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15世紀90年代的新發現而發生了變化。歐洲再不是環球事務的邊緣地帶，而是世界發展的驅動引擎。馬德里和里斯本做出的決策能影響到幾千英里以外的世界，如同當年從阿拔斯的巴格達、中國唐朝的洛陽、蒙古首都哈喇和林或中亞撒馬爾罕發出的號令一樣。如今是條條大路通歐洲。
這種局面讓有些人深感不快，其中最倒黴的莫過於英格蘭人。他們對手的財富在一夜之間多了數倍；更糟的是，黃金和白銀像下雨一樣落到西班牙的頭上，人們還說這是上帝的意願。此外，英格蘭和羅馬教廷的決裂也讓人備感絕望。一位16世紀的耶穌會會士寫道，“上帝將最高權力交到了西班牙國王的手裡”，西班牙的財富“是上帝的決定，主在按自己的意願安排各王國的存亡”。
言下之意，新教的統治者因背棄真正的信仰而理應遭到懲罰。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暴力和迫害行動波及整個歐洲。謠言說英格蘭即將受到軍事打擊，特別是瑪麗一世（Mary I）去世之後——在她的治下，英格蘭可能與羅馬教廷重歸於好，並服從教皇的權威。瑪麗的異母妹妹伊麗莎白一世在1558年繼位，她必須在兩方之間像走鋼絲一樣行動：一方是相互競爭的宗教遊說人士，另一方是對憤懣、失意、迫害忍無可忍的叛亂分子。作爲一個處在歐洲邊遠地區的孤立小國，英格蘭很難八面玲瓏地討好所有人。1570年，教皇皮烏斯五世（Pius V）在通諭《在至高處統治》（Regnans in Excelsis）中將伊麗莎白稱爲“徒有虛名的英格蘭女王，罪惡的僕人”，並威脅任何服從她或遵守她法律的人都將被開除教籍，於是人們不得不考慮到如何抵抗（不是來不來，而是何時到來的）進攻。
英格蘭爲皇家海軍投下重資，希望打造一支堅不可摧的艦隊來負責前線防禦。最先進的軍用船塢——如泰晤士河上負責設計和製造的德普特福德（Deptford）和伍立奇（Woolwich）——已經建成，同時還負責商船的改造。新型商船不僅載貨量更大，航行速度更快，續航能力更持久，還能搭載更多的船員和更強力的火炮。
造船大師馬修・貝克（Matthew Baker）是一個建築師的兒子。他用自己所學的數學和幾何原理爲伊麗莎白女王設計建造新一代的艦船，還發表了一篇題爲《古代英格蘭造船術概覽》的文章。這些技術被迅速運用到商業領域，英格蘭100噸以上的商船數量在1560年以後的20年間多了三倍。很快，新一代艦船就因其出色的航行速度、良好的操控性以及強大的作戰威力而備受關注。
英格蘭的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果。1588年夏天，西班牙從尼德蘭派出一支龐大的艦隊，準備全面入侵英格蘭。結果英格蘭人技高一籌，被打敗的西班牙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只好鎩羽而歸。儘管大多數敵艦是毀於觸礁和海上風暴而非英格蘭之手，但沒人懷疑英格蘭的海軍投資得到了豐碩的回報。
四年之後，英格蘭截獲了葡萄牙的“聖母號”（Madre de Deus）快船，更證明了它的海上實力。快船滿載着胡椒、丁香、豆蔻、烏木、掛毯、絲綢、布匹、珍珠和貴金屬，從東印度羣島駛往亞速爾羣島。這些約佔英格蘭平均年進口量一半的貨物，全都被拖至南海岸的達特茅斯港（Dartmouth）。王室和海軍不得不就如何分配戰利品展開漫長而痛苦的討論，尤其是在一些小型的貴重物品已經失蹤之後。
這類成功在增強英格蘭人自信的同時還鼓勵了大西洋及周邊地區越來越多的侵犯性行爲。英格蘭開始和歐洲任何與天主教教廷爲敵的國家建立聯繫。例如在16世紀90年代，伊麗莎白女王宣佈釋放被俘獲的西班牙艦船上做苦役的北非穆斯林，並給他們提供衣服、盤纏和其他必需品，然後護送他們安全回家。當1596年英格蘭人進攻加的斯港（Cádiz）時，還受到了北非穆斯林的援助——正如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開頭處所提及的。這樣的同盟實在是太過神奇，以至於一位當代學者將此描述爲一場由英格蘭人和摩爾人共同參與的反對天主教西班牙的伊斯蘭“聖戰”（jihad）。
