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諾克斯・達西（William Knox D’Arcy）在倫敦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School）的同學中，幾乎沒有人想到他會在改變世界的進程中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尤其是在1866年9月份之後他都沒有回來上課。
威廉的父親在德文郡（Devon）陷入了某些不光彩的生意，致使他不得不宣佈破產，舉家遷往澳大利亞昆士蘭州（Queensland）的羅克漢普頓（Rockhampton），在這個寧靜的小鎮裡開始新的生活。他那十幾歲的兒子學習勤奮、成績出色，獲得了律師資格，不久之後便自己開業了。他生活舒適，逐漸在當地嶄露頭角。他供職於羅克漢普頓馬術俱樂部委員會，並且只要時間允許，就會去參加他所鍾愛的射擊運動。
1882年，威廉的運氣來了。三個叫摩根的人正在羅克漢普頓二十英里外的鐵皮山進行勘測，他們認爲那裡可能有個大型金礦。爲了籌集組建採礦公司的資金，他們找到當地的銀行經理，後者將他們介紹給了威廉・諾克斯・達西。諾克斯・達西受到回報前景的誘惑，與這位銀行經理和另外一位朋友成立了一個財團，投資了摩根兄弟的項目。
和所有的採礦公司一樣，當爲一夜暴富而投入的資金達到警戒線時，需要一顆冷靜的頭腦。不過摩根兄弟卻很快失去了耐心，花錢的速度讓他們寢食難安，於是他們將自己的股份賣給了三位投資人。可惜這是一個錯誤的賣出時機。這座後來被更名爲摩根山的黃金儲量，是澳大利亞歷史上最高的。那些被賣掉的股票價值漲了兩千倍，十年內的投資回報率高達2000%。諾克斯・達西擁有的股份超過三分之一，多於他的合夥人，他從澳大利亞小鎮上的一名律師一躍成爲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不久之後，他收拾行裝，帶着大筆的財富返回了英格蘭。他買下了位於倫敦格羅夫納廣場（Grosvenor Square）42號的一幢豪宅，還買下了與其財富相匹配的倫敦近郊的斯坦摩爾莊園（Stanmore Hall）。他改建了莊園，並且聘請由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創辦的莫里斯公司，用金錢能夠買到的最好的傢俱進行裝飾。他向著名畫家愛德華・伯恩・瓊斯（Edward Burne-Jones）訂購了一組掛毯（後者花了四年的時間才完成，足見其品質之精美），用它們來慶祝達西那堪比追尋聖盃的發財經歷再合適不過了。
諾克斯・達西十分懂得如何享受好日子。他在諾福克（Norfolk）租下了一個射擊會所，在埃普索姆（Epsom）賽馬場的終點處買下了一個包廂。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裡陳列着他的兩幅栩栩如生的畫像：在一幅畫像裡，他心滿意足地坐着，臉上掛着愉悅的笑容，龐大的腰身則證明了他對佳餚和美酒的熱愛；在另外一幅裡，他身體前傾，手裡夾着雪茄，似乎在和朋友分享他的商業冒險故事，身前還擺放着一杯香檳酒。
他的成功和驚人的財富使他成爲了摩根兄弟這樣的人尋求投資的目標。消息靈通的波斯官員安託尼・奇塔卜基（Antoine Kitabgi）經前英國駐德黑蘭公使亨利・德拉蒙德・沃爾夫爵士（Sir Henry Drummond-Wolff）的介紹，在1900年末結識了諾克斯・達西。儘管有着格魯吉亞的天主教背景，奇塔卜基在波斯的仕途卻一帆風順，經手的事情很多。他曾經多次試圖吸引外國投資以刺激經濟，並且就外國人進入波斯的銀行業和菸草的生產及銷售進行談判。
