受。喬治完全不給格里高利耶夫選擇的機會。喬治很平靜，也很清楚地對格里高利耶夫說明，他跟本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重要的是，領事，史邁利說，彷彿他說明的是稅務問題，要想想如果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防止照片發散，那麼這些照片很快就會落到其他人手裡，到時候會產生多大的衝擊呢？首先是瑞士當局，一位駐瑞外交官濫用瑞士護照，一定會讓他們很火大，更別提嚴重違反銀行法。他們會簽發最強烈的官方抗議，格里高利耶夫一家會連夜被送回莫斯科，全家人，永遠無緣再享受派駐國外的豐裕生活。並且，回到莫斯科後，格里高利耶夫也無法平反。他在外交部的上司對他的行爲會不敢苟同，無論是對於私人生活還是公務領域。格里高利耶夫在官場上的前途就此結束。他會在自己的國家裡被流放，他的家人也一樣。全家人都是。“想像一下，在外西伯利亞的荒原上，一天二十四小時面對格里高利耶娃的咒罵。”他的話奏效了。
格里高利耶夫跌坐在椅子裡，雙手抱頭，彷彿頭會爆炸開來。
“但最後，”史邁利說，他的目光從筆記本上擡起，雖然只是一瞬間——他在筆記本上看些什麼，託比說，真是天知道，因爲筆記本上只有一行行的線，此外一片空白——“最後，領事，我們必須思考，這些照片對某個國家安全機構所造成的影響。”
此時，格里高利耶夫的手放開頭，從口袋裡掏出手帕，開始擦着額頭，但無論他怎麼用力擦，汗水還是不停地冒出來。汗水迅速滴落，就像史邁利自己在德里的審問室裡與卡拉麪對面坐着時一樣。
史邁利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代表官僚體系來宣達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後命運。他又嘆了一口氣，一本正經地把筆記本翻過另一頁。
“領事，我問你，你太太和家人去野餐，幾點會回來？”
格里高利耶夫仍然不斷用手帕擦着額頭，似乎沒聽見史邁利的話。
“格里高利耶娃和孩子們在艾爾芬諾森林野餐
。”史邁利提醒他，“我們有些問題要問你，但如果你沒回家而引起關切可就不好了。”
格里高利耶夫拿開手帕。“你們是間諜？”他低聲說，“你們是西方間諜？”
“領事，你最好別知道我們是誰。”史邁利真誠地說，“這些信息是危險的負擔。只要你照我們的吩咐做，你就可以自由地離開這裡。我們向你保證。你的妻子，甚至莫斯科中央，都永遠不會知道。請告訴我，你的家人幾點鐘會從艾爾芬諾回來——”史邁利突然停住。
或許不是出於真心，格里高利耶夫竟然做出奮力一搏的樣子。他站起來，轉身衝向門。就一個硬漢來說，保利·史柯戴諾看起來或許有些怠倦無力，但在格里高利耶夫還來不及做出第二個動作之前，他的手臂就已緊緊扣住他，把他輕輕地壓回椅子裡，非常小心地不在他身上留下傷痕。格里高利耶夫又作態地呻吟，非常絕望地垂下手。他的臉漲得通紅，並開始**，寬闊的肩膀不斷抖動，嘴裡喃喃冒出自我斥責的字句，交雜着一半俄文和一半德文。他緩慢但激動地咒罵着自己，接着，他咒罵他的母親，他的老婆，他的厄運，以及他身爲人父的極端脆弱。他應該留在莫斯科，留在貿易部。他根本就不該離開學術界，只因爲他那個蠢老婆想要外國衣服、音樂和特權。他老早以前就看穿她了，但他不忍放棄孩子，他是個笨蛋，是個小丑。他才應該住進庇護所，而不是那個女孩。他在莫斯科被找上時，他應該說不。他應該堅持程序。他應該在回來時把這件事向大使報告。
“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軟弱了，太軟弱了！”
接着，他開始長篇大論地斥責陰謀。他對陰謀深惡痛絕。在事業發展過程中，有好幾次，他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冒進計劃裡受命與可惡的“鄰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場大災難。搞情報的都是罪犯，騙子，笨蛋，一羣怪物。爲什麼蘇聯人這麼愛他們呢？噢，因爲蘇聯人的靈魂裡就有酷愛秘密的致命缺陷。
“陰謀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對他們咆哮，“這是我們秘密的替代品！情報員是我們的陰謀家，這些卑鄙小人，他們毀了一切！”
他握起拳頭，自責地捶打自己的臉頰。史邁利仍然翻動膝上的筆記本，厲聲將他拉回眼前的問題：“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領事。”他地說，“我們真的必須知道他們預定幾點回家。”
每一個成功的審問——就像託比·伊斯特哈斯每談及這個時刻都要特別訓示的——都建立在一個無法彌補的疏失上。一個手勢，無論是暗示的還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個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菸，都代表了心態的轉變，從反抗變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託比所描述的場景裡，就在此時犯下嚴重的疏失。“她會在一點鐘回家。”他喃喃地說，避開史邁利與託比的目光。