爲了奪取西班牙和葡萄牙通往美洲和亞洲的新航道，英格蘭開始花大力氣與奧斯曼土耳其人搞好關係。當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在驚恐地觀望着土耳其人即將叩開維也納的城門時，英格蘭人卻在動其他心思。1571年，其他歐洲基督教國家組成了“神聖同盟”，共同攻擊位於科林斯灣（Gulf of Corinth）勒班陀（Lepanto）的奧斯曼海上艦隊，英格蘭並未參與。當勝利的消息傳遍歐洲，詩歌、音樂、藝術及紀念碑紛紛被用以表達獲勝的喜悅時，只有英格蘭無動於衷。
即便在此之後，伊麗莎白女王仍然諂媚地發出友好信件並將禮物送至君士坦丁堡的蘇丹，並收到“真誠的問候，無限的敬意，一支芬芳的玫瑰，源於純潔的信任和友誼”作爲回饋。英格蘭送出的禮物中有一款由托馬斯・達勒姆（Thomas Dallam）設計的樂器，並於1599年運抵君士坦丁堡。不過由於炎熱和潮溼，“所有的黏膠都失效了”，音管也在運輸過程中出現了損壞，這讓達勒姆嚇壞了。英國大使看了一眼，“說這東西連兩便士都不值”。好在達勒姆連夜趕工，修復了樂器，並最終讓蘇丹穆罕默德三世（Mehmet III）非常開心：達勒姆在爲他演奏樂器之時，他甚至撒出了金子，並且要送達勒姆兩名女子爲妻，“可以從蘇丹的妃子裡選，也可以由蘇丹爲他挑選兩個最好的處女”。
伊麗莎白女王對待蘇丹的策略是以土耳其進攻歐洲後帶來的機遇和前景爲基礎的。羅馬教皇一直在力勸基督教各國聯合起來以避免更多的損失，並嚴厲警告稱“如果匈牙利被征服，德國就會是下一個；如果達爾馬提亞（Dalmatia）和伊利里亞（Illyria）被征服，意大利就會遭到入侵”。英格蘭下決心自力更生，和君士坦丁堡建立友好關係。這看上去是個非常明智的外交策略，同時又能帶來貿易合作的前景。
因此，令人非常吃驚的是，奧斯曼帝國的英格蘭商人在正規貿易協議中得到的特權，比其他任何國家得到的都更爲慷慨。同樣令人吃驚的是新教徒和穆斯林交流時的措辭。比如，伊麗莎白女王在寫給奧斯曼蘇丹的信中就稱自己是“蒙全能上帝之輝煌……基督信仰最強大、最堅定的守護者，反對任何基督徒的盲目崇拜，反對任何借基督之名的招搖撞騙”。奧斯曼統治者同樣希望拉攏從天主教廷分裂出來的基督徒，他強調雙方在闡述各自信仰時的相似之處，特別是視覺形象方面。穆拉德（Murad）蘇丹在寫給“佛蘭德和西班牙的路德會教派成員”的信中說，在“不可信的所謂教皇”的衆多錯誤中，有一條就是偶像崇拜。多虧了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倡導者之一）追隨者們的努力，才“禁止了偶像、肖像及教堂鐘聲”。儘管困難重重，但英格蘭的新教徒們似乎能夠打開新局面的大門。
對奧斯曼帝國和伊斯蘭世界的認同逐漸擴散到英格蘭的主流文化當中。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摩洛哥親王在追求鮑西亞時就說：“不要因我的膚色而厭憎我。”觀衆們都知道，親王英勇作戰，曾爲蘇丹出生入死，絕對能配得上鮑西亞嗣女（象徵着伊麗莎白本人），而且足夠睿智，早就明白“並非所有閃閃發光的東西都是黃金”的道理。再如莎士比亞《奧賽羅》中高尚卻悲慘的主人公，一個威尼斯的“摩爾人”（很有可能是一個穆斯林），與他周圍那些僞善欺詐、雙重標準的基督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摩爾人不會輕易改變他們的志向”，該劇向觀衆傳達了這一信息，暗示穆斯林在履行承諾和簽訂協約時堅定可靠，因此他們是值得信賴的盟友。事實上，在伊麗莎白時代英國文學中，波斯也同樣以正常的、積極的、文明的形象出現。