這些做法的動機不完全是利他主義或愛國主義，像奇塔卜基這樣的人知道，如果能達成交易，他們的人脈就可能換來豐厚的回報。這能夠極大地刺激倫敦、巴黎、聖彼得堡和柏林前來投資，那些地方的外交官、政客和商人們一直認爲波斯人的經營方式是不透明的，甚至是徹底腐敗的。該國的現代化努力成效甚微，而依賴於外國人管理軍隊或讓外國人佔據政府關鍵崗位的舊傳統導致了全方位的失敗。每當波斯看似向前走了一步，其實都是在倒退。
對統治精英的批評無可非議，但是他們長期以來所受到的訓練就是如此。波斯國王和他身邊的人就像被慣壞了的小孩子，他們學到的是，如果堅持得足夠久，就能從列強那裡得到報酬。因爲如果不掏錢，列強們在這一關鍵戰略區域的地位就會岌岌可危。1902年，國王穆扎法爾・奧丁在訪問英格蘭時沒有被授予嘉德勳章（Order of the Garter），而且他拒絕接受次一級的榮譽。他在離開時明確表示，他“非常不高興”。這促使高級外交官們極力說服英王愛德華七世，在波斯國王回國後將勳章授予他。不料卻還是發生了一個小意外，波斯國王這個“討厭的授勳對象”沒有儀式上要穿的及膝短褲——幸好一位機智的外交官發現了一個先例：曾經有人是穿着長褲授勳的。外務大臣蘭斯多恩勳爵在事後抱怨道：“這真是嘉德勳章歷史上的一個噩夢。”
事實上，儘管在波斯要做成任何事都得行賄這一點看似很低級，但是在許多方面，這些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穿梭來往於權力走廊和歐洲金融中心的波斯人，與古代長途跋涉進行貿易的粟特商人，以及在近代早期扮演着同樣角色的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並沒有什麼兩樣。區別只在於，粟特人不得不攜帶着他們要販賣的貨物，而他們後來的同行出售的則是服務和關係。由於回報豐厚，這些服務和關係被精確地商品化了。當然，如果沒有買家，毫無疑問事情會變得完全不同。但是，波斯地處東西方之間，憑藉阿拉伯半島的尖端連接着波斯灣、印度、好望角以及蘇伊士運河的入口，這意味着它會受到不計代價的追捧——儘管這些追捧的人都恨得咬牙切齒。
當奇塔卜基經由德拉蒙德・沃爾夫與被譽爲“最頂尖的資本家”諾克斯・達西接上頭時，他關注的不是波斯的菸草或者銀行業，而是礦物資源。諾克斯・達西是商議此事的完美人選，他之前曾在澳大利亞開採出黃金。奇塔卜基爲他提供了一個再來一次的機會：這一次賭的是“黑金”。
波斯有着龐大的石油儲量，這幾乎已經不是一個秘密了。古代晚期的拜占庭作家常常提到“米底亞火”（Median fire），很可能就源於波斯北部地表滲出的石油，它的破壞力與拜占庭人取自黑海地區的“希臘火”（Greek fire）不相上下。
19世紀50年代的首次系統性地質勘測顯示地下埋藏着豐富的資源，投資者獲得了一系列的特許權。從加利福尼亞的“黃金之州”到南非的威特沃特斯蘭德（Witwatersrand）盆地，當時的世界似乎要向那些受到發財前景吸引的幸運勘探者們敞開它的財富。保羅・朱利葉斯・德・路透男爵（Baron Paul Julius de Reuter）就是進入波斯的人之一，日後還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新聞社。1872年，德・路透獲得了在波斯全境開採煤、鐵、銅、鉛和石油的“獨家而明確”的特權，以及修建公路、公共設施和其他基礎建設項目的權利。
然而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這些特許權最後都落空了。當地人強烈反對這些授權，民粹主義者賽義德・哲馬魯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譴責道：“這實際上是將治理的權力交到了伊斯蘭的敵人手中。”正如一位最激進的批評人士所寫的：“伊斯蘭的疆域很快就會被外國人所控制，他們將在這裡爲所欲爲。”德・路透還需要面對來自國際上的壓力，這導致最初獲得的特許權僅在一年之後就被宣佈失效。