史邁利瞧了一眼手錶。讓託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動作。
“但她可能會遲一些？”史邁利反駁說。
“她從來不遲到。”格里高利耶夫悶悶不樂地說。
“那麼，請你先告訴我，你和那個女孩的關係！歐斯特拉柯娃。”史邁利一面說，一面向右走到遠處——託比說，他是在暗示，這個問題只不過是延續格里高利耶娃不時會被問到的那些尋常事情罷了。然後，他準備好筆。如此一來，像格里高利耶夫這樣的人可能會覺得必須給他一些信息，好寫下來。
縱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並沒有就此煙消雲散。他的愛國情操至少還得再上演一回。他張開手，彷彿在向託比請求：“歐斯特拉柯娃！”他以誇張的輕蔑態度又重複一次，“他問我一個叫歐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認識這個人。也許他認識，但我不認識。我是個外交官。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務要辦。”
但這股氣勢，就像邏輯一樣，很快就從他的抗議聲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樣清楚。
“亞莉珊卓·波里蘇娜·歐斯特拉柯娃。”史邁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領帶的下襬擦着眼鏡。“一個蘇聯女孩，但有法國護照。”他重新戴上眼鏡。“就像你一樣，領事，是個蘇聯人，卻有瑞士護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麼和她扯上關係的，我很好奇？”
“關係？現在告訴我，我和她扯上關係！你以爲我這麼下流，和一個瘋女人睡覺？我被勒索了！就像你們現在勒索我一樣，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壓！每次都施壓，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麼告訴我，他們是怎麼勒索你的，”史邁利建議說，目光毫無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舉起來，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勞無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對這個世界的窮兇惡極只能搖頭興嘆。
“我當時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說。託比事後說，他聽見天使合唱團在他耳裡唱着哈利路亞。喬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開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邁利並沒有爲自己的成就歡呼慶祝；相反，他的胖臉卻很不高興地皺起眉來。
“請說日期，領事。”他說，彷彿地點根本不是重點，“告訴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後，也請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這也是很經典的手法，託比喜歡加以說明，聰明的審問者總會故意點燃一些誘敵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說。
“哪一年？”史邁利一面問，一面寫。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託比。“哪一年？我說九月，他問哪一年的九月？他是個歷史學家嗎？我想他是個歷史學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對史邁利說，“因爲一項緊急的商務會議，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個高度專業的經濟領域的專家。如果我沒出席，這場會議就沒意義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嗎？”
格里高利耶夫無力地嘆了口氣。“現在他以爲我們是資本主義者。”他對託比說，“他以爲我們能帶着老婆回去開兩個禮拜的會，還搭瑞士航空頭等艙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單獨飛回莫斯科，去參加爲期兩週的經濟會議。’”史邁利說，彷彿大聲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波恩。’請描述這次會議的目的。”
