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明伊始，亞洲的中心就是帝國的搖籃。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爲人類文明的出現提供了土壤，正是在這裡，誕生了世界最早的村鎮和城市。系統化的農業出現在美索不達米亞並擴展到整個“新月沃地”——這是一片水源充足的沃土，從波斯灣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在這裡頒佈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爲他的臣民制定了詳細的行爲規範，並對違法者實施嚴厲的懲罰。
在所有崛起於此的王國和帝國當中，最偉大的莫過於波斯帝國。公元前6世紀，波斯人從位於今天伊朗南部的家園迅速擴張，統治了鄰國，將勢力延伸到愛琴海岸，征服埃及後一路向東，直抵喜馬拉雅山腳。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爲，波斯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他們的開放態度。“波斯人十分樂意接受外來的風俗習慣”，他寫道，如果他們覺得某個被征服者的服裝樣式更好，他們就會放棄自己原來的服飾，這使得他們能夠借鑑米底人（Mede）和埃及人的穿着風格。
波斯人之所以能夠建立起一個多民族合作、運轉平穩的帝國管理體系，主動接受新的思想並進行新的實踐是一個重要因素。受過良好教育的官員們監督着帝國的日常運轉，從記載如何給皇室侍從支付酬勞，到監督市場進出貨物的數量和質量；他們還負責監督維護、整修帝國內縱橫交錯、令古代周邊國家羨慕不已的道路系統。
將小亞細亞沿海地區與巴比倫、蘇薩（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縱橫相連的交通網，使人們可以在一週內到達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希羅多德將此成就視爲奇蹟：雨雪、高溫和黑暗都不能減緩消息傳播的速度。農業生產的投入和先進的灌溉技術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吸引了周邊地區越來越多的人口，進而促進了城鎮的發展。人口不僅來自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岸的富足農區，還來自烏滸河（Oxus）和藥殺水（Iaxartes）——即現在的阿姆河（Amu Darya）和錫爾河（Syr Darya）——河谷，以及公元前525年後被波斯軍隊佔領的尼羅河三角洲。總之，波斯帝國是一片富庶的土地，連接着地中海和亞洲的心臟。
波斯還是一座代表着穩定和公正的燈塔。貝希斯敦山（Behistun）上那塊分別用波斯語、埃蘭語和阿卡得語三種語言所雕刻的石碑，記錄了古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如何平定暴亂和起義、擊退外國入侵者、公平對待窮人和權貴的事蹟。碑銘要求確保帝國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爲正義是帝國的基石。帝國對少數族裔的包容同樣令人稱道，某位波斯國王被稱作“彌賽亞”（Messiah），即“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包容政策曾讓猶太人從“巴比倫之囚”中獲得自由。
古波斯帝國的貿易繁榮昌盛，爲統治者的軍事遠征提供了財力支持，而遠征本身又反過來爲帝國帶來了更多的資源。貿易的繁榮同樣助長了統治者的奢靡之風。在巴比倫、波斯波利斯、帕薩加第（Pasargadae）和蘇薩，一座座華麗的建築拔地而起。在蘇薩，大流士國王還用埃及的上等烏木和白銀、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里亞（Bactria）的黃金、粟特（Sogdiana）的青金石和硃砂、花剌子模的綠寶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了精美絕倫的宮殿。據希羅多德記載，波斯人以享樂聞名，僅僅是聽說一件新的奢侈品便能沉迷其中。
支撐着商業帝國的是野心勃勃的軍隊，他們推進並保護着帝國的邊界。波斯帝國的北方一直存在隱患，那裡的乾草原是以放牧爲生的遊牧部落的地盤，從黑海經中亞一直延伸至蒙古高原。這些遊牧部落十分殘暴，據說他們喝敵人的血，並把敵人的頭皮做成衣服，有時甚至還會吃掉自己的父親。不過，與遊牧民族的交往情況比較複雜。儘管史料說他們混亂無序、喜怒無常，但他們卻是牲畜特別是優質馬匹的重要供應者。當然，遊牧部落也會帶來災難，比如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的締造者居魯士大帝就在試圖征服斯基泰人（Scythian）的戰役中被殺，他的頭顱被兜在一個盛滿鮮血的皮囊中。一位學者這樣諷刺道：現在，他對權力的渴望終於被熄滅了。
然而，這一罕見的挫折並沒有遏制波斯帝國的擴張步伐。希臘的指揮官們帶着恐懼與崇敬交織的複雜心情遙望東方，希望能學到波斯人的戰爭策略及軍事技術。埃斯庫羅斯（Aeschylus）等希臘詩人用擊敗波斯人來讚美自己祖國的英勇軍隊，展示諸神的眷顧，並在史詩劇和文學作品中弘揚抵抗波斯人侵略企圖的英雄事蹟。
“我從神奇富饒的東方來到希臘，”狄俄尼索斯在《酒神的伴侶》的開場白中這樣寫道，“那裡有着沐浴在陽光下的波斯平原，有着由城牆保護的巴克特里亞城鎮，有着設計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樓。”狄俄尼索斯所說的地方就是希臘人以前不曾見過的亞洲和東方。
沒有人比馬其頓的亞歷山大（Alexander）更熱衷於閱讀這些描繪東方的作品了。亞歷山大在英明的父王腓力二世遇刺後於公元前336年繼位。當時，這位年輕的將軍對於未來追求榮耀的方向已確定無疑。他對一無所有的歐洲沒有絲毫的興趣，那裡沒有城市，沒有文化，沒有尊嚴，沒有利益。同所有古希臘人一樣，對亞歷山大來說，文化、思想和機遇——同樣還有威脅——統統都來自東方。於是，他最終將目光落在了實力最強大的帝國：波斯。