德・路透給波斯國王及其主要官員送上了大筆的現金作爲禮物，並同意從未來的利潤中再支付一定的授權費，作爲回報，他在1889年獲得了第二份特許權，准許他開採除貴重金屬之外所有的波斯礦產資源。然而，當在規定的十年期限內尋找可供商業開採的石油的努力失敗後，這一授權也失效了。據一位知名的英國商人描述，這裡的生活並不容易，“這個落後的國度沒有通信和交通設施”，而“來自波斯政府高層的毫不掩飾的敵意、反對和怒火”則使事情變得更糟。倫敦並未對此表示同情，一份內部的備忘錄指出，在這個地區做生意是有風險的，任何幻想着能像在歐洲一樣做事的人都是徹頭徹尾的傻瓜。該備忘錄冷酷地表示，如果希望破滅，“那都是他們自己的錯”。
然而諾克斯・達西還是被奇塔卜基的建議打動了。他研究了曾經在波斯勘探了近十年的法國地質學家的發現，並且聽取了博弗頓・雷德伍德博士（Dr Boverto
n Redwood）的意見——雷德伍德博士是英國一流的石油專家，寫過石油生產以及石油和其產品的安全儲存、運輸、配送和使用方面的指南。同時，奇塔卜基向德拉蒙德・沃爾夫保證，無須再重新進行任何勘測，他聲稱：“難以估量的財富源泉就在我們面前。”
諾克斯・達西的所見所聞使其有足夠的興趣與那些能夠幫助他贏得波斯國王特許權的人達成交易，比如曾經充當德・路透的代理人並在波斯人脈極廣的愛德華・科特（Edouard Cotte），以及奇塔卜基本人。諾克斯・達西同時還向德拉蒙德・沃爾夫承諾，一旦該項目獲得成功，他也會有報酬。接着，諾克斯・達西開始爭取外務部對該項目的支持，並及時地派出代表阿爾弗雷德・馬里奧特（Alfred Marriott）帶着一封正式的介紹信前往德黑蘭，着手進行談判。
儘管這封信沒有什麼實際價值，僅僅是請求給予諾克斯・達西任何可能需要的協助，然而在一個很容易誤讀信息的世界，外務大臣的簽名是個有力的工具，它暗示着諾克斯・達西的背後有英國政府的支持。馬里奧特好奇地觀察着波斯的皇宮。他在日記中寫道，寶座上“鑲滿了鑽石、藍寶石和綠寶石，旁邊還立着珠光寶氣的鳥（不是孔雀）”。他報告說，波斯國王是個“再好不過的目標”。
其實，真正的工作是由奇塔卜基完成的。據一份報告稱，他“以一種十分徹底的方式”——其實就是行賄的委婉說法——“確保了國王身邊所有大臣和侍從們的支持，甚至沒有忘記爲國王遞菸斗和咖啡的僕人”。諾克斯・達西被告知一切進展順利，波斯政府似乎很可能批准一個開採石油的特許權。
獲得書面協議的過程相當曲折。突然冒出來的看不見的障礙促使馬里奧特向倫敦發回電報，諮詢諾克斯・達西的建議，並請求授予他繼續花錢的權力。馬里奧特急切地表示：“希望您能夠批准，否則將失去機會。”倫敦的回覆是：“不要有顧慮，如果你的任何建議能夠使事情朝着對我有利的方向發展的話。”諾克斯・達西的意思是，他很高興他的金錢能夠派得上用場，並且願意將之用在任何可以幫助他達成目標的事情上。不過，還是很難說什麼時候會有新的要求，或者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承諾，以及誰纔是真正的受益者。有謠言說俄羅斯人聽到了關於此次秘密談判的風聲，但是後來又被誤導失去了線索。
接着，在馬里奧特參加德黑蘭的一個晚宴時，消息幾乎毫無預兆地傳來了：國王簽署了協議。諾克斯・達西獲得了勘探和開發權，他在正式手續中被描述爲“住在倫敦格羅夫納廣場42號的獨立個人”；作爲回報，他將在公司成立時支付2萬英鎊以及2萬股的股票，另外還有每年16%的純利潤作爲授權費。諾克斯・達西被授予了“爲期60年的，在波斯帝國全境勘探、獲得、開採、開發、運輸和銷售天然氣、石油、瀝青和石蠟等產品的特屬專有權利”。此外，他還獲得了鋪設石油管道，修建存儲設施、煉油廠、車站和油泵系統的專有權利。