與英格蘭正面描述伊斯蘭世界相對應的，是人們對西班牙帝國的尖刻態度。巴託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的作品便認爲西班牙征服新大陸是純靠運氣。這一作品靠着100年前德國活字印刷發明人約翰・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帶來的革命，以令人難以想象的數量廣爲流傳。印刷革命使得一些多明我會教士德拉斯・卡薩斯等人的論著能夠以低廉的價格快速傳播。正如同21世紀初的科技進步，只有快速信息分享技術的出現才能帶來真正的變革。
德拉斯・卡薩斯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爲這位教士對親眼目睹的美洲土著遭遇進行了細緻的描述。這部充滿令人髮指的殘暴細節的論著傳到了英格蘭，被譯作《西印度毀滅述略》。此書以全本或保留暴行描寫部分的刪節本的形式在16世紀80年代廣爲流傳，毫無掩飾地將西班牙人描述成大屠殺的兇手，將西班牙描述成一個嗜殺成性的帝國。譯者詹姆斯・阿里格羅多（James Aligrodo）在譯者序中寫道：“12萬、15萬或20萬條可憐的生
命”遭到屠殺。
殘暴的故事在歐洲新教徒間迅速傳播，讓人們看清了西班牙人是如何對待那些他們在心目中低他們一等的人的。人們自然而然會聯想到，西班牙人是天生的迫害者，無論對誰，他們都會十分殘忍；如果有人膽敢接近他們的本土，他們也將施以同樣的手段。這一結論在低地國家中引起恐慌。這一地區從16世紀末起就一直與西班牙爭戰不休，因爲後者一直在尋求向支持宗教改革的地區施加權威。極力倡導英格蘭人定居美洲的著名編年史家理查德・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西班牙人如何“傲慢殘暴地統治着西印度羣島”，將“和我們一樣會哭泣”、嚮往着自由的無辜平民變成了奴隸。換句話說，殘忍、暴力和迫害是西班牙帝國特有的行爲。英格蘭人是絕不可能做出如此令人可恥的舉動的。
然而這些都只是理論。事實上，對待蓄奴和暴力的態度比這些高談闊論更能說明問題。在16世紀60年代，英格蘭水手們不斷參與西非利潤豐厚的奴隸貿易。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甚至動用伊麗莎白女王本人的投資從事跨大西洋奴隸運輸，並從中大發橫財。霍金斯總結道，“黑人在伊斯帕尼奧拉島是非常受歡迎的商品，那裡的黑人數量可能會很快超過幾內亞（Guinea）海岸”，他和他的贊助者都更加願意從事這項貿易。可見，英格蘭的高層人士絕不會拒絕和新大陸的西班牙“暴君”合作，反而相處融洽。
久而久之，英格蘭強烈地意識到，在16世紀初巨大變革所帶來的機遇中，他們處於弱勢地位。宗教爭端和時機不當，使得這個國家成爲了全球強國西班牙的宿敵，他們很難從美洲財富的涌入或經威尼斯的紅海和陸地貿易中獲益。雖然對西班牙人的抨擊卓見成效，但這仍然無法掩蓋英格蘭人四處覓食還要爲殘羹剩飯感激不已的事實。理查德・哈克盧特寫道，多虧經濟不景氣而導致的長期失業，英格蘭“到處都是年輕力壯的勇士”。他問道，爲什麼不把年輕人組織到一起，創建一支能使“帝國稱霸世界”的海上力量呢？這一稱霸海洋的言論在當時看來頗具野心，但做做美夢似乎也沒什麼錯。
英格蘭人在南歐繁榮之時並未作壁上觀。他們也曾向四面八方派遣探險隊，試圖開闢新的商業通道，建設新的貿易、運輸和交流網絡。但是所有方向的探索都未帶來令人振奮的成果。16世紀70年代由馬丁・弗羅比舍（Martin Frobisher）指揮的探險行動旨在探索一條通往亞洲的西北通道，最終無果而歸。更令人尷尬的是，他們從今天加拿大地區帶回的大批“黃金”（被視作能與南北美洲其他對手相媲美的重大發現）結果卻被證明是假的。這閃光的金屬原來是白鐵礦（marcasite），俗稱“愚人金”。