公元前331年，在一次閃電戰中驅逐了波斯的埃及總督之後，亞歷山大開始向帝國的心臟發起全面攻擊。決定性的戰役發生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地點則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塵土飛揚的平原上，靠近今天伊拉克庫爾德斯坦（Kurdistan）地區的埃爾比勒省（Erbil）。在這裡，他戰勝了大流士三世指揮下的強大的波斯軍隊。勝利的原因也許是他在戰前睡了一個好覺：據希臘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記載，亞歷山大那天堅持要在打仗前休息，他睡得很沉，手下的將領很擔心，必須使勁搖他才能將他喚醒；精神煥發的他穿上最得意的盔甲，戴上精緻的頭盔，“如同最精緻的銀器”般光彩奪目，右手握住一柄利劍，率領他的部隊打開了通往勝利的帝國大門。
亞歷山大受教於亞里士多德，肩上一直負載着很高的期待。他未負衆望，在高加米拉擊敗波斯軍隊後又繼續東進。一座座城池向他投誠，巨大的城邦、富足美麗的城市，紛紛拜倒在這個年輕英雄的腳下。巴比倫投降了，城市居民帶着鮮花和花環聚集在通往這座偉大城市的道路兩旁，銀色的祭壇上堆滿了乳香精油和各種香料，裝着雄獅和獵豹的籠子被作爲上貢的禮物。沒過多久，連接波斯主要城市的皇家大道、連接小亞細亞海岸和中亞的整個交通網絡全部爲亞歷山大大帝所有。
儘管某些現代學者把亞歷山大看作是“醉鬼和少年暴徒”，但他在治理新近征服的疆土和人羣方面似乎還真有其驚人的巧妙手段。在對待當地的宗教信仰和習俗方面，他通常表現出仁和、寬容和尊重。比如，他對居魯士大帝陵墓的年久失修感到非常不滿，不僅重修了陵墓，而且懲罰了曾經毀壞帝陵的人；當得知大流士是被他的副官謀殺並扔在一輛貨車裡後，亞歷山大下令，大流士三世應當享受符合他級別的葬禮，且必須與其他波斯統治者葬在同一陵園。
亞歷山大能夠治理越來越多的疆土，是因爲他願意依賴當地的高層精英。“如果我們想要守住亞洲，而不僅僅是路過亞洲，”他說過，“我們必須對這些人表現出足夠的仁慈。他們的忠誠才能使我們的帝國穩定長久。”地方官員和元老可以保留原有的職位，繼續管理被征服的城鎮和地區。亞歷山大本人也採用地方傳統頭銜，身着波斯服裝，表示他對地方習俗的認同。他極力避免自己被塑造成一個入侵的征服者，而是一個古代王國的最新繼承者——儘管嘲笑之聲也提醒着人們他曾血洗大地並帶來無盡的災難。
要記住的是，我們對亞歷山大征戰事蹟的瞭解，對他的成功和策略的瞭解，大多是從歷史學家那裡得來的。這些歷史學家的陳述通常都帶有理想化色彩，常常以極大的熱情描述這位年輕將軍的征戰歷程。但不管怎麼說——即便我們應當對波斯崩潰的史料持謹慎態度——亞歷山大向東方疆域持續迅速擴張的故事本身就能打破一切質疑。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新城市的創建者，這些城市通常都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才有了別的名字，如赫拉特（Herat，當時的名字是阿里亞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in Aria）、坎大哈（Kandahar，阿拉霍西亞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in Arachosia）、貝格拉姆（Bagram，高加索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ad Caucasum）。這些臨時建立的堡壘城，一直延伸到北部的費爾干納谷地（Fergana），構成一張點綴在亞洲屋脊上的全新網絡。
新城市的防禦能力強大，建有獨立的要塞和堡壘，這主要是爲了防禦草原遊牧部落的威脅——他們非常擅長向周邊地區發動災難性攻擊。亞歷山大不得不修建防禦工事以保護新近征服的領土。而幾乎與此同時，在更遙遠的東方，那裡的人們也在擔心同樣的事情：中國已經形成了“華夏”的觀念，以表示自己是文明的世界；爲了抵抗來自草原遊牧部落的入侵，他們不斷修建、延伸牢固的防禦網絡，最終形成了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這種做法的出發點與亞歷山大不謀而合：一味擴張而忽略防衛，終將一事無成。
公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仍在不知疲倦地繼續征戰，他環繞興都庫什山脈（Hindu Kush）而行，又沿印度河谷直下，不停地興建新的要塞並添置駐軍——儘管此時的他已必須時常面對那些思鄉心切的士兵的哭訴和抱怨。從軍事角度來講，到公元前323年32歲的亞歷山大在巴比倫去世（此事件仍籠罩着神秘色彩）時，他一生的成就絕對稱得上非凡。他東征的速度和廣度令人難以置信。影響更深遠的一點是——儘管常常被人們忽視——他留在身後的巨大遺產，以及古希臘文明與波斯、印度、中亞及中國文明的交匯融合。
儘管亞歷山大的突然去世曾引發了一場他手下高級將領之間的動盪和內訌，但另一位領袖人物不久便出現在新徵服的東方疆土上：一位叫塞琉古（Seleucus）的軍官，生於馬其頓王國的北部，參加過大帝發起的所有重要的遠征。他在統帥去世後的幾年時間裡，發現自己已成爲從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流域大片疆土的領主。這片疆土如此之大，已經不像是一個王國，而是一個帝國。於是他建立了一個王朝，稱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其統治延續了近三個世紀之久。亞歷山大的勝利很容易被視作是曇花一現，但他所帶來的影響絕不是轉瞬即逝的：它們翻開了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脈之間這片地域的歷史新篇章。
亞歷山大死後的幾十年間，隨着古希臘的思想、觀念和意象逐漸傳入東方，人們目睹了漸進的但確定無疑的希臘化進程。亞歷山大手下衆將軍的後裔沒有忘記他們的希臘之根，他們積極進行宣傳，比如說通過設立在貿易中心或農業中心的造幣廠所鑄造的標準化錢幣：正面是當今統治者的頭像，捲髮加王冠，而且像亞歷山大那樣永遠側視着右方；背面是阿波羅的頭像，並標有希臘字母。
在整個中亞和印度河谷都可以聽到和看到希臘語。在位於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紀念碑上，刻着來自希臘聖地德爾斐（Delphi）的箴言：