隨後，一份皇家公告宣佈諾克斯・達西及其“所有繼承人、受讓人和朋友”都被授予“爲期60年的，在波斯土地深處自由勘探石油、打洞和鑽井的完整的、不受限的權利”，並請“這一神聖王國的所有官員”都去幫助這個享有“國王恩德”的人。他獲得了進入這個王國的鑰匙，接下來的問題是他能否找到那把鎖。
德黑蘭經驗豐富的觀察家們對此表示懷疑。英國駐波斯的代表亞瑟・哈丁爵士（Sir Arthur Hardinge）指出，即使“如他們的代理人所相信的那樣發現了石油”，後面還有嚴峻的挑戰等着他們。他接着說，需要記住的是，“無論是否埋藏着石油，波斯的土地上近年來遍佈着商業和政治計劃的失敗殘骸，因此誰有能保證這一最新的冒險行動一定能成功呢”。
俄國人對諾克斯・達西得到特許權的消息反應強烈。事實上，當波斯國王收到一封沙皇本人發來的電報，要求他不要進行授權時，俄羅斯人差一點就成功了。諾克斯・達西曾經十分擔心這一授權協議會讓俄國人感到不快，因此明確表示他獲得的權利中不包括波斯的北方省份，以免激怒俄羅斯這個強大的北方鄰國。而倫敦所擔心的是，俄羅斯將出於挽回損失的心理，對波斯國王和他的官員們更加慷慨。正如英國駐德黑蘭代表向蘭斯多恩勳爵警告的，獲得特許權也許會導致“政治和經濟上的不良後果”，如果我們找到了數量可觀的石油的話。很明顯，對波斯灣地區影響力和資源的爭奪正變得愈發激烈。
不過事態很快就平息了，主要是因爲諾克斯・達西的項目似乎註定會失敗。惡劣的氣候、衆多的宗教節日，以及鑽機和鑽頭不時發生的令人沮喪的機械故障，使得工作進展緩慢。另外還有人們因報酬太低、工作方式不合理和當地僱員太少等因素而表現出來的公開抵制，以及那些等着被收買的當地部落帶來的無止境的糾纏。耗資巨大而一無所獲，這讓諾克斯・達西十分焦慮。獲得特許權還不到一年，他就給鑽井隊發去電報抱怨道：“進度太慢！祈禱儘早完成吧！”一週後，他又發來一封急電，絕望地詢問他的首席工程師：“你找到地方打井了嗎？”工作日誌顯示，大量的管道、剷車、鋼板和鐵砧，連同步槍、手槍和彈藥從英國運來；1901年和1902年的工資單也表明，開支在不斷增加。諾克斯・達西一定覺得，他是在把錢丟到沙子裡。
感到不安的不只他一個，他那些在勞埃德銀行（Lloyds）的朋友們也同樣焦慮不已，他們對諾克斯・達西的透支規模越來越擔心，而他們原本以爲這個人有着花不完的錢。讓事情變得更糟的是，這樣艱苦的工作和高昂的成本卻不見任何成效：諾克斯・達西需要說服其他投資人購買公司的股票以緩解他自己的現金壓力，同時提供繼續勘探所需的資金。他的團隊不斷傳回好消息，並請求他批准一次大型的開採行動。
諾克斯・達西越來越絕望，開始爲他的特許權尋找潛在的投資者甚至是買家。他前往戛納與阿方索・羅斯柴爾德男爵（Baron Alphonse de Rothschild）碰面，後者的家族在巴庫（Baku）石油業中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行爲敲響了倫敦的警鐘，並且引起了英國海軍的特別關注。海軍大臣約翰・費希爾爵士（Sir John Fisher）堅信，海戰的未來以及對海洋的控制將從煤炭向石油轉移。他在1901年給一位友人的信中寫道：“石油燃料絕對會徹底改變海洋戰略。這是‘喚醒英國’的機會！”儘管沒有取得突破性發現，但是所有的證據都顯示波斯很有可能潛藏着大量的石油。皇家海軍非常希望獲得其獨家使用權，但是前提是必須防止這些資源的控制權落入外國人手中。