災難還不止這些。通過巴倫支海（Barents）抵達中國的企圖最後以悲劇告終。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的艦隊在摩爾曼斯克（Murmansk）爲冬季的浮冰所困。所有人都凍死了，他們的屍體在第二年才被人發現。據威尼斯駐倫敦大使說，他們被凍成了“各種姿勢的冰雕”，有些人“是寫字的坐姿，手裡握着筆，嘴裡叼着勺子；還有人正在打開衣櫃”。
此外，爲獲取亞洲商品而與俄羅斯建立貿易聯繫的努力同樣深受阻礙。首先是英格蘭人抵達的時機不佳，正值伊凡四世（Ivan IV）最悲慘的時候；其次是由於16世紀的俄羅斯在亞洲的貿易活動本就有限，儘管貿易規模即將大幅擴展，但經由裡海的商道仍非常危險，即使是重鏢護衛的商隊都有可能遭遇強盜襲擊。
16世紀60年代，不少商人趁着各種機遇被派往波斯，這是英格蘭人試圖與那裡建立商業聯繫的最後一搏。商人們通常攜帶着伊麗莎白女王的外交信，希望建立友好交往和貿易合作。特使們向波斯國王請求商業特權，“真誠希望能與陛下帝國的商人建立商貿關係”。英格蘭急於獲取貿易許可，以至於商人們都被嚴格規定禁止談論宗教：如果有任何人問及國家未來的國教，最好的辦法是“以沉默避之，不予直言”。因爲在此之前，曾有虔誠的穆斯林東道主問及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相互優點，這讓新教徒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在歐洲，天主教和新教的競爭如此激烈，任何有關宗教的表述都至關重要，一旦出錯就可能被對手輕鬆擊敗。
至17世紀初，英格蘭已經不怎麼熱衷於效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成功方式了。爲了募集私有資金，新的貿易實體開始出現，其中首推1551年成立的“未知地區、領域及島嶼商業探險公司”。在該公司周圍還誕生了一系列關注不同地域的獨立新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俄羅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都獲得了皇家特許令，以確保它們在那些風險多、投資大的地區或國家取得壟斷地位。用未來的成功來激勵商人，成爲建立英格蘭貿易體系的新途徑，同時還能將政治觸角伸向遠方。
儘管有響亮的名稱、皇家的支持以及高遠的目標，但在最開始還是步履維艱。英格蘭仍處於國際事務的邊緣，而西班牙的中心地位卻越來越牢固。阿茲特克、西印度羣島等地用了幾個世紀才積累形成的地下貴金屬，在數十年間被搜刮殆盡、運往西班牙。一些沒有被發現或沒有被充分開採的礦區也被一掃而空，比如說波託西（Potosí），據說僅此一地就能爲西班牙王室提供每年100萬比索（peso）的產量。
西班牙的發現爲他們帶來了鉅額收入，但新大陸的財富也僅有那麼多。資源畢竟有限，比如委內瑞拉海岸的牡蠣灘，經過16世紀初短短30年內的上百億次捕撈，那裡的牡蠣所剩無幾。但西班牙人卻將這筆意外之財當成無底洞，他們把新取得的財富花費在一系列宏偉的建築上，如修建埃斯科里亞爾（El Escorial）壯麗的宮殿，還有投資永無休止的對抗所有歐洲勁敵的軍事行動。西班牙王室有一種強烈的意識，認爲自己必須擔當萬能的警察，在全世界發號施令，必要時還可以使用武力。西班牙發現，與新教徒和穆斯林的軍事對抗已不可避免。這將是聖戰（holy war）的新篇章。
如同早期的十字軍東征所示，聖戰對人力和財力的需求巨大，對皇家財政來說更是傷筋動骨。西班牙王室打算用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這有利於短期的野心行動，但顯然於事無補，而且日後的反作用會非常明顯，尤其是當局勢發生惡化的時候。財政管理上的無能只是失敗的一部分，真正的災難來自於西班牙最終無法支撐軍隊的開銷。16世紀下半葉，西班牙連續出現了債務拖欠的情況，至少有四次無法償還債款。這就像一箇中了彩票的窮漢在一夜間暴富，只知道將中獎的金錢揮霍在以前買不起的奢侈品上。