童年時，聽話；
青年時，自律；
成年時，正義；
老年時，智慧；
死去時，安詳。
據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亞的稅務收據和士兵軍餉賬本等資料顯示，在亞歷山大死去後的一個多世紀中，希臘語一直都是當地的日常官方用語。的確，希臘語已深深滲透到印度次大陸。古代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頒佈的一些法令都會附有希臘文翻譯，明顯是爲了照顧當地說希臘語的人羣。
歐亞碰撞所產生的文化交流勝景令人驚歎。在犍陀羅（Gundhara）谷地和印度西部，要到當地人對阿波羅的崇拜建立起來之後，佛祖的塑像纔開始出現。佛教徒感覺受到新宗教的威脅，於是開始創建他們自己的視覺形象。事實上，不僅佛祖塑像的最早出現時間和阿波羅崇拜存在關聯，其外形設計也同樣如此：塑像似乎是以阿波羅的形象爲模板，足見希臘文化的影響之深。在此之前，佛教徒從不願拋頭露面、在外張揚，如今宗教競爭迫使他們做出反應、學習借鑑、改革創新。
位於今天塔吉克斯坦南部的石造祭壇上雕刻着希臘碑文、阿波羅的頭像以及精美無比的講述亞歷山大事蹟的微型象牙鑲嵌，足以說明來自地中海文明的滲透和影響有多麼的深遠。亞洲的希臘人在印度得到廣泛的認可，科學發明就是其中之一。“希臘人是野蠻人，但天文學是由他們創造的，僅此一點就足以將其奉若神明。”《伽爾吉本集》（Gārgī Samhitā）中的一段文字這樣寫道。
據古羅馬歷史學家普魯塔克（Plutarch）記載，亞歷山大要求一定要將希臘的宗教遠傳至印度，這樣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才能在亞洲得到廣泛的尊崇。波斯一帶的年輕人從小就閱讀《荷馬史詩》，“唱頌索福克勒斯和尤里庇德斯的悲劇詩”，遠至印度的人們都在學習希臘語。這或許就是爲什麼我們能從一些偉大的文學作品中發現借鑑跡象的原因。比如有人指出，偉大的梵文史詩《羅摩衍那》（Rāmāyana）就深受《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影響：悉多（Sita）遭羅波那（Rāvaṇa）綁架的情節與海倫（Helen）和帕里斯（Paris）從特洛伊私奔的情節非常類似。當然，影響和啓發是相互的，一些學者就認爲，從《埃涅阿斯紀》（Aeneid）中可以看出很深的印度文學的烙印，比如《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思想、觀念和故事沿着這一通道迅速傳播，經旅行家、商人和朝聖客不斷擴散。亞歷山大的征服行動爲所及地域的人們開放思想鋪平了道路，也爲邊遠地區的人們接觸新思想、新觀念、新意象提供了機遇。
就連荒野草原也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在位於今天阿富汗北部的提利亞特佩（Tilya Tepe）發現的貴族墓葬中，那些製作精美的殉葬品明顯都來自於希臘藝術。在西伯利亞、印度以及更遠的地方，情況也是一樣。這些奢侈品被運到了遊牧部落，用以換取牲畜和馬匹，有時也可作爲換取和平的貢物。
將遊牧草原與一個相互制約、相互關聯的世界聯繫在一起的進程，因中國不斷增長的雄心而強化。在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擴張的浪潮將中國的邊界推進到更爲廣闊的疆土，並逐漸抵達當時所謂的西域（西方的疆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這地方在甘肅的河西走廊——一條600英里長的通道，將中國腹地和坐落在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的綠洲敦煌郡連接在一起——以西。從敦煌開始有南北兩條通道可供選擇，無論哪一條通道都有風險，最後它們在喀什會合，而喀什恰好處在喜馬拉雅山脈、帕米爾高原、天山山脈和興都庫什山脈的交會點上。
中國的疆域擴張將整個亞洲連在了一起。此前，這些交通網絡曾受到月氏，特別是匈奴人的阻礙。匈奴是中亞地區像斯基泰人一樣的遊牧民族，他們一直引人擔憂，但又是重要的牲畜貿易伙伴。據記載，公元前2世紀時，成千上萬頭牲口都購自這些草原民族。漢人十分需要馬匹卻又經常得不到滿足，因爲他們需要裝備有效的兵力以確保國內的穩定，同時還要應對匈奴或其他部落的進攻和偷襲。來自西域的馬匹最爲珍貴，部落酋長們可以從中賺到大筆的錢。有一次，一位月氏國首領用馬匹換取了一批貨物，然後將貨物轉手賣掉，他的財富一下子多了十倍。
最著名和最值錢的一個馬種繁殖於費爾干納谷地，即廣闊的帕米爾高原山地的邊緣地區，跨越今天塔吉克斯坦東部和阿富汗的東北部。它們的耐力令人讚歎，一位漢朝的歷史學家說，就是龍族也敬它們三分。因其會排出紅色的“汗水”（或由於其身上的寄生物；或由於馬種皮膚太薄，奮力奔馳後容易出現血管破裂），人們便將其稱作“汗血馬”。這些品種精良的馬匹成爲詩歌的題材、雕塑和繪畫的對象，並被譽爲“天馬”。有些馬甚至被帶着陪伴主人去往來生：一位皇帝的墓穴有80匹他所寵愛的馬陪葬，馬匹的墓地有兩座雄馬的塑像和一座赤陶武士雕塑在站崗護衛。
匈奴人馳
騁在中國以北的整片蒙古乾草原，他們和漢人的關係並非一直和睦友好。當時的歷史學家將這些部落人羣描述爲矇昧無知、茹毛飲血的野人；有位學者還說他們是“被上天遺棄的民族”。漢人寧可向他們進貢也不願他們進犯自己的城市。漢人常常派大使造訪這些從小就擅長捕捉耗子、小鳥甚至狐狸和兔子的遊牧民；皇帝還會恭敬地問候匈奴大單于“無恙”。在一套正式的朝貢體系下，漢人要給遊牧部落送去許多奢侈的禮品——包括大米、美酒和紡織品——只求換得和平。中國最重要的貢品是絲綢，遊牧部落極爲看重這種絲織品，因爲它質地好、分量輕，鋪牀做衣都用得上。絲綢同樣是一種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的象徵：擁有那麼多的高級綢緞是單于尊貴身份的體現，並將之賞賜給手下侍從。
爲換取和平而付出的物資總量十分巨大。比如在公元前1年，匈奴共收到3萬匹絲綢和大約相同數量的原材料，另加370套衣物。一些漢代官員相信，匈奴人喜歡奢侈品，說明他們將一事無成，瀕臨滅亡。“如今你們已離不開中國貨了！”一位特使毫不客氣地對部落首領說。他認爲匈奴的習俗正在發生變化，並且信心十足地預計，中國最終會贏，並征服整個匈奴。