於是海軍部開始介入進來，並幫助諾克斯・達西與一家在緬甸成績斐然的蘇格蘭石油公司達成了協議。1905年，在簽署了一份每年向海軍部提供5萬噸石油的合同後，緬甸石油公司（Burmah Oil Company）的董事們同意買下更名爲康瑟森斯辛迪加公司（Concessions Syndicate）的大部分股份。他們這樣做不是出於愛國主義，而是因爲這是一個明智的多元化戰略，而且他們之前的優異成績能使他們吸引到更多的投資。儘管這讓諾克斯・達西松了一口氣，他寫道，“我不可能從其他公司獲得更好的條件了”，但是，一直持懷疑態度的英國駐德黑蘭外交代表在發回國的報告中嚴肅地指出，這並不能保證成功。找到石油是一個問題，對付那些無休止的敲詐勒索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家新公司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同樣沒有取得什麼進展。打下的油井出油很少，而勘探支出繼續吞噬着股東的資本。到了1908年春天，緬甸石油公司的董事們開始公開地談論是否要徹底從波斯撤資。1908年5月14日，他們給現場負責人喬治・雷諾茲（George Reynolds）——他被某個同事描述爲是用“實心英國橡木”製成的死腦筋——發出指令，準備放棄勘探行動。雷諾茲會將位於馬斯吉德蘇萊曼（Masjed Soleymān）已經建好的鑽井鑽到1600英尺的深度；如果還是沒有找到石油，他必須“放棄行動，拆除鑽井，儘可能地收回設備”，並且運送到可能讓它們發揮更大作用的緬甸。
當這封信已經在從歐洲到黎凡特再到波斯的郵路上週轉時，雷諾茲還是在堅持不懈，絲毫沒有意識到他離停工的日子已經不遠了。他的團隊繼續在岩層中鑽井，堅硬的岩石使得鑽頭都脫落了。鑽頭丟失在洞裡好幾天，最後終於被找到並重新裝上。5月28日凌晨4點，他們鑽到了主脈，噴涌而出的黑金
射向高空——他們終於成功了，而且是一個巨大的成功。
負責現場安全的陸軍中尉阿諾德・威爾遜（Arnold Wilson）用密電將這一消息發回英國。他寫道：“見《詩篇》第104篇第15節第2句。”——該節祈求上帝從土中得油，以潤人面。阿諾德・威爾遜告訴他的父親，這一發現將會給英國帶來難以置信的回報。也希望能回報那些工程師們，他們“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堅持了這麼久，還要忍受那些戴着高帽子的董事們”，他補充道。
1909年，控制着特許權的英波（Anglo-Persian）石油公司開始發售股票，蜂擁而來的投資者預測，馬斯吉德蘇萊曼的第一口油井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未來的收益會更高。當然，修建石油出口所必要的基礎設施，以及開鑽新油井和尋找新油田，都需要時間和金錢。讓事情順利進展並不容易，阿諾德・威爾遜抱怨說，他不得不花大量時間消除“含糊其詞的英國人與言不由衷的波斯人”之間的文化隔閡。他舉例說，英國人認爲合同是一份能夠在法庭上站得住腳的協議，而波斯人僅僅將其視爲一種意圖的表達。
儘管如此，一條輸油管還是很快就竣工了，將首個油田中的石油運輸至被選定爲煉油廠和出口中心的、位於阿拉伯河上的阿巴丹島（Ābādān）。波斯的石油抵達波斯灣，並在那裡被裝船運回歐洲，以滿足歐洲大陸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這條輸油管本身就具有很強的象徵性，它是未來亞洲交錯縱橫的輸油管網中的第一部分，這些輸油管網將爲古老的絲綢之路帶來新的表現形式和生命力。
麻煩隨之開始醞釀。石油的發現使得波斯國王在1901年簽署的那一紙條文成爲20世紀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奠定了一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企業的基礎（英波石油公司後來成爲英國石油公司），同時也帶來了政治上的混亂。協議的條款讓外國投資者控制了波斯王冠上的寶石，這使得當地人對外部世界的仇恨日益加深，並進一步導致了民族主義，最終體現爲現代伊斯蘭激進主義對西方更深層次的懷疑和排斥。試圖控制石油的野心將成爲未來許多問題的源頭。