財富涌入的影響在其他地區同樣明顯。歐洲的物價因美洲金銀的流入而出現上漲，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不得不降低商品的購買量。持續的都市化進程使問題加劇，導致物價不斷攀升。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的一個世紀中，僅西班牙的糧食價格就漲了五倍。惡化的局勢逐漸影響到低地國家的行省和城鎮。這些地方都是西班牙帝國的領土，西班牙爲解決財政危機，加重了他們的稅收，從而引發整個地區的嚴重不滿。
歐洲北部聚集着衆多富有生產力的城鎮，安特衛普、布魯日（Bruges）、根特（Ghent）和阿姆斯特丹在14世紀和15世紀紛紛崛起，成爲連接地中海、斯堪的納維亞、波羅的海、俄羅斯以及不列顛羣島的貿易往來中心。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貿易渠道的開闢，自然促進了這些城市的繁榮和發展。這些城市後來都成爲全球商人的聚集中心，不斷積攢着自身的社會和經濟實力。人口的增長意味着必須有效利用周邊土地，不僅是要迅速增加周圍農田的產量，還要提高周邊地區的水利技術，如河堤和圍海大壩的建造，以確保每一塊土地都能被充分開發。低地國家各城市的迅速擴張和產量提升使它們成爲當時的利潤“蜜罐”。它們憑藉着大量的貿易稅收，再不輸於那些靠聯姻或繼承控制這一地區的西班牙人。
沒過多久，行省和城鎮的人們就開始對新近實施的懲罰性高額稅率怨聲載道，同時還對控制宗教信仰的做法表現出強烈的抵抗情緒。馬丁・路德和約翰・卡爾文（John Calvin）等人不斷強調着遠方統治者由來已久的腐敗問題以及個人精神獨立的重要性，這些思想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區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並幫助新教在這一地區生根發芽。經濟制裁加上宗教迫害激起了當地民衆的反抗，並最終導致1581年“烏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的出現：宣佈七省獨立，成立荷蘭共和國。西班牙立即採取軍事行動，並於1585年起對低地國家施行貿易禁運。這樣做的目的是想切斷各反叛行省的資源，迫使它們最終屈服。但正如以往一樣，經濟制裁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分裂派別無選擇，
只好繼續抵抗。他們唯一的出路是利用一切對他們有利的知識、技術和專長。轉敗爲勝很快就會到來。
在16世紀的最後幾年裡，局勢的變化爲低地國家提供了創造奇蹟的機會。西班牙的持續施壓導致了該地區大規模的向外移民。而隨着人口從北方向南方各省遷移，根特、布魯日、安特衛普等城市承受着某學者所謂的“移民涌入災”。幸運的是，貿易禁運確保了大量穀物和鯡魚被囤積，也就意味着食品供應開始變得充足並且價格低廉。儘管房租漲得很快，但大量的移民同樣推動了房地產業的繁榮，更使一大批試圖逃離西班牙人高壓統治的資深商人和專業人士走到了一起。
當貿易禁運在1590年被最終解除時，荷蘭迅速採取行動，趁着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因捲入歐洲其他戰事而應接不暇之機，一舉趕走了被派往當地維持秩序的西班牙軍隊。從軍事壓迫中解放出來的荷蘭人贏得了展示自己的機會，立馬投身到國際貿易當中，尋求和美洲、非洲及亞洲建立真正的貿易聯繫。