這是一種強烈的渴望。事實上，和平相處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斷的進貢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也顯出政治上的軟弱。所以漢帝國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與匈奴的糾纏。首先奪取河西走廊，控制農業富庶的西域地區，接着經過近十年的多次征戰（結束於公元前119年），將遊牧部落趕回到他們原來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爾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中國爲一條橫跨大陸的交流通道打開了大門——“絲綢之路”就此誕生。
疆土的擴張激起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興趣。官員們奉旨對帕米爾高原進行考察並將相關記錄呈報朝廷。留存下來的史料之一就是《史記》，作者司馬遷，一位漢帝國大歷史學家（太史）的兒子。他因替戰場上年輕氣盛的將軍辯護而被貶官、遭受宮刑，卻仍堅持不懈地完成他的歷史鉅著。他以非常謹慎的態度審視印度、波斯和中亞地區的歷史、經濟和軍事狀況。他認爲，中亞諸王國兵力薄弱，因爲他們受到匈奴的威脅，這些野蠻人因被中國打敗而將注意力轉向了西方。司馬遷寫道：這些中亞王國不通軍事，卻善於經商，在商業繁盛的巴克特里亞都城可以看到各類物品被交易。
中國和外界的貿易交流也在緩慢開展。對於戈壁灘邊緣的通道，特別是玉門關（商隊西行的必經之路）以西通道的開拓並不順利。無論是經過塔克拉瑪干沙漠，還是跨越天山山脈或帕米爾高原，都必須穿涉險要地帶，從一個綠洲到下一個綠洲，路途異常艱辛。極端的高溫也是一個巨大考驗，這也是巴克特里亞駱駝如此彌足珍貴的原因：這些動物能忍受極其惡劣的氣候環境，對致命性沙漠風暴的到來非常敏感。它們在預感到風暴來臨時會“立即嚎叫着聚成一團”，商人和商隊見到後會馬上用氈布將自己的鼻口包裹起來。當然，駱駝在預測天氣方面也會出錯，人們在商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批的死亡駱駝和屍骨。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下，必須有豐厚的回報才值得人們去冒巨大的風險。儘管四川的竹子和布匹可以出現在幾千英里以外的巴克特里亞市場，但更爲關鍵的是，價格高昂的珍貴物品同樣能夠通過長途運輸抵達這裡。
貿易的主要產品是絲綢。除了用來討好遊牧部落以外，絲綢在古代還扮演着諸多重要的角色。在漢朝，絲綢與錢幣、糧食一樣可以用作支付軍餉。從某種意義上講，絲綢是一種最值得信賴的貨幣。鑄造足夠數量的錢幣是個難題，事實上，貨幣在當時的中國也尚未完全普及。在支付軍餉方面更成問題，飽受戰火的邊疆地區百姓抱怨不斷，那裡的銅錢一文不值，糧食也會隨着時間腐爛。於是，成匹的絲綢經常被用作貨幣，或作爲軍餉，或作爲中亞佛教寺院懲罰犯戒僧人的罰金。絲綢作爲一種奢侈品的同時，還成爲了一種國際貨幣。
中國還爲來自域外的商人制定了貿易規則，創立了一套正規的管理體系。在離敦煌不遠的古代要塞懸泉置遺址中發現的一卷三萬五千字的文獻，生動地描述了這個河西走廊咽喉之地的日常商業活動。這些文字寫在竹簡或木板上，從其內容得知，進入中國的客商必須按規定的路線行走，他們將拿到通關文牒，也常常會被官員詢問，其目的是確定這些人最終能返回故里。像當代旅店的顧客註冊制度一樣，這些來客的信息均被仔細記錄：他們吃飯花了多少錢，來自哪個國家，什麼身份，下一個目的地是哪裡。
這不是帶着懷疑的眼光進行盤查，而是要準確地掌握什麼人在進出中國，他們在中國都幹了些什麼，特別是（考慮到關稅）他們所攜帶的貨物的價值。所有這些複雜的行政措施都爲我們展示出當時的都城長安（現稱西安）是如何面對一個似乎正變得越來越小的世界。我們通常把全球化看作是當代社會獨有的現象，但早在2000年前，全球化就已經是事實，它提供着機遇，帶來了問題，也推動着技術的進步。
在當時，幾千英里之外發生的變化會直接刺激到當地的奢侈品需求，以及人們購買奢侈品的能力。
在波斯，塞琉古的後代於公元前247年被一個叫阿薩西斯（Arsaces）的人所推翻。他的後代被稱爲安息人（Arsacid），鞏固了自身的統治地位，並決定擴展其勢力範圍。他們巧妙地借用歷史，將希臘和波斯的觀念融合，締造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從而開創了一段穩定繁榮的時期。
然而，最大的刺激莫過於地中海周圍發生的事情了。坐落在意大利西海岸線正中央的一個不起眼的小鎮，經過慢慢的努力發展，從一個閉塞之地逐漸崛起成爲地區間的強大勢力。在奪取沿岸的一座座城市之後，羅馬開始統治整個地中海西岸地區。至公元前1世紀中葉，羅馬的擴張極具雄心，進展神速。它的目標也堅定地鎖定在東方。
羅馬已經發展成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大國，它重視軍事力量，崇尚暴力和殺戮。角鬥已經成爲一種定期舉辦的公衆娛樂活動。角鬥場上，戰勝外國族裔和其他超乎自然的壯舉都會得到瘋狂的喝彩。城中遍佈各處的凱旋門每日都在提醒忙碌的市民羅馬所取得的戰績。軍國主義、英勇無畏、崇尚榮耀被作爲關鍵特性灌輸給這座充滿野心的城市——它的未來不可限量。
羅馬的強大靠的是按標準要求訓練出來的軍隊。士兵必須能在5小時內走完至少20英里的路程，同時能負重至少50磅以上的裝備。爲了保證部隊的凝聚力，士兵被禁止娶妻。經過嚴格訓練，士兵們個個身強力壯。這些年輕人從小就對個人能力充滿信心，堅信他們的使命就是成爲構建羅馬帝國的一塊基石。
羅馬在公元前52年征服了高盧（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法蘭西、荷蘭以及德國西部地區），並攫取了數量巨大的戰利品，甚至都影響到了羅馬的黃金價格。不過，歐洲可以征服的地方只有那麼多，而且沒有什麼發展前景光明的地方。帝國若想壯大，必須擁有大量的城市，由此徵取足夠多的稅收；帝國若想輝煌，必須擁有藝人和工匠——他們的精湛技藝讓有錢人相互攀比炫耀，並由此獲得高昂報酬。像不列顛這樣的地方不可能爲羅馬帝國增添任何價值。駐紮在不列顛的士兵在家信中說，這地方就是冷漠、孤獨和無望的代名詞。