在個人層面，諾克斯・達西獲得特許權是一個憑藉商業智慧戰勝逆境的故事；但是它在全球層面的意義，卻可以與哥倫布在1492年橫越大西洋發現美洲相媲美。征服者再一次掠奪了大量的寶藏和財富並運回歐洲。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密切關注着波斯局勢的海軍上將費希爾以及皇家海軍對石油的高度重視。當英波石油公司在1912年出現了現金流問題時，費希爾迅速介入，他擔心該公司的生意會被像荷蘭皇家殼牌公司（Royal Dutch/Shell）這樣的生產商獲得，後者以荷屬東印度羣島爲基地已經建成了相當規模的生產和運輸網絡。費希爾前去拜會當時的海軍大臣，強調將海軍戰艦的發動機由燃煤轉爲燃油的重要性。他宣稱，石油就是未來，它可以大量存儲，而且價格便宜；最重要的是，它能夠讓艦船跑得更快。他說，作爲常識，決定海戰的“首要因素是速度，它讓你能夠在你希望的時間、希望的地點，以希望的方式進行戰鬥”。它能讓英國戰艦比敵艦更勝一籌，並且在戰場上擁有壓倒性的優勢。聽完費希爾的話，溫斯頓・丘吉爾明白了他的意思。
改用石油意味着皇家海軍的威力和功效將被提升到“一個明顯的高度：更先進的艦船、更優秀的船員、更強大的經濟力量，以及更加緊張的戰爭形勢”。正如丘吉爾所指出的，這關係到能否實現對海洋的控制。此時，英國在國際上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歐洲或者其他地方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加，他們需要周密考慮如何建立並充分利用這一優勢。1913年夏天，丘吉爾向內閣提交了一份名爲《皇家海軍石油燃料的供應》的文件。他提出，解決方案是從衆多石油生產商手中提前買入燃油，甚至可以考慮直接“控股一些值得信任的資源供應商”。不過，隨後的討論並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僅就一點達成了共識：海軍部應保證範圍最廣、出產最多的石油供應地的安全。
然而過了不到一個月，事情又發生了變化。首相和他的大臣們現在相信，石油是未來生存的必需品。他隨即在定期彙報中告訴國王喬治五世，政府計劃控股英波石油公司，以保證“可信資源供應”的安全。
丘吉爾積極地推進他的事業。保證石油供應的安全不僅僅和海軍有關，它還能夠捍衛英國的未來。儘管他將煤炭資源視爲帝國霸業的基石，但相比之下，石油更爲重要。他在1913年7月告訴國會：“如果我們得不到石油，我們就得不到糧食、棉花，以及保持大不列顛經濟活力所必須的無數的商品。”我們必須爲戰爭做好儲備，但是不能指望公開市場，因爲投機商們已經使該市場成了“一個衆所周知的笑話”。
因此，英波石油公司似乎給許多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在前任海軍情報機構負責人、該公司特遣保衛部隊指揮官海軍上將愛德蒙・斯雷德爵士（Sir Edmond Slade）看來，英波石油公司的特許權“十分合理”，如果有充足的資金，它將有可能“成長爲一個龐然大物”。控制該公司，從而確保石油的供應，是上天賜予皇家海軍的良機。斯雷德認爲，當務之急是如何“以完全合理的成本”獲得該公司的控股權。
與英波石油公司的談判進行得非常順利，到了1914年夏天，英國政府成功買下該公司51%的股份，並獲得了該公司的經營權。丘吉爾在國會下議院的雄辯贏得了多數人的支持。英國的決策者、規劃者和軍隊感到十分滿意，因爲他們擁有了在未來的軍事衝突中將起到決定性作用的石油資源。僅僅十一天後，弗朗茨・斐迪南就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