荷蘭人在建立自己的貿易渠道時有着明確的商業邏輯。將貨物直接進口到荷蘭共和國將能免去兩重關稅：一方面，運往北方的貨物無須再給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港口上繳關稅；另一方面，荷蘭政府將直接獲得進口收入，不必再經伊比利亞人之手，也就是說，靠着低地國家商業繁榮賺來的財富將不會被帝國野心或奢侈花銷所浪費。這同時還意味着快速的回報能被用於再次投資，形成高效的資金鍊，促進資金流動，無論是對個體商人還是新生的共和國都有好處。
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收到了可觀的回報。1597年，一支前往東方的遠征船隊凱旋，帶回來的貨物利潤率高達400%。投資商見到如此高額的回報率，紛紛出資相助，於是商業艦隊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僅1601年一年就有14支遠航艦隊駛往亞洲，同時每年都有數百艘貨船跨越大西洋從阿拉亞半島（Araya）運回海鹽。
這讓西班牙人深感憤怒，他們重新採取軍事行動並實施另一輪的貿易禁運。著名哲學家、大律師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說，這隻能使荷蘭人更加堅定地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與其在威脅和壓力面前後退，還不如儘快投資建立一個貿易網絡，以此強化自身軍事力量和獨立地位——生死存亡在此一舉。
荷蘭成功的關鍵在於高超的造船技術，特別是淺吃水的船體設計，能讓船隊在北海和淺港順利航行。自16世紀50年代起，英格蘭人開始建造高速、牢固的艦船，同時荷蘭人也在開發更易操控、運載量更大、所需操作人員更少的航船，以便降低航行成本。這些帆船名叫“福祿特”（fluyt），它的出現爲商業用船樹立了一個新標杆。
荷蘭人在出航之前做足了準備。與他們的歐洲前輩在跨越大西洋、繞過好望角之前的一無所知不同，他們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怎樣實現目標。一些人像是果阿大主教的秘書讓・哈伊根・範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花費了畢生精力考察亞洲的貿易通道、港口、市場和地理情況，著成《航海記》（Itinerario）等作品，爲前往東方的人們提供了詳盡的指南。
其他資料同樣對東方旅行很有幫助。比如說到地圖繪製，荷蘭在當時就處於世界領先地位。16世紀80年代，盧卡斯・揚鬆・瓦格赫納（Lucas Janszoon Waghenaer）繪製的地圖精準詳細，被當時的歐洲人認爲是不可或缺的精品。這張地圖包含了東印度羣島和加勒比海地區準確、最新、詳細的信息，在17世紀初就爲當代導航領域確立了標準。
還有一些文獻能夠說明當時荷蘭商人在旅途中可能遇到的奇怪詞彙和語法。最早的語言學家之一弗萊德里克・德・霍特曼（Fredrik de Houtman）於1603年出版了他的《荷蘭馬來語詞彙語法辭典》，他曾被蘇門答臘的蘇丹關押在亞齊（Aceh）的監獄中，並從獄卒那裡學會了馬來語。16世紀前往亞洲的商人們均認真學習這部辭典中所收入的詞彙。他們還將一些常用的詞彙和短語從荷蘭語翻譯成馬來亞拉姆語（Malayalam）、馬來語、比沙鄢語（Bisayan）、他加祿語（Tagalog）、泰米爾語（Tamil）以及其他語言。
荷蘭人在17世紀成功的關鍵是知識和勤奮。荷蘭人認爲，若想成功就不能像英格蘭那樣，利用皇家特許權將利益侷限於一個小集團中，他們相互勾結，用壟斷方式保護自身的地位。相反，荷蘭採取的方式是大規模集資，將風險分散到儘可能多的投資人身上。儘管各行省、城市和個體商人之間存在敵對和競爭，但沒過多久，這種整合各方資源的手段就被證明是一種最有效、最強力的建立貿易的途徑。