羅馬的崛起和歐洲這片缺乏資源以及（充滿納稅人的）城市的大陸沒有太大的關係，真正推動羅馬成爲帝國的因素是它能夠重新將目標定位於地中海以東。羅馬的成功和榮耀始於對埃及的佔領，以及將矛頭對準更遠的東方——亞洲。
亞歷山大大帝的護衛官托勒密（Ptolemy）及其後代曾統治埃及近三百年之久。尼羅河的洪水帶來糧食的大豐收，埃及仰仗着這條河流創造了輝煌的財富。豐收的果實不僅能滿足當地人口的需求，而且有大量剩餘可以支援尼羅河口的亞歷山大港。據一位當代學者記載，亞歷山大港已發展成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元前1世紀時的人口就多達30萬。糧食的運輸受到嚴格的監管，每次裝船前船長都要進行莊嚴宣誓，然後拿到一張由皇家官吏派發的收據，這時纔可以拿到糧食、上船出發。
羅馬長期以來一直貪婪地覬覦着埃及。羅馬大帝尤利烏斯・凱撒遇刺後，埃及豔后克里奧佩特拉捲入到混亂的權力鬥爭中，這給羅馬創造了可乘之機。在公元前30年的亞克興（Actium）戰役中，豔后成爲馬克・安東尼的情人。他們的同盟激怒了羅馬帝國的統治者，憤怒而狡詐的屋大維不久便向埃及豔后宣戰，羅馬大軍直逼亞歷山大港。克里奧佩特拉做出了一系列既不成熟又不奏效的防禦決策，最後不得不選擇自殺——或被毒蛇咬傷致死，或可能吞下自制的毒藥。埃及很快成了羅馬的囊中之物。屋大維離開羅馬的時候是位將軍，返回的時候是羅馬的最高統治者——元老院賜封他爲“奧古斯都”。羅馬已成爲真正的帝國。
征服埃及改變了羅馬的命運。他們獲得了尼羅河谷大面積的莊稼收成，導致糧食價格急速下跌，家庭購買力隨之大幅提升。貸款利率也開始下滑，跌幅從4%到12%不等。伴隨着大筆廉價資本的涌現，一個司空見慣的繁榮場景出現了：地價飆升。國民的可支配收入顯著增長，使得奧古斯都可以將獲取元老院成員資格的繳納金門檻提高40%。奧古斯都沾沾自喜，說他當初創建的羅馬是一座磚砌的城市，如今卻是一座大理石的都城。
這種財富的劇增源於羅馬對埃及稅收的無情課取。稅務檢查官遍佈埃及各地，推行了一種新的稅收制度：凡16歲至60歲的男子都要繳稅，只有在少數特殊情況下才能免除——比如說宗教祭司可以不納稅，但他們必須在神殿通過嚴格註冊才行。這就是某位學者所說的“古代種族隔離”（ancient apartheid）制度，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讓財富聚集到羅馬。
隨着羅馬的經濟和軍事觸角的不斷擴張延伸，這種稅收方法也被運用到其他地區。兼併埃及後不久，羅馬派稅務官員到猶太省（Judaea）進行人口普查，再次確保稅收的精準。假設在埃及實施的模式被運用到該地區，即記錄所有人的出生和死亡、記錄所有男性成人的姓名，那麼耶穌基督誕生到這個世界也應當有一位官員做記錄。可見，當時的官員並不在乎嬰兒是誰、嬰兒的父母是誰，而是在乎嬰兒的出生代表着人力資源的增加，代表着帝國又多了一個未來的納稅人。
東方世界讓羅馬人眼界大開。亞洲當時已然以慵懶奢侈的精彩生活而著稱。西賽羅（Cicero）這樣寫道，那裡的富庶程度難以描述，田野的收穫可謂奇蹟，商品的數量令人難以置信，成羣的牲畜讓人目瞪口呆，產品出口量十分巨大。在羅馬人看來，那裡的人們可以不用勞作，盡情享樂。詩人塞勒斯特（Sallust）說，羅馬士兵到了東方纔能長大成人，這毫不奇怪，因爲正是在那裡，士兵們才學會了做愛，學會了醉酒，學會了欣賞雕塑、繪畫和藝術。這並不見得是什麼好事——至少從塞勒斯特的觀點來看，或許亞洲的確“充滿誘惑，引人神往”，但“貪圖享樂將迅速瓦解士兵們的戰鬥意志”。如此看來，東方的價值觀與羅馬崇尚的嚴格軍事化的理念正好相反。
奧古斯都本人盡力去了解東方的新疆域。探險部隊被派往阿克蘇姆（Axum）王國（位於今埃塞俄比亞）和薩巴（Sabbaean）王國（位於今也門）；儘管羅馬仍忙於鞏固其在埃及的統治，但對亞喀巴灣（Aqaba）的探索也在同時進行。到了公元前1年，奧古斯都又下令對波斯灣兩岸進行詳細考察，就該地區的貿易活動寫出報告，並記錄海上航線如何與紅海相通。他還監督着經波斯深入到中亞內陸通道的實地考察。一份被稱作《帕提亞驛程志》（Stathmoi Parthikoi）的文獻完成於這一時期，它記載了東方重要城鎮之間的距離，並仔細標註了從幼發拉底河到亞歷山德魯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阿富汗的坎大哈市）之間的所有重要據點。
貿易商們開拓的路線正飛速延伸。據歷史學家斯特拉波（Strabo）記載，在羅馬兼併埃及後的幾年中，每年都有120艘商船從紅海的米奧斯賀而莫斯港（Myos Hormos）駛向印度。羅馬和印度的商業交往頻繁，次大陸的大量考古資料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人們在諸多大型遺址——如帕塔南（Pattanam）、科爾哈帕（Kolhapur）、哥印拜陀（Coimbatore）——發現了羅馬的土罐、檯燈、鏡子和衆神的塑像。在印度西海岸和拉克代夫（Laccadive）還發現了大量的錢幣，年代可追溯到奧古斯都及其繼任者的統治時期。一些學者認爲，當地統治者曾將羅馬的金幣和銀幣作爲通用貨幣，或將這些金屬熔化後鑄成自己的錢幣。
這一時期的泰米爾（Tamil）文學記述了人們如何高興地歡迎羅馬商人的到來。一首詩中提到羅馬人乘着“漂亮的大船”，帶來了“涼爽香甜的葡萄酒”；另一首詩則是敘事性的：“美麗的巨輪……來了，帶着黃金，劈開帕麗雅河（Periyar）上的白色泡沫，然後又滿載着胡椒返航。在這裡，海浪奏響的音樂永無休止，國王爲客人準備了罕見的山貨和海鮮。”還有一首抒情作品，描述歐洲商人在印度定居的情景：“陽光照耀着大面積的梯田，照耀着港灣附近的貨倉，照耀着窗口如鹿眼一般的塔樓。在不同的地方……路人的目光都被西方人的住宅所吸引。西方的繁榮永遠不會消逝。”《帕提亞驛程志》記載了羅馬人希望從印度西部獲得什麼樣的商品，並標記出哪裡可以找到錫、銅、鉛、黃玉等礦產，以及哪裡能找到現成的象牙、寶石和香料。
不過，在印度港口貿易的商品並不僅限於次大陸出產的東西。比如位於埃及紅海岸邊的貝雷尼克港（Berenike）遺蹟就表明，一批一批來自越南和爪哇的貨物都能被運送到地中海。印度半島東西海岸線上的港口成爲商業中心，來自東南亞的所有貨物都從這裡運往西方。紅海本身也是一個活躍的商業區，它擁有自己的貨物和產品，並將地中海和印度洋及更遠的市場聯繫在一起。