在開戰後的一片混亂行動中，人們很容易忽視英國爲確保其能源需求所採取的措施。一部分原因是很少人能夠知道當時的幕後交易：除了買下英波石油公司的大部分股份之外，英國政府還簽訂了爲期20年的向海軍供應石油的秘密條款。這意味着1914年夏天出海的皇家海軍軍艦，在與德國軍艦的拉鋸戰中，能夠享受中途燃料補給的好處。以石油作爲燃料，使得英國人的艦船比對手的更快更好，但是最重要的優勢是它們能夠停留在海上。1918年11月，寇鬆勳爵在簽署停戰協議後不到兩週時，在倫敦發表了一次演說。他告訴聽衆：“協約國是乘着石油的波浪駛向勝利的。”一位法國議員領袖對此表示欣然同意。他說，德國對鋼鐵和煤炭過分關注，但是對石油的重視卻不夠。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同時也是勝利的血脈。
這的確說出了某些真相。雖然軍事歷史學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佛蘭德的殺戮場上，但在亞洲心臟地帶所發生的事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卻有着重大意義，甚至對戰後的影響更大。當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第一槍打響時，奧斯曼帝國正在考慮自己將在愈演愈烈的歐洲衝突中扮演何種角色。儘管蘇丹堅持認爲他的帝國應該置身事外，但他的官員們強烈建議，將帝國與德國的親密傳統升級爲同盟關係是最佳的行動方案。當歐洲列強忙於發佈最後通牒和彼此宣戰時，喜怒無常的奧斯曼帝國戰爭部長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聯繫了位於巴格達的陸軍總部司令，警告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很有可能與英國人開戰。”如果戰爭爆發，阿拉伯的領導人將站起來支持奧斯曼帝國在聖戰中的軍事行動；波斯的穆斯林民衆也將站起來反抗“俄國人和英國人的統治”。
在這種情況下，戰爭打響的頭幾周內，英國就從孟買派出了一個師去保衛阿巴丹，確保輸油管和油田的安全。之後，英軍又於1914年11月佔領了戰略重鎮巴士拉。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在升旗儀式上向當地居民宣告：“本地已無土耳其政府的殘餘勢力。英國旗幟在此地升起，無論在宗教還是世俗方面，你們都將享受到自由和正義的恩澤。”其實，當地的習俗和信仰根本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保證英國能夠獲得該地區的自然資源。
英國意識到其對波斯灣地區的控制十分薄弱，因而向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包括麥加的謝里夫（Sharīf）侯賽因（Ḥusayn）——提議：如果侯賽因“及大多數阿拉伯人”能夠支持英國對抗土耳其，那麼英國“將保障麥加酋長國的獨立和特權不受任何外來侵略勢力的影響，特別是來自奧斯曼帝國的”。這還不是最誘人的，作爲支持英國的回報，聖城麥加的守護者和古萊氏族（Quraysh）的成員、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Hāshim）的後代侯賽因，將得到一個帝國：也許現在該由“血統純正的阿拉伯人”在麥加或麥地那建立一個哈里發國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