1602年，聯合行省政府創立了一個單一的亞洲貿易公司，並認爲這一定會比每個單獨個體的總和更爲強大、更具實力。這是一項壯舉，不僅緩和了各派之間的衝突，還使許多參與投資者相信，將來的利益不但能得到均衡分配，而且還能把蛋糕越做越大。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以及隨後不久在美洲成立的姊妹公司西印度公司（West-Indische Compagnie）的創建過程，均可作爲建立世界級跨國企業的教科書。
荷蘭人採用的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儘管有些人，像是西印度公司的財閥兼創建者威廉・烏塞林克（Willem Usselincx），主張在還沒被定居的部分美洲地區上殖民，並且制訂了一個明晰的計劃。但荷蘭人的目標並不是同其他的歐洲對手競爭——比如在果阿那樣，葡萄牙人、威尼斯人和德國人爲了利益擠破了頭——而是要取代他們。
人們首先將目光轉向了香料羣島。在那裡，孤立無援的葡萄牙人於1605年被荷蘭人驅逐而出，而這只是荷蘭人控制東印度羣島整體計劃中的一部分。隨後的幾十年間，荷蘭人不斷鞏固自己的地位，並在巴達維亞（Batavia）建立了基地。巴達維亞是羅馬帝國時代對低地國家定居者的一種正式稱呼，在今天，這裡被稱爲雅加達（Jakarta）。
爲了確保各貿易站點與本土之間的交通路線都能安全暢通，荷蘭人動用了軍事力量。儘管荷蘭人在某些地區（比如澳門和果阿）仍顯薄弱，但他們在17世紀的確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很快，遭到荷蘭人包圍的不僅是海外的歐洲人，就連歐洲本土各君王的那些戰略要地和經濟重鎮都深受威脅。在控制了馬六甲、科倫坡（Colombo）、錫蘭和科欽之後，荷蘭人又於1669年將馬卡薩蘇丹國（Macassar，今印度尼西亞）定爲了下一個目標。馬卡薩是建立亞洲香料貿易壟斷的關鍵之地。攻克之後，荷蘭人將它更名爲新鹿特丹，接着（像其他被征服的城市一樣）建造了一座大型堡壘，以此警告對手不要覬覦這些地方。收藏於海牙國家檔案館的一幅地圖詳細描繪了荷蘭在東印度羣島確立地位後，建立了蜘蛛網般的貿易路線和據點。
這一商業模式還被用在了其他地區。隨着荷蘭的黃金貿易以及向美洲運送人口的奴隸貿易的增長，其他對手均被擠出了西非。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新建的貿易據點，比如位於今天加納的拿騷堡（Fort Nassau）。葡萄牙人也失去了根基，比如加納海岸的艾爾米納（Elmina）就在17世紀中葉落入了荷蘭人之手。荷蘭人在加勒比海和美洲也取得了巨大收穫，至17世紀40年代，荷蘭人已經佔據了跨大西洋船運中的主要份額，而且基本控制了整個的蔗糖貿易。
荷蘭本土也迎來了轉型。那些最初投資遠航貿易的人都賺了大錢，新的財富開始讓更多的人獲益。萊頓（Leiden）和格羅寧根（Groningen）建立了新的大學，在贊助商的慷慨支持下，學者們可以潛心拓展學科研究領域。一些新生的資產階級熱衷於炫耀自己的財富，於是藝術家和建築師也開始紛紛涌現。在最繁榮的時期，人們甚至可以在阿姆斯特丹看到許多從水中建起的豪華建築，與幾個世紀前在威尼斯出現的情形一模一樣。阿姆斯特丹的約丹區（Jordaan）是圍海造田的成果，凱澤斯赫拉赫特（Keizersgracht）運河上建有房屋，運河周邊還有着衆多的工程和建築奇蹟。
絲綢之路的影響開始體現在藝術品當中。陶瓷業在哈勒姆（Haarlem）、阿姆斯特丹、特別是代爾夫特（Delft）蓬勃興起，其工藝、外形、設計和手感都深受東方進口商品的影響。中國瓷器最爲搶眼，這種青花瓷在幾個世紀前就由波斯灣的陶藝師開發出來，之後流行於中國和奧斯曼，它們頗受歡迎，連荷蘭陶器業都以之作爲特色。這些模仿不僅僅是向東方工藝致敬，更是爲了讓自己融入到環球物質文化的大潮流中，正是這股潮流將北海和印度洋與太平洋聯繫到了一起。
（本章完）