羅馬的富裕階層現在可以沉溺於異域風情和豪華奢侈的享受當中。一些頗具影響力的社會評論家抱怨這些人的消費幾近過分，感嘆人們過度追求時髦。這一點在彼特羅紐斯（Petronius）的小說《薩蒂裡孔》（Satyricon）中得到了完美的演繹。其中最著名的場景是特里馬喬家的晚餐聚會。他從前是個奴隸，後來獲得了自由，然後積累了大筆的財富。作品中最尖刻的諷刺是對這位新貴的興趣的描述。特里馬喬只想要金錢能夠買到的最好的東西：野雞必須是專門從黑海東岸送來的，珍珠雞要來自非洲，魚要吃稀有品種，孔雀要帶羽毛的。風格怪異的餐桌上擺滿了一道又一道的菜，其中有道菜是把若干鮮活的小鳥放在全豬的肚子裡，切肉的時候小鳥會馬上飛出來；給客人分發的牙籤都是銀製的。這些都充分暴露了羅馬新貴的低俗品位和過度奢華。人們在這一古代重要的繁榮時期還發明瞭一個不乏嫉妒心的新名詞：暴發戶（nouveaux riches）。
新的財富讓羅馬及其國民接觸到新的世界和新的趣味。羅馬詩人馬提雅爾（Martial）在他的一首詩中精確地展現了這一時期的國際化精神以及知識傳播的廣泛程度。詩歌的內容是悼念一位賣身爲奴的年輕女孩：她被比作一朵綻放的百合、精緻的印度象牙、紅海的一顆珍珠；她的頭髮細過西班牙羊毛，細過萊茵河畔金髮女郎的頭髮。以前，夫妻若想要懷上漂亮的孩子，他們會在色情圖畫的包圍下做愛。“如今，”一位猶太作家吃驚地寫道，“他們帶來以色列的奴隸，把她們綁在牀腿上。”目的就是爲了刺激，當然這也說明他們有錢這麼做。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讚賞這種新趣味。朱文諾爾（Juvenal）在他的《諷刺》中說，奧倫特斯河（Orontes，流經敘利亞和土耳其南部）的水已經漫過了臺伯河（Tiber）——他的意思是，亞洲人的頹靡已經損害了羅馬昔日的優良品德。他還寫道：“如果你對裹着蠻人頭巾的華麗妓女感興趣，那就趁早滾開！”
在一些保守人士看來，有一種物品的出現特別令人擔憂，那就是中國絲綢。這種絲織品在地中海地區的供應量不斷增加，隨處可見，於是便在保守派那裡引起了恐慌。塞內加（Seneca）便是其中之一，他對這種又薄又滑的材料居然廣受人們喜愛表示吃驚。他說，絲綢做的衣服根本就不叫衣服，既不能顯示羅馬女性的曲線，又不能表現她們的高雅。他說，婚姻關係的根基正在動搖，因爲男人可以透過裹在女人身上的薄絲看到裸體，任何神秘感
和想象都沒有了。在塞內加看來，絲綢只不過代表着異國情調和色情誘惑，除此之外一文不值：女人不會老實地告訴你她穿絲綢的時候裡邊是不是全裸。其他人也有同樣的感受，保守派已做過多次努力，包括頒佈法令禁止男人穿着絲綢衣物。有些人的說法更爲直白：羅馬的男人們應該好好想想，身着來自東方的綢緞衣服是否得體，是否覺得丟人！
其他人出於不同的考慮，同樣擔心絲綢盛行的後果。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於公元1世紀後半葉寫道，他反對這種高成本的奢侈品僅僅“能讓羅馬女性在衆人面前顯得光鮮”。他最大的不滿在於布料的成本，他悲嘆道：“這比實際成本竟高出100倍！”他繼續寫道：我們每年在東方奢侈品上爲我們和我們的女人花費掉大筆資金，一年有多達1億塞斯特斯（sesterce，古羅馬貨幣單位）從羅馬帝國流出，進入到邊疆以外的東方貿易市場。
這一驚人的數字相當於帝國年造幣總數的近一半，並佔去年度預算的10%以上。請注意，這個數字看上去並非過分誇張。近來發現的薄草紙文獻記錄了在紅海某港口的一份從印度穆澤里斯（Muziris）至羅馬的運貨合同，證明大規模商業交流到公元2世紀的時候已經形成常態。合同規定了雙方的職責，明確了何時何地進行貨物交接，規定日期內收不到貨款的話應該怎樣懲罰。長距離的商業活動中，嚴格的條款和細緻的考慮都是必不可少的。
不過，羅馬商人並非只用錢幣來支付貨款。他們同樣以精緻的玻璃、銀器和黃金，還有來自紅海的珊瑚和黃玉、阿拉伯出產的乳香精油進行交易，換取紡織品、香料以及靛藍這樣的染料。無論採取怎樣的交易方式，如此大規模的資金外流都會產生諸多的深遠效應。首先是帶動了商道沿線的地方經濟。隨着經濟的繁榮、交通和商業網絡的延伸、各方的緊密連接，村莊變成了小鎮，小鎮變成了大城，越來越多令人驚歎的紀念性建築拔地而起。譬如坐落在敘利亞沙漠邊緣的帕爾米拉（Palmyra），作爲貿易中心的它成績斐然，將東方和西方聯繫在一起。南北中軸線上的城市也一樣經歷了變革，最突出的例子當屬佩特拉（Petra）——坐落在阿拉伯半島和地中海商道這一絕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爲古代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蹟。它被稱譽爲“沙漠威尼斯”，那裡曾舉辦產品交易會，來自上百英里甚至上千英里以外的賣家和買家匯聚到這個交通便捷的交叉口上。每年的9月，幼發拉底河畔的巴特內（Batnae）就有“成羣的富商參加交易會，買賣交易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物品，以及其他經陸運或海運來到這裡的各類物品”。
羅馬人的購買力如此強勁，甚至對中亞東部的錢幣設計都產生了顯著影響。月氏國遊牧部落在被中國趕出塔里木盆地之後，最終得以在波斯東部找到了一處安身立足之所，並奪取了亞歷山大將軍後代們曾經擁有的領土。隨後，一個富裕的帝國由此誕生，以部落中一個領袖羣體的名字“貴霜”（Kushan）命名，並開始以羅馬錢幣爲範本大量鑄造自己的錢幣。
羅馬貨幣通過印度北部港口——如巴巴利庫（Barbaricum）和巴里加沙（Barygaza）——流入貴霜帝國。這些港口的入口和錨地都非常複雜，領航員必須親自指揮貨船進港。對那些經驗不足或不熟悉水流的人來說，兩港進口都十分危險。一旦登陸，貿易商們便可以找到胡椒、調料、象牙和紡織品，包括成品絲綢和絲綢紗線。這是一個彙集了來自印度、中亞和中國各類貨物的大型商業中心。大批的財富從這裡被商隊運送到控制着綠洲城鎮及寬闊大路的貴霜帝國。
貴霜帝國統治地位的建立，意味着儘管貨物能夠從地中海通往中國，且數量劇增，但中國本身在穿越印度洋與羅馬的貿易活動中並未扮演重要角色。只有當大將軍班超統領部隊進行一系列探險並於1世紀末抵達裡海後，纔開始有中國的外交使節被派往西方，任務是收集有關西方強大帝國那些“高大而呆板”的傢伙的信息。稟報給朝廷的奏疏稱，大秦（中國古代對羅馬帝國的稱呼）擁有大量的黃金、白銀和珠寶，那裡是諸多稀世珍品的出產地。