“我們高層討論的主題是絕對機密。”格里高利耶夫認命地回答，“我們部裡希望討論具體的措施，貫徹蘇聯官方反對其他國家出售武器給中國的立場。我們討論的就是，對違反的國家能採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邁利毫無個性的風格，以及佯裝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態，此時不僅已樹立威信，而且還臻於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帶着哲學式也是非常蘇聯式的悲觀心態，全盤接受。其他在場的人事後都覺得難以置信，似乎他還沒被帶到公寓來之前，就已有意傾訴心聲了。
“會議在哪裡舉行？”史邁利，彷彿對他而言，形式的細節比機密的事務更值得關切。
“在貿易部。四樓……會議室。在洗手間對面。”他以絕望的輕浮態度回嘴說。
“你住在哪裡？”
在資深官員住的招待所。他報出地址，甚至還帶着譏諷意味地報出房號。有時候，我們的討論結束得很晚，他說——已不吐不快似的主動提供信息；但在禮拜五，因爲仍然是夏季氣候，非常炎熱，所以他們結束得較早，好給想到鄉間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沒有這樣的計劃。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週末，而且另有緣由。“我安排好了要到一個女孩的公寓住兩天，她名叫愛芙朵琪亞，是我以前的秘書。她丈夫當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釋說，彷彿這是一般男人之間再正常不過的交心，至少是像託比這樣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樣，儘管那些無血無淚的人民委員並不能體會。然後，很令託比驚訝的是，他竟單刀直入。他毫無預警也毫無其他引言地，從他與愛芙朵琪亞的調情，直接切入這次審問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計劃被破壞了，因爲莫斯科中央第十三處，也就是大家稱爲卡拉處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參加一場會談。”
此刻，電話響起。託比接起電話，掛斷，對史邁利說：
“她回到家了。”依舊講德文。
史邁利毫不遲疑地轉頭對格里高利耶夫說：“領事，我們得到通知，你太太已經回家了。現在，你必須打電話給她。”
“打電話給她？”格里高利耶夫一臉驚駭地轉頭看託比，“他告訴我，打電話給她！我該怎麼說？‘格里高利耶娃，我是你親愛的丈夫！我被西方間諜綁架了！’你們這些人民委員瘋了！都瘋了！”
“請你告訴她，你不得已要晚回家。”史邁利說。
他的沉着對格里高利耶夫的怒氣無異火上加油：“我這樣告訴我太太？告訴格里高利耶娃？你以爲她會相信我嗎？她會立刻向大使打我的小報告。‘大使，我的丈夫跑了，去找他吧！’”
“信差克拉斯基每個禮拜送來莫斯科的指令，是不是？”史邁利問。
“人民委員無所不知。”格里高利耶夫對託比說，一手輕拂過臉頰，“如果他無所不知，他幹嗎不自己對格里高利耶娃說？”
“你必須用公事公辦的語氣對她說，領事。”史邁利建議道，“別提到克拉斯基的名字，但暗示說，他要你立刻到城裡某處和他見面，商討機密。緊急狀況。克拉斯基改變了計劃。你不知道幾點能回家，也不知道他要談什麼。如果她抗議，就斥責她。告訴她，這是國家機密。”
他們看到他面露憂色。他們看到他驚歎詫異。最後，他們看到一抹淺淺的微笑浮上他的臉。
“機密。”格里高利耶夫自言自語說，“國家機密。沒錯。”
他無畏地走向電話，撥了號碼。託比站在他後面，一隻手小心翼翼地準備着隨時按下聽筒，如果他膽敢耍把戲的話。但史邁利帶着微笑搖搖頭，示意託比走開。他們聽到格里高利耶娃的聲音，用德文說：“你好！”在她高聲追問丈夫人在哪裡之後，他們聽到格里高利耶夫無畏的回答。他們看到他挺直身子，擡高下巴，換上官式的面孔；他們聽見他斷然說出幾句簡短的字句，問了一個顯然沒得到答案的問題。他們看到他掛掉電話，因喜悅而眼睛發亮，容光煥發，他高興地揮動粗短的雙臂，就像上陣得分的球員一樣。接下來，他們知道的是，他開始大笑，又長、又充滿激情的斯拉夫式的大笑，音調高低起伏。其他人也無法遏止地大笑起來——史柯戴諾、狄·席爾斯基和託比都笑起來。格里高利耶夫握着託比的手。
“今天我真喜歡陰謀！”在兩段更加激情的暢快笑聲的空當，格里高利耶夫大叫，“今天，陰謀真是太棒了！”
然而，史邁利並沒有加入這全體慶祝的行列。他有意扮演掃興的角色，坐着翻閱筆記，等待歡笑結束。
“你說說看，第十三處的人是怎麼找上你的。”當一切再度恢復平靜之後，史邁利說，“第十三處，人稱卡拉處。請繼續你的敘述，領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