中國和波斯的交往也變得更加密切頻繁。據中國的文獻記載，他們每年都會派出使團前往波斯，每個使團至少由十位大使組成。就算是在相對平靜的時期，也會有五六個使團被派往西方。外交使節一般跟隨大型商隊出發，這些商隊攜帶着準備交易的貨物，返回時又滿載着國內渴望的物品：紅海珍珠、玉石、天青石，還有洋蔥、黃瓜、香菜、石榴、開心果和黃杏。需求量最大的物品是乳香和沒藥，其實這些物品出自於也門和埃塞俄比亞，但在中國被稱作爲“波斯貨”。我們從後來發現的資料中得知，撒馬爾罕的桃子因爲大如鵝蛋、色澤鮮豔而頗受中國人珍愛，並稱之爲“金桃”。
中國和羅馬沒有太多的直接交往，漢人對喜馬拉雅山脈之外的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區都知之甚少。能確定的一次接觸發生於公元166年，一個羅馬使團被派往中國朝見漢桓帝。羅馬的目光也並未延伸到遠東，它正堅定地注視着波斯——這並非一個對手或競爭者，而是一頭徹徹底底的獵物。早在羅馬尚未全面控制埃及之時，維吉爾（Virgil）和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就已激動地展望着羅馬的擴張。賀拉斯（Horace）在一首歌頌屋大維及其成就的詩中並未提及羅馬佔領地中海，而是強調統治整個世界——包括印度人和中國人。爲了實現這一目標，羅馬必須先解決波斯，這已成爲統治階層的首要任務。宏偉的計劃已經確定，帝國的邊疆將拓展到波斯帝國腹地的裡海湖口：羅馬必須控制全球的心臟！
事實上，羅馬人一直在努力實現這些夢想。公元113年，皇帝圖拉真（Trajan）親率大軍遠征，他迅速越過了高加索山脈，然後轉頭向南，朝幼發拉底河流域進發。他征服了尼西比斯（Nisibis）和巴特內，通過迅速發行錢幣宣稱美索不達米亞已經“向羅馬人稱臣”。隨着抵抗力量的逐漸衰弱，圖拉真繼續前行，並將其兵力一分爲二。波斯帝國的一座座偉大城池迅速淪陷：在一場歷時數月的漂亮戰役之後，艾登尼斯特拉（Adenystrae）、巴比倫、塞琉西亞（Seleucia）和泰西封（Ctesiphon）均落入羅馬人之手。發行的錢幣上刻着“PERSIA CAPTA”，即“波斯已被征服”。隨後圖拉真乘着一艘僞裝成駛往印度的貨船南下恰拉（Charax），即今日坐落在波斯灣入海口的巴士拉（Basra）。他感傷地看着貨船：要是他像亞歷山大那樣年輕，他可能已經渡過了印度河。
從建立亞述省和巴比倫省的設計藍圖來看，羅馬人似乎對揭開歷史的新篇章信心十足：將邊疆擴張至印度河谷，然後繼續開拓，最後打開通往中國的大門。但圖拉真的成功之路並沒有走得太遠：美索不達米亞各城市的大規模反攻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皇帝本人因患上了腦水腫而離世，猶太地區迅速蔓延的暴動讓帝國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不過，繼位的統治者仍堅定地緊盯波斯這個目標，大筆的軍費都集中在這裡。哪裡是邊界，邊界之外還有什麼，這些都是羅馬人非常關心的。
與羅馬帝國在歐洲的省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皇帝需要頻繁地在亞洲征戰，而且並非總能獲勝。例如在公元260年，皇帝瓦萊裡安（Valerian）成了階下囚，被當作“下賤的奴隸”，飽受凌辱。他躬下腰，給波斯國王充當上馬的腳凳。他遭受了毒打，“被打得皮開肉綻，脫離肌肉的皮膚都染成了猩紅色，最後被扔在一座供奉異族神靈的廟宇。他獲勝的記憶或許可以長存心中，但這樣的景象也該被記住，以此警示我們的外務官”。他所經歷的苦難讓所有人看到了羅馬的愚蠢和羞恥。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羅馬的擴張和野心反倒有助於波斯的發展。比如，來往於東西方之間的長途運輸就讓波斯獲利匪淺，成功將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從北方轉移出來。從前，波斯優先考慮在臨近草原的地方設立重鎮，以便和遊牧部落商談牲畜與馬匹的交易事宜，並監督外交協議的實施以斷除草原上其他危險部落可能產生的任何非分之想。這就是爲什麼尼薩（Nisa）、阿必瓦兒的（Abivard）和達拉（Dara）等綠洲之城如此重要併成爲皇家豪華宮殿所在地的原因。
地方貿易和長途運輸不斷增加，中央財政靠稅收和運輸費便有大筆的收入，於是一些重大建設項目開始上馬。包括將美索不達米亞中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泰西封轉型爲大都市，以及在波斯灣的查拉塞尼（Characene）等港口進行大規模投資以滿足海上物流需求的不斷增長。海運貨物並非完全以羅馬爲目的地：在公元1世紀至2世紀，波斯釉面陶器的貿易量劇增，產品分別被銷往印度和斯里蘭卡。
羅馬軍事力量的最大效應是它引發了一場政治革命。在鄰國的強大壓力下，波斯經歷了一場重大變革。公元220年前後，一個新的執政王朝——薩珊（Sasanian）開始出現。它提出一種新的政治理念，取消過於獨立的省級總督的決策權，推行中央集權制。一系列行政改革涉及帝國的方方面面，總之是嚴加管控：責任制被提到了首位，配有印章的波斯官員會記錄決策的過程，使責任可以被追究，確保上報信息的準確。上千枚留存下來的印章表明，當時的行政重組已深入到各個角落。
商人和市場都感覺到了新規則的約束。信息中心記錄着生產商和交易商（大多已組成行會）都分佈在集市的什麼地方，這樣監督人員就可以檢查產品的數量和質量是否符合標準，更重要的是確保有效的收稅和納稅。對都市環境的關注、對商業交易地點的考察，慢慢延伸到水源系統的改進，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統甚至擴展到幾英里之外，只爲促進有效資源的利用，併爲都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保障。無數的新城橫空出世。遺存下來的波斯文獻證明，當時整個中亞、伊朗高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近東地區都處在城鎮發展的繁榮期。
胡齊斯坦（Khuzistan）和伊拉克的大規模灌溉系統正在構建，這是促進農業生產的重要步驟之一，而且一定會有助於降低糧食價格。考古學的發現證明，出口的包裹必須經過嚴格檢查，任何與合同相關的紡織品都要加蓋印章，存在登記處。波斯人有意強化與東方的貿易活動，而貴霜帝國對城鎮和疆域長達兩百年的整合也恰合波斯的這一心意。
波斯既然崛起，羅馬自然衰落。薩珊帝國並非唯一的問題所在。到了公元300年，羅馬帝國的整個東方邊界——從北海到黑海，從高加索到也門的最南端——都面臨着巨大的壓力。帝國一直都建立在擴張的基礎之上，靠着訓練有素的軍隊做保障。隨着地域擴張的結束——已抵達萊茵河及多瑙河的天然邊界和小亞細亞東部的托羅斯山脈（Taurus）——羅馬成爲典型的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它已成爲漫長邊界線以外所有對手的攻擊目標。
面對日益減少的稅收和迅速增長的邊疆防禦開支，羅馬採取了多項極端措施以防不測。一位評論家曾感嘆，羅馬皇帝戴克裡先（Diocletian）很想解決每年的財政赤字問題，結果他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他的貪婪和焦慮把整個世界弄了個底朝天”。他盤查了帝國資產的根莖和枝葉，以此作爲改革稅收體系的開端。他將稅務官員派往帝國各地，未經通告便突擊檢查每枝藤蔓、每棵果樹，試圖以此增加帝國的收入。他發出一道全國性的法令，給日常必需品和高檔進口商品——如芝麻、孜然、山葵和桂皮——定價。近來在土耳其博德魯姆（Bodrum）發現的該法令殘片表明了當時的帝國想要觸及的領域有多深：至少有26種款式的鞋子——從鍍金的女性涼鞋到“紫色巴比倫風格”的低幫鞋都被羅馬稅務檢查官設定了價格上限。
重建羅馬帝國的努力把戴克裡先折騰得精疲力盡，他退位後住到克羅地亞海邊，將注意力集中到帝國事務之外更讓他高興的事情上。“我希望你能到薩羅納（Salona）來，”他在給前下屬的信中寫道，“看看我種的白菜，它們是如此的可愛以致讓人能夠完全忘記對權力的渴望。”在羅馬近郊著名的奧古斯都雕像處，屋大維把自己稱作戰士，而戴克裡先寧願將自己稱作農夫。這基本上是三百年間羅馬人野心變化歷程的縮影——從關注怎樣將領土擴張至印度，到關注怎樣種植最棒的蔬菜。
羅馬人緊張地關注着局勢。風暴的烏雲在空中聚集，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開始行動了。他是帝國某高層領袖的兒子，有野心、有能力、有天賦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找到自己恰當的位置。他看到了羅馬的前景，清晰瞭然，令人震驚。帝國需要強勢的領導人和主心骨——其實人人都明白這一點，但他在個人權力之外還有更大膽的想法：他要建一座新城，一顆連接地中海和東方世界錦帶上的新明珠。他的選址也再恰當不過，那裡正是歐洲和亞洲的交會點。
一直有傳言說羅馬統治者在考慮遷都。據羅馬一位學者稱，尤利烏斯・凱撒曾考慮將亞歷山大港或小亞細亞的特洛伊舊址作爲都城，因爲這裡更便於管理羅馬的利益所在地。公元4世紀初，遷都終於實現。在歐洲和亞洲的交會點上，一座宏偉的新城拔地而起，標誌着帝國的關注焦點已然確定。
一座輝煌的新都市在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兩岸的拜占庭舊址橫空出世。它的出現不只是爲了和羅馬競爭，而是要超越羅馬。宏偉的宮殿被建立起來，中心廣場大得如同戰車的競技場。城市中心豎立起一根大型的紀念圓柱，由巨型單一斑岩雕鑿而成，上邊有皇帝的雕像，俯視全城。這座新城的名字起初叫作新羅馬，不過很快就以其創建者君士坦丁的名字而著稱——君士坦丁堡。新城相應地設立了一套與羅馬城平行的機構，包括一個元老院，其成員被一些人嘲笑爲暴發戶——其中包括銅匠的兒子、浴療人員、做香腸的師傅等。
君士坦丁堡將成爲地中海地區最大、最主要的城市，在規模、影響力和重要性上遠超羅馬。儘管許多當代學者不認同君士坦丁打算建造帝國新都城的說法，但其在興建過程中耗費的大量珍貴資源已經證明了他的意圖。君士坦丁堡坐落在統攝交通要道的關鍵位置，特別是把守着進出黑海的海上通道，同時還可以洞察東部和北部的發展動向——巴爾幹半島和潘諾尼亞平原（Pannonia）的動盪正在醞釀。
對大多數古代人來講，世界的概念其實還侷限在當地，人與人之間的貿易交流都在小範圍內進行。然而，社會團體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由此產生了一個不同的世界，人們的趣味和觀念都會受到商業產品、藝術風格和幾千英里以外其他因素的影響。
兩千多年前，中國手工製造的絲綢可供迦太基和地中海周圍其他城市的權貴富豪們穿戴，法蘭西南部生產的陶器能夠出現在英格蘭和波斯灣，產自印度的調味品可以用在新疆和羅馬的廚房，阿富汗北部的建築雕刻着希臘文字，中亞畜養的馬匹驕傲地馳騁在千里之外的東方。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兩千年前一枚金幣的生命歷程。它在羅馬帝國的一個省級造幣廠鑄造，作爲一名士兵的部分軍餉被用來在英格蘭北部邊疆購買物品，隨後又回到了羅馬帝國稅務官的保險櫃裡，接着到了一個去往東方的商人手裡，後又被用作支付購買在巴里加沙銷售的食品。它深受興都庫什地區統治者的喜愛，他們感嘆錢幣的設計、形狀和樣式，然後讓雕刻師照原樣製作——而雕刻師本人可能就是羅馬人，或波斯人，或印度人，或中國人，或就是學過造幣技術的當地人。這是一個相互聯繫、非常複雜、渴望交流的世界。
我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隨意塑造過去的歷史，但古代世界遠比我們想象的複雜，其中千絲萬縷的聯繫更不爲我們所知。如果把羅馬看成是西歐文明的祖先，我們就忽略了一個事實：它與東方緊密相連並在許多方面受到東方的影響。古代社會確實是我們今日社會的原始模板：充滿生機，競爭進取，成熟高效，精力旺盛。一個佈滿了城鎮的區域帶，形成了一條橫跨亞洲的鎖鏈。西方開始注視東方，東方開始注視西方。東西方共同增進了印度、波斯灣和紅海之間的交流溝通——古絲綢之路充滿了生機。
從由共和轉向帝制之日起，羅馬的目光就一直鎖定在亞洲，由此它擁有了自己的靈魂。對於君士坦丁來說——同樣也是對羅馬帝國來說——他們找到了上帝，而這種新的信仰同樣來自於東方。令人吃驚的是，信仰並非來自波斯或印度，而是來自一個不起眼的行省——三個世紀之前，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那裡的總督。
基督教義即將向四方廣泛傳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